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人阶级的产生与工人运动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人运动论文,工人阶级论文,香港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1842年8月根据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而被英国侵占，沦为英国殖民地。在这之前，香港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渔民、佃农、手工匠、集市商贩构成社会主体。英国割占香港以后，资本主义商品和生产技术涌入香港，香港近代工业开始建立和发展，自然经济逐渐解体，香港工人阶级应运而生，队伍逐步壮大，成为香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一、香港工人阶级的产生
英占香港后，大批内地破产农民、城乡手工业者和近海船民来到香港谋生，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沦为雇佣工人，按从事的职业可划分为：手工业工人、洋务工人、苦力工人和产业工人。
手工业工人是从事市政建设和生活用品制造业的劳动大军，在家庭手工作坊中劳动，受到行会行规的严格束缚，人数约占早期香港工人总数的一半左右。苦力工人是在码头、仓栈、煤站等场所从事货物装卸、搬运及凿山、筑路一类的重体力劳动者，挑夫、人力车夫也属这一阶层，人数居第二位。苦力工人的职业很不稳定，极易失业，他们身无长物特别富有斗争精神，是早期香港工人运动的主力军。洋务工人是随着一些服务性行业如商店、餐厅、洋行、旅馆等的陆续建立而建立，招聘一些华人当雇工而产生的为洋人服务的工人；为政府机构及驻港洋人所雇佣的华人仆役工，如厨师、保姆、园丁等，也是洋务工人的组成部分。产业工人最早出现在英国人经营的近代企业里，主要是海员工人和机器工人，他们按照资本家们严格要求从事雇佣劳动，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掌握了近代生产技术和方法，却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因而逐渐形成了高度的革命性、组织纪律性、大公无私、高瞻远瞩等阶级特性。
在港英的殖民统治下，香港华工薪金微薄，常年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以苦力为例，1846年年薪15英磅，合月薪6华元；1862年起分等计酬，甲等苦力尚可维持1846年的水平，乙等苦力则减3英磅，合每月不足5华元，此标准以后长期未变。日用品价格却不断上涨，如1848年大米每磅1.5便士，1874年增至2便士；面粉每桶（196磅）由1848年1英磅17先令6便士涨到1875年2英磅5先令。工人们还要常常受到招工经纪人，包工头的勒索，面临失业的威胁。住房是困扰华工的又一严重问题，一般华工居住条件都很差，有的甚至居无定所，露宿街头。由于港英当局实行高地价政策，至使房租高昂，广大华工难以支付。许多房东为使房租降到对工人们有吸引力，常在“屋中建屋，阁上加阁”，用木板将一室隔成3～8室，每室月租1～2元，形成“数人同住一小房”或“数家同居一室”的困窘局面。
香港华工不但生活困苦，而且没有集会结社自由，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当局将一般中国内地移民与“罪犯”相提并论，把“担心犯罪”作为针对华人各项立法的依据。如借口防范“盗贼宵小”，规定华人晚上出门要有通行证，否则就要逮捕法办。为了维护洋雇主利益，香港政府出台法案规定仆役的各种“违约”行为，如：无正当理由缺勤，自行离职、不执行雇主命令等，均以刑事罪论处。此外，在洋人经营的近代企业中，中国工人要受到欧藉监工、领班的监视；工厂门禁森严，由武装印藉保安人员把守，工人出入常受到搜身之辱。
二、最早出现的罢工斗争
面对港英殖民当局在政治、经济上的压迫及雇主们的盘剥，工人们为改善处境，积极展开罢工斗争。
1844年8月，香港立法局通过法案，定于11月1日实行人口登记，“凡是在香港岛上的居民，不分中西，一年一次须向总登记官领取登记证，英商每年缴费五元，华人苦力一元”。该法案的实质是港英当局变相征收“人头税”。为反对该法案，10月30日，香港华人一律罢工罢市。翌日，水陆工人与其他华人约3000人离港返穗。罢工坚持了1个月，迫使当局通过一项修正案来缓和矛盾：“凡是公务员、军人、专业人士、商人、店员、房东、户长、公地的住客以及每年收入达五百元的居民，均可豁免登记”。这是香港工人第一次罢工。此次罢工，在形式上是华人反人头税的斗争，港英当局以“豁免登记”，分化了华人斗争队伍，贫苦华工并未因港英的“让步”而得到实惠，但是它迫使当局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妥协。同时，它开启了为反对港府而采取“返乡”斗争方式的先河，以后的罢工斗争，往往采取这种方式：“回广州去！”迫使港英当局屈服。
60年代以后，香港发展成为一个贸易转口港，适应需要，航运工人和苦力工人队伍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为抗议当局实行各种歧视性法规，他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864年码头搬远工人因反对当局强迫登记举行罢工。1872年挑工、艇工罢工反对强迫领牌。1888年香港货船工人和苦力工人联合罢工，反对强迫登记住所。1895年香港搬运工人3000余人为反对强迫登记住所而举行罢工。这些罢工都是以工人复工而结束，但也使港英当局受到了不小的震动。
西方侵略者为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抗外敌之时，香港工人也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反侵略战争中英勇斗争。
1858年2月，香港工人反对英法联军占穗而举行大罢工，约有2000华工返回内地，使香港一切事务陷于停顿。直到6月，清政府与英法侵略者缔结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香港华工的反侵略斗争，才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
1884年，为抗议法国侵略者挑起中法战争，香港工人举行了反法大罢工。罢工由船舶修造工人揭开序幕，很快发展到其它行业，并由港岛蔓延到九龙半岛，形成全港工人大罢工。罢工工人纷纷离港返穗。此次罢工，从9月3日一直坚持到10月7日，历时35天，最终迫使当局“还所罚款、放所拘人”，“听华民不装法货”，罢工取得了重大胜利，给英法侵略者以有力回击，维护了民族尊严。
综上所述，19世纪是香港工人运动开始阶段，1844年至1899年间，香港工人罢工重要的有10余次，主要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旗帜鲜明地反对港英当局殖民统治。香港工人阶级直接处于英国殖民者的压迫、剥削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融合在一起。香港工人罢工斗争从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指港英殖民统治，并且贯穿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始终，这是香港工人运动的最大特点。
（二）罢工缺乏坚强统一的领导。早期香港工人没有独立的组织，他们加入的行会、帮口以及三合会等，是罢工的策动者与组织者。各行会不相统属，罢工时互不支持；即使是同一行业的罢工，也因帮派的隔阂，不能一致行动。由于劳资关系复杂，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有些罢工实际上被行东或包工头用作实现其自身目的的手段。这表明19世纪香港工人阶级还不是一个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
（三）罢工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性质，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858年、1884年两次反侵略的政治性罢工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工人运动
香港工人阶级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斗争，逐渐认识到他们曾经沿袭和参加的行会、帮口等旧式组织并不能真正团结和领导他们同港英殖民当局、同资本家进行有效的斗争，迫切要求摆脱旧式组织的束缚，建立自己的组织。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港活动频繁，他们在工人当中进行多方面的宣传。香港工人阶级自然地开始接受其薰陶，追随他们参加革命运动。这样，在国民党早期工运领袖马超俊等人的领导和帮助下，一些工人团体在香港成立，影响较大的是中国研机书塾和中华海员慈善总会。
中国研机书塾成立于1909年3月13日，它实际上是以研究机器为名、支持革命为实的机器工人组织。1910年12月，该组织被推为同盟会筹饷分局，机工们踊跃捐款、筹款。机工们会同海员、码头工人及广东同仁将武器、弹药秘密运至内地，供起义之用。工人们还积极参加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如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中，机工杜凤呜壮烈牺牲，梁业松、陈本新也在制造炸弹时不幸殉难。他们的壮举将永垂青史。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人流亡日本，继续从事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为加强海外消息传送和对国内武器的筹运，孙中山派赵植芝、陈炳生到香港海员中进行活动，并于1917年成立了中华海员慈善总会。该会成立后，积极解决有关海员切身利益问题，并成为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有力后援。
中国研机书塾和中华海员慈善会的领导骨干多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纯粹的工人组织，鼓吹“劳资协调，互助合作，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因此，它们忽视领导工人同资方展开斗争，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与生活状况。这段时间香港工人罢工斗争时间短、规模小、影响也不大。中国研机书塾（后改名为香港华人机器会）一直把阶级调和与劳资合作的观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到大革命时期，已堕落成国民党右派把持的反共工会。中华海员慈善会也是因奉行阶级调和，成员日益混杂，使该会本应以海员为服务对象的主要业务难以开展，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1900～1919年这段时期是香港工人阶级由幼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与19世纪相比，产业工人逐渐成为革命斗争的主力军，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和帮助下成立了工会组织，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做出了贡献。这段时期，香港工人阶级仍不是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仍是革命的追随者。但是香港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接受了民主思想，积累了革命斗争经验，并在组织上加速摆脱行会、帮口的束缚，开始向现代工会过渡，这一切都为香港工人由“自发”转向“自觉”，创造了条件。
四、20世纪20年代的香港工人运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香港工人阶级的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开始成为反帝斗争的领导力量。他们顾全大局，从长远利益出发，尽可能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奋斗。20世纪20年代成为香港工人觉醒的时代，工人的斗争不再仅仅是改善自身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已开始谋求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香港地区粮食短缺，粮价猛涨，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广大工人工薪菲薄，生活遇到空前困难。1920年4月，香港船坞、电力、煤炭等20多家企、事业机器工人5000多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工人纷纷离港返穗。罢工坚持了18天，终于迫使资方答应提高工资20～32.5%。这是香港产业工人运动的第一次胜利。此后，香港工人又举行多次罢工。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对香港工人运动有着深远影响。
香港是欧亚交通的枢纽，海运业十分发达，海员人数众多，在香港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海员生活却十分艰难。香港中国海员工资每月只有港币23～25元，而英国海员月工资达60美元；中国海员所受“凌辱打骂及罚金等酷虐待遇，不可胜计”，还要常常面临失业的威胁。
香港海员经常航行于欧美，在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下，革命意识强烈，经苏兆征、林伟民等人的努力，一个全新的现代的工会组织“中国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于1921年3月在港成立，它是我国第一个按产业进行联合的海员工会。工会成立后，立即开始了维护海员权利的斗争。6月初，“海员加薪维持团”成立，向轮船公司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遭到了拒绝，而外国海员却加薪15%。这样，在海员工会的领导下，1922年1月13日，香港海员大罢工终于爆发。为支持海员的正义要求，运输工人、码头苦力也举行同情罢工。到3月初，罢工扩展到饮食、旅馆、印刷等各业，人数达10万人。大批罢工工人离港返穗。全港交通瘫痪、生产停顿、市场混乱。香港变成“死港”。罢工持续了56天，港英当局被迫答应增加海员工资15～30%，撤销查禁海员工会禁令，释放被捕人员。此次罢工具有鲜明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政治色彩，它的胜利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反帝信心。
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在这场斗争中影响最深、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就是省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香港工人阶级很快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同反对港英当局歧视华人的殖民统治结合起来。“全港工团委员会”于6月21日发表宣言，表示“决议与上海各地取同上之态度与一致行动”，还向港府提出了终止罢工的其它条件：甲、华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权（中国新闻应立即恢复，被捕记者立即释放，并赔偿其损失）。乙、香港居民、不论中籍西籍，应受同一法律之待遇，务要立时取消对华人之驱逐出境条例、笞刑、私刑之法律及行为。丙、华工占全港人口五分之四以上，香港立例局应准华工有选举代表参与之权，其立例局之选举法，应本普选之精神，以人数为比例。丁、应制定劳动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废除包工制，女工童工生活之改善，劳动保险之强制施行等，规定此项劳动法时，应有工团代表出席。戊、政府公布7月1日起减租二成五。已、华人应有居住自由之权，旗山顶应准华人居住，以消灭民族不平等之污点。这六条要求表明香港工人运动已远远超过经济斗争范围，开始为争取中国人在香港享有同样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斗争。
党为了统一领导这场斗争，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汲取1922年海员大罢工的经验，宣布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并为此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在封锁香港期间，省港罢工委员会制定了“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接来广州”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解决了广东的经济困难，使广东商人保持中立，而且拆散了在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战线，集中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从而将这场反帝斗争推向高潮。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罢工委员会经过认真与周详的研究，认为罢工封锁斗争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毅然作出了自动取消封锁香港、结束罢工的决定。10月10日，全体纠察队伍回广州，至此省港大罢工遂宣告胜利结束。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香港工人运动也随之转入低潮。
20世纪20年代香港工人运动，从总的方向来看，始终同反对港英当局殖民统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具体方面来看，此时的香港工人运动具有如下特点：
（一）罢工斗争时间长、参加人数众多，规模大，并且都以胜利告终。省港大罢工期间，先后参加罢工的达25万人，罢工长达16个月之久，成为世界工运史上坚持罢工时间最长的一次，给港英当局的打击不啻一次强烈地震，1925年度香港财政赤字高达500万元以上。
（二）罢工有了坚强统一的领导。这一点在省港大罢工中得以最为充分的体现。在罢工期间，中华全国总工会于6月26日召开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大会，并于7月3日成立了具有政权性质的罢工组织领导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苏兆征、邓中夏任正、副主席，下设干事局、财政委员会、工人纠察队、会审处、宣传部等。最高决策机构为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由各行业罢工工人按人数比例选出800人组成。代表大会隔日举行一次。这成为罢工得以顺利进行的强有力保证。
（三）香港工人运动与内地工人运动密切联系，他们相互支持，相互推动。
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马上组织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打击港英当局企图在上海招幕新海员破坏罢工的阴谋，并号召各地工人支持海员罢工。京奉、京汉、陇海等铁路工人组成“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每人捐出一日工资支持罢工海员。海员罢工的胜利又鼓舞了内地工运的发展，以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了中国工运第一次高潮。1925年省港大罢工更加充分发扬了香港与内地工人相互援助、密切联系这一优秀传统。此后，在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工人运动之时，香港成为内地工人运动先锋分子的避难地之一，香港工人千方百计地保护、安置他们，为内地工运保存了大批中坚力量。
五、抗日战争爆发后的香港工人运动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内地抗战潮流势不可挡。香港工人以民族利益为重，同其他各界群众一道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
七七事变后，香港海员工人务、五金、煤炭印刷等业工人纷纷组织起来，恢复工会活动，表示一致抗日。1937年9月18日，香港海员和洋务工人集会，发表对时局宣言，号召全国海员大联合，团结抗日，争取胜利。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2月，香港工人多次参加拒绝起卸、装运日货，拒绝使用日货的罢工斗争；不少工人参加回乡工作团，直接参加内地抗战。在援助抗战运动中，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的工人们走遍全港，筹集款项，购买了救护车和药品，捐献给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为抗议汪伪集团卖国行径，1939年8月，汪伪集团在港的《南华日报》，《天演》，《自由》三家报社工友80余人，相继辞职，虽因此而生计无着亦无悔意。毛泽东致信赞誉此举“是给中国人民一个模范的好榜样……是给予日寇汉奸的最严重的一击”。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香港工人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的抗日斗争，坚持在抗日的前沿，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香港经济的恢复发展，工人队伍日益壮大。这一时期的香港，由于战后物价飞涨，工人工资水平低，同时经过战争的洗礼，工人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因而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46年3月至7月，香港海军船坞工人、电力工人、渡海小轮工人先后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而举行罢工。1947年更是香港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年，香港工人举行各种斗争，总数达55次。其中，最有影响、规模最大的是1947年8月香港华人机器会属下的9000多工人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这次罢工是以国民党控制下的香港华人机器会为核心发动的。由于蒋介石集团与港英当局有矛盾，国民党有关方面故意提出过高增薪要求，扬言“1925年大罢工必将重演”，企图制造混乱。港英当局则百般拉拢港九工团等进步工会，企图分化工人阶级队伍，以抑制罢工工人的正当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港九工团，在斗争中采取了正确态度，一方面同情和支持机器工人大罢工，拒绝港英的分化，但是对于香港华人机器会的错误，加以揭露批评；另一方面又发动以五电（电车、电话、中华电力，电灯、煤气）工人为主体，组成联盟，给罢工工人以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援。同时，对于关系全港100多万人生活的水电、交通，则放弃罢工，照样为居民服务，从而赢得各届人士的支持。由于港九工团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和策略原则，终于迫使当局答应工人要求，罢工取得胜利，9月12日全体罢工工人复工。
由于香港地位的特殊性，港九工团在领导战后初期的香港工人运动时，牢牢把握住“联系群众利益与民族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使工人罢工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发动一般的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并及时揭露分裂和破坏工人运动的反动逆流，将香港工人运动引向正轨。
纵观香港工人运动的发展，香港工人阶级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高尚的民族气节，为中国民族革命这一伟大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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