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北周时代的关陇学术与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魏论文,北周论文,学术论文,时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南北朝文学史上，建立在今陕西甘肃一带的西魏和北周，后来虽统一了北中国，但其学术和文艺则不但不如南朝，也很难和与之对峙的北齐相比。即以文学而论，我们现在所经常研读和讨论到的只有庾信和王褒二人，而他们两人又都是在西魏攻克江陵时由梁入魏的。这一事实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即当时的关陇地区似乎没有产生过本地的作家。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它又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笔者觉得很值得探讨。本文就是笔者的一些初步想法，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一）
西魏北周所统治的关陇地区，在历史上决不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地方。关中本是西周、秦和西汉建都的地方，在西汉时代更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正如班固在《西都赋》中所说：“故令斯人扬乐和之声，作划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泽洽乎黎庶。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诲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学术文化之盛实其他地区所不及。即使是关中附近的一些地方，文化也很繁荣，例如《替夫论》作者王符，是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刺世嫉邪赋》的作者赵壹是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人。西汉末割据陇西（今甘肃东部一带）的隗嚣发檄文声讨王莽，《文心雕龙·檄移》云：“观隗嚣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饰，而辞切事明，陇右文士，得檄之体矣。”东汉一代，都城虽已迁到洛阳，但关中出现的著名学者和文人仍很多，据《后汉书》，学者如杨政（京兆）、宋登（京兆）、杜林（扶风）、李育（扶风）、贾逵（扶风）、马融（扶风）；作家如杜笃（京兆）、王隆（冯翊）、傅毅（扶风）、蔡顺（京兆）以及班彪、班固和班昭（曹大家）等，为数甚众。《后汉书·张衡传》说张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这说明关中地区和当时都城洛阳同为学术文化的繁荣之地。但关中的学术文化从东汉起，就开始走向衰落。这是一系列政治原因造成的。据西晋初江统《徙戎论》说到，就在光武帝“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终于爆发了“羌乱”，直到东汉后期，才稍平息。汉末镇压黄巾起义的军阀，其军人中就有不少羌族及其他种族。例如蔡琰《悲愤诗》讲到董卓的部下，就说“来兵皆胡羌”。当东方各地将领起兵讨伐董卓时，董卓就挟汉帝及百官西迁长安。这也不足怪，因为董卓本从凉州一带起家，后来又以关中为盘踞之地，自然要以羌人为重要兵源。除了羌族以外，还有许多别的种族。江统在《徙戎论》中说：“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其实在此以前，关中已有氐族，江统也提到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调发羌氐人护卫王弘使西域，遂引起暴动。所以到了西晋初年，关中附近就已经发生动乱，参加的人中可能就有几个不同种族。如《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六年(270)，“秦州刺史胡烈击叛虏于万斛堆，力战，死之。”为此，朝廷不但派兵征讨，还“复陇右五郡遇寇害者租赋”，说明叛乱的范围波及五郡。到了惠帝元康六年(296)，“匈奴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张损死之。冯翊太守欧阳建与度元战，建败绩。”于是，“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围泾阳”。次年，又与晋将周处交战，晋军败，周处战死。直到元康九年(299)，才被平息。这说明关中及其附近地区的民族关系，自东汉迄于西晋本极复杂。当各族纷纷迁入关中时，当地的汉族却大批东迁。他们东迁的原因最初是因为东汉迁都洛阳，但后来似由于羌族的暴动。《潜夫论·救边》：“往者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但东汉的“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其实正如王符所说：“失凉州，则三辅为边”，必然受祸更烈。更严重的是当时将领、官吏乘机搜括民财。《潜夫论·实边》云：“又放散钱谷，殚尽府库，又复从民假贷，强夺财货。千万之家，削身无余，万民匮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饿杀也。其为酷痛，甚于逢虏。寇钞贼虏，忽然而过，未必死伤。至吏所搜索剽夺，游踵涂地，或覆宗灭族，绝无种类；或孤妇女，为人奴婢，远见贩卖，至令不能自活者，不可胜数也。”在这种情况下，据《续汉书·郡国志》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及应劭《汉官仪》载，经王莽之乱，人口锐减，其中关中地区尤甚。后来汉末的军阀混战，更使关中人大批流亡。三国后期魏蜀交兵虽在陕甘南部，但距长安较近，亦颇受影响。晋初各族的起兵，亦由目睹关中地区实力之空虚。
西晋代魏以后，关中一带亦未得安宁，上文提到了泰始六年胡烈之死和元康六年的齐万年之乱。齐万年之乱平定的次年(300)，就发生了赵王伦篡位的事，接着便是诸王的互相争权厮杀，镇守在这里的河间王司马颙也参加了混战，甚至把晋惠帝劫持到长安。司马颙后来被杀，但不久洛阳就被前赵攻克，怀帝司马炽被俘，麹允、索綝等人拥立司马邺于长安，但形势孤弱，不久又被前赵刘曜所灭。《晋书·愍帝纪》载长安陷落前，“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太仓有麴数十
，麴允屑为粥以供帝，至是复尽”。这时秦川一带战事十分惨烈。《晋书·张轨附张寔传》载民谣有“秦川中，血没腕”之语。刘曜攻克长安后，还不断与西晋残余势力如南阳王司马保等人互攻。后来刘曜算是平定了关中，并建都长安，不久又被后赵石勒所败俘。接着后赵军队就攻入关中。但后赵的统治亦不算久，在石虎死后，发生内乱，被前燕慕容
所灭。前燕只占领了北中国的东部，而原来被迁到东部的氐族苻氏和羌族姚氏就乘虚返回关中，争夺地盘。经过战争，氐族苻氏取得胜利，建立前秦，与东方的前燕相对峙。后来前秦苻坚灭前燕和汉人张氏在凉州建立的前凉，统一了北方。但没经多久，苻坚发动了对东晋的战争，在淝水之战中大败。鲜卑慕容氏乘机在东方重建后燕；慕容氏的另一个首领慕容泓和羌族姚苌也在关中起兵反对前秦。结果苻坚为姚苌所杀，经过混战，最后关陇等地被羌族姚氏所占领，国号后秦。此后不久，东方的后燕为北魏所灭(410)，黄河以东的地区多已入北魏之手，但后秦还存在了一个时期，直到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才被宋武帝刘裕所灭。但刘裕在关中并未站稳脚根，次年关中又落入了匈奴族赫连勃勃所建的夏国手中。夏据长安不到十年，长安又于魏太武帝始光三年(426)被北魏攻克。从此关中才归入北魏版图，比东方的河朔地区晚了十六年。关中地区经过这样的反覆易手及各族入侵，种族问题十分复杂。甚至魏太武帝时起兵反魏的首领盖吴，也是卢水胡人。所以谢灵运在《劝伐河北表》（见《宋书·谢灵运传》）中说的“关西杂居，种类不一”与“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的情况不同。北魏末年的六镇军人叛乱时，关陇地区亦有莫折念生、胡琛、宿勤明达以及后来的萧宝夤等人反魏起兵，经过多年苦战，屡遭挫败才得以平息。后来又发生了侯莫陈悦杀贺拔岳及宇文泰讨伐侯莫陈悦的战争。宇文泰在占据关陇之初，实力远不如东方的高欢，所以原在关陇的可朱浑道元等都投奔了东魏。至于士大夫当然也是这样。北魏承平之时，他们多在洛阳等地做官，留居关中的本为少数。在这样的条件下，关中的汉族士庶都只有向别处流亡，却不可能向关中迁徙。再说这样频繁的战争，又有这种复杂的种族问题，关中士人当然也难于有余暇去进行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在整个“十六国”和北魏时代也许只有前秦和后秦间很短一段时间出现过王嘉、苏蕙及僧肇等人物。
（二）
关中从战国到西汉本是全国的富庶之区，“九州之上腴”，又是政治和文化中心，正如班固所说的“英俊之域，绂冕所兴”（《西都赋》），在这里有着许多古老的高门大族。他们不但在全国有很高的声望，而且在学术文化方面也出过许多杰出的人才。这里的士族历史往往很悠久，较之河朔和江南那些高门要早得多，不少高门的兴起，至少可追溯到西汉，甚至更早。例如：东汉时关中著姓如韦、杜、窦、苏诸族就是这样。韦氏为京兆杜陵人，其祖先即《讽谏诗》作者韦孟，本彭城人，至宣帝时，韦贤为丞相，居杜陵。至东汉时，韦贤玄孙韦彪史称“好学洽闻，雅称儒宗……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著书十二篇，号曰《韦卿子》”（《后汉书·韦彪传》）。违彪迁至扶风平陵居住，而他的族子韦义仍居杜陵。由是关中韦氏分为两支。后来韦氏的名人，多为杜陵人，如东汉末的韦端，官至太仆。他儿子韦诞是三国著名书法家。《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注引《文章叙录》说他“有文才，善属辞章”，官至光禄大夫，“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云”。这个家族在西晋灭亡后，也颇有迁徙到外地的，如：北魏太武帝所征聘的名士中，有京兆韦阆，据《魏书》本传，他祖父韦楷，“晋建威将军、长乐清河二郡太守。父逵，慕容垂吏部郎、大长秋卿”。他的从叔道福之父韦罴为苻坚东海太守，淝水之战后降晋。韦道福仕刘宋，后随薛安都归魏。但也有留于关中的，如阆从子韦崇、族弟韦珍等。还有如梁代名将韦睿，京兆杜陵人，“祖玄，避吏隐于长安南山。宋武帝入关，以太尉掾征，不至。伯父祖征，宋末为光禄勋。父祖归，宁远长史”。还有随刘义真奔江南，后来又回关中的如北周韦瑱的曾祖韦惠度。北周名将韦孝宽即杜陵韦氏，他虽是武将，《周书》本传称他“虽在军中，笃意文史，政事之余，每自披阅”。他的哥哥韦夐是个隐士，周明帝宇文毓曾作诗赠他。他曾作《三教序》论儒、道、佛三教异同。《周书》本传说他“少爱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录数十万言。晚年虚静，唯以体道会真为务。旧所制述，咸削其稿，故文笔多并不存”。
杜氏亦京兆杜陵人，其祖先是西汉的杜周及子杜延年，本南阳杜衍（今河南南阳西南人），杜周为御史大夫，迁扶风茂陵，子延年又迁京兆杜陵。到东汉初，就有了扶风茂陵人杜林，是著名经学家；京兆杜陵人杜笃，是文学家，作《论都赋》。杜氏到三国时，又有杜畿及子杜恕。他们乃京兆杜陵杜氏，可见茂陵和杜陵杜氏虽出一源，而三国之后，社会地位较高的则为杜陵一支。西晋名臣杜预即杜恕之子，他是《春秋经传集解》的作者，又是现在所知最早的应用文选集《善文》的编者。他这一支出仕后大约并未回关中。北魏时，太武帝所征聘的名士杜铨，据《魏书》本传说，他是“晋征南将军杜预五世孙”、“祖胄，苻坚太尉长史。父嶷，慕容垂秘书监，仍侨居赵郡”。但留居关中的杜氏，也有迁入南方的，如《宋书·杜骥传》：“杜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预，晋征南将军。曾祖耽，避难河西，因仕张氏。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兄坦，颇涉史传。高祖（宋武帝刘裕）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当然，留居杜陵的人也还不少。如北周的杜杲就颇有政治才能。《周书·杜杲传》云：“杜杲字子晖，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辅国将军，赠豫州刺史。父皎，仪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学涉经史，有当世干略。”他曾出使陈国。杜氏入唐仍贵显，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语。
扶风武功苏氏也是关中的望族。据《元和姓纂》卷三云：“苏，颛顼、祝融之后。陆终生昆吾，封苏，邺西苏城是也。苏忿生，后至建，生武、嘉。十二代孙则。则次子遁。八代孙绰，周度支尚书、邳公；生威，隋左仆射、房公；生夔、季。”据此魏、周时武功苏氏为汉代名臣苏武之后。检《汉书·苏建传》：“苏建，杜陵人也。以校尉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封平陵侯。”按：苏建、苏武的子孙，当为平陵人，因苏建封平陵侯。据《后汉书·苏章传》：“苏章字豫文，扶风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时为右将军……章少博学，能属文。安帝时，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为议郎。”但又说到苏章的侄曾孙不韦，汉末被段颎指使张贤杀害，“并其一门六十余人尽诛灭之，诸苏以是衰破”。至于武功的苏氏是否苏武子孙，很难确考。《三国志·魏书》有《苏则传》云：“苏则字文师，扶风武功人也。少以学行闻，举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为酒泉太守，转安定、武都，所在有盛名。太祖（曹操）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之军导。”这段记载并未说到是苏武子孙。《元和姓纂》产生于唐代，当时人喜欢把一些家族和历史上的名士联系起来，未必可信。但武功苏氏确是一个文化教养很深厚的家族，裴松之在《三国志·苏则传》注中说到苏则的儿子苏愉，“历位太常光禄大夫，见《晋百官志》。山涛《启事》称愉忠笃有智意”。又说苏“愉子绍，字世嗣，为吴王（指晋吴王司马晏）师。石崇妻，绍之女弟也。绍有诗在《金谷集》中”。魏、周的武功苏氏确为苏则之后，这大约不会错。因为《魏书·韦阆传》附有苏湛事迹，云：“又有武功苏湛，字景，魏侍中则之后也。晋乱，避地河右。世祖（拓跋焘）平凉州，还乡里。父拥，字天祐，秦州抚军府司马。湛少有器行，颇涉群书。”后来萧宝夤叛乱，苏湛曾劝阻，不听。萧宝夤平后，官至中书侍郎，死后赠镇西将军、雍州刺史。至于北周的名臣苏绰，亦武功苏氏，他和苏湛是从兄弟。《周书》本传云：“苏绰字令绰，武功人，魏侍中则之九世孙也。累世二千石。父协，武功郡守。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苏绰的从兄苏让为西魏汾州刺史，荐他于宇文泰，开始时宇文泰并不重视，后来宇文泰行经西汉故仓地，召问苏绰，苏绰“具以状对”，并和宇文泰谈“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因此得到重用。后来所颁布的《大诰》和“六条诏书”，皆出苏绰之手。他为宇文泰所作的《大诰》，模仿《尚书》，意在改变华丽的文风。苏绰从兄苏亮，是苏湛之兄，《周书》本传称“亮少与弟绰俱知名。然绰文章少不逮亮，至于经画进趣，亮又减之。故世称二苏焉”。又说苏亮“所著文笔数十篇，颇行于世”。还有苏绰的弟弟苏椿，苏亮、苏湛之弟苏让皆留名于《周书》。可见苏氏亦为一个文化很高的家族。值得注意的是从西晋到十六国，还有两位女诗人都和苏氏有关。一位即《玉台新咏》卷九所录《盘中诗》的作者“苏伯玉妻”，此诗有人疑为汉时人作，但寒山赵氏覆宋本和五云溪馆本均在傅玄之后，张载之前，当可信。此诗云：“姓为苏，字伯玉，作人才多智谋足，家居长安身在蜀。”考蜀汉之亡，在魏元帝元兴四年(263)巴賨李氏建成在晋惠帝太安二年(303)，中间有四十年之久；而傅玄卒于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张载卒年至早也应在太安二年之后几年。那么《盘中诗》产生于傅玄之后，张载之前是完全可能的。这里提到的苏伯玉，很有可能即武功苏氏。还有《织锦回文诗》的作者苏蕙，据说乃前秦始平（今湖北十堰东）人，夫窦滔为秦州刺史。按：苏蕙事各书说法不一，但均谓其夫乃窦氏。窦、苏皆扶风望族，苏蕙家或本武功苏氏之移居始平者。这两个故事也多少使我们想到苏氏具有很高的文化教养。
上面说的韦、杜二族，乃西汉大臣之后，属“七相五公”之列；苏氏官爵稍低，而苏武的品德更在韦杜之上。此外在关中的望族还有扶风的窦氏。窦氏在东汉一代出了两位皇后，一位是章帝皇后窦氏，乃窦融曾孙女；另一位是桓帝皇后窦氏，乃窦武之女。据《后汉书·窦武传》，窦武乃窦融玄孙，而《后汉书·窦融传》又称其七世祖乃西汉文帝窦皇后之弟窦广国。这样，窦氏在关中也算望族。北朝人自称扶风窦氏的不止一家。《魏书·窦瑾传》：“窦瑾字道瑜，顿丘卫国人也。自云汉司空融之后。高祖成为顿丘太守，因家焉。”他是否真为窦融之后，本无确证。至于北周的窦炽，似更可疑。《周书·窦炽传》：“窦炽字光成，扶风平陵人也。汉大鸿胪章十一世孙。章子统，灵帝时为雁门太守，避窦武之难，亡奔匈奴，遂为部落大人。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于代，赐姓纥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这种说法未必可信。据《魏书·官氏志》，“纥豆陵氏，后改为窦氏”。可能是鲜卑族人入居关中后，自附于汉族名门之后。但这也说明扶风窦氏到北朝尚有声望。不过窦炽确也有较高文化，《周书》本传称他“少从范阳祈忻受《毛诗》、《左氏春秋》，略通大义”。
此外，西魏、北周时，关中旧族也还有两汉以来安定望族梁氏（梁统）之族的梁昕，安定皇甫氏（皇甫嵩）之族的皇甫璠，陇西狄道辛氏（辛庆忌）之族的辛庆之，京兆杜陵王氏（王遵）之族的王子直等。此卷“史臣曰”：“韦、辛、皇甫之徒，并关右之旧族也。或纡组登朝，获当官之誉；或张旃出境，有专对之才。既茂国猷，克隆家业，美矣夫！”但可惜的是，这些关中高门在过去虽有不少人在学术和文艺上作出卓越贡献，而入北朝以后，则比江南的王、谢和河朔的崔、卢等族大见逊色。这是由于关中战乱较河朔尤多，而北魏一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又在东部，所以关中的文化基础就远不及东部。再加上北周虽也有命学士在麟趾殿校书之举，但其规模较之北齐之编《修文殿御览》，实难比拟。《隋书·牛弘传》载，牛弘上表隋文帝谈搜书之事，说：“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又说：“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这里看来北周和北齐似乎相差不多，但北周的八千至一万卷，亦未去重复之数，较之三万余卷，相差还是很大的。我们试看《北齐书·文苑传》所载参加“文林馆”及编纂《修文殿御览》的人数之多，也说明东部的学术文艺人才实远多于关陇。这不光有历史和地域的原因，也和宇文氏的政权的性质及处境有关。宇文泰本是北魏“六镇”军人，地位较低，早年随父宇文肱在起兵反对北魏朝廷的鲜于修礼军中，后鲜于修礼为葛荣所杀，宇文泰就从葛荣，后来葛荣被尔朱荣所镇压，他又归降尔朱荣，得到任用，地位逐步上升。鲜于修礼和葛荣都是六镇哗变的军人首领，尔朱荣乃留居北方的鲜卑人头目，他虽口头尊奉北魏，与哗变军人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这些留居平城及以北地区的鲜卑族，自魏孝文帝以后，在仕途上日益艰难，远不如迁洛的鲜卑人及汉族士大夫得势。这情况只要看《魏书·张彝传》和《北齐书·魏兰根传》就很清楚。北齐的建立者高欢和北周的建立者宇文泰都是“六镇”军人出身，对汉化鲜卑人与汉族士人都怀有一定的仇恨。但两人情况不同，高欢统治着东部地区，本是汉族士人聚居之地，他不能不顾虑到这些士族对广大汉人的影响，同时他又属高姓，可以自附于勃海高氏这高门士族，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对汉族士人还有一些吸引力。南方士人颜之推被西魏所俘而要冒险偷逃北齐，虽有借此南返的动机，但后来久仕北齐，恐怕他认为北齐还比西魏北周较多文化修养。宇文泰的情况不同，他原来地位较低，对汉化更隔膜，对孝文帝以来士族地位的显赫更为不满。《周书·苏绰传》载苏绰为他所拟的“六条诏书”中说：“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策骐骥而取千里也；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土牛木马，形似而非，不可以涉道也……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又说：“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治民。”这些话，看起来句句有理，但其同意似与魏孝文帝的政策明显不同。《魏书·韩麒麟附韩显宗传》载孝文帝与李冲、李彪等人的一次谈话。李冲说：“若欲为治，陛下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孝文帝说：“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事实上高门士族未必真的“德行纯笃”，孝文帝其实还是要拉拢门阀士族。宇文泰在关西没有那么多高门需要争取，他也未必这样迫切地需要高门士族支持。宇文泰不重门阀，显然是对的，但他任人只注重“治民”，却未致力于学术和文化。一般来说，这些部门却是高门士族占着优势。西魏、北周时代关中形势，也使他难有余暇考虑这些方面。所以《隋书》、《北史》的《儒林》、《文学（苑）》二传，讲到北方学术和文艺之盛，主要在东方的“齐、鲁、赵、魏”；说到北周，只说“周氏创业，运属陵夷，纂遗文于既丧，聘奇士如弗及”（《北史·文苑传》），而所举“奇士”则除苏绰、苏亮外，多非关中人士，这说明关陇的学术文化实难与东部并提。这自然不能全怪宇文泰，而是长期而复杂的原因造成的。
（三）
具体到西魏、北周的学术文化，我们不妨从儒学和文学两个方面来论述。因为这两个方面，历来史籍言之最详。
西魏、北周的儒学，据《周书·儒林传》凡六人，加以单独立传的卢辩凡七人。其中三人为范阳卢氏：卢辩、卢诞和卢光，他们均生长河朔，学成后因政治原因而入关。另有两位河东猗氏（今山西临猗涑水南岸）人樊深和乐逊，亦学成后入关。《周书》作者令狐德棻似最重视沈重和熊安生二人的入周。他讲到周武帝的重儒，说他“其后命輶轩以致玉帛，征沈重于南荆。及定山东，降至尊而劳万乘，待熊生以殊礼。”这里讲的沈重是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南）人，本来在建康做官，梁元帝萧绎即位，把他迎到江陵。西魏平江陵，本叫他留在后梁萧詧那里，是周武帝宇文邕派宣纳上士柳裘把他征聘入关的。他著述甚多，《隋书·经籍志》著录他的《毛诗义疏》二十八卷，《周官礼义疏》四十卷和《礼记义疏》四十卷。北朝学者著作能保存于《隋书·经籍志》中的不多，足见沈重在当时确有其突出地位。但他其实是个江南学者。至于熊安生，他是长乐阜城（今河北阜城东）人，为北齐国子博士。《周书·儒林传》载其名闻关中及入周始末云：“时朝廷既行《周礼》，公卿以下多习其业，有宿疑
滞者数十条，皆莫能详辨。天和三年(568)，齐请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与齐人语及《周礼》，齐人不能对。乃令安生至宾馆与公正言。公正有口辩，安生语所未至者，便撮机要而骤问之。安生曰：‘礼义弘深，自有条贯。必欲升堂观奥，宁可汩其先后。但能留意，当为次第陈之。’公正于是具问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还，具言之于高祖（周武帝）。高祖大钦重之。”等到周武帝平邺城时，就亲自到熊安生家里拜访，给赐甚厚，并且用安车驷马迎到长安。这位名儒的事迹，正好说明了关中学者的学术不足与河朔相比，所以使宇文邕对熊安生倾慕至此。
《周书》不设《文苑传》，但并非全无文人，其中比较有名的如庾信、王褒、刘璠等均来自南方，也有少数作家如李昶，顿丘卫国（今河南清丰）人、魏李彪之孙，早年随父游及伯志在江南，后归洛阳，后又入关。还有一些文人如柳虯、柳庆兄弟，祖籍河东，上世曾仕南朝，后归北魏，亦由东部入关。柳氏兄弟入关较早，苏绰作《大诰》，想改变魏晋以来华丽文风。当时有人献白鹿，群臣想作贺表，“尚书苏绰谓（柳）庆曰：‘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轨物，君职典文房，宜制此表，以革前弊。’庆操笔立成，辞兼文质。绰读而笑曰：枳橘犹自可移，况才子也”（《周书·柳庆传》）。苏绰这段话既适应了六镇军人出身的统治集团反对汉化和崇尚江南的心理，也反映了关中士人难于企及这种文体的心态。但正如《北史·文苑传》所说：“然绰之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辞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这一点，柳庆之兄柳虯早已看出，他认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作《文质论》（见《周书·柳虯传》）。事实证明，柳虯是正确的。文体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包括宇文泰和苏绰也不能使《大诰》那种文体普遍为文人接受。其后不过二十多年，在西魏攻克江陵之后，庾信、王褒联袂入关，在他们影响下，关中文人包括宇文泰之子宇文毓、宇文招、宇文逌等纷纷效法，形成了《北史·文苑传》所说“梁荆之风，扇于关右”的现象。现今所见北周诗文，除宇文泰诸子外，几乎没有一篇关中籍人之作。以《隋书·经籍志》所录北周人文集而言，除周明帝（宇文毓）、赵王（招）、滕王（虯）外，只有文集五部：《宗懔集》、《释亡名集》、《王褒集》、《萧
集》和《庾信集》。宗、萧、王、庾皆南人，由梁入周。释亡名《周书》无传，但据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九，他俗姓宋，南郡人，事梁元帝，梁亡后出家，“远寄岷蜀”，后被周齐王宇文宪请到关中，则亦为南人。他的诗今存者不多，也许因为是和尚，所以较之他人似稍少绮艳之风，但大体上仍和南朝诗人无原则的区别。大抵河朔等北齐旧地的文学发展历史较久，虽也努力学习南方文风，却有自己的传统，和南方文风还不完全一样。就如《隋书·文学传》说的：“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即以现今所见隋代作家的诗文而论，较为优秀的几乎都出江南和河朔人士之手。唯一的例外也许是杨素。但杨素能否完全代表关中文风？亦颇可疑。《隋书·杨素传》：“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也。祖暄，魏辅国将军、谏议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杨敷乃北魏杨播族孙，这一家据《魏书·杨播传》说，祖籍“弘农华阴”是其自称，还有疑问。他们祖上仕慕容氏，在魏道武帝时已归魏，此时关中尚未收入北魏版图。此后直到北魏末年，杨氏还一直在洛阳等地做官。杨敷之曾祖、祖父和父亲均在河间及北部的怀朔镇等地做官，可能受河朔及洛阳一带文化的影响很深。现在我们来看杨素今存诗篇，其《出塞》二首，属乐府题材，同时作者还有北方诗人薛道衡、南方诗人虞世基，风格都相近，很难说有什么杨素特有的色彩。至于他的《山斋独坐赠薛内史》、《赠薛内史》和《赠薛播州》等，诗风高古，颇有晋诗气息，较之和他唱和的河东人薛道衡，似更多河朔清刚之气，倒更近似稍早的卢思道及同时的孙万寿。所以杨素的诗风，毕竟不能代表关陇。至于文的情况亦与此类似。清代的李兆洛编了一部《骈体文钞》，所收文章甚多，差不多稍有可取，即加收入，但其中却不录西魏北周时关中人的文章。我们现在常读的西魏至北周人的骈文大约只有一篇宇文逌的《庾信集序》。平心而论，这篇骈文写得还是不错的，但纯系模仿庾信的文风，并无自己的创造。所以我们今天还去读它，多半是视为研究庾信的史料，而非欣赏其文学价值。反观当时作家，且不说来自南方的庚信、王褒，即以河朔地区而论，像卢思道的《劳生论》，可称杰作，足与梁刘孝标的《广绝交论》颉颃；祖鸿勋的《与阳休之书》，亦骈文名作；即使一些应用文字如东魏杜弼的《檄梁文》（一说魏收作）、隋末祖君彦的《为李密檄洛州文》皆传诵名作，而均出河朔籍文人之手。关陇文学的复兴，实在入唐以后。这说明北朝的学术和文艺中心实在河朔，而关陇经长期战乱之后，元气尚未恢复，要赶上南方和河朔，还得有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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