日朝关系的发展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与朝鲜半岛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天然的地缘关系决定朝鲜半岛对于日本亘古至今战略意义不减，而保持着某种“特殊”关系。二战之后，日本结束了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被迫退出。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又被人为地分裂为北南两部分，建立起两个性质不同的政权。新的形势使日本对朝鲜半岛关系的处理进一步复杂化。其中，对北部朝鲜的关系处理，半个世纪以来起伏跌宕，至今仍未实现正常化。进入新千年以来，以北南高峰会晤为标志，朝鲜半岛的北南关系及其对东北亚四大国关系和大国之间关系正在发生着新变化。在此格局之中，日朝关系发展前景如何，值得关注。
一、日朝关系发展的“五起四落”
半个世纪以来，日朝关系发展起伏跌宕。就其沿革，大体可概括为“五起四落”。
（一）70年代第一次的“起落”
70年代之初，尚在冷战体制之下，以中美、中日关系的先后解冻为契机，对峙的朝鲜半岛也出现了初步的缓和气氛。 乘此良机， 日本于1971年由党派议员成立了一个“日朝友好促进议员联盟”，以此名义向朝鲜的“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发出接触信号，首开对朝关系探讨之先河。朝鲜很快给予了回应，朝鲜所以能够回应，是因为早在1955年时为朝鲜外相的南日曾提议过开展朝日邦交正常化探讨之主张。只是由于日本的拒绝才使日朝的接触推迟了十多年。1972年日本成立了“日朝进出口商社”，赋予其对朝发展贸易关系窗口的作用，而实现了战后日朝关系发展的第一次“之起”。这是冷战气氛中日本探讨对朝接触的首次尝试。当然，冷战气氛中，日朝之间的接触只能流于形式而不了了之。
（二）80年代的第二次“起落”
与世界冷战气氛的进一步缓和相伴随，70年代末期朝鲜半岛冷战气氛略有降温，日本对朝敌视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具体体现在其法务相古井的一次讲话中。其讲话着重指出“日本视北韩为敌的时代过去了”。这样，由经团联会长稻山嘉宽发起，于1980年成立了一个旨在扩大日朝贸易的“东亚贸易会”。这可视为日朝关系发展的第二次“之起”。但好景不长，在1983年由于日本“富士号船舶”事件的发生，使稍有起色的双方关系再度紧张，回落到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
（三）90年代初的第三次“起落”
80年代末期，冷战体制的解体进一步转变了日本的对朝敌对观念，其表现是在其首相竹下登1989年3 月的一次讲话中开始使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称呼， 并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表示遗憾。 在此气氛下，由自民党头面人物（前副首相）金丸信和社会党副委员长田边城为团长的代表团于1990年9月访问了朝鲜。期间， 三次会见金日成主席，与朝鲜劳动党发表《三党联合声明》。这是战后以来日朝关系发展的第三次“之起”，亦是45年来两国执政党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在此基础上，两国从1991年1月起至1992年11月，先后进行过8次建交谈判，谈判内容涉及到日本对朝赔偿、双方经济合作、以及朝鲜接受核检查等问题。谈判中因双方对某些问题歧见较大，而使谈判无果而终。后又以朝鲜“退出核不扩散组织”、“绑架日本妇女”事件为由，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再次回到冰点。
（四）90年代中期的第四次“起落”
1994年由于朝美核框架协议的达成而使日朝关系枯木逢春。1995年3 月日本主要大党组成联合代表团访问平壤，与朝鲜劳动党共同签署了《关于恢复日朝邦交的协议》，协议呼吁“为清算不幸的过去和尽早实现邦交正常化做出积极的努力”，这为双方重开邦交正常化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可视为双方关系发展的第四次“之起”。这样，在1996年的3月和12 月双方在北京进行了外务部课长级接触，同年，日本向朝鲜提供了60万吨谷物援助。翌年8 月，双方举行了旨在为恢复谈判的预备会谈。11月，由自民党总务会长森喜郎为团长率联合执政党三党代表团访问朝鲜，与朝鲜就尽早恢复关系正常化谈判进行了讨论，并就两国有争议的关于在朝日本妇女回乡省亲问题达成协议。然而，由于1998年8月3日朝鲜发射的人造卫星（日本称导弹）飞越日本上空，而使日本敏感的安全神经骤然紧张。日本以导弹发射为由，停止了为恢复与朝鲜外交关系正常化而举行的谈判， 延缓了签订对“朝鲜能源开发机构（K EDO）”10亿美元的资助，停止了对朝食品援助，取消了飞往平壤的运输航班， 冻结了日本国内向朝鲜的汇款。稍后， 又因朝鲜间谍船入侵日本海事件，使僵化的两国关系雪上加霜。
（五）新千年之初的第五次“之起”
世纪之交，朝鲜半岛进一步走向缓和。1999年12月，日本组成超党派议员团访问朝鲜，双方就改善和发展双方关系达成三项原则，并举行了邦交正常化的预备会谈。而且，为创造谈判气氛，日本政府宣布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向朝鲜提供10万吨大米，并决定不把“绑架日本人事件”纳入4月份关系正常化谈判议题，借此来突破双方僵持局面。在此基础上， 日朝之间于2000年4月和8月先后启动了关系正常化的第九次、 第十次正式谈判，使一度中断的日朝关系发展进入又一个新阶段。此可视为其双方关系发展的第五次“之起”。两次谈判从过程上看，不否认双方为使谈判达成协议，并得以继续均曾煞费苦心。尤其是8 月份的第十次谈判中在“清算过去”问题上，双方较以前立场均表现出有所让步。此两次的谈判，尽管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双方都没有把门关死，为日后的谈判得以继续留有了余地。
二、日朝关系“起落”缘由分析
众所周知，国家利益是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动因。这里如果把利益刺激理论应用到日本对朝政策中来，考察其两者关系的变化，不难发现朝鲜对于日本的战略意义具有两面性。即当朝鲜半岛形势与日本利益需求一致时，不仅有利于其周边安全环境的稳定，且有助于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反之，如果半岛形势发展有悖于其利益，并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日本便会将之视为一种“现实的威胁”。此种利害攸关的地缘战略地位和由此而带来的利害刺激的双重性决定了日本对于朝鲜关系的发展必然是起中有落、落中有起。这里从起落两个侧面略做具体的分析。
（一）“起”之缘由分析
相互毗邻的关系决定了日本无论如何都不可小视对朝关系的发展，这里概括为四点：
第一，国家安全战略需要。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地理位置的邻近性决定了日本一直把朝鲜半岛视为自己的“生命线”。引用日本战略家所言：“从地理位置来看，朝鲜半岛宛如从亚洲大陆伸来的一把匕首，直刺日本列岛的侧腹。因此，在朝鲜半岛上有一个同日本保持政治策略紧密关系的稳定势力，是日本国防所必需的重要条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冷战年代，日本视韩国为对抗北方力量的“缓冲国”。冷战结束后，凡有关朝鲜半岛局势的任何问题，无论是核武器问题还是导弹试射问题，还是半岛的和平统一进程加快问题，日本都将之视为事关安危的重大问题而高度关注，并将之纳入到双边关系的处理之中。
第二，经济利益驱动。日本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着其对海外有着巨大的市场依赖性，朝鲜经济的后发性也决定了其对海外资金、技术具有迫切的需求性。事实上，自7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是朝鲜的贸易伙伴中的重要一员。有资料统计，截止90 年代后期， 朝鲜与外国企业签署的160余项合同中，日本竟占92.4%，位居首位。 但由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而使得合同的执行遇到了诸多困难，影响着日本对朝鲜市场的占领。确保朝鲜成为自己稳定的市场是日本始终梦寐以求的目标。
第三，政治大国目标使然。日本凭借经济大国之实力，从80年代中期开始加大了政治大国化的战略目标。日本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有助于改善其在亚洲国家中的形象，消除“战败帝国”的“残余”，取消联合国有关“战败国”条款，并最终实现世界一流政治大国的目标。由于朝鲜半岛素有大国利益平台之喻，与朝鲜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意味着日本争取到了在半岛问题上的发言权，进而也就具备了主导亚洲事务的资格。可见日朝关系改善已成为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而必须跨越的门槛之一。
第四，权衡利弊，也需要发展对朝关系。对朝鲜半岛的南北统一进程加快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家实力增强和民族主义复兴要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日本对于朝鲜，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都把朝鲜视为其最直接的威胁，甚至不希望有朝鲜这样一个国家存在”。更有一些人认为，较之朝鲜的存在，朝鲜半岛的统一对日本构成的挑战会更大。权衡了利弊或“两害相权取其轻”，即使不情愿也不希望朝鲜尽快垮台，而希望朝鲜半岛保持分治局面。正如日本学者所主张的：“日本对朝韩开展等距离外交，尽可能地控制朝鲜半岛的统一节秦，保持半岛局势的稳定，最符合日本的利益。”这或许是日朝关系即使出现冷淡也能转热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落”之原因考察
从理论上讲，日本对朝鲜的关系正常化努力如能持之以恒，其目标并非不可能实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又导致日本在朝鲜半岛习惯于奉行“双重性”战略，扮演“两面人”形象，进而决定了日本对朝关系的处理常常陷入难以自由发展的怪圈。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来自两点：
第一，要看美国的眼色。众所周知，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格局变动中一向有着较深的介入，而日本与美国又有着特殊的关系，这就使日本在半岛问题上不可能充当主要角色，陷日朝关系发展于美朝关系演变的制约之下。换而言之，就是日朝关系正常化直接或间接地受美朝关系正常化的牵制。而美国的半岛政策，虽然有时表现为替日韩两个小兄弟说话，但在两者之间更多地倾向于韩国，而使日本在发展对朝关系上不得不看美国眼色行事。朝鲜《劳动新闻》曾发表评论指出：“从历史上看，日本在朝日问题上，从来就没有自主性和主见，只是随声附和，忘记了日本的国家利益。正是日本的历代当政者的这种政治姿态，才使试图改善朝日关系的日本有先见之明的政治家的努力化为泡影。”朝鲜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
第二，顾及韩国的态度。日朝关系表面上与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无大差别，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这是因为在日朝之间有一个韩国因素存在。韩朝虽为两个国家，却本为同一民族，在两者关系演变的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对于第三者有着不同的要求。韩日虽然较早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韩国对日本发展对朝关系，既担心日本对朝关系过密，出现“越顶”现象，又担心日本对朝采取过激行为而影响其半岛政策的实施。由于日本与韩国有着特殊的关系，而使得日本对韩国关于其发展对韩关系的态度不可能置若罔闻。
仅从以上两方面不难看出，日本对朝政策虽然是其国家利益的反映，但这一政策本身所固有的两面性特征却使其在实施过程中面临重重困难。日本想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却不能过火。日本必须对朝鲜有所防范，而防范措施又不能过度，也就是说，日本对朝政策的两个方面都不可能“自由发展”其正常化步伐。
三、日朝邦交正常化前景展望
战后以来日朝关系发展的“前四起”以“四落”而告终，那么，进入新千年的第五“起”，其前景又将如何呢？不排除由于外部环境的更加宽松化而相应增大了的日朝关系发展的游刃空间，但只要日本不改变把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的政策取向，从结论上谈起，其结局看似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这里所说的外部环境，是指美国对日本改善对朝关系牵制力的放松和朝鲜半岛北南紧张局面的明显缓和。
美国的对朝政策以1999年上半年前国防部长佩里访朝为转折，一改以往“强硬”的一面，转而强调“温和”的一面。这是美国经过一段与朝鲜艰难交涉之后而取得的认识，也是出于提高自身干预力的策略。于是美国一方面许诺把朝鲜从“黑名单”中删除，一方面加强了包括韩日在内，借助盟国力量实现其半岛战略利益的灵活性政策。美国“与上次不同，这一次美国对日朝改善关系不仅不反对，反而还持鼓励态度。”美国这一态度的转变，无疑是为日本对朝半岛政策开了绿灯。韩国对日本发展对朝关系的态度有一个从反对到支持的转变过程。初期，韩国认为日朝接触有违于《日韩基本条约》中的规定，日本承认“韩国政府是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府”。直到1995年日本向朝鲜提供30万吨大米和50万美元水灾援助之举动，韩国舆论指责说：“日本不是在帮助半岛统一，而是继续实施双重外交手段，以使南北分裂永久化。韩国坚决反对日本的越顶外交。”韩国态度转变是从金大中总统上台后开始的。金大中在其1998年2月25 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支持北朝鲜同美国和日本等韩国的友好国家进行交流”。这可堪称为韩国对日朝关系做出的“权威保证”。1998年6月， 金大中总统在访美时的一次谈话中又提到“希望看到日本与北朝鲜的关系得到改善”。他认为，如果这些关系得到改善，就会导致北朝鲜发生变化，并带来北朝鲜的开放。
综合上述客观因素，对于致力改善日朝关系的日本而言，较之以往在外部环境上无疑是更加宽松了。可以预见日朝关系正常化步伐将会有所加快。但能否就此认为日朝关系会很快得到改善呢？我的看法是并不尽然。原因在于在日朝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尚存一系列因素影响着日朝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这些因素包括：
（一）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现实使其对朝关系的发展难以走得过快 日本政治一直处于不甚稳定的状态。被誉为有责任感的小渊内阁因其突然病逝，使人们寄其改善与朝鲜关系的期望化为泡影。新上任的森喜郎，不支持率已上升到60%以上，是否有能力解决如此复杂的日朝关系问题值得怀疑。而且，目前日本经济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萧条之中，与其金融体系的崩溃一起，把日本政府的注意力都吸引到经济领域，改善日朝关系的施政重点相对减弱。日本对朝援助支援KEDO，都要以相应的经济代价为前提，关系正常化步伐一旦加快，对朝鲜的战争赔偿则会进一步加重日本的经济负担。
（二）日本政府仍然坚持以朝鲜核开发问题的彻底解决作为日朝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
朝鲜核问题的解决是由美国主导，并已形成了一个框架协议，如果各方在执行这一协议上有反复，势必影响到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给日朝谈判进程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尽管美韩均为日本发展日朝关系开了绿灯，但日本政府十分清楚在半岛问题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美国和韩国
美韩内心并不希望日朝关系正常化走在自己之前，而日本政府也仍在坚持着与美韩保持一致的政策取向。这样，美韩对朝关系改善的进程将直接左右着日朝关系的进展程度，使日朝关系进展随美、韩对朝关系步伐亦步亦趋。
（四）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也将直接影响着日朝关系正常化进程
至今，日本国内有些人仍把当年军国主义侵略朝鲜说成是“合并”，认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朝鲜也带来了某些开发型经济效益。日本右翼势力的这种美化侵略、为殖民统治翻盘的做法，势必给双方消除历史隔阂带来负面作用，延缓关系正常化进程。
（五）朝鲜对朝日关系处理一直坚持“清算过去”的立场
日本不清算过去，朝日邦交就很难实现正常化。近来朝鲜不仅强调了日本赔偿数额，而且更加强调了赔偿方式，即不仅要求赔偿，而且要求在世人面前公然地进行赔偿。这一事关日本体面的问题，不是短期内可以得到圆满解决的，从而直接影响着日朝关系的进程。
（六）日本把对朝关系发展与美韩对朝关系进程挂钩，而朝鲜也会把朝日关系进程与对美韩关系挂钩，但这种挂钩，带给日朝的作用并不一样
朝鲜对美韩关系更加趋缓，带给朝鲜的是谈判砝码的增重，而带给日本的则是陷日本于更加被动的局面。
总之，笔者认为， 在可预见的阶段内，日本如若不把对朝政策做一番战略性调整，仍坚持原有的政策框架，其对朝关系发展就很难摆脱“起起伏伏”局面，邦交正常化目标也将可望而不可及。
四、日朝关系正常化之意义
中国高度评价日朝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认为日朝关系正常化不仅对日朝各国，包括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均有其积极意义。
（一）对于日本而言，可取“一石三岛”之利
在经济上能够抢占朝鲜市场，利用朝鲜廉价劳动力从事加工工业生产和资源开发，纳朝鲜为自己的投资场所，把日朝关系转变为对日从属关系，这于市场狭小、资源较少的日本来说是梦寐以求之事；在政治上，日本实现了对朝关系正常化，意味着“日本战后处理”的最终完成，改善显然被中、美、俄落在后面的对朝关系，从而为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实现政治大国目标创造必要条件；有利于日本维护自身周边安全。
（二）于朝鲜而言，可取得经济赔偿外交示范效应
在经济上能够争取到日本的战争赔偿和投资资金以及援助，以尽快缓解国内经济困境，恢复经济活力。这是因为已有意向传说，日本将向朝鲜提供大约50～10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此笔巨额资金果能落实，对于朝鲜经济崩溃无疑可起到抑制作用。而在外交上，建交本身相对于朝鲜而言，既是国际生存空间的扩大，同时还可借此产生一种“示范效应”，扩展对其他国家关系的改善进程。
（三）对东北亚地区而言，意味着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重组
日本对朝关系一旦改善，将会进一步增大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使日本能够与美、中、俄大国“平起平坐”，在东北亚秩序重组中占据有利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