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产业发展与小城镇企业聚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发展论文,小城镇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城镇的发展取决于企业在镇区范围的聚集。企业的聚集发展，能够壮大小城镇的经济实力，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人口聚集和第三产业在小城镇的发展，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最终推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由于小城镇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因此，中小企业的聚集成为小城镇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1 小城镇企业聚集的条件与机制
企业的空间行为研究表明，聚集是中小企业空间行为的基本特征[1]。这为小城镇企业聚集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实际上企业的聚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产业或企业的充分发展是聚集产生的基础和先决条件，适宜的制度环境是企业聚集的外部保证条件，并在产业基础之上发挥作用。在产业发展的前提下，如果相应的制度建设滞后，企业在小城镇的聚集就难以实现；同时，在没有产业发展之前，制度则难以发挥必要的作用，这是一种互为制约的关系。由此，决定了小城镇企业聚集的实现过程与发展机制。对于我国大部分地方的小城镇发展来说，影响企业聚集的许多限制来自于制度方面，而产业发展则构成基础性的影响。
2 我国小城镇企业聚集与发展
2.1 企业的分散布局 从我国城镇的发展过程来看，乡镇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在小城镇形成企业聚集，而是产生了在小城镇以下广大农村分散布局的现象。根据1992年的调查，在我国众多的乡镇企业中，92%的企业分散在自然村落之中，7%设在建制镇，只有1%的企业建在县城，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多大改变[2]。到目前为止，2000多万家乡镇企业中，80%以上的企业高度分散在乡村，12%分布在集镇，8%分布在建制镇，乡镇企业的零散分布使城镇的聚集效应难以充分发挥[3]。众多的研究已经表明，乡镇企业在广大农村分散布局的形成，与我国农村发展的体制背景有关，特别是乡镇企业的社区属性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企业的分散布局[4,5]。中国农村改革实验区小城镇统计调查数据分析报告认为，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与企业在小城镇的聚集高度相关，企业的产权越清晰，就越能向小城镇集中[6]。20世纪90年代在农村开展了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乡镇企业体制改革，目前，这种改革基本完成。乡镇企业的制度改革，确立了明晰的产权关系，有利于打破社区属性的束缚，从而便于企业向小城镇的集中。同时，9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兴起的开发区热，又进一步形成了企业向小城镇工业园区集中的有利条件，有助于企业在小城镇的聚集发展。相关的研究认为，乡镇工业园区是解决企业分散布局、促进企业进入小城镇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7-9]。
2.2 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和小城镇工业园区建设 许多小城镇工业园区的建设都伴随着其在土地制度、企业引进、发展政策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如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的孙耿镇，曾创出了全国有名的“孙耿模式”，其主要做法是以“地滚地，地换地”方式进行用地制度创新而建立工业园区。但这种制度创新并没有带来小城镇企业聚集的普遍产生。就工业园区建设对小城镇企业聚集的作用而言，除一些大城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外，80%以上的工业园区“开而不发”，导致了大量的土地浪费。对此，国家在1997和2004年曾两次对各地的建设用地审批进行冻结，清理不良工业开发区。曾因工业园区建设中集地方式创新而推动企业聚集的“孙耿模式”，也在经过1991到1996年的迅猛发展之后，于1997年随着镇区内的三株集团等主要支柱企业的失败，快速走向衰落。可见，决定企业在小城镇聚集的关键最终取决于企业的充分发展。
2.3 制度创新对小城镇企业聚集的有限作用 一是来自制度创新的不彻底性和不普遍性。影响小城镇企业聚集的制度因素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这就决定了体制改革不可能彻底解决乡镇企业向小城镇聚集的所有问题。就全国而言，各地进行体制改革的时间并不同步，这就决定乡镇企业向小城镇的迁移不可能同步进行，从而也不可能使小城镇的企业聚集在同一时间内普遍产生。二是来自于制度作用的缓慢性。我国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具有很大的阻碍作用，乡镇企业的体制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体制约束，但乡镇企业分散布局的彻底改变仍然需要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
3 发达地区产业发展与小城镇企业聚集
在许多地方的小城镇缓慢发展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福建、江浙等地却呈现出以中小企业在小城镇聚集为特征的迅速发展势头。这些地方依靠当地的商业传统和沿海开放地区的有利区位，形成了以小商品生产和零配件加工为主的中小企业集群，表现出“一镇一品，一乡一业”的专业化生产特色。广东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专业镇经济”[10]，浙江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块状经济”[11]，也叫“浙江现象”[12]。这些专业镇经济的发展，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集群，即形成小企业的空间聚集；二是聚类，即这些小企业集群中，大量同类产品及其上下游产品和相关生产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镇一品”的格局。无论是在广东还是浙江，企业的网络化连片发展，不仅带动了小城镇的企业聚集，而且由于企业的聚集发展孕育和滋生了小城镇。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产业或企业造镇现象，充分显示了产业基础在小城镇企业聚集中的关键作用，也进一步阐明了小城镇发展的本质过程，对小城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4 发达地区小城镇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发达地方小城镇产业基础的形成，既得益于一定的资源优势和相对有利的区位优势，也得益于一定的体制优势，更得益于当地长期形成的商业文化和历史背景，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对小城镇产业聚集的作用充分体现在当地产业发展的突出特征中。
4.1 中小企业是小城镇产业发展的主体 “苏南模式”强调乡镇企业以乡村两级集体公有经济为主；“温州模式”则以个体经济为主[13]；“珠江模式”以外向型企业为主；“晋江模式”则以“三闲”（闲人、闲厂、闲资金）起步，“三资”引路，通过区域化、专业化提高区域综合实力[14]。尽管这些模式的内涵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各种模式中，作为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主体和微观基础都是小型企业[15]。可见，通过小企业发展来谋求区域经济增长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区域共同的经验。
4.2 非国有制企业占据较大的比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发现，在我国产业集群发达的地区，基本上由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组成。在广东珠三角产业集群区和浙江省的产业集群区内，由于这些产业集群形成之初的企业投资基本上来源于外资与本地私人资金，决定了这些集群内的企业基本上是由非公有制企业构成。如截止2001年底，东莞市拥有各类纺织、服装企业6523家，其中“三来一补”企业1210家，三资企业1622家，民营企业4660家；2001年辽宁省海城市纺织、服装企业总数达7463家，全部为民营企业。作为浙江产业集群的发源地，温州市原本就没有几家国有企业，产业集群中的国有企业不到千分之一。在其他地方的产业集群中，情况也基本如此。如在江苏金坛市纺织集群中，2001年底共有企业367家，其中，集体企业5家，外商投资企业46家，民营企业316家[16]。个体、私营经济资金来源广，投入成本低，又可以吸引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是城镇经济中富有活力，增长潜力巨大的组成部分。曾以集体经济特征的苏南地区，现也开始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其迅猛发展的势头似乎比温州走得更快。在吴江市，最近几年私营经济发展已驶入快车道，连续3年民资投入都超过40亿元。素有“绸都”之称的盛泽镇，3年内民间投资达40多亿元，私营工业企业产值超过亿元的就有20家，1000万元以上的有160多家。
4.3 小城镇企业具有明晰的产权 产权明晰是发达地区企业共有的特征。这一方面来自于这些地区相对发达的民营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于这些地方开放较早的产权制度改革。民营企业一开始就是以十分明晰的产权设立为基础而产生的，所以，在产权方面，基本不存在象集体企业一样的产权模糊问题。对于集体性质的企业，由于产权不清曾一度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瓶颈因素，所以，其产权问题在乡镇企业改革的过程中首先得到解决。目前，发达地区的企业，90%以上都进行了产权改革，形成了公司制、股份制和私有经济的产权结构。在曾经以集体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南地区，集体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1996～1998年，首先完成了公司制和股份制的改造；1999年，对于以上两种形式下名存实亡或实际上仍为企业经营者占有的集体企业实现了向私人控股和个人转让的过渡。在浙江温州，民营企业本身就是该地的主要形式，在改革开放初期，这里的非公有制经济占比就达85%以上。尽管如此，温州企业的二次创业同样使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温州的民营企业在起步阶段，以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为主要形式，但这些与现代企业制度不尽适应的企业形式，在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的时期，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企业决策效率不高，筹资能力有限）不得不使其再次考虑向更加适应的模式转变。1996年以后，温州的民营企业开始由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向公司制和股份制企业转化。商务部的调查资料表明，股份制是现行的温州民营企业选择最多的一种企业所有制组织形式，约占温州民营企业的54.8%。其中又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形式，约占温州股份制企业的87.6%。1998年4月，据温州市工商部门统计，全市股份制企业和私营企业转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有12400家。再如深圳南岭村，乡镇企业十分发达，其固定资产达到10亿元以上。1994年，该村实行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新兴经营者和生产者全员持股的股份合作制[17]。可见，相对明晰的产权制度，既有利于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利于企业的地域聚集。
4.4 传统产业与地方人文资源结合发展 浙江的中小企业大都是在本地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在温州，历史上就是一个手工业、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由于人多地少，而且只能以传统的手工业为生存之本，泥水匠、鞋匠、编制匠、弹棉郎众多，刺绣、雕刻等工艺发达，为温州积淀了一代代能工巧匠。温州人利用自己制造小商品的工艺技巧，发挥能创新、善模仿、会经商的历史文化优势，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皮革、服装、打火机、眼镜、灯具、纽扣、低压电器、标牌徽章、编制袋等产业。绍兴的小型纺织业一直很发达，改革开放后，绍兴人依托“日出华舍万丈绸”的传统产业，开拓创新，最终形成了全国产量最多、设备最先进、专业市场最大的化纤纺织业产业基地。永康利用“百工之乡”的优势，壮大了五金业。宁波服装业的崛起，也是得益于历史上奉帮裁缝的文化积累和技能。浙江区域产业的兴起与其独特的人文资源具有很大的关系，如在浙东的温台地区，义利兼容、义利互补的商业观念具有历史的渊源。人们不讳言利，讲究实际，重视工商，不尚空谈，这种文化倾向下的致富冲动，构成浙江区域产业发展的文化动力源泉，使之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企业，往往具有更强的地域特征。在同一个地区，众多家庭、个人从事相同或相近的产业，使这些产业之间容易产生产业关联，形成网络化的关系。如浙江嘉善，木业的发展，带动了胶带、地板、家具、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余姚围绕制塑业，形成了模具加工、模具材料经营、运输、塑料玩具生产、玩具经销等产业；嘉兴秀洲围绕纺织业，形成了纺织原料生产、经营、织造、印染、植绒等产业；嵊州围绕领带，形成了织造、染炼、印花、制作、整理等产业。这些相关产业之间以价值链为纽带，形成了网络关系。除了企业之间的价值链关联所形成的网络关联外，基于同一地域中的企业以及个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网络关系，不仅容易壮大产业，而且易于形成企业集群。比如，存在于同一个地方的企业往往处于一种“互识社会”中，信用和承诺所致的人情信用也许比合同关系更加可靠。凭借这种人际关系，企业之间在资金上的相互赊借和延迟付款、工艺技术方面的相互模仿、合同定单方面的互借互助等得以顺利进行，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也大大降低。
4.5 本地化特征明显 “浙江现象”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企业产生的本地化。无论在温州还是在浙江的其他地方，企业大多都是在当地一家一户小型规模上发展而来的，这就形成了企业最初产生时的本地化特征。经过多年发展，这些小型企业不断壮大，形成簇群式发展态势，不但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外来资金、技术和人才的聚集。可见，当地产业对外界的投资吸引建立在本地企业发展的基础之上。
5 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对小城镇企业聚集的启示
5.1 以产业或企业的发展带动小城镇企业聚集 基于社会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商品经营意识是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基础，这些内在因素与区域资源、区位和制度的偶合，造就了影响经济发展的深层人文基础，也是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内在原因。在深入分析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人文因素及其作用之后，才能真正理解观念作用的真谛。
5.2 倡导和培育地方经济发展的市场和经营意识 小城镇地方经济及其企业的大力发展，需要以当地的资源开发与利用以及区位条件为基础，同时要适当的制度支持和政策扶持。但更重要的是倡导和培育地方经济发展的市场观念和经营意识。市场意识的产生既来自于市场经济外在环境的影响，也来自于地方社会文化背景和传统观念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挖掘地方文化渊源中有利于市场观念形成的潜在因素并大力宣传和倡导，与当今市场经济的宏观形式相结合，形成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导观念，是一项深层次的根本任务，也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5.3 培育民营中小企业成为发展地方小城镇经济的龙头目前，国家的宏观政策导向是鼓励和发展民营企业，小城镇地方政府应抓住这一政策导向，积极调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形成地方经济的增长点。在民营经济的发展方面，既要重视新设企业的扶持，也要关注已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使之形成合力，共同促进企业的发展。
5.4 利用有利的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 小城镇在企业的培育与发展上，应充分注意利用当地有利的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着力培育关联企业的形成。通过企业之间的网络关联关系，既可以延长产业链，做大做强地方产业，也可以形成企业的市场优势和竞争优势。
5.5 创造发展环境和服务条件 在小城镇企业发展的环境创造和服务提供上，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基础条件建设是企业发展的硬件环境之一，地方政府受财力限制，难以做到大力投资，但仍然可以在其他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以弥补投资不足。如为企业提供政策帮助；提高办事效率；重视和扶持企业协会等民间组织的力量；用法制等手段来维持企业之间良好信誉机制的形成；加强企业对外组织化程度的引导与规范；协调企业与金融部门的关系，使之在资金获取方面更加顺利；在企业与外部组织发生经营纠纷的时候，政府可以依靠其组织的力量给予必要的正常协调，从而为企业提供组织上的帮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