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地理学论文,研究进展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1-06
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各种人文现象与人类活动发生发展过程、动态演化特征及其地域分异规律的科学，其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1]，研究领域包括人地关系论、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民族地理学、军事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等多门分支学科。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伴随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人文地理学一系列特色分支学科如人地关系论、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行为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民族地理学、宗教地理学、医学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等蓬勃发展，在理论研究、方法创新和实践应用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展现出美好的发展愿景。鉴于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顺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潮流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相对独立的学科，本文重点总结人地关系论、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等特色分支学科和新兴分支学科的发展现状、研究进展及未来发展展望。
1 人文地理学学科取得的重要进展
从人地关系论、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5个方面，总结人文地理学学科发展取得的重要进展如下。
1.1 人地关系论作为人文地理学研究核心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
人地系统是地球表层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2]。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始终被视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与核心[3]。从古代“天人合一”的协调思想演进到近代的人地关系协调思想，再升华到现代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演进主线基本围绕人地关系和谐这一核心伸展。特别是近年来，伴随全球性人口、资源、经济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开展人地关系研究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和紧迫，人地关系系统的性质及人地关系理论内涵在演进中不断深化，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资源节约型经济、环境友好型经济等等都是新形势下人地关系理论的具体实践形式，充分体现出人地关系论在指导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重大作用[4]。
(1)以全新视角研究人地关系，从哲学思辨转向理性升华，是近年来人地关系研究出现的新动向。近年来一大批学者分别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环境学、管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不同层面，和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知识经济和信息化、全球化等不同切入点思考人地关系的本质与内涵、基本特征、客观规律和学科分支等问题，实现了人地关系研究视角由单源切入向多源转化，从哲学思辨转向理性升华的转变[5]。
(2)新型人地关系理论不断出现，正在逐步形成理论体系。近年来，一大批致力于人地关系研究的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系列人地关系研究的相关理论，包括人地系统优化论、人地关系异化论、人地关系辨证论、人地太极图论、人地关系冲突论、人地关系危机论、人地关系错位论、人地关系协同论、人地差异协同论、人地协调共生论、人地协调阶段论、人地关系构型论、天地人系统论和人地关系分形论等。这些理论从正反两方面诠释人地关系的本质与内容，促使中国人地关系的研究正在逐步形成理论体系[6]。
(3)人地系统研究的新方法与新手段广泛应用于解决国家及区域发展问题。随着新型人地关系理论的不断出现，与理论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体系趋于多元化，定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与数学模拟方法、系统集成研究方法、人地系统的动力学模拟方法、非线性人地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3S技术研究方法、综合集成方法、制度创新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人地系统的研究与区域发展的实践应用中[7]，解决不同时空尺度的国家、城市与区域发展问题及不同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1.2 文化地理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并在向新文化地理学转化
近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生态、文化整合和文化景观5大主题，随着学科的发展，一些学者将欧美新文化地理学研究引入国内文化地理学界，开拓了更广阔的文化地理学研究视野。取得的主要进展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8]。
(1)开始进一步挖掘文化景观背后的多重意义。中国文化地理学者研究除继续关注聚落、建筑、农田等物质文化景观外，还关注地名、饮食、音乐、美术、摩崖石刻等非物质文化景观，开始挖掘这些文化景观的多重意义[9]，寻求文化多样中的一致性，透过物质景观表象探寻其背后的抽象文化，识别文化基因和文化“遗传”因子，解读内含的深层次文化理念。
(2)尝试解读电影、小说、建筑等“文本”所表征的地方文化特征。文化地理学的索尔学派主要研究生计文化层面的景观，例如谷仓、加油站等，通过这些景观在地表的分布来反映某种生计类型的空间分布。但新文化地理学者开始将文化景观视作文本，认为它们如同文字、图画、影像等其他文本形式一样，表达了人们的某种文化理念。受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尝试研究电影、小说、建筑等所要表达的地方性或区域文化特征[10]。
(3)开始关注小尺度文化空间及文化生产的研究。中国大陆以往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往往将文化空间中的实体空间与抽象空间割裂开来，即便是研究世俗民风等抽象文化事物，也只是停留在大尺度的区域框架中，缺乏对小尺度文化空间及空间生产的关注。近几年学者对小尺度文化空间研究开始增多，如对城市公共文化场所、乡村公共空间、城市广场、城市文化街区、传统商业区等进行研究。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到，学者们不再仅仅注重空间的物质形式，而是开始探讨抽象文化的生产。文化空间所生产的文化不单体现在文化企业的产品中，还体现在地方的文化形象上。
(4)开展一系列地域文化认同的研究。近年来文化地理学界对许多地方文化特征的研究，既包括对区域内单个文化特质的研究，也包括对地区文化综合体的研究。前者如对传统建筑、饮食文化、禁忌文化等分析；后者如对海南岛区域文化、粤港澳区域文化、岭南文化、蒙古草原文化等的探讨[11]。这些研究均着眼于确定人们认同的地方文化要素，但尚未触及到深层次的文化地理学问题。
(5)探索运用GIS技术等新技术手段研究文化地理学问题。一些文化地理学者开始利用GIS手段分析文化地理现象和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GIS工具呈现主观的空间意象，如绘制佛山城市认知地图、香港老社区油麻地、天后庙的情感空间等；利用GIS空间插值功能，绘制文化景观的等值线分布图，建立古村落景观文化基因模型以及利用GIS叠层分析手段评价文化遗址景观的脆弱性。
1.3 行为地理学进入了重要的研究转向与繁荣发展阶段
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从科学主义导向走向人本主义导向的背景下，行为地理学研究自2003年以来进入新一轮学习与借鉴西方行为地理学的高潮，开始尝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地理学研究框架，并实施全方位的实证分析，由于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领域，因而推动了对于空间与行为问题的广泛讨论[12]。以组成的民间“空间行为与规划”研究会为平台，从2007年开始，先后举行了五次空间行为与规划研究会，力图从行为视角构建以人为本的中国城市规划范式的空间行为，为行为地理学的发展和扩大行为论方法的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行为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重点集中在迁居与通勤行为、消费行为、认知地图与城市意象、空间行为与行为空间等方面。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GPS、手机、网络等新型调查方法在城市的行为地理学研究中逐步得到广泛应用。
(1)消费者行为仍然是行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居民购物行为的影响因素、决策认知与决策过程，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完善与拓展了商业中心地理论，创新与发展了微观商业区位论；从而为制定消费行为政策和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提供了科学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行为地理学理论与研究方法。
(2)重点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城市居民的动态迁居特征、影响机理、居住郊区化、季节性郊区化与第二住宅等现象，深入探讨了迁居行为与社会转型、空间重构的相互关系。结合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深圳等城市居民通勤行为的基本特征，通过对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空间错位等的研究，总结了通勤的空间结构模式，将通勤与转型期城市空间的变化相结合，丰富了中国城市居民迁居的微观机制与决策的研究[13]。
(3)认知地图与城市意象迎来了新的发展势头。随着行为地理学的逐步复兴，认知地图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势头，开始从事认知地图变形、认知距离、城市意象等方面的研究，更多地关注认知地图的空间模式、现实行为模式解析和空间行为的分析。通过对北京等城市的问卷调查，分析了认知地图的扭曲现象、城市空间的认知格局与地名认知空间的关联模式。这些研究丰富了中国城市的认知研究，但研究领域相对狭窄。
(4)空间行为与行为空间的研究推动了“时间地理学”时代的到来。时间地理学是一种开展空间行为与行为空间研究的方法论。北京大学行为地理学研究小组作为国内时间地理学的主要引介者与积极倡导者，将时间地理学、活动分析法、行为地理学等相结合，开辟了中国城市转型研究的行为视角，开创了基于个人行为的城市空间研究范式，并与欧美及日本的时间地理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合作，推动了时间地理学研究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界的发展[14]。
1.4 政治地理学顺应地缘政治战略需要逐步由低迷状态走向回暖迹象
国内政治地理学在经历了一起一落两个时期、直到2005年以后，顺应地缘政治发展战略需要开始出现回暖迹象[15]。具体表现为：
(1)地缘政治战略需求推动形成了一些以地缘政治为主导的研究成果。在长期奉行的“实用主义”哲学思维影响下，政治地理学一直未能找到发展的市场需求，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强调“韬光养晦”、“搁置争议”，在处理国内问题时强调“淡化矛盾”和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转而致力于推进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这在客观上导致政治地理学研究缺乏政府的战略需求，也缺乏实践应用课题的支持，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与发展停留在学术界，无法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不断演化和变化莫测，以及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客观上需要研究中国的国际外交和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出版了一些实证主义的研究成果。如《亚洲海权地缘格局论》[16]、《地缘大战略：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其战略选择》[17]、《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18]等等，这些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反响。
(2)部分经典的西方地缘政治学著作被翻译和介绍到国内。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转型中的世界体系》，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等，这为国内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也为了解国外的政治地理学打开了窗口。
(3)相关学科开始“讲政治”，普遍重视“政治”因素的研究。受政权、政策和制度变化的影响，在人文地理学内部形成了“讲政治”但“不谈政治”的传统，地理学逐渐从参政议政回归到国家之下比较中立“安全”和“科学”的立场，导致传统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与发展失去了基本的生存空间。而在近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其他相关学科普遍开始重视“政治”因素的研究。如城市地理中对“区域—城市管制”的研究、“地方性力量”的研究，历史地理学中的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等等，这些相关成果从侧面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1.5 社会地理学伴随城市社会空间异化与和谐社会建设蓬勃发展
(1)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与社会区是社会地理学研究的主阵地。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广州、北京、西安、上海等城市的社会空间开展了系统调查和长期跟踪研究[19]。发现自中国实施城市改革以来，城市土地市场和住房市场建立已经对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土地利用强度和流动人口状况在形成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对广州的研究发现，人口密集程度、科技文化水平、工人干部比重、房屋住宅质量及家庭人口结构是早期社会区形成的主因子，社会空间结构模型呈现同心椭圆态势[20]；对北京的研究发现，北京都市区的社会空间结构已由同质性特征转变为异质性特征，社会空间结构主要以同心圆的方式组合，也伴有多核心和扇形结构；北京绝大部分社会指标的空间分异程度在下降[21]，同期城市人口的混居性普遍增强，但老年人口、外来人口和农业人口却表现出相对于其他人口混居性变弱而群居性增强的特征。
(2)质性与趣味性研究方法在微观社会空间研究中开始应用。在研究过程中，不少学者结合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结合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从空间层面探讨单位及单位社区的特征和演变机理，对老年人的生活空间和活动空间开展系列研究[22]，关注空间的制度响应，把社会地理研究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趋势较好地结合起来，强调城市社会空间视角的重要性，开始提倡趣味性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在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23]。开始研究中国城市微观社会空间或以微观的手法研究中国城市社会空间[24]，如对城市犯罪及空间防控等空间问题的研究，对广州黑人社区的研究，对中关村高校居住区社会空间的研究等。
2 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与国外研究的比较分析
纵览近年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在理论创新、方法革新和实证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研究过程中，力求与国际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进行充分的接轨，力求缩小与国际人文地理学界相关研究的差距，在比较中求发展，在比较中求同存异。
2.1 人地关系的理论研究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同期的研究水平
在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有关人地关系理论研究与争论的过程后，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逐步淡化了对人地关系理论本身的创新性探索，转而将人地关系思想植入到解决全球性或地区性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中去，依此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陆续建立起来的发展循环经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推广清洁生产机制、推行低碳政策或零碳政策等，都是保护环境、协调人地关系的具体实践形式。而在中国，除了将人地关系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等方式体现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之外，仍在继续探索人地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研究者们普遍把“以人为本”作为人地系统优化调控的切入点与重点，提出了人地系统中“人圈”与“地圈”相互作用的动态机理是模拟人地“最佳距离”，认为只有同时实现了人地系统的产业组织与空间组织的双重协调，消除了区域盲目竞争与冲突，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对空间区位的合理占据，才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空间共生。这些理论探索和实践印证在推动人地系统由低级优化向高级优化转变、并与国际人地系统研究接轨的同时，也推动中国人文地理学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可以认为，中国人地关系理论的研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通过漫长的赶超之后，在今天已经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同期的理论研究水平。
2.2 文化地理的研究主题正在成为欧美国家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主流
通过对2009年两个主要文化地理学刊物《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文化地理学杂志》(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以及2008年《社会与文化地理学》(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ies)所刊登文章整理后看出：①欧美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主体集中在空间意义与象征、景观、非主流人群和跨国的文化地理等方面，关注种族空间、男性空间、贫困人群空间、同性恋群体的空间、艾滋病人群体空间等。中国学者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如农民工等。②国外学者对景观意义与象征空间的挖掘比中国学者深。例如Owen J.Dwyer等认为纪念性景观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政治的意义，通过文化景观可透视种族的身份。③国外学者研究涉及的再现文本比中国学者广泛。国外倡导的新文化地理学不仅关注对现实世界的研究，也关注对媒体再现和表征世界的研究[25]。再现形式如文学作品、学术专著、电影、音乐、广告、新闻、网络和其他媒体中的景观、空间和地方，这些描写和刻画现实世界的“文本”被定义为“再现”。透过这些作品，解读出导演、编剧、艺术家、作家对空间与地方性的理解。
2.3 行为地理的研究亟待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新思想与新方法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行为地理学已经从最初狭隘的实证主义框架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在地理学社会科学化的影响下，行为地理学研究越来越关注社会发展问题，包括社会政策、福利地理和人—环境互动关系等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行为地理学的发展仍处于传统的经验主义研究阶段，需要继续引进西方研究的新思想。西方行为地理学的研究正在从“空间行为”(spatial behavior)转向“空间中的行为”(behavior in space)和日常行为，从显示行为空间转向理想行为空间，从现实行为转向虚拟行为，从解释行为转向模拟行为与规划行为，力求达到对人类自身的理解。中国行为地理学的研究应该顺应西方国家的上述转变，借鉴多学科视角和技术手段，不断提升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26]。
2.4 社会地理的研究方向日渐明确并正在实现与国际接轨
总体而言，中国的社会地理研究经过20多年的发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参与实证研究的城市越来越多，尤其是近10年来，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影响越来越大，一部分研究成果已能与国际接轨，但与西方同类研究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在行为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和人文主义学派等西方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地理的研究方向越来越明晰化。①关注对社会空间认知、空间行为和时空活动的研究，包括在城市意象空间调查及研究方法、城市居民意象认知模式的构成要素、居民认知草图类型、城市居民认知阶段的发展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②对社会空间分异、空间贫困和“社会—空间”关系的研究。认为差异与不平等成为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型式研究的核心内容，社会极化、种族隔离的空间表现及其引发的居住空间分异等成为研究热点；对城市贫困、空间剥夺及其空间后果进行研究。③对微观社会空间的研究。在后福特主义体制、灵活的劳动用工制度以及生产者服务业获得大发展的背景下，西方学者强调微观社会空间的研究，全球城市正在不断呈现出越来越细分化、破碎化(fragmented)和多中心化(polycentric urban structure)的社会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西方学者对城市微观社会空间的研究更加具体和细化，他们把身体、性别等作为城市空间文化的重要表征，开始关注身体、社会性别与城市，同性恋与城市，残疾人与城市等话题。当然有些话题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讲未必适宜，但其调查和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2.5 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相对于西方政治地理学较为薄弱
西方政治地理学在经历了一起一落的发展过程后，近年来又重新发展起来，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流派，如都市政治(urban politics)、新地缘政治(new geopolitics)、地方政治(the politics of place)、批判地缘政治(critical geopolitics)、选举地理(electoral geography)等。在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指导下，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权威弱化、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内战纷争、新帝国主义与霸权、信息的政治空间等，促使西方政治地理学更加关注地理与“权力”的关系，把地理知识、制度、景观、表象等等都认为是“权力”的产物。审视西方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动向，可归纳为3点：①研究尺度的复合化和多元化。既研究传统的国际尺度的政治地理，又开始研究国内区域和城市等微观尺度的政治地理；②研究视角和方法趋的多元化。西方政治地理学将经验式推理和科学实证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实证与批判相结合的多元化研究方法；③研究目的的学术化。西方政治地理研究目的已经全面转向对现象本身的解释，由服务政策向致力于知识贡献转变。总之，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风云变幻不定的情况下，中国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相对于西方政治地理学比较薄弱，开展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尤为重要。
3 人文地理学发展趋势及研究展望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伴随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综合国力和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将不断提高，但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应紧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步伐，敢于挑战西方经典人文地理学理论，学会注入“中国化”元素，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将继续重点突出全球化与本土化、全国化与地方化、一体化与同城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信息化与可视化、中心化与空心化、科学化与现代化、生态化与低碳化等研究方向[27]，在力所能及地解决国家发展中若干新问题的同时，推动中国人文地理学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3.1 树立人地和谐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人地关系理论及研究方法
人地关系自始至终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深入研究人地关系相互作用机理及其演化的节律性，从不同学科角度剖析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机理，然后通过新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将其综合集成起来，形成新时代人地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对全球化背景下顺应国家战略需求，推动特定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未来人地关系研究的方向有：①加强经济全球化与人地关系机理响应、人地系统调控机理与过程、格局与节律及模拟人地“最佳距离”的研究；②采用RS、GIS和GPS技术手段加强人地系统的动态模拟、综合集成与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③加强人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交互关系的研究；④加强人地系统演进过程中的全球问题、全球变化问题及其区域响应问题的系列研究，推动人地关系研究由区域化向全球化方向转变；⑤加强人地系统中环境伦理与生态道德的研究，道德文明的力量将最终取代资金、技术、政策等手段成为协调人地关系的最主要力量。
3.2 顺应文化强国建设与文化产业大发展的需求，构建“本土化”的文化地理学科体系
目前，中国文化地理的研究倾向于引进吸收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的新概念并试图植入到中国不同的发展区域，强调文化地理理论思辨和研究方法的研究[28]。从“十二五”时期开始，中国将文化产业提升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来发展，将文化产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转型的重要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一是要加强文化地理研究与国家文化产业振兴的融合研究，强化应用性。文化地理学研究要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与实施《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在面向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需求完成国家任务的同时，提升文化地理学的学科地位。二是将“引进来”与“本土化”有机结合起来，系统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化地理学学科体系；三是在学科间交流基础上开展理论创新，注重吸收其他学科的科学营养，在与其他学科充分交流的基础上做好学科“边界跨越者”。
3.3 进一步拓展行为地理学研究广度与深度，加强实验性研究
在人文地理学人本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行为地理学研究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未来中国行为地理学深化研究的重点包括认知空间、行为决策机理和行为规划研究等，研究的核心将更加转向“空间中的行为”和日常行为。①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从主观选择和外在制约等多学科视角把握行为与空间的关系、人类行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等，提升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②加强认知地图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深化认知地图空间分析，扩宽研究领域，解释其背后的深层次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29]。③加强对行为地理学和时间地理学的正面实验性研究，探索新的时空数据生产与管理方法，以促进理论和方法的提升。④加强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社会分层、不同类型群体的行为空间与空间行为研究，实现提高每一个居民生活质量、保证社会公平、构建低碳的城市空间结构的目标。
3.4 关注新地缘政治学、都市政治地理和地方政治地理的研究
从战略需求角度分析，一方面中国正处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区域一体化、区域联合与合作、地方选举、社会文明建设与谐社会建设以及新农村建设等都需要对政治因素展开研究；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地位，越来越多的赢得了参与国际事务的资格和广泛的话语权。日益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日益扩大的中国国际影响，迫切要求中国自身必须在学术层面上予以回应，需要政治地理学提供科学支撑。为此，未来中国政治地理学应加强以下3方面可供探讨和实证的研究领域：①加强新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探讨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全球城市体系的新霸权、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格局变动、欧盟、亚洲太平洋地区、东盟等大区域的地缘政治格局等，为新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30]。②开展都市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如城市快速建设引发的恶性强制拆迁问题，开发区建设造成的农民失地问题，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剥夺问题等，为推进城乡社会公平、加强城市管理及城市规划决策提供参考依据。③逐步开展地方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包括选举地理学的“地方”研究、新区域地理学的“地方政治”研究和显性的“政治力学”和“政治生态”的研究。
3.5 依托“六普”数据推动社会地理学研究实现新的跨越
未来中国社会地理学研究应抓住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成果，进一步加大对社会地理学全新的研究，力图实现社会地理学研究的新跨越。①从居民个体行为和微观层次推进社会地理学研究手法的多样化；②进一步丰富社会地理学研究的空间尺度，从建成区尺度、市区尺度、都市区尺度延伸到郊区的社会空间、村落和社区的社会空间甚至更小尺度的社会空间中去；③注重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等社会地理研究方法论的互补；④抓住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进新一轮社会地理研究迈向新高潮。中国以往的社会地理研究多是建立在“三普”、“四普”和“五普”数据基础之上，第六次人口普查及其数据的公布无疑为新时期开展中国社会地理研究尤其是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利用这项数据，很多社会空间现象均可得到最新阐释。
致谢：①本文是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写完成的人文地理学学科发展报告的总结。在编写过程中专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先后得到毛汉英教授、张国友教授、周尚意教授、柴彦威教授、陆玉麒教授、朱竑教授、薛德升教授、修春亮教授、罗静教授、李九全教授、冯健副教授和刘云刚副教授的精心指导并提供相应的写作素材，在此对各位老师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②受学科发展研究报告编写要求和体例的限制，在全文中没有体现诸位作者的名字、研究时段及其对应的研究成果，在此请各位老师予以理解，同时对各位老师对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最诚挚的谢意！③本文在成稿过程中引用了近年来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大量文献和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受篇幅和字数控制的严格限制，未能一一列出，请予以理解。同时，受时间和水平的限制，可能对人文地理学相关重要文献和同仁们得出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未能梳理齐全，肯定有遗漏之处，在此深表歉意。诚请老师们在阅读本文时提出批评意见。
本文引用格式：方创琳，周尚意，柴彦威，等.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地理科学进展，2011，30(12)：1470-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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