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帛《五行》篇为子思、孟子所作论——兼论郭店楚简《五行》篇出土的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竹帛论文,子思论文,所作论文,历史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 7）01—0022—08
一
1973年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文献，其中《老子》甲本卷后有四篇佚书，第一篇即所谓《五行》篇。此篇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仁、义、礼、智、圣为“五行”，第二部分是对第一部分的逐句解说与发挥。依照战国时文献往往有经有说的旧例，庞朴先生最先提出应将全篇分为经和说，将第一部分名为经，第二部分名为说①。这种将帛书《五行》篇视为经说结构的看法，得到了研究者的一致同意。
帛书《五行》篇公布后，庞朴首先指出，书中表达的五行思想，即是荀子在其《非十二子》篇中所批评的子思和孟子一派的“五行”说，庞朴称为“思孟五行说”。他认为：“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是‘孟氏之儒’或‘乐正氏之儒’的作品。”② 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五行说，即被荀子所批评的五行说。应当说，庞朴指出《五行》的思想内容即是荀子所批评的子思孟子一系传承的五行说，是正确的。
关于帛书《五行》篇的作者和年代，庞朴开始时推测其成书年代约“在孟子以后或同时”。后来他倾向在战国后期，故在后来的《帛书〈五行〉篇评述》中提出说：“《五行》篇的特点与价值是，它以战国后期流行的经与说的形式，继续思孟学派的心性论，创立自己的知行说……帛书《五行》篇可以说是思孟学派的余波，它对孟子的心性论作了补充和发挥。但《五行》又完成于《易传》的主要篇章出世之后，因而也吸收了宇宙论成就。”③ 这些说法，把帛书《五行》的成书时代和作者归结为战国后期思孟学派的余波。
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看法与庞朴相同，如整理者之一的韩仲民便称此篇为“子思孟轲学派的门徒”的作品④。认为此篇作于孟子之前者惟魏启鹏，20世纪90年代初魏启鹏作《德行校释》，认为帛书《五行》是战国前期子思氏之儒的作品，在孟子之前⑤。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此篇作于汉代，以池田知久为代表，他在其《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一书中推论此篇成书于汉代初期（这个观点在郭店楚简公布后他已经加以修改，认为成于战国后期）⑥。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即站在郭店楚简公布以来新的研究的基点上，应当肯定，庞朴20世纪70年代对此篇的研究贡献有三，第一是分别经与说，这在当时和后来都得到了一致的同意。第二是命名为《五行》，虽然曾有学者有不同意见，如魏启鹏定名为《德行》，但在郭店楚简的《五行》篇出土后已很少再有异议。第三是确认此篇的思想内容即荀子所批评的观点⑦。
然而，由于郭店楚简的公布，有了新的证据，使我们在作者和年代的问题上有可能重新加以考察；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从学术史的角度重新检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以往研究，使《五行》篇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以推进。
二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批竹简。考古学者据楚墓类型学研究推定，该墓入葬时间约在公元前300年⑧。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文献中有一篇， 自题为《五行》，其内容基本同于马王堆帛书《五行》篇的经部，而没有说部。首先，这一新的出土资料问世，使得学者们都认为，以往帛书《五行》篇的命名是合理的。其次，竹简《五行》有经无说的事实，使得学者大都接受这样的推定，即经与说不是同时完成的。最后，由于竹简《五行》入葬于公元前300年， 其成书年代必在孟子以前，从而使得以往对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成书年代的推定必须加以修正。
仍然是庞朴最先对此作出反应，他说：“荀子批评子思、孟轲编造五行，则此篇既早于孟子，其为子思或子思弟子所作，或大有可能。”⑨ 由于此篇与竹简的《缁衣》同抄一卷，而《缁衣》在古代被认为子思之作，更加强了学者以《五行》思想为子思一派的看法，于是子思作竹简《五行》的看法被普遍接受。李学勤甚至认为整个郭店楚简儒书文献皆为《子思子》⑩。由于《五行》篇经部的出土，庞朴对帛书《五行》的说部的年代和制作也进一步提出了他的想法：“因此我设想，《五行》篇早先并没有说或解，帛书所见的说，是某个时候弟子们奉命缀上去的。”(11) 他还推测，其原因“大概是由于荀子的批评，思孟学派的弟子们觉得应该将他们的经典《五行》篇施以解说，以杜讨伐，以广流传，于是遂有了解说本，如马王堆所见。”(12) “说文完成的时间，当在《孟子》成书以后，是由弟子们拾掇老师遗说补作出来的。”(13)
郭店楚简公布后，有关《五行》篇的研究，主张、结论多同于或近于庞朴，即帛书《五行》篇的经部为子思所作，说部是孟子后学的缀补，唯与庞朴以帛书《五行》在荀子之后的主张不同，李存山主张竹简《五行》早于《中庸》，帛书《五行》则在孟子之后、荀子之前(14)。郭沂则认为，不仅竹简《五行》为子思所作，而且帛书《五行》的说的部分的作者亦当为子思门人(15)。郭沂此说无异重新肯定了魏启鹏的说法，以经说两部分都定为孟子以前的子思氏之儒的作品。
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从帛书《五行》公布到竹简《五行》篇公布以来，研究者对于帛书《五行》经部与说部的思想差异，以及说部与孟子思想联系的论点。
庞朴在早期研究中即提出，帛书《五行》说文中大量引用《孟子》文句，如集大成，金声玉振等，他说：“对照两边引文，自会发现，佚书同孟子，在这里不仅思想相同，而且连语言也一样，几乎无需多加说明……据此，可以说佚书中的圣是脱胎于孟子的。”(16) 即使是反对把帛书《五行》篇的思想归结为思孟学派的池田知久也承认，马王堆《五行》篇最中心的思想是孟子思想，“马王堆《五行》所怀抱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作为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孟子思想，这一点毋庸置疑。”当然他认为此篇中也有荀子思想的影响(17)。
竹简《五行》和帛书《五行》最大的差异是帛书《五行》的说部突出“仁义”，而竹简《五行》并没有突出“仁义”。竹简《五行》公布后，陈丽桂比勘了竹简《五行》和帛书《五行》之后，指出竹简《五行》崇“圣”，而帛书《五行》崇“仁义”，二者思想重点有所不同，基本上说部更切近孟子的观点，而经部则有所不同(18)。李存山也认为，“正是在孟子思想的影响下，帛书《五行》篇出现了对简本的种种改编的情况，这些改编是迁就于孟子思想的改编，而其解说，一是解释原有的文本，二是加进了孟子思想的因素……如果说简本五行乃是子思（或子思氏之儒）的作品，那么帛书《五行》似可谓‘孟氏之儒’的别派的改编解说本。”他所说的孟氏别派，指的是孟子后学中与孟子思想有所不同的儒者。他还认为，荀子在楚地应见过帛书《五行》篇，其批评包括对此篇的批评，或主要针对的就是此篇(19) 。李景林认为，简本《五行》从思想结构上应接近孔子，为子思“昭明圣祖之德”，绍述孔子思想之作。而帛本《五行》则强调“仁义，礼知之所由生也”，此说则接近孟子，其说在用语和思想上更接近孟子。从简本到帛本，其性善论之征愈益明显(20)。这也是在内容上充分肯定帛书说部的思想近于孟子的思想，但他未就作者问题加以讨论。
可见，从帛书到竹简，学者大多认为帛书《五行》的说部的思想切近孟子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似无争议。当然，也有个别学者认为五行思想与孟子有所不同，这一点我们在下节来加以解释。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荀子在《非十二子》中的批评是主要针对帛书《五行》篇，那么荀子究竟根据什么指定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四
现在我们来回过头来，检讨一下以往有关思孟五行说的论证，看看其中有什么薄弱的环节，又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
首先，我们来看看《荀子·非十二子》篇的那句话：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然而，现存历史资料并不能提供更多的细节说明被荀子批评的对象。正如庞朴在一开始就指出的：“在流传下来的孟子书上，以及相传为子思书上（《中庸》《缁衣》等），也找不到直白无隐的可以佐证荀子的什么五行说。”他又说：“孟子道性善，讲仁义礼智‘根于心’的君子本性，这是众所周知的。孟子当然也没少谈圣，只是，人们似乎从未见到七篇巨著中，孟子曾在哪里把仁义礼智与圣字连举并提过。至于子思，就更难说了，因为其书已不可考……在现在的《中庸》及版权上疑为子思的《缁衣》、《表记》等《礼记》篇章中，我们似乎同样并未看到仁义礼智圣五德并举的字样。”(21) 此说完全正确。既然今存典籍中很难找到佐证《孟子》、《中庸》中有五行说的资料，那么怎么联系帛书《五行》篇来证明思、孟本有五行说呢？
庞朴的特识，是在《中庸》、《孟子》中各找到一例在他看来是五德并举的例子。对于孟子，他认为“最为关键的证据是：孟子也曾将仁义礼智圣并列，来谈论人性和天命的关系。”他举出的《孟子》中的一例资料是：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
庞朴根据朱熹《四书集注》记载的一种说法，认为圣人的人字是衍字，这样：“现在有了马王堆帛书，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宣布，‘圣人之于天道也’一句中的人字，是衍文，应予削去，原本为‘圣之于天道也’。孟轲这里所谈的，正是‘仁义礼智圣’这‘五行’。”(22) 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得承认，孟子只讲“四端”，并未提到“五行”的观念，而且，《孟子》中上面这一段也不是独立讨论“德行”，而是在《孟子·公孙丑上》的性命论中提出来的。所以，即使我们赞同庞朴对上引文的解释，我们也不能不说，这一思想在《孟子》中算是“隐晦”的了。仅仅这一条材料就能证明“孟轲和之”吗？显然不能(23)。
庞朴在《中庸》中所发现的仁义礼智圣连用的一例是：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三十一章）
庞朴解释说：“这里所说的聪明睿智，就是圣；宽裕温柔，就是仁；发强刚毅，就是义；齐庄中正，就是礼；文理密察，就是智。”(24)
庞朴对《中庸》这段话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25)。然而，即使我们承认庞朴的解释完全成立，我们也不能不说，《中庸》没有提到“五行”的观念，比起《孟子》，甚至没有明提仁义礼智圣五者。把这作为子思在《中庸》表达或倡言其五行说，比起《中庸》本身明确提出的五“达道”，三“达德”，更是过于“隐晦”了。这一条材料就能证明“子思唱之”了吗？显然不能。
所以，最重要的是，仅靠这两条“幽隐”（借用荀子的用词）的材料，即使如庞朴的解释，也决不能证明仁义礼智圣五行说，曾经过“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相对于竹简《五行》篇对五行的明确叙述，《中庸》的一段是绝不能证明子思曾经“唱之”，而《孟子》的一段，也绝不能证明孟子曾经“和之”(26)。试想，如果仅仅是《中庸》和《孟子》这两条材料，荀子能明白指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吗？这两条材料其实只能说明在《中庸》和《孟子》中有五行说的隐微的痕迹。
庞朴后来总结其工作与思路说：“这样，借助于帛书《五行》篇的提示，我们从子思孟子书中也发现了仁义礼智圣的五行；从而反过来，可以确定帛书《五行》之篇属于思孟学派，确定荀子的批评，不是无根据的。”(27) 但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只是证明孟子后学的余波有五行说，却无力证明子思如何唱之，孟轲如何和之。五行说在《中庸》孟子中的幽隐，这一点庞朴和其他学者也是承认的。而我们必须指出，如果《中庸》、《孟子》中“五行”是如此的幽隐，那就表示我们尚未能证明子思曾唱之、孟轲曾和之。所以，学者们在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工作，其实对于“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这八个字，是尚未能予以证明的。这并不奇怪，在郭店竹简出土以前，这是难以避免的，这是历史和资料的限制。帛书《五行》充满孟子思想，而史载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故说帛书所见的五行说即思孟学派的五行说，是可以成立的；问题在于，我们还必须有其他的证据，其他的解释，才能使“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这一思想史的历史得以落实。
郭店竹简《五行》篇的出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证据和契机。既然我们承认帛书《五行》篇的思想是思孟学派，现在《五行》篇的经部被证明与说部不是同时完成，经部乃成于孟子之前，而且《五行》的经部与《缁衣》同抄，这就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五行》的经部为子思所作（或传为子思所作）。有了《五行》经部为子思所作这个结论，“子思唱之”才有了坚实的证明。难道还有比子思作《五行》经文更能佐证“子思唱之”的材料吗？因此，竹简《五行》出土后，我们不能仅仅一般地肯定子思作竹简《五行》，还必须明确地在“子思唱之”的意义上肯定竹简《五行》为子思所作。
同理，在此基础上，只有同时肯定《五行》的说文为孟子所作，才是对“孟轲和之”的最好证明。上面提到，已有的研究无不肯定帛书《五行》的说文近于孟子思想，有些文句也相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设想《五行》的说文为孟子所作（至少以孟子的名义或在题名孟子的书中）？我们认为，其实没有任何文献的阻碍，妨碍我们作出说文为孟子所作这一合理的推定。问题很明白，只有肯定子思作经文，孟子作说文，才能顺理成章地坐实“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所以，如果竹简《五行》是子思所作，那么，很明显，荀子说的“子思唱之”，就绝不是指《中庸》而言，而必是指《五行》经部而言。换言之，以往的论证方法，用《中庸》的隐微的仁义礼智圣说去证明“子思唱之”是远不够的。由此也可知，荀子说“孟轲和之”，也绝不是指《尽心》篇的一句，而必另有所指，用《尽心》篇的一句去证明“孟轲和之”是远不够的。既然荀子指名批评子思、孟轲，必有二人明白倡导五行说的作品为之根据，换言之，荀子应看到过帛书《五行》篇的文献，而且他知道此篇乃子思唱之于经，孟轲和之于说，所以他才有这样明确的批评。此一“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五行》篇，是荀子作出如此批评的主要根据（虽然不见得是唯一的根据），而他所批评的无类、无说、无解，当即指子思唱之的《五行》经部而言。
事实上，庞朴在其最早的研究中曾经提到，《五行》篇也可能出于《孟子外书》(28)。此说亦见于清儒刘台拱《荀子补注》，其书云：“赵岐称《孟子》有外书四篇，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五行之说或出于此，今则不可得而闻也。”(29) 其实，《孟子外书》所收，不见得不是孟子的著作，只是此四篇的篇名， 似不能与《五行》篇相容。盖此篇单独行世，不在孟子十一篇内，或在子思子二十三篇之中，亦不无可能。
至于帛书《五行》篇说部与孟子思想的异同，也不会妨碍我们以说文为孟子所作或以孟子之名传世。《五行》说文若为孟子所作，当在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的中年，而不是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的晚年，故《五行》说文的思想和晚年七篇的思想有一定差异是可以理解的。而此篇若以孟子之名传世，则其中还可能有孟子后学的若干增饰，这也是可以想见的(30)。
郭店《五行》篇出土，在有关《五行》篇的作者和时代的问题上，给了我们新的思考的空间，使我们有可能得出比以往更为合理、更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也将使我们对子思和孟子的研究开展出新的局面。这就是郭店竹简《五行》出土的历史意义与重要价值。
注释：
① 参看庞朴：《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00页。
② 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32页。
③ 庞朴：《帛书〈五行〉篇评述》，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156页。
④ 韩仲民：《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文物》1974年4期。
⑤ 魏启鹏：《德行校释》，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05页。
⑥ 池田知久：《郭店楚简五行研究》，《郭店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二十一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⑦ 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如李耀仙、赵光贤。黄俊杰曾指出，这些反对以《五行》为思孟五行的主张都不能获得帛书内容的支持，故无法成立，见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⑧ 除原发掘报告外，参看彭浩《郭店一号墓的年代及相关的问题》，载陈福滨主编《本世纪出土思想文献与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论文集》下册，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⑨ 庞朴：《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引言）。
⑩ 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二十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1)(12) 庞朴：《竹帛〈五行〉篇比较》，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94页。
(13) 庞朴：《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04页。
(14) 李存山：《从简本五行到帛书〈五行〉》，载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15) 郭沂：《郭店楚简与中国哲学》，载《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75页。
(16) 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30页。
(17) 池田知久：《郭店楚简五行研究》，《郭店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二十一辑，第97—98页。
(18) 陈丽桂：《从郭店竹简〈五行〉检视帛书〈五行〉说文对经文的依违情况》，载陈福滨主编《本世纪出土思想文献与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论文集》上册，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19) 李存山：《从简本〈五行〉到帛书〈五行〉》，载《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46页。
(20) 李景林：《从郭店简看思孟学派的性与天道论》，载《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33页。
(21) 庞朴：《帛书〈五行〉与思孟五行》，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00页。
(22) 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31页。
(23) 何况，即使在《五行》篇中也说“圣人知天道”，则《尽心》中的圣人的人字是否衍字，还在未定。
(24) 庞朴：《思孟五行新考》，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42页。
(25) 但若苛求地说，在此五者之前已经有了“至圣”的圣，若再说聪明睿智为圣，则似嫌重复。
(26) 虽然荀子用了“幽隐”二字批评子思，但这二字绝不能解释为子思连仁义礼智圣都没有明白连用，而只在《中庸》里含糊带过。
(27) 庞朴：《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02页。
(28) 庞朴在《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的结尾提出帛书《五行》篇“是孟氏之儒或乐正氏之儒的作品，也许竟是赵岐删掉了的《孟子外书》四篇中的某一篇”，见其《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第132页。
(29) 影山辉国在其1985年的论文引用了此条注释。见其论文《思孟五行说》，《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人文科学学科纪要》八十一辑，1985年版。按赵岐《孟子题辞》云：“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著，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前人断句，以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为四篇篇名，但孝经之题名颇可疑，疑经字乃衍字，故改之如此。
(30) 魏启鹏认为，五行篇与孟子有很多可以互相印证之处，但五行篇不是孟子后学所作，也不宜笼统视为思孟学派之作，其主要理由是二者间有精粗之别，理论思维有高低之别。见其书《德行校释》，第105页。李存山认为五行说部因受到五行经部文本和孟子思想两方面的限制，所以与孟子的思想有同有异。李文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