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移民在四川分布考——兼补罗香林四川客家人分布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家人论文,广东论文,清代论文,移民论文,兼补罗香林四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清代广东移民四川的迁出地范围分布在粤北和粤东北的山区丘陵地带，以嘉应、南雄、韶州、惠州和潮州等府州所属的客家住县为主。粤民入川后的迁入地主要分布于成都、重庆、宁远、保宁、邛州、资州、叙永、太平等23个直隶府州厅以及其下辖的102个州县厅中， 分别占当时四川直隶府州厅和县级单位行政区总数的88%和80%以上。这表明客家人在四川的分布远远超出罗香林先生所言的13个县。
关键词 清代 广东移民 迁出地范围 迁入地分布 客家人
清代前期，曾出现过近百年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这次移民潮的主体除湖广省外，还包括广东、江西、福建、山西、陕西、贵州等十数省份的人民。就各省移民入川的数量而言，湖广省因地利之便，其人数雄居榜首。而距离四川遥遥数千里的广东省，其人川人数也十分可观。据笔者的估算，清前期入川的粤民人数当在80万左右〔1〕。那么，如此大规模的广东移民入居四川后，其在四川的分布状况是怎样的呢？弄清楚这个问题，对我们正确、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清前期广东移民在四川社会经济重建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将会裨益良多。另外，对考察客家人在四川的分布地也不无益处。本文主要根据族谱和方志等文献材料，来考察广东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地。错误之处，祈请行家指正！
一、广东移民迁出地之考察
至迟到宋元之际，客家民系才最终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形成。据罗香林先生在其《客家源流考》一书中称，一县之中居民全部为客家人的纯客住县，只有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其他诸如四川、湖南、广西、台湾等省即使有客家人居住，也仅仅为非纯客住县。广东的纯客住县主要有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大埔、连平、和平、龙川、紫金、仁化、赤溪、始兴、英德、翁源等15个县。而广东的非纯客住县更高达50个之多。广东人口有规模地向四川迁移主要发生在清代前期，也即是罗先生所说的客家人口的第四次迁移。那么清前期广东移民四川的原籍地理范围到底有多大呢？
清代广东人口移居四川，并不是广东所有的府州县都有人口迁川。实际上，入川的广东人口主要分布在粤北和粤东北客家住县的山区丘陵地带。由于资料的零散，要完全弄清楚广东迁出地的地理范围是十分困难的。笔者只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方志和族谱等资料，来尽可能地复原出这些迁出地。
方志记载广东移民入川的情况，基本上只能见诸四川省各地方志，广东本省地方志对此甚少记载。而四川各地方志在记述广东移民原籍时，绝大部分又笼统地记述为“原籍广东”的字样。唯一例外的是民国时期编修的《简阳县志》对清代各省入籍简阳的移民原籍记载颇为详细。兹据民国《简阳县志》卷18《士女篇·氏族表》和卷24《补遗·氏族表》以及民国《简阳县续志》卷10《士女篇·氏族表》，来统计广东移民迁出地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 简阳县清代广东移民原籍统计表
从上表可以对清代入川的广东移民原籍有个大致的了解。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些文献资料：
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广州将军署理巡抚石礼哈上奏称：“据乐昌县知县马燧具禀，该县地通湖南入川大路，如本省之广惠南韶等府，南雄之保昌、始兴各县入川之人，必由本县地方过楚入蜀等语”，此外，曲江县也有人变产入川〔2〕。
雍正十一年（1733年）五月，广东总督鄂弥达和巡抚杨永斌在奏折中也称：查往川者“皆系惠州之兴宁、长乐、龙川、和平、永安及潮州之程乡，罗定州之西宁七县民人”〔3〕。同年十月， 鄂弥达又上奏折称：“……更于入川要路，如惠州之和平、连平、龙川，韶州之乐昌、仁化各县多张告示”劝阻粤民入川〔4〕。
雍正末年，广东肇罗道杨锡绂在《奉委查办入川人民事宜条禀》中称：“查去年清查入川人民，只有长乐、兴宁、镇平、平远、龙川、河源、连平、永安、和平等县。今则添出大埔、揭阳矣。……又有海丰、归善、普宁三县矣。前又据陆丰将入川人民造册具报，则陆丰亦有之矣”〔5〕。
如果我们将上述广东地方官员奏疏中所提及的府州县与前面表1 作一比较的话，则不难发现，其中的许多州县恰相吻合！
族谱是移民史研究中第一手较为可靠的史料。每一部族谱都对其家族的原住地和迁入地有着明确的记载，如宣统《四川陈氏族谱》载其入川始祖陈绣尧于雍正五年（1727年）由广东惠州府永安县双下约归湖村堂肚里，“率同四云公等迁于四川省永宁道直隶资州内江县佃居崇林铺桂花湾”〔6〕。 又如同治《华阳廖氏族谱》载其入川太始祖廖吉周，“原籍广东兴宁县洋洞坑住人氏，见人繁费祖业无几，于是父子商议上川移至简州石板潭深沟子地名居住”，后迁至华阳县石羊场三道桥落业〔7〕。 再如民国《绵西张氏族谱》载其族迁移情况为：“宋末元初仲祖蔚起公家于闽汀武平岩前盈塘里，此闽之有张氏也，自蔚起公始也。传至八世为参祖权舆公移家于广东惠州府龙川县进贤乡，此粤之有张氏也，自权舆公始也。更传十世为美升良登公随母携弟入川，初家川东移居德阳蕉芭滩，旋迁左绵永兴镇天皇观，此蜀之有张氏也，自美升公始”〔8〕。
有关入川的广东移民族谱，四川省图书馆收藏颇多。每部族谱在记述其迁川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有类似上述的表述。因此，对与前面已罗列出的原籍地名相同的族谱，此处不再赘述。但仪陇县民间私藏的两部族谱却另有说法如下：
同治《粤东荥阳谱记》（手抄本，现存仪陇县周河乡郑家）记载：“我太高祖仕美公，其先世发籍福建，移居广东……家于韶州府乳源县，于康熙五十一年始迁蜀，置业于邑南水磨河”。
咸丰《潘氏宗谱》（木刻本，现存仪陇县周河乡潘家）载：潘氏于明朝嘉靖十九年由闽上杭“迁粤东乳源县，康熙五十四年迁四川仪陇”。
另据朱德故居纪念馆资料：朱德原籍也是广东韶州府乳源县，其先世于乾隆四十五年前后入川，先居广安县华蓥山。后于嘉庆十五年左右才迁到仪陇县马鞍山居住〔9〕。可见， 乳源县也是入川粤民的一个重要出发地。
至此，清代入川的广东移民迁出地原籍面貌已有了明显的轮廓。按清代广东的行政区域规划，文中迁出地的府州县归类后，分别为：惠州府（连平、和平、河源、永安、博罗、归善、龙川、海丰、陆丰）；潮州府（大埔、揭阳、普宁）；韶州府（乐昌、曲江、仁化、乳源）；嘉应州（平远、长乐、镇平、兴宁）；南雄州（始兴、保昌）；罗定州（西宁）；广州府（新宁）。
据此可知，清代广东移民四川的迁出地主要分布在惠州府、潮州府、韶州府、嘉应州、南雄州以及广州府和罗定州。依罗香林先生的观点，迁出地中的连平、和平、永安（今紫金）、龙川、大埔、仁化、镇平（今蕉岭）、兴宁、平远、长乐（今五华）、始兴、嘉应州（今梅县）等12个县为纯客住县，占广东15个纯客住县的80%，而其余的河源、博罗、归善（今惠阳）、海丰、陆丰、揭阳、普宁、乐昌、曲江、乳源、保昌（今南雄）、西宁（今郁南）、新宁（今台山）等又均属非纯客住县。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清代入居四川的广东移民是以客家人为主流的。而上述迁出地正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丘陵地带，这对广东移民入川后在四川的定居分布不无影响。那么，广东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到底如何呢？
二、广东移民在四川之分布
清前期四川的移民运动，基本上是在政府的鼓励下进行的。康熙十年（1671年）政府“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例〔10〕。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廷“以四川民少而荒地多”，特定《入籍四川例》，规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11〕。同年十一月，又定入籍四川者准其考试例，史称：“蜀省流寓之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著为例”〔12〕，并规定“如中试之后回原籍，并往别省居住者，永行禁止”〔13〕。可见，准其入籍，使移民一入川即可定居得以合法化；而地亩永给为业，则肯定了移民对占垦土地拥有所有权；准其考试例，则解除了移民对其后代培养的后顾之忧，满足了移民在异地他乡希望通过子弟科举考试晋升而光宗耀祖的传统思维定势。上述情况表明，清前期四川的移民过程与移民的定居过程几乎是同时进行，同时结束的。这是政府用法律规范的结果。
另外，从上述律例中移民“携带妻子”和“准其子弟”考试来看，清代四川的移民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的。事实也正如此，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上奏中即提出对招民开垦有成绩官员的奖升应以“家”为移民单位进行考核，他说“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14〕。康熙十年（1671年）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在奏疏中提出以“户”为移民单位，视官员招民多寡加以奖升〔15〕。族谱对移民拖家带口入川的记载更为真实、可靠。宣统《内江陈氏族谱》记载广东永安县龟湖村的陈氏在清代共有22个支系入川，全都是携家带口前往的，如十三世玉鼎携妻胡氏和4子入川德阳县， 十四世凤章偕妻钟氏及5子入川宜宾县，十五世绣尧与妻申氏率4子入居内江落业。
一般来说，移民在迁入地的分布定居与其以“家”、“户”为单位的迁移方式关系极大。因为“家”、“户”迁移常拖家带口，至少应是夫妇一起迁移，这种迁移方式的明显特点是行动不便，有利于移民的稳定。他们一旦到达目的地，寻找到较为理想的生存空间，就会定居落籍生根。清代广东移民四川的方式主要是以家庭为主体进行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到达四川后，旋即定居，开始新的生活，但也有极少部分作了再迁移。据同治《广汉益兰祠续修张氏族谱》统计，广东平远河头乡的张氏家族在清朝雍乾嘉年间共有35个支系入川，其中入川后旋即定居而不再迁移的共有27支，占其总数的77%以上；而入川后由初次定居到再迁而定居他地的仅有7支，占总数的20%。另外， 还有一支回迁故土的，但回迁现象在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中较为罕见〔16〕。我们从张氏族谱中还发现，张氏入川后分布于成都府的汉州、华阳、崇庆州、金堂、什邡、新都、彭县；潼川府的蓬溪；叙州府的宜宾；宁远府的建昌；绵州直隶州和资州直隶州等12个州县中定居。可见，族谱是研究移民在迁入地分布的较真实文献之一。姑且先从族谱入手：
龙川钟氏族人入川后，主要分布于重庆和成都两府。谱称：“吾族在川东者，以永川、荣昌、璧山为盛， 初祖蕴晖公，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由广东嘉应州长乐县入川，东川房也。其在川西者，以成（都）、郫（县）、新繁为盛，初祖汝明公，雍正五年（1727年）由广东惠州府龙川县入川，西川房也。西川别有弼公一房”〔17〕。四川的钟氏族谱是集来自广东龙川、长乐两县的钟氏在川子孙而成谱。这一则可以使钟氏子孙们慎终追远，另则可以显示家族力量的强大。
民国十七年（1928年）修撰的四川巫氏族谱，是将原籍广东兴宁、龙川、揭阳、连平州等地的入川巫氏家族合为一谱而成。据该族谱载，广东各地巫氏入川后，分布于成都府的金堂、华阳、新都、简阳，重庆府的永川，嘉定府的威远，叙州府的隆昌，资州直隶州及所辖的内江、仁寿，绵州直隶州的德阳，石柱直隶厅等12个州厅县〔18〕。其中石柱厅原为石柱宣慰使司，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才升为直隶厅。可见巫氏家族已有支系迁移到了以少数民族聚居为主的石柱厅落户。
民国《兴宁刘氏族谱》载：清代刘氏入川共有22支，主要集中在简阳、华阳、成都等地立业，另外有4支迁居雅州府的天全州，1支迁居宁远府会理州的迷易镇，而后两者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地。
有关广东移民家族各支系及其后裔在四川的定居分布，资料较为丰富，我们将所掌握的有代表性的资料用表2表述如下：
表2 清代广东移民家族在川分布地例举表
姓氏 原籍分布地点资料来源
曾氏 兴宁县 成都、崇宁、新津、彭县、彭山民国《成都曾
嘉定、犍为、华阳、金堂、仁寿氏蜀支谱》
曾氏 长乐县 简州、金堂、成都、华阳、新都民国《武城曾
新繁、资阳 氏重修族谱》
陈氏 长乐县 隆昌、富顺、内江、荣昌、泸县民国《隆昌陈
叙永、古宋、眉州、大足、宜宾氏族谱》
范氏 长乐县 华阳、彭山、灌县、永宁县、 民国《华阳范
绵竹县 氏家谱》
廖氏 兴宁县 华阳、金堂、成都、简州、新都民国《廖氏族
双流、什邡、富顺、内江、罗江谱》
彭山、灌县
陈氏 兴宁县 荣昌、渝城、简州、壁山、永川民国《陈氏族
谱》
张氏 平远县 广汉、华阳、金堂、什邡、资州同治《广汉益
新都、彭县、崇庆州、建昌、 兰祠续修张氏
绵州、宜宾、蓬溪族谱》
钟氏 龙川县 永川、荣昌、壁山、成都、郫县民国《钟氏族
新繁谱》
巫氏 兴宁、 威远、德阳、简阳、金堂、华阳民国《巫氏族
龙川、 资中、内江、仁寿、新都、永川谱》
揭阳石柱厅、隆昌
等县
陈氏 永安县 德阳、宜宾、云阳、资州、内江光绪《陈氏族
威远、富顺 谱》
根据清代四川的行政区划，表2中的州县分别为：成都府（成都、新都、广汉、简州、华阳、双流、什邡、新繁、金堂、郫县、新津、彭县、崇宁、崇庆州、灌县）；重庆府（永川、荣昌、璧山、大足、渝城）；嘉定府（犍为、威远、荣县）；叙州府（宜宾、隆昌、富顺）；潼川府（蓬溪、中江）；夔州府（云阳）；宁远府（建昌）；资州直隶州（资中、内江、仁寿、资阳）；绵州直隶州（德阳、罗江、绵竹）；眉州直隶州；泸州直隶州；叙永直隶厅（古宋、永宁）；石柱直隶厅。
由此可见，清代广东的曾、陈、范、廖、张、钟、巫等家族人口入川后，定居分布于四川的13个府州厅近40个县之中。从上述府州县的地理位置来看，广东移民的定居分布，既有在广阔的平原地带落业的，也有深入到山区丘陵乃至少数民族聚居地扎根安家的。而这些有谱可查的广东移民家族，一般均属当地的大族望户。我们认为在这些府州厅县境内应该还会有更多普普通通的广东移民落籍生根。
从表2所例举的广东移民原籍还可知，除揭阳县为非纯客住县外， 其他各县均为纯客家住县。因此，这些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地，大致也就是客家人在四川的定居分布地。据此，上述四川的13个府州厅近40个县中均有客家人分布。
方志材料也通过各种形式来记述当地各省移民的原籍情况。有关广东移民原籍情况记载主要有：
成都府：郫县“当清始垦殖，如广东如两湖如陕西如江西如福建，占籍几十之九”〔19〕；什邡“张献忠蹂躏之后，土著稀少，四方侨寓率多秦楚闽粤之人”〔20〕；双流县入籍者有粤闽赣陕楚〔21〕；新津县“闽粤云贵诸人经商来县，遂家于是”〔22〕。
重庆府：铜梁“土著者百之一，楚黔两省人最多，亦有自闽粤江右来者”〔23〕；合川“王兵戡定吴三桂后，吾合始入版图，其民皆楚粤秦闽诸省人，土著以长子孙”〔24〕；大足县“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又各从其俗。……乃有楚人遵用粤俗及粤人遵用楚俗之变例”〔25〕。
保宁府：巴中“土著仅十之二，其来自楚者、粤者、闽者、赣者则十之八，名为客籍”〔26〕；苍溪“明末献贼之乱，土著几空……皆楚粤黔闽插土为业”〔27〕；昭化“土著民不善种植，以其田佃于粤民，粤民岁奉租如自种”〔28〕。
叙州府：高县“楚粤之民襁负日至，而江右八闽之旅食者间亦受廛落籍”〔29〕；隆昌“邑近年落业者与土著同，而籍隶楚闽粤居多，生齿日繁”〔30〕；兴文“地在周秦时聚居曰西南夷。……清代汉族日繁，别种随消灭，汉族多自赣鄂闽粤来侨居”〔31〕，在兴文境内的晏阳镇、博泸乡有广东移民周、彭、刘等家族修建的祠堂共5座〔32〕； 南溪“明季丧乱，土虚无人，康雍之际，粤闽湘赣之民纷来占插”〔33〕；宜宾“大抵来自元明者多吴楚，自国朝者多闽粤”〔34〕；马边厅“地届边陲，颇乏土著，他方流寓粤黔秦楚为多”〔35〕。
顺庆府：南充“国朝定鼎后，土著甚少，大半自吴楚闽粤云贵陕甘迁来者”〔36〕；广安“大率黄麻籍四之……浙闽籍一，粤籍一”〔37〕；仪陇“浮民客女随地占籍者，湖南北人最多，江西、广东次之，率皆康熙雍正间入籍”〔38〕。
潼川府：乐至“县豫章楚闽粤黔杂处，或多行其故”〔39〕；蓬溪“自明季兵燹之余，土著稀少，类皆吴楚闽粤滇黔诸省人占籍讨垦移隶于此”〔40〕；三台“隶版籍者为秦为楚为闽为粤为江左右”〔41〕；中江“多由闽粤楚赣而来”〔42〕；安岳“四方侨寓复多秦粤吴楚之人”〔43〕；故潼川府有“楚闽粤之风俗，合而为潼之风俗”〔44〕之说。
雅州府：名山“若赣若闽若粤者秦晋间以游宦经商寄籍斯土”〔45〕；雅州“自献逆蹂躏之后，土著者少，四方侨寓大率秦楚吴粤滇黔之人居多”〔46〕。
龙安府：彰明“占籍者……南乡大姓钟氏居汉坝约20余家，自广东迁来，今传7代”〔47〕；江油“近则人多杂处，江右楚秦为甚， 闽粤次之”〔48〕。
宁远府：盐源“豫黔滇粤八闽资安土”〔49〕；冕宁“外来之户，秦粤黔楚豫章之人”〔50〕；西昌“乡先辈之来自江南北、粤东西、山左右者”〔51〕。
嘉定府：犍为“又有由湘鄂赣闽粤诸省移来占籍”〔52〕；威远“荆楚闽广黔粤之民，背负提携，杂沓而至”〔53〕。
绥定府：大竹“向分五馆，五馆者盖自楚湘粤闽赣五省迁竹者。……原籍不同，五省之人乡谈亦各自不同”〔54〕。
绵州直隶州：安县“清顺（治）、康（熙）以还，招民开垦，于是楚秦粤闽之人接踵而至”〔55〕；罗江“近见粤民来佃种者，家家用粪，所收倍多”〔56〕。
邛州直隶州：邛崃“外省人之移来者……其远者如广东、福建时亦有之”〔57〕；大邑“献贼乱后，几无孑遗，全资两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58〕。
泸州直隶州：古宋“在昔为九姓土司地”，清代汉族移入者颇多，“考各族谱系来自两湖者最多，广东次之，闽赣又次之”〔59〕；泸县“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广东、江西、福建次之”〔60〕。
资州直隶州：资中“闽粤赣籍大都清代迁来”〔61〕。
忠州直隶州：垫江“闽粤楚民入山开挖，遍种包箩”〔62〕。
另外，有些方志还专录了各地方言情况，有关广东移民则有成都府简阳县：“广东：雷鸣曰挞雷（雷去声），晨曰朝，午曰昼（昼上声）、晚曰夜（夜读若雅）。……住家曰处屋，走路曰行路（行音巷、路上声），赶场曰上市（上上声、市上声）。曾祖父曰太公，曾祖母曰太婆，祖父曰阿公，祖母曰阿婆……坐车曰坐车（坐读磋上声、车音槎）”〔63〕。
川北保宁府的广元县对父亲的称谓，“籍属粤东，则呼阿爸”〔64〕。
资州直隶州的广东人称外祖父母为“假公假婆”〔65〕。
绵州直隶州的安县“孙对于祖通称爷爷，祖母称婆婆。惟粤省人称阿公、阿婆……”〔66〕。
眉州直隶州的彭山县“阿与
，呼狗声也。俗呼狗皆作阿声，惟粤籍入，间作”〔67〕。
潼川府的三台县“两粤之民插入县籍者……祭祖祝辞不改广东土语”〔68〕。
重庆府的大足县“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音，非其人不解其言”〔69〕。
至此，综观上述各地方志资料的记录可知，清代四川的成都、重庆、保宁、顺庆、雅州、宁远、龙安、嘉定、绥定、潼川、叙州等11个府和绵州、邛州、泸州、资州、忠州等5个直隶州， 均有广东移民的定居分布。
我们再将上述结论与前述广东移民家族在川分布地结论两者合二为一，则可推定清代广东移民四川后，至少分布于四川的成都、重庆、保宁、顺庆、雅州、宁远、龙安、嘉定、绥定、潼川、叙州、夔州12个府，绵州、邛州、泸州、资州、忠州、眉州等6个直隶州和叙永，石柱2个直隶厅之中。
那么，清代广东移民在四川的县一级区域的分布情况又如何呢？让我们再从广东移民会馆在四川的分布来考察之。
移民会馆是清代各省移民入川后建立的一种基层同乡社会组织。由于四川移民的来源地较为广泛，各省移民入川后存在着彼此语言、习俗的差异，不免使移民相互间以及移民与土著间产生隔阂，进而使他们相互间缺乏情感的沟通和彼此间的信任感。因此，来自不同省籍的移民，为了各自的安全、互利和娱乐起见，一些原籍、风俗和方言相同者便很自然和谐地聚居在一起，于是捐资共建移民会馆已是水到渠成。史称：“蜀民多侨籍，久犹怀其故土，往往醵金为公产建立庙会，各祀其乡神望”〔70〕。这种“互以乡谊连名建庙，祀其故地名神，以资会合者，称为会馆”〔71〕。会馆“各祀其乡神于馆，则其意又怯人心不齐，或有相欺相诈者，因质诸明神以为凭”〔72〕。可见，设立会馆，虽名为供奉神灵，实为团结同籍人互助、排难解纷之同乡组织，故有史载：“客籍人怀故土，而会馆以兴，彼各祀其乡之闻人，使有统摄，于以坚团结而通情谊，亦人群之组织也”〔73〕，甚至有“各处会馆之建筑物，崇宏壮丽，可为其团结力最富之明证”〔74〕的说法。会馆建筑的宏伟壮丽竟成了移民团结力强大的象征，于此也可见，会馆与移民分布关系极为密切。可以说，哪里有会馆，哪里就有移民落业，移民会馆是清代各省移民在川分布最有力的实物证据。
清代四川各地的会馆，一般多以宫、庙名之。广东会馆的名称绝大部分为“南华宫”，如南溪县“南华宫在城南顺城街，即广东会馆”〔75〕；又如合州“南华宫在察院街即广东会馆，乾隆五十三年重修”〔76〕。这类记载在四川各地方志中俯拾即是。广东会馆内供奉的神灵主要是“南华六祖”，据载“南华宫以南华山得名，六祖慧能之道场也。六祖为广东韶州人……”〔77〕。
广东移民会馆在四川的分布，根据笔者所翻阅和掌握的手头资料，可以说几乎遍布四川各地。依嘉庆二十一年刊出的《四川通志》所载的府州厅县为准，统计如下：
成都府：简州、崇庆州、汉州、成都、华阳、双流、新繁、温江、金堂、新都、郫县、崇宁、灌县、彭县、新津、什邡等全部州县。
重庆府：合州、巴县、江津、长寿、永川、荣昌、綦江、南川、铜梁、大足、璧山、定远等地。
保宁府：巴州、剑州、广元、南江等地。
顺庆府：蓬安州、南充、岳池、营山等地。
叙州府：宜宾、富顺、南溪、高县、筠连、隆昌、屏山、马边厅等地。
宁远府：会理州、越西厅、西昌、冕宁等地。
夔州府：云阳、万县、开县、大宁等地。
龙安府：平武、江油、石泉等。
雅州府：雅安、名山、荣经等。
嘉定府：乐山、峨眉、夹江、犍为、荣县、威远、峨边厅等地。
绥定府：达县、东乡、渠县、大竹等地。
潼川府：三台、中江、遂宁、安岳、乐至等地。
邛州直隶州所在地及其所辖大邑县。
忠州直隶州：垫江、梁山等。
茂州直隶州所在地。
绵州直隶州所在地及其所辖德阳、安县、绵竹、罗江等。
酉阳直隶州所在地及其所辖彭水县。
泸州直隶州所在地及其所辖纳溪、合江、江安等地。
眉州直隶州：丹稜、彭山、青神等地。
资州直隶州所在地及其所辖的内江、仁寿、井研等地。
叙永直隶厅及其所辖的永宁县。
太平直隶厅所在地〔78〕。
据此统计，广东移民会馆分布于四川12个府、8个直隶州和2个直隶厅所辖的92个州县厅内（不含直隶州厅的8个）。 若按当时四川的行政建制来看，除了松潘、石柱、杂谷、懋功四个直隶厅境内无广东移民会馆的记录外，其余的直隶府州厅内均有广东会馆的建立，其中成都府所辖的3州13个县全部都有广东会馆。 某个州县厅内有广东移民会馆的建立，也就肯定了该地有广东移民的定居分布，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我们再将广东移民会馆在四川分布的地域与前面的族谱、方志所记载的广东移民分布地进行归类，可发现石柱直隶厅、古宋、盐源、彰明、蓬溪、广安、仪陇、兴文、资阳、苍溪、昭化等11个厅县境内虽无广东移民会馆，但却确有广东移民的定居分布之史料记录。这样，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清代广东移民入川后，分布于四川的12个府、8 个直隶州和3个直隶厅及其所辖的102个州县厅境内。据嘉庆二十一年刊印的《四川通志》载，清前期四川全省设12个府、8个直隶州和6个直隶厅，辖126个州县厅。如此则可知，广东移民的分布地占当时四川26 个府直隶厅级的88%以上，占126个县级政区的80%以上，仅松潘、杂谷、 懋功三个直隶厅无广东人安家落户。广东移民入川后，在四川分布如此之广大，这对加快清前期四川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以及对四川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其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允低估的。
三、兼补罗氏四川客家人分布说
本世纪30年代客家问题研究大师罗香林先生因受当时时势“种种不可幸免的束缚”，“只能根据各地志书及谱牒以及个人亲向客家人士访问所得的消息”，推出其不朽的鸿篇巨制《客家研究导论》一书。自这部具有里程碑式的客家研究专著问世以来，就一直成为海内外研究客家问题学者的必备参考书目之一，罗香林先生也因此成了客家问题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不过，若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在罗氏这部意义和影响都十分重大的专著中，却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值得商榷之处，需要我们重新考察、论证和补充。本文考察和澄清的四川广东移民分布地，对罗氏客家人在四川分布说就兼具补充作用。
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认为，当时四川只有涪陵、重庆、荣昌、隆昌、泸县、内江、资中、成都、新都、广汉等10县有客家人居住，并指出这些地方的客家人均是清初由广东、江西二省迁入的〔79〕。至本世纪50年代初，罗香林先生在《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刊》上又发表了《客家源流考》一文，认为四川的客家住县除上述10个县外，还应包括新繁、灌县、华阳等3县，共计四川有13 个县为非纯客住县〔80〕。这之后，罗先生对此问题论述甚少。客家人在四川的分布至此似成为罗先生的定论。
客家人在四川分布之事实，果如罗香林先生所言之结论吗？那么，客家人在四川的分布地究竟如何？是否可以说，本文考述的广东移民在川分布地即是客家人在四川的分布地呢？对此，笔者姑且不敢妄下结论。但从表1可以看出清代简阳县的广东移民有明确原籍记载的共有135支，其中属纯客家住县的移民为123支，占总数的91%以上。 另从本文考证的广东移民迁出地来看，清代广东的15个纯客住县即有12个县有民人移居四川，占广东移民四川25个州县的近半数，其余的州县也都为非纯客住县。若以表1的移民数量比例作参数来估算， 则清代广东移民四川的人数也当以客家人为主流。再从表2 的广东移民家族原籍分布地来看，广东移民在川的分布地几乎是以客家人占绝对多数。表2 所收族谱并非笔者刻意搜求，而是在众多族谱中的随机抽样结果，应该说是颇具代表性的。这样，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广东客家人在四川的分布即使不和广东移民分布地相等，但至少两者也是旗鼓相当。至于确切的数字为多少，因史料缺乏，不敢臆测推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客家人在四川的分布地绝不是罗香林先生所言的区区13个州县所能囊括的。我们认为，客家人在四川的分布至少不会低于50个州县甚至更多。
直到今天，在四川的许多地区仍然有“客家话”方言孤岛的存在。在今成都市郊的青白江、龙泉和金牛三个区的70个乡镇，其中有37个乡镇的人除了会说西南官话外，还会说客家话，其人数约占三个区人口总数的1/3〔81〕。生活在这里的大部分人都自称祖籍是广东， 称其所说的话为“广东话”。而成都等地的人称他们为“土广东”，称他们的话为“土广东话”。另据方言专家对四川境内客家方言所作的调查研究认为“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入川的广东客家人，把他们的方言保留下来了，在现在的四川方言中占第二位”，具体主要散布在成都、新都、金堂、广汉、什邡、彭县、温江、双流、新津、仁寿、简阳、乐至、安岳、威远、资中、内江、荣昌、隆昌、富顺、泸州、合江、宜宾、仪陇、巴中、通江、广安、西昌、三台、德阳、绵竹、梓潼等30余个市县的局部地区，各地人数多寡不一，少则几百几千，如威远的石坪等乡；多则几万，如西昌县的安宁河一带；甚至几十万者，如隆昌县达20万，成都市约50万〔82〕。由此也可见，客家人在四川之分布，远远超过罗香林先生所言的状况。
注释：
〔1〕拙作《清前期闽粤移民四川数量之我见》，《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
〔2〕《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9辑，石礼哈折。
〔3〕上揭书，第21辑，鄂弥达、杨永斌折。
〔4〕上揭书，第22辑，鄂弥达折。
〔5〕《四知堂文集》卷一七。
〔6〕宣统《四川陈氏族谱》。
〔7〕同治《华阳廖氏族谱》。
〔8〕民国《绵西张氏族谱》。
〔9〕〔82〕以上参见崔荣昌《四川方言的形成》，《方言》 1985年第1期。
〔10〕光绪《奉节县志》卷九《户口》。
〔11〕嘉庆《四川通志》卷六《食货志》。
〔12〕《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九。
〔13〕《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户口考一》。
〔14〕《明清史料》丙编，第10本。
〔15〕《清圣祖实录》卷三六。
〔16〕同治《广汉益兰祠续修张氏族谱》。
〔17〕民国《钟氏族谱》。
〔18〕民国《四川巫氏族谱》。
〔19〕民国《郫县志》卷六《风俗》。
〔20〕嘉庆《什邡县志》卷一八《风俗》。
〔21〕民国《双流县志》卷一《风俗》。
〔22〕宣统《新津乡土志》，人类。
〔23〕光绪《铜梁县志》卷一《风俗》。
〔24〕民国《合川县志》卷三五《风俗》。
〔25〕民国《大足县志》卷三《风俗》。
〔26〕民国《巴中县志》第二编《风俗》。
〔27〕乾隆《苍溪县志》《风俗》。
〔28〕乾隆《昭化县志》卷五。
〔29〕嘉庆《高县志》序。
〔30〕同治《隆昌县志》卷三九《风俗》。
〔31〕民国《兴文县志》卷二二《种族》。
〔32〕民国《兴文县志》卷二三《宗祠》。
〔33〕民国《南溪县志》卷四《风俗》。
〔34〕嘉庆《宜宾县志》卷一八《风俗志》。
〔35〕嘉庆《马边厅志略》卷四《风俗》。
〔36〕嘉庆《南充县志》卷一《风俗》。
〔37〕光绪《广安州新志》卷一《户口》。
〔38〕同治《仪陇县志》卷二《风俗》。
〔39〕道光《乐至县志》卷三《风俗》。
〔40〕道光《蓬溪县志》卷一二《户口》。
〔41〕嘉庆《三台县志》卷四《风俗》。
〔42〕民国《中江县志》卷二《风俗》。
〔43〕乾隆《安岳县志》卷一《风俗》。
〔44〕乾隆《潼川府志》卷一《风俗》。
〔45〕民国《名山县新志》卷五《户口》。
〔46〕嘉庆《雅州府志》卷五《风俗》。
〔47〕光绪《彰明县乡土志》，人类。
〔48〕乾隆《江油县志》卷下《风俗》。
〔49〕光绪《盐源县志》《风俗》。
〔50〕乾隆《冕宁县志》卷六《风俗》。
〔51〕民国《西昌县志》卷六《祠祀志》。
〔52〕民国《犍为县志》《居民志》。
〔53〕乾隆《威远县志》卷七《风俗》。
〔54〕民国《大竹县志》卷一0《风俗》。
〔55〕民国《安县志》卷五四《礼俗》。
〔56〕乾隆《罗江县志》卷四《艺文》。
〔57〕民国《邛崃县志》卷二《建置上》。
〔58〕光绪《大邑县乡土志》《户口》。
〔59〕民国《古宋县志初稿》卷八《人类》。
〔60〕民国《泸县志》卷三《户口》。
〔61〕民国《资中县续修资州志》卷八《风土志》。
〔62〕道光《垫江县志》卷二一《风俗》。
〔63〕民国《简阳县志》卷二二《方言》。
〔64〕民国《重修广元县志稿》卷一五。
〔65〕民国《资州志》卷八。
〔66〕民国《安县志》卷五五《礼俗》。
〔67〕民国《彭山县志》卷二《风俗》。
〔68〕民国《三台县志》卷二五《礼俗》。
〔69〕民国《大足县志》卷三《风俗》。
〔70〕民国《富顺县志》卷四《坛庙》。
〔71〕民国《南充县志》卷五《礼俗》。
〔72〕民国《宣汉县志》卷三《祠祀志》。
〔73〕民国《灌县志》卷一六《礼俗志》。
〔74〕民国《犍为县志》卷一《建置》。
〔75〕嘉庆《南溪县志》卷三《寺观》。
〔76〕乾隆《合州志》卷四《坛庙》。
〔77〕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卷九《祠庙志》。
〔78〕拙作《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1993年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稿。
〔79〕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1月， 据希山书藏1933年11月初版影印。
〔80〕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10月版。
〔81〕黄雪贞《成都市郊龙潭寺的客家话》，《方言》1980 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