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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来，中央政府最为担心的是两高，即高增长、高通胀。所以把2008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了普遍认为明显偏低的8％的水平上，消费价格上涨也希望控制在4.8％以下。2007年我国的GDP增长率为11.4％，现在一下调低了3.4个百分点，并不意味着政府就真的认为只能达到8％，而是为了防止经济由过快转向过热，表明一下中央政府的态度而已，这点有关政府官员也不讳言。而物价的4.8％，也不意味着政府就是以为这是今年的“天花板”，而是要显示控制物价的决心：今年物价上涨不能超过去年!目前以及可以预见的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中国经济政策，都将在这样的基础上制定出来。
假如我们认为“双高”是中国经济目前和今后的主要问题，那么宏观调控的措施或许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有没有另外的可能?即在今后的某个时间，出现低增长、高通胀?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并且从目前情况分析，可能性还比较大。
先看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三个高速增长时期：1981年到1988年，基本是两位数左右的增长；1989年、1990年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下降到4％左右，陷入低迷；1991年后，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时期，经济又进入10％以上增长的高速通道；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再度跌落，回到8％左右；2001年后开始新的增长周期，增长速度连年提高，直到2007年达到了11.4％，为1995年后的最高值。那么，2008年以及此后能够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吗?
从前几个经济增长周期来看，1980年代的高速增长维持了7年，1991年后的经济增长也维持了7年，虽然导致增长周期中断的原因有偶然性，但也不能完全归结于非经济或外部因素。尤其是1991年后的那波经济增长，其结束实际上早在1993年后的那一轮完全采用计划手段的宏观调控中就已埋下了祸根，只是由于我们这个庞大经济体自身的发展惯性又维持了两三年，但速度已经逐步降低，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内忧外患使中国经济一下陷入低迷。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1998年为了达到8％的增长目标，政府动用了多少非常规手段!追加发行国债增加投资不说，还要求9月份才定的项目当年就必须完成投资总额的一半，以至于有些基础设施项目在冰天雪地中进行土方施工。而对外出口，居然要求先报关再出口，报关时间截至12月31日24点。但即使如此，那些大小领导依然没有按照立下的“军令状”完成任务，当年增长只有7.8％。本轮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了6年，还能高速多少年?目前来看，普遍预测走低。世界银行2008年1月8日发布的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今年增长10.8％，但旋即就在2月4日的报告中调低为9.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在10％左右，摩根大通预测为10.5％，雷曼兄弟也由9.8％调低为9.5％，渣打银行则将对中国经济2008、2009年的增长率预测分别由10.5％、9％下调至9％、8.2％。而国内的有关机构和专家也多半预测增长率降低，厦门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月25日共同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预测与分析》认为2008年经济增长为9.93％，社科院2007年12月发布的报告认为2008年经济增长将有所回落，从其预测的2007年的11.6％降到2008年的接近11％。可见，或许对于降多少还有分歧，但共识却是中国经济将走低。
再看物价。与对经济增长的预计相反，多半机构和专家都预测我国的物价上涨将加速或保持较高水平。厦门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模型分析预测2008年CPI指数将高达5.42％，比上年高0.6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虽然不愿做预测，但承认“面临较大物价上涨压力”。而2008年前两个月的CPI指数更令人不轻松：1月7.1％，2月8.7％，为1996年5月份以来的新高。这有雪灾等突发事件影响，也可能有货币供应增长的原因，但无疑敲响了高通胀的警钟。
笔者担心的是，一旦低增长、高通胀并存，中国经济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极大危机!高增长低通胀当然好，如2006年以前；高增长高通胀能对付，如1993年以后；甚至低增长低通胀也还可以忍受，如1989年、1990年。但假如遇到低增长高通胀，或称滞胀，则会引发一系列经济乃至社会问题。根据目前我国情况，经济增长在7％上下，物价上涨在5％左右，就可认为是低增长高通胀，很多问题就将难以应付。而2008年下半年以后，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还很大。
笔者认为，我国经济，最可怕的是滞胀，最该警惕的是滞胀!为此计，有关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手段都应进行修正。也就是说，宏观调控目标，不应以单纯压低经济增长率即防止过热为主要目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过冷。因此从手段上来说，就应更多地选择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假如还像1993年后那轮宏观调控那样主要用行政手段控制信贷、投资，则可能重蹈以往管住了投资却也扭曲了市场因而憋死了经济的覆辙。实际上，市场化的过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府行为过热、国有投资过热!考虑到国有投资和市场化投资的不同特点和效益水平，以及我国的发展方向，必须严加控制政府投资和国有投资，而放松市场化投资管制，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低效益甚至没有效益的过热，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市场的活力，不至于随后陷入过冷，同时还借机推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化改革，可谓一举多得。而控制物价上涨水平，也不应一味利用行政手段压制物价，因为目前的物价上涨，也有相当成本推动因素，单靠压是压不住的，压崩了行政手段失灵则可能演变为恶性通货膨胀，因而必须有堵有疏。一方面顺应市场，逐步释放上涨压力，不能把方便面之类商品都由中央政府实行价格管制；另一方面要加快垄断部门的改革、开放，引入竞争，从而降低重要基础性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以降低总体的物价水平。如此一来，方可能建立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为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同时应该强调的是，严控政府和国有投资，在防止非理性过热和降低物价上涨压力方面都有重要意义。虽然从统计上看来，国有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从1995年前后的50％以上降到了现在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实际上股份制经济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国有控股，因而国有投资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仍占主导地位。而民营投资虽增长很快，但受到极大局限，包括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短时期内难撑大局。外商投资则由于多方面原因难有大的突破，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由1994年的17％下降到了2007年的不到5％。这种不合理的投资结构既会推动非理性过热，也会加重通胀压力，同时还是导致可能的滞胀的最大隐患。
而在目前的宏观调控中，许多措施是大可质疑的。比如控制信贷，用的还是控制贷款额度这样最简单有效但也是最愚蠢的做法，这方法1994年那时就用过，当时明令不许超额度贷款，否则立即撤职!结果是有些信用好、销售好的企业，却连基本的流动资金贷款都贷不出来，生产经营遇到极大困难。因为越是这种时候，越是那些糟企业、歪企业能够获得贷款——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他们有歪路子，而那些好企业往往不屑或不能走这种歪路子。如此一来，或许过热是控制住了，可经济质量却是下降了，丧失了发展后劲。如此循环，想不滞胀都难!
眼前看来，或许滞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如假宏观调控之名继续扩张看得见的手，却又不能对政府行为和国有投资进行有效约束，则毫无疑问会增大滞胀的概率，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难以想象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