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研究：逾越社会发展的根本障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障碍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乎所有后发展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在取得了起步阶段的显著成绩，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后，宏观发展的振荡加剧且风险加大；从南美的墨西哥、到东欧和东南亚都发生了类似的例子。那么，什么是风险？它究竟来自何处？如何规避和降低风险？
本文提出了风险的定义和测量公式，对其进行了初步的分类。风险公式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风险峰值存在的条件；本文进一步论证了发展的两大根本障碍——社会僵化和社会劣性断离，两者使风险达到极值，这使我们需要撇开发展的一般障碍，而把研究风险和揭示发展根本障碍联系起来。
本文分别对两者进行了界定和分析：社会僵化是一种典型的“不择风险”，它说明其他社会系统发展的速度等于本社会系统风险的强度；而劣性断离是典型的“制式风险”，它意味着投入越多风险越大，努力越多风险越大。在（下）半部分，笔者在提出半径法则的基础上，指出了逾越发展障碍，降低宏观风险的战略对策。
一、风险的界定、测量和分类。
由于金融、经济、政治等子系统对社会大系统的依赖，任何一个方面的风险都会影响和波及社会，转换为社会风险。反之，社会环境的质量和状态，成为或者抑制风险、或者造就风险的重要因素。所以，透视风险不能脱离相应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问题。本文以此为分析问题的线索。
（一）风险的界定、测量和分类。
1、风险的界定。人们的预期与届时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别， 当这种差别尚未兑现之前称为风险，兑现后称为“损失”。所以风险是预期（本身）发生失误（导致人们在此之前围绕此预期的所有活动和投入遭受损失）的现实可能。
2、风险的测量。
其公式为：F＝（T2－T1）×（E22－E21）。
其中，F表示风险，T2表示未来时间，T1表示当前时间，E22表示与T2时刻对应的一般等价物的预期增量值，E21表示与T1 时刻对应的一般等价物的实际增量值。由此可知，风险的大小分别与时间差和预期差成正比；如果时间差相当小，风险也有限，大风险并非在眼前。“这是对政治家的一个很好的提示，他们关心问题的方法，常常是从迫切而实际的方面出发，而不是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出发。”（注：《大国的兴衰》保罗·肯尼迪 求实出版社1988.8.654页。）这与降低风险的要求相悖。
上述公式的另一个重要意义， 在于揭示了风险的峰值所在：当E21＝0时，风险最大；那么，为什么它会等于零？何时它等于零？ 本文将论证，它在社会僵化和社会劣性断离时等于零。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发展的根本障碍导致风险达到了极值，这也使我们要撇开一般障碍，而把研究风险和揭示发展根本障碍联系起来。
3、风险的类型。
根据风险存在的位置，形态或层面不同，对风险划分如下：
（二）规避和控制风险是跨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1、风险的威胁和爆发是影响各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九十年代以来，由于民族问题、种族问题、体制问题等，许多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潜在风险相继爆发，前苏联由于民族等问题，最终解体而引发一系列社会动荡和倒退；美国的种族骚乱造成几百亿美元的损失（如1992年）；日本多次发生震动全国的毒气事件，最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英国北爱尔兰分裂主义运动和相关的一系列恐怖事件；法国1995年12月交通系统工人大罢工引发60年代以来最大的社会危机，一度使得巴黎等大城市陷入瘫痪；加拿大的魁北克不断要求独立的问题等等，东南亚危机搁浅了“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这些无一例外的对有关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降低和控制风险、 趋利避害是各国在跨世纪关头无法回避的选择。
现代社会发展速度加快，风险也出现所谓“多米诺效应”，使得风险被迅速扩散和放大；如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南朝鲜，由金融风险的兑现引发经济危机和负增长，有的爆发了政治危机（政权垮台）甚至社会动荡（如印尼的大规模骚乱和破坏）。这其中不都是弊病，也包括巨大的机遇。“中国近百年来所经历的变化，其剧烈程度超过了先前整个的历史沧桑，而近三十多年的变化又最为强烈、集中。”（注：《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纪文勋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4，第1页。）
3、发展障碍是风险的生长和聚集点。
一个普遍流行的错误认识是所谓“高风险蕴含高收益”，实际上高收益的必要条件是规避高风险的兑现。否则，收益就会被稀释而降低；发展的成果就会被抵销。从高风险的存在到不断地被规避、降低和控制，就是社会发展的过程。因此，降低风险是社会发展的前提。
相反的可能是，风险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风险的本质是人们在发展进程中遇到了障碍，风险的大小与障碍的大小是一致的。人们如果未能逾越障碍，风险就随之提升，当风险兑现时，说明障碍已经挫折了发展。现代化研究著名专家罗荣渠先生指出：“追赶强国的强行过渡造成了现代化的自我断裂，结果反而丢失了二十年中难得的历史机遇。试问，我国为什么重蹈‘左’的复辙？为什么深受‘左’的危害并长期进行反‘左’斗争之后在新条件下重犯‘左’的错误？这是最近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如果有什么范式危机，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范式的危机’”。（注：《现代化新论续篇》罗荣渠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122页。）
（三）控制和降低风险必须逾越发展障碍
1、发展障碍就是风险。
根据分析测量公式，E21越小，风险就越大，而造成E21下降的原因是发展障碍（由E21的定义可知），所以，发展遇到障碍就产生风险，障碍越隐蔽则相比E22越大，风险就越大。 分析发展障碍是预测和控制风险的基础。
2、透视风险就要揭示发展障碍——特别是根本障碍。
所谓“社会可持续发展（以下简称发展）的根本障碍”，是指在发展的不同社区、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后面，存在的根本制约力量或者约束要素，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总根源。这不但是因为社会问题具有“必然性、复杂性、破坏性、反复性和潜在性”，（注：《试论社会问题的范式及其理论见解》雷洪《江汉论坛》1996.5。）是“相当普遍的，且只能用社会力量才能解决的”（注：《试论社会问题的范式及其理论见解》雷洪《江汉论坛》1996.5。），更是因为越来越多的隐性社会问题的存在和出现，说明仅仅治标而不治本是自欺欺人。“只有形成关于社会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分析框架，能够指导对若干具体问题的经验研究，才能形成对于社会问题的科学认识。”（注：《试论社会问题的范式及其理论见解》雷洪《江汉论坛》1996.5。）
过去，我们把阶级敌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障碍，把阶级斗争作为发展的动力，这种简单化的观点已经被当代中国发展的实践和教训所否定。此后，对发展根本障碍的界定成为一个“真空区”。在改革的攻坚阶段，这种情况的极为不利在于，它诱导我们对前进道路作出脱离实际的判断而使社会风险大大加剧（根据上述测量风险的公式可知E22大， 则风险也大），由此面临振荡曲折而丧失机遇，也使得改革成本大大提高。
3、控制风险必须阻断风险源。
由于发展障碍削弱了发展的动力，延误了发展任务，扭曲了发展目标，使得风险公式中E21值大幅下降而风险值上升。
现实社会发展的加速和社会科学发展的相对滞后，产生了两个越来越大的差距：（1 ）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识别速度慢于社会问题产生和堆积的速度；（2）治理社会问题的速度又慢于识别速度。由此， 从根本上认识社会问题既发展的根本障碍，不但对彻底改变上述被动局面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具有建设性意义。只有找到社会发展的根本障碍，才能把困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统一鉴别，比较轻重缓急，形成总体透视；才能避免单项对策难以解决的顾此失彼，得不偿失，以邻为壑的恶性循环和“并发症”，把治标对策推进到治本抉择。
4、降低风险必须逾越发展障碍。
劣性断离的风险是发展的一个根本障碍。从宏观看，随着改革发展的推进，进入攻坚阶段，深入到那些长期潜伏的，存在于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之间的问题后，遇到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挑战，并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包括国有企业改革、教育改革、家庭伦理、离婚率升高等。如就企业的产权关系而言，从模糊到明确，使“代理人”、“内部人”问题的表面化，长期隐藏的利益冲突，逐步走向摊牌。而缺乏对风险及其发展障碍的研究，导致我们难以降低改革发展的代价和风险。
社会僵化的风险是发展的另一个根本障碍。以微观为例，人生短暂，光阴似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每个人无不希望在有限的人生有所作为，贡献社会。而如果面对一个陷入僵化的社会，将使一切化为泡沫。忽略对根本障碍的认识，导致我们无法确定在发展过程中，哪些是绕不过去甚至是“有益的”弯路，哪些是可以回避的曲折和痛苦——尽管只是历史的“一瞬”，但却可能是个人的一生。（注：如谌容的小说《减去十年》。）
二、僵化：发展停滞的风险
社会僵化是指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不足，不能满足最基本的发展需求，导致其处于某种程度的停滞甚至瘫痪状态，它反映了发展面临徘徊不前、反复曲折或停滞的风险。
（一）社会僵化的存在与表现。
1、作为构成社会能量要素的社会成员，其生存必要条件严重不足。例如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泛，环境污染或生态被破坏、贫困等。如江苏苏北某市农民，1990年的人均收入只有656元，少于全省平均数300元。全市人均收入低于400元的贫困乡有45个，共154万人，占当地农村总人口的15.6%。在贫困乡村，有25%的农民需要政府的救济才能维持温饱；有75%的左右的农民住着土草房，到九十年代初，当地经济与社会几十年来基本是老样子。
2、推动发展的社会能量供给严重缺乏：代谢障碍和逆淘汰， 缺乏对社会能量（社会工作、行为和活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如一些发达国家，存在着缺少进取心，寄生阶层不断扩大等特征。在欠发达国家，高素质的人口数量不足或者低质量的人口比例过高，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使社会的养老负担、医疗负担加重；而农民的负担问题会挫伤其务农的积极性。再如智力低下者，遗传病患者和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过高，社会劳动力不足。（注：“劳动部的研究人员翁天真在前不久北京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全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偏低，职工队伍的文化技术结构不合理，很不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实现今后15年奋斗目标的障碍。全国1.2亿城镇企业职工中， 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0%。在全国近7000万技术工人中，初级工约为805， 中级工不足20%，达到高级技师的仅为3%左右。 全国已评聘的技师只有34万人，高级技师不过2000人。”《我国缺少高素质的劳动者》经济学消息报96.2.2第一版。）
本世纪初期因工业革命崛起的法英两个大国，也由于僵化等原因走向下坡，“1909—1913年中，法国的高利贷利息收入每年达十八亿法郎，1914年的利息收入高达三十亿。法国在一次大战前，靠高利贷生活的食利寄生阶层高达二百万人。包括其家属则达五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成为一个典型的高利贷帝国主义。”（注：《世界历史讲座》邓雪琴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8.182页。）再看英国走向衰落的情况竟然十分相似：“源源而来的海外超额利润和利息收入，使英国从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变成一个食利国。20世纪初，食利寄生阶层高达一百万人，（占当时英国人口的2.5%），是英帝国主义走向腐朽、 没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注：《发展社会学教程》刘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3。）
3、社会负担过重：由于社会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行。 持久的地区性紧张、争夺和冲突、宗教动乱、阶级和派别之间残酷斗争等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人们无暇顾及发展。例如非洲和中东的一些国家，连年战争或者长期备战，社会难以安定和发展。
4、那些虽已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大国， 同样也会僵化。它来自于文化精神的腐朽和衰落、邪教的蔓延等，导致人们对工作缺乏干劲，对事业缺乏追求，对他人缺乏关心，对集体缺乏热情，个人缺乏上进心，社会失去前进目标，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对九十年代世界各国的分析，发现了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金融业比工业兴旺，食利者反比投资者更实惠。”二是“在分配方面，资本收益的增长大大高于工资的增长。”（注：《世界经济七大缺陷》钱慰曾 每日侨报1997.10.8。）
（二）能量社会学（注： 《能量社会学：在社会学元理论阵地的登陆》蒋影明 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1997.1。）对社会僵化本质的透视。
1、本质特征之一——能量分布的失衡。 由于大文化方面的定位错误造成社会运行半径狭窄；其运行区域远远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一方面这种不合理的情况造成的冲突使能量内耗极大，比较正常情况下需要更多的能量投入；另一方面能量分布区域（能量场）过于窄小而难以容纳大量的社会能量（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被闲置或浪费），即社会整合的成本大大提高。
2、本质特征之二——能量移动的失衡。 流向社会问题和发展障碍的能量，大大超过了流向发展动力和约束的能量，长期的超负荷运行，使得运行区域越来越萎缩。发展动力严重不足而造成僵化。如封建社会的长期僵化，就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压迫造成的。
（三）僵化风险对于发展的威胁：
1、社会僵化是一种典型的“不择风险”——即无所作为， 不作选择。其实它是一种特殊的选择——对信息短缺（如封闭社会中）、“发展短缺”和固步自封的选择，在前述风险公式中，如果不作任何努力或努力很小，那么实际增量值E21趋近零：则E22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即别人发展了多少，你的风险就是多少。其风险在于“落后挨打”任人宰割。
翻开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看看“学生打老师”的典型例子。“隋朝仅存在了38年，但日本却派了5次遣隋使”学习先进的文化， 而“入唐以后，从630年到834年之间共204年的工夫，日本向中国派遣了18 次遣唐使，估算一下的话，大约每11年派一次。”（注：《百年恩仇——两个东南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倪健中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9.201页，第281页。）。而中国的封建统者却长期闭关锁国，变法运动的领导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之后，于1900年所写的《积弱溯源论》一文中说：“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注：《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依田喜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7.45、126页。）没有国家的概念，也就无爱国求发展可言。结果是“东京就不失时机地进行了明治维新，成功地脱亚入欧，加入了掠夺者的行列，而北京却迟至19世纪末才进行了以失败告终的戊戌变法，并继续遭受掠夺。”（注：《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依田喜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7.45、126页。）
这种历史的风险不可谓不大，它说明风险研究对于开发发展战略、设计发展步骤和评估发展过程是重要的，也是从微观社区（如居民新村）到宏观社会（如国家）都时刻关注的焦点，它面向未来因而构成了发展研究中的前沿课题。
2、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事实不容乐观； 联合国贸发会议1997年9月11日在日内瓦发表的《1997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七条基本结论中，第一条就指出：“第一，除个别国家外，世界经济的增长过于缓慢。因而未能创造出足够的工作岗位，也未能减轻世界上的贫穷现象。”可见，发展缓慢和社会僵化仍然是全世界不可忽视的根本问题。
3、弱动力对于发展的困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 速度需要推动力，僵化却“凝固”和涣散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消耗和浪费了发展动力，而保守的、懒惰的因素也积累下来，使发展缺少启动或持续的必要条件，我们对此应随时保持警惕。如“1997年上半年，国有银行有近100亿元信贷规模节余。当前，国民经济持续偏冷， 三月份国家统计局的经济预警系统已经显示黄灯，直接根源当推“资金运行阻滞”，也即大量资金（生产要素）闲置，无法进入正常生产和流通领域。”（注：《大洋的彼岸——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状》张精华等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9月311页。）
4、僵化导致劣性断离，两者恶性循环， 引发社会冲突和不稳定。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僵化，其中又不断爆发农民起义，最后走向衰落和灭亡。
三、劣性断离：发展失控的风险。
社会的劣性断离（简称断离），反映了发展面临的失控风险。
（一）广义社会断离的界定和存在。
1、社会断离的界定。一般的， 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的成员依靠互动联系而组成社会，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存在和发展，是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彼此相互赢得对方的社会能量。反之，如果他们不能彼此赢得和利用对方的社会能量，不能相互沟通而共处，这就是社会断离。断离使整合分裂，而“整合是社会系统的主要功能”，（注：《“资金运行阻滞”亟需解决》应宜逊 经济学消息报 1998.5.22。）是社会“一种最低程度的团结要求”。（注：《社会学理论》D.P·约翰逊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536页，537页。）
2、广义断离的分类和不同作用。
良性断离的出现部位，在主流社会与非主流社会、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其能量强度适中，构成了社会运行的边界。它形成了一定发展阶段社会秩序的基础；社会能量集中于主流方面成为发展的动力，而使得非主流一方缺少量被迫抑制。它是保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因为社会主流文化和制度对反文化和制度的排斥作用，限制了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某些成员与另外成员的社会互动，形成具体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化，提供社会必需的活力。“社会冲突决不是仅仅‘起分裂作用’的消极因素；社会冲突可以在群体和其它人际关系中承担起一些决定性的功能；比如，它可以有助于维持群体的疆界，防止群体成员的退出。”（注：《社会学理论》D.P·约翰逊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536页，537页。）
劣性断离，导致社会处于的失范、违规、犯罪，破坏社会秩序和稳定，加剧社会内耗；导致社会动荡等。这些下面将重点分析。
3、研究社会断离的意义：
（1）它是透视社会运行状态的重要标志。它在社会系统内部， 形成了社会整合；在社会子系统外部，左右了社会秩序和冲突的边界，因为社会运行的边界——上限和下限就是依托断离而构成的。它决定了社会关系的边界，规定了社会活动的半径。如在1945年雅尔塔协议之后，在东西方之间划分的断离线，决定了半个世纪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和有关各国发展的走向。
（2）它是衡量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重要指标。 断离形成了中微机社会环境巨大落差，如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就是城乡之间的契约性断离决定的（如户籍制度）。其它如宏观的：社会分化、微观的、代沟、离婚等等。
（3 ）它是衡量社会生活条件和质量（特别是精神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决定了社会成员生存的社会环境、精神状态和心理健康；影响了其发展空间、发展方向。如在文革中出现了社会劣性断离的高峰，使无数人失去了健康发展的机会，在社会各阶层造成大批成员的精神崩溃和自杀。
（二）劣性断离的性质。本文重点分析劣性社会断离，其特征是：
1、普遍性。处在转型期的国家更容易遭受断离的袭击。而大社区，大集团、大组织，其断离存在的时间、性质、强度，将对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乃至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战略影响。
2、破坏性。劣性断离动摇了构成整个社会基础的价值观念、 文化传统、社会信仰，因此产生了广泛的巨大的社会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大大下降，政策法规难以畅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注：《社会冲突的功能》L.科塞 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页。）
3、危机性。劣性断离埋伏了社会危机的祸种。它推动了社会失范、越轨、内耗和犯罪的蔓延；它削弱了主流文化，削弱了社会整合、动摇和破坏了社会秩序的基础，阻碍了法律、制度、道德的健康发展，使潜伏的不稳定因素无法消化而不断堆积。断离区域突然扩大、强度突然升高是社会动荡和解体的先兆和深层原因。如“苏共28大后，社会危机日益加深，民族分裂，联盟面临崩溃，各种党派纷纷建立，向苏共夺权。经济困难加剧，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意识形态十分混乱；犯罪严重。……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等11个国家领导人在哈萨克首都正式宣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联不复存在”。（注：“政策制定，执行、运行中的弊病，祸国殃民。”《“政策病”不治不行》孙燕 半月谈1998.12。）
4、现实性。揭示和治理断离，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有重大的意义。从我国的情况看，断离的典型表现是地方保护主义和贫富分化，由于在地方保护主义庇护下，假冒伪劣产品久治不绝，一些大案要案遇到层层阻力等，冲击了中央的核心，削弱了法制的权威，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社会发展的一大公害，其背后支撑是断离的力量。它还说明，社会断离的内涵比阶级斗争的概念要广泛的多。
（三）劣性社会断离的类型。
1、区域性断离。它是由于不同民族、 阶层和社区的社会成员未能大规模整合，社会能量不断在浪费和内耗中抵销。最终在 T2 的时候使E21明显下降而F值（风险）提高。典型表现是生活在不同社区的人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种族融离或对立，它是社会动乱和冲突的根源之一。如“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将更趋明显。最不发达的国家，1985年是36个，1990年是增加到42个，1994年增加到48个，这48个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0%，国民收入仅占世界总收入的0.2%。 西方七个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2%，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64.5%。”（注：《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李长久 《瞭望》1996.3.46页。）联合国《1992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 1960年占全世界人口20%的最富裕人的收入是占全世界人口20%最贫穷人收入的30倍，到了1990年此差距扩大到了90倍。”
区域性断离的另一典型表现，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供求关系失衡，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中的社会成员无法彼此沟通。联合国贸发会议9月11日在日内瓦发表的《1997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逐渐显露出七个缺陷，其中包括：“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本身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三、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的现象到处可见；甚至中产阶级的收入不断受到威胁也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六、失业和失去生活来源的现象在不断扩大。社会生产的财富过多地被用于支付利润。七、技术工种与非技术工种之间的工资差别越来越大，这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注：《俄城爆炸案主犯被判死刑》服务导报 1997.6.5。）
再如前英王妃戴安娜生前关心英国下层社会老百姓的疾苦，缩短了上层社会与被遗忘的下层贫民的距离，而“戴安娜现象”正是英国中下层人民对于以王室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之间的不满和断离的反映；当“人民的王妃”的称呼一旦出现，立刻在全国引起共鸣，竞然有占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自发参加了戴安娜的追悼会，成为七十年以来英国最大的群众集会。
2、过程性断离。由于制度、法律供给的短缺失误， 使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加剧，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社会运行中断，导致发展过程中前后两个阶段无法衔接，前期发展积累的文明成果不能支持后面的发展，使E21陡然下降而F值（风险）大幅提高。现实表现为大的曲折甚至振荡。如越是发展，越采取“赶超战略”，发展中国家离发达国家的距离就越远，“到1983年底，发展中国家对外债务总额达到7984亿美元，每年须要偿还本金和利息1000亿美元，而他们的年出口额不超过4000亿美元。从1973年到1982年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2.4%上升到335.8%， 外债清偿率（外债清偿率为每年偿还到期外债本息占当年出口创汇总额之比）由16%上升到25 %。 到1988年，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增长到1.3万亿。”（注： 《世界经济七大缺陷》钱慰曾 每日侨报1997.10.8。）
而亚洲发展的过程性断离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早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世界银行出版的两份报告指出：尽管亚洲国家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繁荣，但是仍有千百万人留在后面，不平等现象日益普遍。现在仍然有9亿亚洲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世界上仍然有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生活在亚洲，他们靠每天不足一美元的生活费度日。”（注：《战后世界经济大事100件》张健 新华出版社 1992年8月128页。）
过程性断离的另一典型表现是社会成员被迅速发展的社会抛弃，最后与社会冲突、与当局对立、与主流文化反动。出生在纽约州29岁的美国人麦克维，“在海湾城争中有过相当出色的表现，救过战友的命。他的母亲和邻居在法庭上作证时，称他和其他普通的年轻人一样富有‘爱心’。”但就是他，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恐怖事件，“1995年4月19日上午9时2分， 美国中部俄克拉荷马州俄克拉荷马市发生大爆炸，直属于联邦政府的默拉大厦在强烈的震撼中勉强站立，其中 9层的前部坍塌，造成168死亡，500余人受伤。”这是为什么？这是断离的恶果。麦克维的辩护律师说：“美国有数百万人和麦克维持相同的观点，他们对联邦政府一些做法极为不满，最终才以爆炸方式来表达态度。”（注：《9亿穷人成为亚洲发展隐患》每日侨报1997.9.9。）
（四）劣性断离风险对于发展的威胁：
劣性断离的风险及其对可持续发展形成的障碍，是任何社会都要面对和逾越的。因为“一个社会只能容忍有限的敌对活动。象交响音乐会一样，社会必须依靠其成员持续不断的合作而组织到一起。如果他们总是彼此敌对，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争吵不休，那就没有音乐可言——就是说，社会必然分裂。”（注：《暴力与权力》F·利特克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1993年10卷2期10页。）
1、劣性断离是典型的“制式风险”，它指在信息不充分， 不对称的情况下，必须作出（不能缺席、不能回避、不能请假）的不可逆选择（这种选择往往是“二择一”）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在前述风险公式中，如果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实际增量值E21与预测量E22的线性关系被否决，那么投入越多风险越大，努力越多风险越大。
如选择右制式方向盘的汽车，将蒙受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在（劣性断离条件下）向领导投反对票和赞成票的选择中，两者皆无法摆脱巨大的人生风险——前者归为右派而株连亲属子女的前途；后者属“保皇派”、“站错队”“路线错误”“永世不得翻身”等等。从微观而言，此风险毁了社会的无辜成员；从宏观上看，它使发展动力惨遭打击而损失。制式风险还强化了对信息不对称的需求，而信息不对称又加剧了社会风险，产生了所谓“多米诺效应”，使整个社会恶性循环。“现代化需要社会所有主要领域产生持续变迁这一事实，意味它必然因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各种群体间的分裂和冲突，以及由抗拒、抵制变迁的运动，而包含各种解体和脱节的过程。因此，解体和脱节构成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部分，每一个现代和现代社会都必须对此加以应付。”（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S.N.艾森斯塔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4。）所以邓小平同志主张“不要争论”是很有回避风险的远见。
2、劣性断离引发社会失范和犯罪，冲击了社会秩序， 造成社会混乱。它是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源，潜伏了社会对抗和危机，使社会消级面扩大，是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持续性威胁。（注：如“美国全国教堂纵火案特别工作小组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自从1995年1月到1997年5月，美国全国有162座黑人教堂被焚毁，其中大部分为白人所为。 ”《美国162座黑人教堂被焚毁》扬子晚报1997.6.10。）社会冲突还引发了一系列暴力、流血和其他犯罪行为，使社会无法稳定和持续发展。严重的劣性断离还导致冲突、战争。如种族问题在美国现代史上反复发作，损失巨大。除了上述谈到的九十年代的大爆发以外，在1965年夏天，美国洛杉机市也曾发生了黑人暴乱，引起当地社区的大混乱，并且波动到整个国家，在一周时间内造成2亿美元的损失，35人死亡。
3、劣性断离消耗了社会发展的能量，分化和消耗了发展的动力，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特别是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的对立倾向，大大损害了国家的整合与国民的团结，而这些整合与团结是振兴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战胜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的基本条件。如英国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但英国人民普遍对王室表达不满，“戴安娜现象”就生动说明了他们与君主不同的价值取向，（注：“9月6日上午，英国数百万人为戴安娜王妃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飞机停止起飞，火车停开，……一向感情吝啬的英国人为什么对逐出王室的戴安娜如此热爱呢？分析家们认为，它实际上是诸多社会问题的反映。”《“戴安娜现象”缘何产生》 扬子晚报1997.9.9。）说明了社会劣性断离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