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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如何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八十年代以来又兴起的“文化热”中，我们学术界所探讨的热门话题。黎澍是现今公认的杰出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家。去年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黎澍十年祭》一书，书中所载的很多学者的怀念文章称道黎澍对学术文化的突出建树时，多次谈到黎澍对中西文化问题的灼见。对此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不止一次地亲聆黎澍谈这些问题。他说，“不要害怕失掉东方文化传统。日本就彻底西化过，什么都学西方，却仍旧保留了和服、茶道，还有武士道精神。”1980年，他在义和团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还对中西学的“体”与“用”的问题，作了引人注目的发言。他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有勇气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观念颠倒过来，改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马克思主义是西学，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承认西学为体。如果以中学为体，那就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学习四书五经，那就不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黎澍探讨学术理论，追求真理，敢于讲真话，讲出自己的意见，是有大无畏的勇气的。他谈到我们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时便曾指明：我们的教训在搞全盘苏化，革命最早学苏联。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出现过“左”，致力于组织工人罢工，认为这是党的天职、最基本的要求，而不认为从策略上考虑，应当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对付共同的敌人封建主义。相反，我们到处发动罢工，直到发动手工业者，反对民族资本家。大革命失败以后，以“左”的一套搞全盘苏化。
从这些谈话便可以看出，黎澍决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他所说的“西学”为体，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进一步解释过，“体”是指内容，“用”是指形式，这与毛泽东所说，“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是一致的。所以，我的理解是，他所讲的“西学为体”，意思就是，要像毛泽东当年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是依样画葫芦，全盘照搬西方的东西。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有些同志在怀念文章中所介绍的，在批判吸收西方文化和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问题上，黎澍也认为毛泽东关于对待西方文化和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根本原则是正确的。这就是说，要有所选择，还要经过自己的消化，区别精华和糟粕，吸收其精华，剔出其糟粕。黎澍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这个问题上又有新的发挥。他更指出，对外来文化和我们文化遗产的消化、吸收和对食物的消化吸收是完全不同的。“食物吃下去，必须排泄出一部分，乃至大部分，才能再吃，使生命获得新的营养。读书则重在知识积累，积累多了，加上个人工作经验，融会贯通，自然形成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此种认识是毕生难以穷尽的过程。有些知识很难说什么时候有用，因此很难说不需要。糟粕和精华也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很难区分开来。人们的看法也常因时而异，用得着的时候为精华，用不着的时候似乎成了糟粕。因而很多知识实际上必然要作为一种素养和储备，继续保存在那里，不断接受发展着的实际生活的检验，始终用不着的，那就沉了底，真算得排泄出去了。”
黎澍的这些新发挥是深刻的，独到的，对我们为学大有教益。我听到他这一议论，就想起了对待西方文化问题，鲁迅所提倡的“拿来主义”。鲁迅打比方说，譬如一个穷青年，得了一所大宅子，采取的态度就应该“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有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我认为，黎澍也是讲“拿来主义”的。在他看来，对西学，不论是“体”还是“用”，我们都应拿来，全方位地尽量吸收消化。晚明学兼中西的徐光启说得好：“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我们要很好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十分注重知识的积累和素养，为学应广博，要努力融会古今，融会中西，不断提高文化素质。特别是现在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在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知识在快速剧增，我们更应当如此。为了多积累知识，提高素养，我们切不可因怕受污染而踟蹰不前。在这里，黎澍又告诫我们说：“不论对待西方文化或是中国古代文化，都要先吃下去，然后加以消化。还没有吃，就要求区别糟粕和精华，要求先排除糟粕，所吸收的仅仅是精华，那是不可能的事。如果硬要那样做，其结果就难免像林彪、‘四人帮’一样回到闭关时代去了。”的确，这样，我们又会陷于孤陋寡闻、浅薄、落后以至愚昧的可悲境地，又怎能搞好现代化建设呢？
我们也知道，作为理论家、思想家的黎澍，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是最早提出应肃清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并坚持不懈地进行这一战斗的先行者之一。他曾尖锐有力地揭示出林彪、“四人帮”大搞个人迷信，山呼万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吹捧法家思想，都是封建的东西，这就表明肃清封建主义思想余毒，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但从上面介绍，我们已了解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他也不是一概否定，而是同样主张要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的。1980年，他在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上，对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问题更有具体而精辟的阐明，他说，我们的许多传统好戏，如《空城计》、《白蛇传》、《西厢记》、《杨门女将》、《窦娥冤》等等，“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如果除掉这些东西，我们就没有文化了。”我们应当继承。但是，这类好戏或多或少地都与封建主义有牵连。“从整体上说，是属于封建文化这个范围，”“只不过是封建文化的精华。”精华和糟粕固然不能混淆，但在这些“原作品里，又分不开，精华里有糟粕，这是文化形态的复杂性。”“你要吸取精华，便要接受整个艺术作品。”他以《空城计》为例证说：这出戏“塑造了一个雄才大略、临危不惧、肝胆照人的大政治家，性格挖掘有深度，语言洗炼生动，唱腔优美，表演细腻。作为古典艺术而存在，是无可非议的。其唱词也不能再改，再改就不成其为古典艺术了。”但这出戏的思想内容有其时代特点，就是与封建主义牵连着的。其唱词表现出诸葛亮无论如何也不能划清国家同君王的关系。诸葛亮如果只忠于国家，就不会忠于昏庸误国的阿斗，甚至可取而代之。但他忠于刘备三顾之恩，忠于白帝城托孤之嘱，在完全可取而代之的情况下而不为。这可以说是一种无私，是诸葛亮的美德，是他的感人之处。然而正是这个感人之处，把忠君的封建观念输送到观众的心里去了。黎澍也承认我们的旧戏中也含有反封建的内容，但他仍指出它们“也很难突破封建文化体系的束缚”。如《窦娥冤》“歌颂了一个被封建政权统治机器压破碎、却依然抗争不屈的灵魂，这是旧戏中少有的。但与此同时，剧本也充斥着封建节孝贞烈观念，这是窦娥形象的另一面，而且同她身上的反封建反暴政精神有机融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对这类好戏，我们就不能加以排斥，“不是禁止它，”而只能是在继承的同时要提醒大家“应当对它有认识”，注意其糟粕。
黎澍关于中西文化的谈论，对我们进行文化等学术理论问题的研究，是富有启迪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