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个30年与三次历史创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79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进程，已经整整30年；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整整60年；自1919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中国共产主义者走上中国历史舞台，已经整整90年，这90年可划分为三个30年。在我们回眸这三个30年时，最好的切入点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好的背景是世界的现代化历史。可以说，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开始了自主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时代。
一、打破王朝循环：20世纪是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历史
长期以来，欧美思想界从“欧洲中心论”的视角出发观察中国的现当代史，否定近代、现代和当代中国的历史创造。这种视角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中国不可能进行自己的历史创造的偏见出发，认为中国在现代和当代要么是重复自己过去的历史，要么是再现别国的历史。前者的典型代表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是历代王朝更迭的一个环节的“王朝循环论”。例如，美国著名中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他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界定为中国历代“循环”的一个环节。（参见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一章）按照这种观点，新中国的成立只是对过去历史的重复。后者的典型代表是认为新中国成立是照搬苏联模式的观点。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写道，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重要特征，是全盘采用斯大林主义的方法、措施和理论设想”。“尽管毛泽东一直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持批评态度，但是他却引人注目地把苏联的发展模式作为适合中国情况的模式而不加以批判地接受过来”。（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按他的说法，包括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体制、经济组织方式，甚至中国的“一五”计划都是苏联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翻版”。这两种观点背后的潜台词都是认为中国的现代和当代历史发展并没有开启中国新的历史时代，现代和当代中国没有真正创造历史。
二是从“欧洲中心论”的直线式历史观出发，认为中国现代和当代历史的发展是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的过程。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是美国的一批汉学家。按照美国学者柯文的归纳，这种观点包括三种分析模式：一是“冲击—回应”模式，即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夸大西方冲击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二是“传统—现代”模式，即认为中国必须沿着西方式的道路从传统转向现代。中国由于处在长期的传统状态，必须等待西方猛击一掌才能沿着西方的道路向现代转变。三是帝国主义模式，即认为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中国社会内部不可能产生任何有益于现代化的变化。（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按照这种观点，中国近代和现代即使有历史创造，也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按照西方的模式发生的。
上述从“欧洲中心论”角度看待中国近代和当代历史的传统视角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例如，柯文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从中国出发解读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国中心观”。杜赞奇主张“运用民族主义话语”和“复线历史”的框架研究中国现代史。（参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白瑞琪在《反潮流的中国》一书中用“反潮流”来概括20世纪中国历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开始不断地反对本国的伟大历史传统和众多的外国列强，借用毛泽东爱用的一个词，即是“反潮流”。在他看来，“反潮流”的过程就是中国历史创造的过程。“反潮流”与历史创造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他将中国20世纪历史运动的“反潮流”性质及其历史创造性质界定在四个方面，一是打破本国的历史和传统模式，创造一个不同于传统的王朝帝国体制的新国家；二是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三是反发展中国家采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谋求发展和现代化的模式，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与现代化模式；四是反亚洲“四小龙”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创造一个混合型的经济模式。（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绪论）这四个方面从纵向上看构成中国“反潮流”的依次递进的四个阶段。因此，“反潮流”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运动主线。
我们赞成柯文、杜赞奇和白瑞琪的分析视角，即基于中国观察中国历史的视角和方法论。我们认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现当代历史，选择了自己的历史方向。20世纪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世界意义正是从这两点上凸显出来的。
在20世纪，中国是少数几个选择自己独特道路从而真正创造自己历史的国家。如果说20世纪上半期中国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20世纪下半期中国则选择和决定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中国确定了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历史发展道路、历史发展模式与历史发展方向的选择与决定，构成20世纪中国历史创造的主线。
二、冲出三次历史漩涡：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次历史创造
对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而言，20世纪与以前的世纪最大的不同是，存在着三个历史漩涡运动。
一是以资本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漩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即欧洲模式作为榜样；另一方面，老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又不允许这些国家接近和采用欧洲模式。前者构成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而后者构成拒斥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排斥力。两种力量的复杂作用构成一个历史的漩涡。
二是以社会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漩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定型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即苏联模式；另一方面，苏联模式所引申的等级分工体系也制约向往苏联模式的国家真正实行这一模式。前者构成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后者则构成排斥力。这也构成一个历史运动的漩涡。两个漩涡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运动为多数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增添诸多变数和不确定性。许多国家在这种历史的漩涡中失去了自我。一些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被卷入资本主义的依附体系。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被纳入以苏联为核心的等级分工体系。因此，在20世纪大部分年代，真正选择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为数甚少。
三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漩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即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另一方面，这一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交往规则体系和分工链条又限制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这一体系，这也构成一个漩涡运动。
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20世纪是一个在各种漩涡中痛苦挣扎的世纪。一些国家尽管摆脱了第一个漩涡，获得独立，但是或者伴随着民族分裂，或者伴随着依附性的增强。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则始终没有摆脱第二个漩涡，最后以放弃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体系的裂变而告终。一些国家尽管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要么改变了社会制度，要么陷入了民族分裂。
中国则是例外。从1919年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早期共产主义者走上历史舞台，到现在，恰好是90年。这90年恰好可以分为三个30年。三个30年间，中国分别摆脱了三个历史漩涡，完成了三次历史创造。具体来说，1919-1949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前途，摆脱了资本主义主导的殖民体系，实现了民族独立。1949-1978年，中国选择走自己的路，构建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发展模式，摆脱了苏联主导的体系，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中国发展的制度基础和初步的物质基础。1979-2008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摆脱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漩涡运动，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20世纪历史的第一页是在第一个历史漩涡中揭开的。一方面，1901年中国开始启动“清末新政”，这一过程特别是其中的“晚清修律”因为其局部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在中国近代化最终启动、中国民族国家形成中具有界标性的历史地位。“晚清修律”通过大量翻译和借鉴各国法律，以罗马法系改造中国传统法律，终结了传统的封建法系，开始了中国法制与世界法制文明接轨的过程；强调立宪，开始打破“三纲五常”等封建专制的根基；强调民刑分离，开始打破传统民刑不分的法律结构；在法律理念上引进三权分立和人权思想。（参见冷德熙主编：《我们这一个世纪》，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因此，“晚清修律”客观上启动了中国法制建设的近代化进程，启动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因此开始真正启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从而真正启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更重要的是，“晚清修律”一开始就借鉴了西方法律，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这标志着中国不仅从器物层面，而且从制度层面开始试图选择欧洲发展模式。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皇室逃往西安，以及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如果说“清末新政”和“晚清修律”代表了欧洲模式的吸引力的作用，那么，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则代表了这一体系对中国排斥力的作用。《辛丑条约》不仅使中国背负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更重要的是在军事上和外交上进一步剥夺中国的主权。因此，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实际上是阻止中国向欧洲模式迈进。因为这个时期正是欧洲国家新一轮殖民扩张的时期，欧洲国家需要中国保留在殖民地的位置上，不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所以，中国从进入20世纪的一开始，就面临着国外模式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双重作用，面临着选择自己独特道路，创造自己历史的使命。
具有浓厚封建性的清统治者虽然发动了“晚清新政”，但是，封建统治者的褊狭视野决定了对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挣脱这一漩涡。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肩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先生提出试图超越欧洲模式的“三民主义”模式。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实施“民生主义”，在全国掀起振兴实业的高潮。但是不久，民国政权转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集团手中，从此一直到1927年，政府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方面无所作为。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逐渐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试图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论主张。蒋介石在1943年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认为，只有三民主义才“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但是，由于在政治上强调一党专政，一党独裁，在国家体制上走上了国家集权模式，在社会动员上主要依靠封建地主、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在经济上则走上了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就阻塞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失去了推进中国历史前进的社会力量，陷入了上述第一个历史漩涡而难以自拔，最后，伴随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国民党的努力归于失败。
开创中国历史新局面的任务最终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现代化是欧洲中心论和文化传播主义的代名词。此时通行的现代化模式是西方经济的模式，即现代经济（重要公司为殖民者所有）加现代公共管理（殖民政治机构）加现代基础设施。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一方面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最终，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这一时期的苏联模式是惟一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也不断学习苏联模式。但是，如果照搬苏联模式，显然意味着进入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工合作体系，这不仅会使中国失去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而且从历史意义上看将延续别国的历史，而难以真正开展自己的历史创造过程。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提出“走自己的路”，以及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深刻历史意义就在于提出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任务。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看，中国虽然在这种开创自己历史的道路上出现了诸多曲折与失误，但也为中国后来的改革探索留下了经验。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顺应经济发展体制演变的历史潮流，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现代化的基本体制安排。中国没有选择当今世界占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选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摆脱了以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漩涡运动，为人类贡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实现了新的一次历史创造。
三、历史逻辑与未来指向：完善“中国模式”
上述三个30年，尽管有不同的历史主题，但是，贯穿着一条历史主线，这就是探索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第一个30年探索的是中国式民族独立道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个30年探索的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初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建设模式。第三个30年探索的是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强国富民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按照这三个30年形成的历史指向，未来中国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初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成具有中等发达程度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个阶段，中国面临着第四个历史漩涡，即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漩涡。一方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是任何一个国家难以违抗的历史潮流，只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中国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动能；另一方面，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又是资本主义体系主导的全球化。因此，任何一个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后发国家要么会受到资本主义体系的剥削，要么会受到全球化等级体系的钳制和剥削。在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体系中生存和发展，因此，摆脱这个新的漩涡运动，是未来中国现代化探索面临的主题。要摆脱这一历史漩涡，关键是要探索一种既能避免陷入全球化漩涡，又可以获取全球化利益，从而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已经显现端倪，即“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从总体上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化和模式化；从现代化角度看，是一种不同于被奉为主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替代物。不管如何定义“中国模式”的内涵，在全球化的横向坐标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纵向坐标中，“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在于，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走自己的路，同时吸纳他国一切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要素，包括先进技术、市场经济、民主、先进文化等。
惟其如此，中国才能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获得动能，才能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同时赢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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