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子四”、“孟子”出土郭店楚简五要素的历史意义_孟子论文

论“子四”、“孟子”出土郭店楚简五要素的历史意义_孟子论文

竹帛《五行》篇为子思、孟子所作论——兼论郭店楚简《五行》篇出土的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竹帛论文,子思论文,所作论文,历史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 7)01—0022—08

1973年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文献,其中《老子》甲本卷后有四篇佚书,第一篇即所谓《五行》篇。此篇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仁、义、礼、智、圣为“五行”,第二部分是对第一部分的逐句解说与发挥。依照战国时文献往往有经有说的旧例,庞朴先生最先提出应将全篇分为经和说,将第一部分名为经,第二部分名为说①。这种将帛书《五行》篇视为经说结构的看法,得到了研究者的一致同意。

帛书《五行》篇公布后,庞朴首先指出,书中表达的五行思想,即是荀子在其《非十二子》篇中所批评的子思和孟子一派的“五行”说,庞朴称为“思孟五行说”。他认为:“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是‘孟氏之儒’或‘乐正氏之儒’的作品。”② 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五行说,即被荀子所批评的五行说。应当说,庞朴指出《五行》的思想内容即是荀子所批评的子思孟子一系传承的五行说,是正确的。

关于帛书《五行》篇的作者和年代,庞朴开始时推测其成书年代约“在孟子以后或同时”。后来他倾向在战国后期,故在后来的《帛书〈五行〉篇评述》中提出说:“《五行》篇的特点与价值是,它以战国后期流行的经与说的形式,继续思孟学派的心性论,创立自己的知行说……帛书《五行》篇可以说是思孟学派的余波,它对孟子的心性论作了补充和发挥。但《五行》又完成于《易传》的主要篇章出世之后,因而也吸收了宇宙论成就。”③ 这些说法,把帛书《五行》的成书时代和作者归结为战国后期思孟学派的余波。

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看法与庞朴相同,如整理者之一的韩仲民便称此篇为“子思孟轲学派的门徒”的作品④。认为此篇作于孟子之前者惟魏启鹏,20世纪90年代初魏启鹏作《德行校释》,认为帛书《五行》是战国前期子思氏之儒的作品,在孟子之前⑤。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此篇作于汉代,以池田知久为代表,他在其《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一书中推论此篇成书于汉代初期(这个观点在郭店楚简公布后他已经加以修改,认为成于战国后期)⑥。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即站在郭店楚简公布以来新的研究的基点上,应当肯定,庞朴20世纪70年代对此篇的研究贡献有三,第一是分别经与说,这在当时和后来都得到了一致的同意。第二是命名为《五行》,虽然曾有学者有不同意见,如魏启鹏定名为《德行》,但在郭店楚简的《五行》篇出土后已很少再有异议。第三是确认此篇的思想内容即荀子所批评的观点⑦。

然而,由于郭店楚简的公布,有了新的证据,使我们在作者和年代的问题上有可能重新加以考察;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从学术史的角度重新检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以往研究,使《五行》篇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以推进。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批竹简。考古学者据楚墓类型学研究推定,该墓入葬时间约在公元前300年⑧。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文献中有一篇, 自题为《五行》,其内容基本同于马王堆帛书《五行》篇的经部,而没有说部。首先,这一新的出土资料问世,使得学者们都认为,以往帛书《五行》篇的命名是合理的。其次,竹简《五行》有经无说的事实,使得学者大都接受这样的推定,即经与说不是同时完成的。最后,由于竹简《五行》入葬于公元前300年, 其成书年代必在孟子以前,从而使得以往对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成书年代的推定必须加以修正。

仍然是庞朴最先对此作出反应,他说:“荀子批评子思、孟轲编造五行,则此篇既早于孟子,其为子思或子思弟子所作,或大有可能。”⑨ 由于此篇与竹简的《缁衣》同抄一卷,而《缁衣》在古代被认为子思之作,更加强了学者以《五行》思想为子思一派的看法,于是子思作竹简《五行》的看法被普遍接受。李学勤甚至认为整个郭店楚简儒书文献皆为《子思子》⑩。由于《五行》篇经部的出土,庞朴对帛书《五行》的说部的年代和制作也进一步提出了他的想法:“因此我设想,《五行》篇早先并没有说或解,帛书所见的说,是某个时候弟子们奉命缀上去的。”(11) 他还推测,其原因“大概是由于荀子的批评,思孟学派的弟子们觉得应该将他们的经典《五行》篇施以解说,以杜讨伐,以广流传,于是遂有了解说本,如马王堆所见。”(12) “说文完成的时间,当在《孟子》成书以后,是由弟子们拾掇老师遗说补作出来的。”(13)

郭店楚简公布后,有关《五行》篇的研究,主张、结论多同于或近于庞朴,即帛书《五行》篇的经部为子思所作,说部是孟子后学的缀补,唯与庞朴以帛书《五行》在荀子之后的主张不同,李存山主张竹简《五行》早于《中庸》,帛书《五行》则在孟子之后、荀子之前(14)。郭沂则认为,不仅竹简《五行》为子思所作,而且帛书《五行》的说的部分的作者亦当为子思门人(15)。郭沂此说无异重新肯定了魏启鹏的说法,以经说两部分都定为孟子以前的子思氏之儒的作品。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从帛书《五行》公布到竹简《五行》篇公布以来,研究者对于帛书《五行》经部与说部的思想差异,以及说部与孟子思想联系的论点。

庞朴在早期研究中即提出,帛书《五行》说文中大量引用《孟子》文句,如集大成,金声玉振等,他说:“对照两边引文,自会发现,佚书同孟子,在这里不仅思想相同,而且连语言也一样,几乎无需多加说明……据此,可以说佚书中的圣是脱胎于孟子的。”(16) 即使是反对把帛书《五行》篇的思想归结为思孟学派的池田知久也承认,马王堆《五行》篇最中心的思想是孟子思想,“马王堆《五行》所怀抱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作为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孟子思想,这一点毋庸置疑。”当然他认为此篇中也有荀子思想的影响(17)。

竹简《五行》和帛书《五行》最大的差异是帛书《五行》的说部突出“仁义”,而竹简《五行》并没有突出“仁义”。竹简《五行》公布后,陈丽桂比勘了竹简《五行》和帛书《五行》之后,指出竹简《五行》崇“圣”,而帛书《五行》崇“仁义”,二者思想重点有所不同,基本上说部更切近孟子的观点,而经部则有所不同(18)。李存山也认为,“正是在孟子思想的影响下,帛书《五行》篇出现了对简本的种种改编的情况,这些改编是迁就于孟子思想的改编,而其解说,一是解释原有的文本,二是加进了孟子思想的因素……如果说简本五行乃是子思(或子思氏之儒)的作品,那么帛书《五行》似可谓‘孟氏之儒’的别派的改编解说本。”他所说的孟氏别派,指的是孟子后学中与孟子思想有所不同的儒者。他还认为,荀子在楚地应见过帛书《五行》篇,其批评包括对此篇的批评,或主要针对的就是此篇(19) 。李景林认为,简本《五行》从思想结构上应接近孔子,为子思“昭明圣祖之德”,绍述孔子思想之作。而帛本《五行》则强调“仁义,礼知之所由生也”,此说则接近孟子,其说在用语和思想上更接近孟子。从简本到帛本,其性善论之征愈益明显(20)。这也是在内容上充分肯定帛书说部的思想近于孟子的思想,但他未就作者问题加以讨论。

可见,从帛书到竹简,学者大多认为帛书《五行》的说部的思想切近孟子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似无争议。当然,也有个别学者认为五行思想与孟子有所不同,这一点我们在下节来加以解释。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荀子在《非十二子》中的批评是主要针对帛书《五行》篇,那么荀子究竟根据什么指定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现在我们来回过头来,检讨一下以往有关思孟五行说的论证,看看其中有什么薄弱的环节,又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

首先,我们来看看《荀子·非十二子》篇的那句话: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然而,现存历史资料并不能提供更多的细节说明被荀子批评的对象。正如庞朴在一开始就指出的:“在流传下来的孟子书上,以及相传为子思书上(《中庸》《缁衣》等),也找不到直白无隐的可以佐证荀子的什么五行说。”他又说:“孟子道性善,讲仁义礼智‘根于心’的君子本性,这是众所周知的。孟子当然也没少谈圣,只是,人们似乎从未见到七篇巨著中,孟子曾在哪里把仁义礼智与圣字连举并提过。至于子思,就更难说了,因为其书已不可考……在现在的《中庸》及版权上疑为子思的《缁衣》、《表记》等《礼记》篇章中,我们似乎同样并未看到仁义礼智圣五德并举的字样。”(21) 此说完全正确。既然今存典籍中很难找到佐证《孟子》、《中庸》中有五行说的资料,那么怎么联系帛书《五行》篇来证明思、孟本有五行说呢?

庞朴的特识,是在《中庸》、《孟子》中各找到一例在他看来是五德并举的例子。对于孟子,他认为“最为关键的证据是:孟子也曾将仁义礼智圣并列,来谈论人性和天命的关系。”他举出的《孟子》中的一例资料是: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

庞朴根据朱熹《四书集注》记载的一种说法,认为圣人的人字是衍字,这样:“现在有了马王堆帛书,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宣布,‘圣人之于天道也’一句中的人字,是衍文,应予削去,原本为‘圣之于天道也’。孟轲这里所谈的,正是‘仁义礼智圣’这‘五行’。”(22) 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得承认,孟子只讲“四端”,并未提到“五行”的观念,而且,《孟子》中上面这一段也不是独立讨论“德行”,而是在《孟子·公孙丑上》的性命论中提出来的。所以,即使我们赞同庞朴对上引文的解释,我们也不能不说,这一思想在《孟子》中算是“隐晦”的了。仅仅这一条材料就能证明“孟轲和之”吗?显然不能(23)。

庞朴在《中庸》中所发现的仁义礼智圣连用的一例是: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三十一章)

庞朴解释说:“这里所说的聪明睿智,就是圣;宽裕温柔,就是仁;发强刚毅,就是义;齐庄中正,就是礼;文理密察,就是智。”(24)

庞朴对《中庸》这段话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25)。然而,即使我们承认庞朴的解释完全成立,我们也不能不说,《中庸》没有提到“五行”的观念,比起《孟子》,甚至没有明提仁义礼智圣五者。把这作为子思在《中庸》表达或倡言其五行说,比起《中庸》本身明确提出的五“达道”,三“达德”,更是过于“隐晦”了。这一条材料就能证明“子思唱之”了吗?显然不能。

所以,最重要的是,仅靠这两条“幽隐”(借用荀子的用词)的材料,即使如庞朴的解释,也决不能证明仁义礼智圣五行说,曾经过“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相对于竹简《五行》篇对五行的明确叙述,《中庸》的一段是绝不能证明子思曾经“唱之”,而《孟子》的一段,也绝不能证明孟子曾经“和之”(26)。试想,如果仅仅是《中庸》和《孟子》这两条材料,荀子能明白指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吗?这两条材料其实只能说明在《中庸》和《孟子》中有五行说的隐微的痕迹。

庞朴后来总结其工作与思路说:“这样,借助于帛书《五行》篇的提示,我们从子思孟子书中也发现了仁义礼智圣的五行;从而反过来,可以确定帛书《五行》之篇属于思孟学派,确定荀子的批评,不是无根据的。”(27) 但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只是证明孟子后学的余波有五行说,却无力证明子思如何唱之,孟轲如何和之。五行说在《中庸》孟子中的幽隐,这一点庞朴和其他学者也是承认的。而我们必须指出,如果《中庸》、《孟子》中“五行”是如此的幽隐,那就表示我们尚未能证明子思曾唱之、孟轲曾和之。所以,学者们在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工作,其实对于“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这八个字,是尚未能予以证明的。这并不奇怪,在郭店竹简出土以前,这是难以避免的,这是历史和资料的限制。帛书《五行》充满孟子思想,而史载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故说帛书所见的五行说即思孟学派的五行说,是可以成立的;问题在于,我们还必须有其他的证据,其他的解释,才能使“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这一思想史的历史得以落实。

郭店竹简《五行》篇的出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证据和契机。既然我们承认帛书《五行》篇的思想是思孟学派,现在《五行》篇的经部被证明与说部不是同时完成,经部乃成于孟子之前,而且《五行》的经部与《缁衣》同抄,这就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五行》的经部为子思所作(或传为子思所作)。有了《五行》经部为子思所作这个结论,“子思唱之”才有了坚实的证明。难道还有比子思作《五行》经文更能佐证“子思唱之”的材料吗?因此,竹简《五行》出土后,我们不能仅仅一般地肯定子思作竹简《五行》,还必须明确地在“子思唱之”的意义上肯定竹简《五行》为子思所作。

同理,在此基础上,只有同时肯定《五行》的说文为孟子所作,才是对“孟轲和之”的最好证明。上面提到,已有的研究无不肯定帛书《五行》的说文近于孟子思想,有些文句也相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设想《五行》的说文为孟子所作(至少以孟子的名义或在题名孟子的书中)?我们认为,其实没有任何文献的阻碍,妨碍我们作出说文为孟子所作这一合理的推定。问题很明白,只有肯定子思作经文,孟子作说文,才能顺理成章地坐实“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所以,如果竹简《五行》是子思所作,那么,很明显,荀子说的“子思唱之”,就绝不是指《中庸》而言,而必是指《五行》经部而言。换言之,以往的论证方法,用《中庸》的隐微的仁义礼智圣说去证明“子思唱之”是远不够的。由此也可知,荀子说“孟轲和之”,也绝不是指《尽心》篇的一句,而必另有所指,用《尽心》篇的一句去证明“孟轲和之”是远不够的。既然荀子指名批评子思、孟轲,必有二人明白倡导五行说的作品为之根据,换言之,荀子应看到过帛书《五行》篇的文献,而且他知道此篇乃子思唱之于经,孟轲和之于说,所以他才有这样明确的批评。此一“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五行》篇,是荀子作出如此批评的主要根据(虽然不见得是唯一的根据),而他所批评的无类、无说、无解,当即指子思唱之的《五行》经部而言。

事实上,庞朴在其最早的研究中曾经提到,《五行》篇也可能出于《孟子外书》(28)。此说亦见于清儒刘台拱《荀子补注》,其书云:“赵岐称《孟子》有外书四篇,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五行之说或出于此,今则不可得而闻也。”(29) 其实,《孟子外书》所收,不见得不是孟子的著作,只是此四篇的篇名, 似不能与《五行》篇相容。盖此篇单独行世,不在孟子十一篇内,或在子思子二十三篇之中,亦不无可能。

至于帛书《五行》篇说部与孟子思想的异同,也不会妨碍我们以说文为孟子所作或以孟子之名传世。《五行》说文若为孟子所作,当在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的中年,而不是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的晚年,故《五行》说文的思想和晚年七篇的思想有一定差异是可以理解的。而此篇若以孟子之名传世,则其中还可能有孟子后学的若干增饰,这也是可以想见的(30)。

郭店《五行》篇出土,在有关《五行》篇的作者和时代的问题上,给了我们新的思考的空间,使我们有可能得出比以往更为合理、更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也将使我们对子思和孟子的研究开展出新的局面。这就是郭店竹简《五行》出土的历史意义与重要价值。

注释:

① 参看庞朴:《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00页。

② 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32页。

③ 庞朴:《帛书〈五行〉篇评述》,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156页。

④ 韩仲民:《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文物》1974年4期。

⑤ 魏启鹏:《德行校释》,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05页。

⑥ 池田知久:《郭店楚简五行研究》,《郭店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二十一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⑦ 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如李耀仙、赵光贤。黄俊杰曾指出,这些反对以《五行》为思孟五行的主张都不能获得帛书内容的支持,故无法成立,见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⑧ 除原发掘报告外,参看彭浩《郭店一号墓的年代及相关的问题》,载陈福滨主编《本世纪出土思想文献与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论文集》下册,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⑨ 庞朴:《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引言)。

⑩ 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二十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1)(12) 庞朴:《竹帛〈五行〉篇比较》,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94页。

(13) 庞朴:《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04页。

(14) 李存山:《从简本五行到帛书〈五行〉》,载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15) 郭沂:《郭店楚简与中国哲学》,载《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75页。

(16) 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30页。

(17) 池田知久:《郭店楚简五行研究》,《郭店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二十一辑,第97—98页。

(18) 陈丽桂:《从郭店竹简〈五行〉检视帛书〈五行〉说文对经文的依违情况》,载陈福滨主编《本世纪出土思想文献与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论文集》上册,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19) 李存山:《从简本〈五行〉到帛书〈五行〉》,载《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46页。

(20) 李景林:《从郭店简看思孟学派的性与天道论》,载《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33页。

(21) 庞朴:《帛书〈五行〉与思孟五行》,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00页。

(22) 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31页。

(23) 何况,即使在《五行》篇中也说“圣人知天道”,则《尽心》中的圣人的人字是否衍字,还在未定。

(24) 庞朴:《思孟五行新考》,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42页。

(25) 但若苛求地说,在此五者之前已经有了“至圣”的圣,若再说聪明睿智为圣,则似嫌重复。

(26) 虽然荀子用了“幽隐”二字批评子思,但这二字绝不能解释为子思连仁义礼智圣都没有明白连用,而只在《中庸》里含糊带过。

(27) 庞朴:《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02页。

(28) 庞朴在《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的结尾提出帛书《五行》篇“是孟氏之儒或乐正氏之儒的作品,也许竟是赵岐删掉了的《孟子外书》四篇中的某一篇”,见其《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32页。

(29) 影山辉国在其1985年的论文引用了此条注释。见其论文《思孟五行说》,《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人文科学学科纪要》八十一辑,1985年版。按赵岐《孟子题辞》云:“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著,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前人断句,以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为四篇篇名,但孝经之题名颇可疑,疑经字乃衍字,故改之如此。

(30) 魏启鹏认为,五行篇与孟子有很多可以互相印证之处,但五行篇不是孟子后学所作,也不宜笼统视为思孟学派之作,其主要理由是二者间有精粗之别,理论思维有高低之别。见其书《德行校释》,第105页。李存山认为五行说部因受到五行经部文本和孟子思想两方面的限制,所以与孟子的思想有同有异。李文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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