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酷的环境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酷论文,环境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近来，大多数中国代表团出访的任务就是商讨如何确保能源。然而，大多数外国代表团访华的使命却是探讨中国对全球环境的影响。这样的外交现象的确有些矛盾。”
中国已经对其邻国的环境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危险。2005年底，中国东北吉林省的一家化工厂突发爆炸，由此泄漏的有毒苯在松花江江面上形成了一条长达80公里的飘浮带。虽然当地政府曾试图掩盖此事，但是当局最终还是被迫切断了哈尔滨市的供水。
至于大气方面的问题，情况也不容乐观。在中国日益加剧的沙漠化的影响下，韩国和日本均遭受到了沙尘暴的袭击。此外，中国还是全球二氧化硫排放最多的国家，由此产生的酸雨正在侵蚀着韩国和日本的森林，就连日本的渔民也遭到了中国环境污染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许多人士认为近年来巨型越前水母的数量迅速增加，其中部分源于中国农场与工业排污引起的海域富营养化（为水母提供了大量的食物），而这些巨型水母在漂游到日本北部之前会先在中国沿海产卵，这样一来不仅影响了鲑鱼和黄鱼的捕捞，也会使鱼网和轮桨受损。
即便中国已经致力于处理环境问题，邻国还是能感受到中国环境污染给它们带来的影响。1998年，中国刚经历了南部的水灾，于是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在森林严重退化的南方地区砍伐树木。这一禁令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实施，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也因此而开始上升。不过，当时栽种的树木都是红松，而没有混合栽种当地的树种。与此同时，中国人对木材的需求并没有因此得到满足，该禁令的实施竟然加速破坏了西非、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的森林。
告别自行车
中国使用自然资源的比率是粗放式的，不具可持续性。从石油消耗方面来看，中国国内的原油产量上升缓慢，每年进口石油的增长率均超过30%。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仅次于美国。由于中国政府旨在制定以汽车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政策，因此中国石油消费量的增长势头不太可能有所缓解。世界银行的杜大伟先生(David Dollar)指出：尽管世界银行此前曾对此表示支持，但是这样的发展抉择依然值得商榷。
中国早已不再是人们印象中的自行车王国了。中国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长达45000公里。凭借廉价的石油及其他资源，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扶持国内汽车业的发展，并将其视为刺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的汽车拥有量也从2000年的400万辆跃升至 2005的1900万辆。换而言之，平均每1000个中国人就拥有8辆汽车；而在美国，平均每1000人就拥有500辆汽车。高盛公司认为：中国的私人轿车拥有量到2010年会翻一倍，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汽车拥有量会达到1.3亿辆。尽管如此，中国的汽车拥有量依然低于美国。
石油污染不过是中国造成的环境污染的一部分。中国是全球产煤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煤矿事故最多的国家），2005年中国的产煤量达到22亿吨。目前，中国的煤消耗量占其能源总消耗量的五分之四，而中国的煤储量至少还可以维持100年。
对于中国而言，庞大的煤储量是一把双刃剑。中国已经能用液化煤来生产石油替代品，从长远角度来看此举将改变中国利用的能源比重。同时，煤矿的过度开采预示着中国将在200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目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7%，美国所占的比例为22%。仅2006年，中国的能源消耗量的增量就等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能源总产量，其中90%的能源消耗量与燃煤有关。
众所周知，煤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全球遭受污染最为严重的30个城市中，竟有20个城市在中国。依据世界银行出版的新书《与巨人共舞：中国、印度与全球经济》的分析：每年全球有427000人死于空气污染。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从黑暗中找到一线光明。由于能源需求增长十分迅速，中国不得不先于其他经济低增长的国家采用新科技。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替代能源 （包括风能）的最大使用国。
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中国从2003年开始便致力于依照《京都议定书》制定的清洁发展机制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凡是《京都议定书》缔约国的企业必须制定温室气体排放上限。如果这些企业试图超配额排放温室气体，就必须向已经投资降低排放量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购买碳排放额度。中国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有毒气体，目前其碳排放额度的交易量已经占东京清洁发展机制（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规定的碳排放额度交易总量的四分之三。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的领导者已经意识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依照中国政府最新的5年发展规划：中国将增加森林覆盖率，减少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并将本国的能源密度降低20%。1990年—2003年，中国的能源密度曾经有所回落，但由于重工业（例如钢铁和水泥）的崛起，该密度又呈现出迅猛的增长势头。
此外，潘先生坦言：中国环境监管者的职能不仅不足，而且较为分散。虽然潘先生主管国家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却无权任命省级的环境监管官员，这些省级官员的人事任命实际上是由省级领导决定的。对于中国的某些省级领导来说，经济增长或许要比环境保护重要得多。中国为环境污染付出的真实成本已经无法估计。官方评估的数据显示中国为环境污染付出的成本约占GDP的3%，这一比例明显低估了实际的情况。
潘先生认为：如果经济增长向保护资源和环境开绿灯，似乎与中国的发展方针存在相悖之处。以人们谈论的中国和平崛起为例，其中便隐含着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和资源使用率。可是，地球已无法承受这样的发展带来的持续性压力。中国应该控制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的发展步伐，而全球其他国家也应该尽力帮助中国。中国的领导者应该算过这笔账，不过目前他们并不急于牺牲经济增长来保护环境，也不会为了保护环境而引发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