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起源与目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文,起源论文,哲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的历史意识可以解释对历史哲学的兴趣的复苏。由于认识到个人的命运同他所隶属的群体的历史进化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20世纪中叶的人试图从整体上来理解历史，理解支配历史的原理，理解历史所隐含的意义。理解历史并把历史综合到整个人类实存中的全部努力，这就是“历史哲学”——这个术语是伏尔泰发明的。
众所周知，人是通过自己的苦难来把握历史实在的。我们时代的人会说：“我正在遭受或已经遭受过历史的苦难，结果就有了历史的实在。”他拒绝某些理论家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往昔的历史，只有通过历史知识的形式，方能理解历史的实在。”历史通过将苦难强加给人类，将自身显示为当前的现实，这同它以历史知识为形式撇在身后的阴影根本不同。历史的实在是被体验到的历史。
被称为历史悲剧的集体悲剧给个人带来的苦难，一直是所有时代发展历史哲学的主要动机。首次完全自觉地创立历史哲学的努力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 其原因是阿拉利克的西哥特人洗劫罗马。这些游牧部落的胜利，他们的暴行，特别是蛮族士兵对基督徒妇女施暴，所有这一切与集体有关的事件，都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一问题必然引起圣奥古斯丁这类哲学家的注意。这个被认为是永恒城市的罗马，究竟犯了什么罪，竟应遭受如此残酷的命运？文明世界的首都的陷落使奥古斯丁对尘世文明的脆弱和不堪一击陷入沉思，并力求使人类根据超自然的神召（注：Vocation，神召，即内心感到上帝召唤，从而过一种虔敬的宗教生活。——译者）得到拯救，这一沉思冥想的结果就是最早的历史哲学论文。
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同公元410 年哥特人劫掠罗马这一历史事件的密切关系在《上帝之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奥古斯丁提出：他的目的是“驳斥异教徒，因为异教徒认为基督教是世界灾难的原因，特别是最近哥特人洗劫罗马的事件的原因，因为它禁止崇拜众神”。
16世纪，意大利频遭入侵，意大利爱国主义与民族自尊心遭到道德上的折磨，这一切对马基雅维利的历史哲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君主论》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呼吁把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
现代历史哲学最伟大的尝试——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部分是在拿破仑的隆隆炮声中构思的。黑格尔是耶拿大学青年教授，当时战胜国法兰西的军队攻陷了耶拿城。耶拿城战役前夕，黑格尔从自己住所的窗户上看到驻扎在市场上的法国军团的炮火。在这个历史性夜晚，他修改了《精神现象学》手稿的最后几页。第二天普鲁士军队被打败，黑格尔的寓所被毁灭，以至国务部长歌德不得不给他以资助。
耶拿战役前夕，黑格尔看到了拿破仑并给他一个朋友写信说：“我看见皇帝——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穿过城市，看到这个人具有一种高尚的感情。这个人目标始终如一，他骑在马背上，向全世界扩张并统治世界。”黑格尔的全部历史哲学都带上了个人对集体命运的这些体验的烙印。他关于历史稳定性的观念，关于伟大政治家是宇宙精神的管理者的观念，以及他们的激情与牺牲精神，他们有超越道德的权利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同黑格尔个人有关耶拿战役及其英雄波拿巴的体验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体验既是令人沮丧的，也是高尚的。
20世纪最激励人心的历史哲学著作是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在前言中， 施本格勒写道，“这次大战本身就是使新的世界图景显得清晰的一个条件”。
最后， 历史哲学领域中最近的激动人心的著作是汤因比（A.J.Toynbee）的《历史研究》，它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汤因比说：“1914年，当历史置我们这一代人于死地时，我思想还不定形。”即使我们时代最不活泼的、最反历史的、最超越世俗的哲学家胡塞尔，也要在希特勒所谓国家革命的历史性灾难致他于死地时，根据新的历史意识来重新解释其学说。历史哲学重新获得生机可以用二次大战中许多个人的亲身遭遇来说明，他们经历了降临到时代和他们那一代人身上的集体灾难。
从心理学动机的标准来看， 哲学体系可以分为理论型（theorogone）和病痛型（pathogone）两种。Theorogone 哲学的动机是观察世界：以官员身份出席公开比赛的观察员。反之，Pathogone 哲学的动因是苦难，这痛苦是我们人类生存强加给我们的。如果说认识论主要是theorogone ， 则我们可以说， 在大多数情况下， 历史哲学是pathogone。
我在论述真理、实在与价值的哲学基础的著作中谈到哲学与科学的差异时指出，哲学考察的是决定性的思想与被决定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即考察作为主体的人与世界的关系。科学则相反，它考察那些构成世界的被决定的客体之间的关系。许多人认为历史不是科学。然而，历史与科学还有共同之处，这就是考察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历史来说，这些逻辑意义上的客体常常是心理学的主体。另一方面，历史哲学却试图寻找决定性的思想如何决定与自然概念有别的历史概念；它如何成功地决定历史知识的逻辑的、认识论的、心理学的、价值论的前提；它如何以决定历史规律、构建历史意义与价值的概念而告终。
历史哲学的起源如何，答案各不相同。一般说来，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一事实：希腊人尽管建立了西方哲学和历史学，但他们没有建立本来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尽管他们中产生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普鲁塔克这样的人物，但希腊人却不是很有历史头脑的人。（注：柏拉图在《蒂迈欧篇》（22A，B）中讲到梭伦的故事。这些祭司十分精通关于早期历史的古老学问。他本人和其他希腊人则一无所知。一位古埃及祭司说：“啊，梭伦，你们希腊人永远是孩子，永远没有古希腊！”）希腊形而上学是由超时空的实体构成的，它没有生灭成毁——不论是巴门尼德的非创造的、不可毁灭的、不运动的圆，柏拉图的理念，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或者是斯多葛派的自然规律。的确，希腊哲学包含着大量财富，色彩斑澜，产生了赫拉克利特，他发现我们的宇宙是运动着的，万物都处在辩证的运动中。他向我们证明，对立面的斗争，即战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
通过向我们揭示万物皆流，我们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通过向我们揭示存在与连续的发展和腐烂的运动不可分割，存在与创造和破坏的无尽交替不可分割，对立面只能通过联合才能保持自身（这种联合包围它们并彼此加以限制），赫拉克利特使现代历史哲学获得最宝贵的观念和动力。黑格尔与马克思对历史的哲学解释的核心要素都来自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但是，把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改造为历史哲学是他死后2300年的事。
在考察希腊人缺乏历史哲学的原因时，许多人把这归咎于循环的观念，这种循环观念支配着希腊人的思想，甚至也支配着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根据古代的传统——苏美尔人与希腊人的传统，在时间的变化中存在着规则性，这种规则性经过长时间雷同的循环后，就会导致同样的年、月、日以及相同事件的反复出现。这种永恒轮回的观念使事件失去了其个性特点。维格尼（Alfored de Vigny）说，只有不能看到两次的东西才值得爱。希腊历史学家具有这种偏爱，因而就有了希腊历史学。但是，由于受到永恒轮回观念的支配，希腊哲学家不相信事件不会出现两次，因而他们不能创立历史哲学。永恒轮回的观念剥夺了历史的全部意义，并把历史变成关于真实存在事物的混乱意象的机械的、不可改变的重复：典型的希腊思想特征——太一（the One ）与永恒（thePermanent），甚至在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也可以发现。
然而，仅仅用循环的观念并不能解释希腊没有出现历史哲学的原因，因为循环观念在基督教时代和现代的某些历史哲学家（比如维科、克罗齐、施本格勒、汤因比）中间也存在着。在希腊人和基督教徒及现代人之间的确存在着差异：因为大多数希腊思想家认为，物质是永恒的、非创造的，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宇宙没有进步可言。因此，对他们而言，时间没有方向，没有任何特殊的向度，无所谓向着终点的进化。由于中世纪哲学家接受了希伯来创世说，这一切便发生了变化。基督教思想家认为，时间是直线型的，它有开端，此即世界与亚当的被造。它有中间日期：基督的诞生。它向着终点运动：末日审判。既然时间是如此有限，所有的民族都要在亚当的被造与末日审判之间实现自己的命运，因此，时间是单向的；它不可逆转，因而是宝贵的，并且，由于是有限的，因而必须在它消逝之前加以利用。由于这种有限性观念，时间的价值观念被确立了——换言之，时间具有历史性（historicity）。
基督教的伟大先驱塞涅卡（Lucius Annaeas Seneca ）向他的朋友卢齐利乌斯（Lucilius）写道：“卢齐利乌斯，万物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时间属于我们……就在你轻慢万物之时，生命倏忽而逝……因此，像你所说的和你正在做的去做：不失时机。”
现代思想家们认为，正是卡诺—克劳修斯（Carnot-Clausirs ）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使他们懂得了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如果熵倾向于达到其最大值，如果自由能的数量总是在减少，则存在着“早”（earlier ）与“晚”（latter）的区别，时间的历史性同样会显而易见。
然而，这一论点有时受到批评。有些思想家坚持认为热力学第二定律只适用于宇宙中某些被看作是封闭的系统。因而，热力学第二定律并没有表明世界历史作为整体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也不表明世界某些局部的历史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因为二者都不是封闭系统。
也有人认为，不可能用熵定律确定时间向前的方向，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说，则在两种给定的熵状态中，较大的熵状态就会被认为比较小的熵状态“晚”，这样我们就只说出了同义反复。
如果认为现代科学有利于那种与希腊人循环的时间观念相反的直线型观念，那也是错误的。哥德尔教授证明，存在着对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式（field equation）的解决方案（此方程式导致了封闭的与时间相似的世界线条），因而使时间在大体上成为周期性的。
最近的假说似乎强调宇宙时间具有循环特点。根据这一主张，宇宙可以被比作呼吸器官：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正在膨胀的宇宙将会出现一个收缩阶段，这种收缩与膨胀交替出现，还会继续……时间于是按周而复始的循环发展。但即使这一假说成立（事实上，它受到一些著名天文物理学家的反对），它所隐含的宇宙时间的循环特点也不会改变我们历史时间的直线性特点。理由是，我们的历史的、地球上的时间，在一个收缩的宇宙的假设的逆反时间开始之前早就结束了。对我们来说，历史意味着地球上的人类或者其近邻的进化——如果我们考虑到宇宙飞行器的可能性的话。根据最新的计算，这一历史的终结必定在60亿年之后，那时，太阳氢气贮量的12%将转化为氦。天体物理学家知道，超过这个界限，恒星将失去其稳定性。太阳将膨胀、发亮，使地球温度第一次升高到沸点，然后超过铅的熔点，直到摄氏800度。 衰老的太阳在达到其最大体积时，其半径将是现在的30倍，以最快的速度将燃料全部燃烧完，迅速耗尽其氢储备。但是对于人来说，这不再具有实际后果，因为，在这之前很久，有机生命将在地球上结束，海洋将被蒸发干，我们的文明及其全部财富，将化为灰烬。
这一历史的终结， 同奥古斯丁描绘的“永恒的主日”（eternalSunday）的图景大不相同。它更像希腊神话中的法厄同。（注：法厄同是太阳神赫利俄斯之子，驾其父之太阳车狂奔，险些使整个世界着火焚烧，幸被宙斯看见，用雷霆将其击死，世界免遭焚毁。——译者）赫利俄斯（Helios）的儿子法厄同驾驶其父的太阳车，无法沿着其父规定的轨道行驶，焚烧了地上的一切。因此，当代天体物理学家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地上的、历史的时间是有限的，具有直线性特点。
的确，热力学过程不可逆转，它使得时间具有方向性，这种不可逆转性取决于对统计资料的解释，因而属于概率论领域。能量将向着恒温状态下降，这只是一种极端可能性；从某一个特殊时刻起，能量将再次上升，这并非不可能。这样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时间的方向完全倒转过来。尽管这是一种理论的可能性，但正像玻尔茨曼（Boltzmann ）预见的，其概率如此之小，以至历史哲学可以忽略不计。但我认为，历史哲学只应当考虑下述基本事实：
尽管机械功可以完全转化为热（通过摩擦或振动），但不可能把热再次完全转化为机械功，因为一部分热已转移到低温物体上。这一可以从经验上证实的事实可以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表述。根据第一定律，在一个封闭体系中的能量总数是守恒的，而第二定律则指出，自由能的总数（可以转化为功的能量）不断地丧失。通过把全部地球上的过程确定为独一无二、不可逆转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使我们的历史时间具有方向。
在古典力学世界里，所有的系统都可以恢复到其原初状态；但这样的世界仅仅是一种抽象，是把事实简单化——简言之，是一个虚构的世界。由于承认有绝对平滑的平面，由于承认存在着没有摩擦的液体以及非常柔软的绳子，这个古典力学世界没有考虑到我们物理物体的真正条件。然而，热力学第二定律不再描绘一个理想的世界，相反，它只描绘我们的物理世界及其向前的和可观察到的自由能的消散。
奥斯瓦尔德（Wilhelm Oswald）以及迪昂（Duhem ）确立了活力论（Energism）（注：Energism，哲学上指“奋勉论”，“进取论”，一种伦理学说，认为人生之目的不在快乐，而在奋斗进取，成为完人，实现人的一切德性和能力，并认为这就是完善，颇接近perfectionism 。——译者），认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全部价值的源泉。在经典力学的理想的虚构世界里，人们可以做最大的傻事，做最坏的丑事，而不伤害任何人。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切事件都被认为是可以逆转的，因而极有可能通过恢复到原初状态来弥补任何行为带来的恶果。而在一个完全由热力学第一定律支配的世界里，根本没有理由抱怨时间的丧失，因为时间完全可以逆转倒流。极有可能恢复到一种与原初状态一致的条件。“已经做过的事，不可能没有做过”——覆水难收，时光不再，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格言不再有效，生命与历史将不再是悲剧性的。
根据奥斯瓦尔德的看法，在一个可以逆转的世界里，不可能有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的区分。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价值观念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由于有可能以相反的方向来安排事件的顺序，生活在一个可以逆转的世界中的人们就有可能过永恒的生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朝相反的方向逆动，以便更年轻些，并且重新生活，而这种生活并没有任何特定方向。
然而，我们的历史世界却不是这种理想的虚构的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里， 一切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发生的。 其理由是自由能的衰变（degradation），它使全部地球上的过程成为不可逆转的单程方向， 把我们的时间挤压到一个方向上。
不论熵定律的逆转在统计学上的概率如何，它只能使理论物理学家感兴趣，而不会使历史学家感兴趣。历史的世界总是这样的：其中，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的，任何破坏都不可能得到完全弥补，任何个人或民族经历生命的次数都不可能超过一次。简言之，历史的世界总是单程的暂时的世界，这就最好地证明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至少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和我们的历史发生于其中的世界是有效的——尽管存在着反对意见。
这个不可逆转的历史世界总是一个具有柏格森所说的“绵延”（duration，duree）特点的世界，其中单个的人或集体都在衰老， 其中，往昔延续到现在，我们称此为记忆。在这样的世界里，如果你设想历史的循环，则这些历史循环也不再像古代哲学设想的那样是等同的。对克罗齐来说，精神在四个转折点上的进化——从美学的活动，经逻辑的与经济的活动，到伦理的活动，当然是以循环的形式重复着，但没有任何一个循环同别的循环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只要精神的辩证的进化达到第四个阶段，辩证的运动便在较高层次上开始了一轮新的循环，以前的循环的经验丰富了新的循环。
至于施本格勒的历史循环， 这些循环之间只存在着相似（analogy）关系而绝不是等同关系。如果像施本格勒说的“每种文化都有其自己的文明”，显然，在罗马文明（希腊文化的结晶）和美国文明（欧洲文化的结晶）之间必定存在着相似性。但这不是说，此是彼的重复。相反，施本格勒宣布：“每一种文化都有其重新表述的可能，这些新的表述产生、成熟、衰微，但不会重新发生。”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的和不可代替的特征，因而构成一种价值。
因而，像通常所说的希腊思想没有创立历史哲学是因为其循环概念造成的，这种看法是肤浅的，只有在把这种循环概念运用于没有特定方向的时间时，这些循环才能成为永恒轮回，才能使不同的历史时代失去其独一无二的特征、兴趣和价值。现代惟一的由于缺少科学知识而承认永恒轮回说的伟大哲学家——尼采，就拒绝历史，并试图拯救现代人脱离“历史病根”。
然而，如果把循环观念运用于不可逆转的时间，诸如现代物理学或柏格森的时间，它就完全可以与历史的概念一致，正像我们的例证表明的那样。因为，随着熵的增加和自由能的减少，随着生物的衰老和以记忆形式出现的往昔的存贮与积累，后来的循环便不同于先前的循环。在不可逆转的时间中（正如我们的历史时间），以后的时代不能与以前的时代等同，尽管这种时间以循环的形式向前推进。每一阶段都有其特殊的特点；每一阶段的历史性都是独一无二的。
众所周知，尽管柏拉图坚持循环观念，但他也承认创世说，当然不是“无中生有”（exnihilo）。至少，其《蒂迈欧篇》中的神话给人的印象是如此。柏拉图的时间，正如后来奥古斯丁的时间一样，是从宇宙的创造开始，从创造之物的运动开始。时间不过是对运动的度量。然而，我们务必记住， 即使在《蒂迈欧篇》中， 柏拉图也坚持永恒存在（perpetual being）（它没有起源）与永恒变化（perpetual becoming）（它没有存在）的区别。柏拉图认为，往昔、现今与未来在时间上的区别，不适用于现存事物（that which is），即非创造物。 他同希腊大多数思想家一样，认为变化（becoming）低于存在（being）。 只有存在，才是真实知识的惟一对象。我相信，认为同存在相比，变化是低下的，这才是希腊人缺少历史哲学的主要原因，因为历史无非是人类的变化， 舍此它什么也不是。 意大利杰出哲学家巴塔格利亚（ Felice Battaglia）说：
“那些颂扬存在，宣布存在是永恒的完善（尽管形式各异）的哲学家，注定要贬低历史。即使在他们要求人们努力解除禁欲（在柏拉图那里是向着永恒理念上升）或向原始幸福时期（黄金时代）回归时，也没有真正的历史，因为某种完善的、已经完成的事物是在我们之外的，或是在我们以前的，在天王星以外，或在开天辟地之时。”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他们关于国家的著作中所创立的不是历史哲学，而是具有纯粹实际目的的政治哲学，然而他们寻求的是正当的宪政，以保证善良的生活；不过他们不曾提出历史意义这类哲学问题。
但是，如果说希腊人没有创立明确的历史哲学，他们关于历史的神话却包含了一整套隐蔽的哲学。让我们考察希腊历史神话，以便引出他们的教导。
根据神话，克利奥（Clio）是历史女神，而且同时也是史诗女神，这两种功能在人格上的统一表明，希腊人肯定认识到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即在经历了2500年的经验之后，我们认识到，在历史编纂学中，很难在历史的真理与诗歌的虚构之间划定明确的界限。除了真理以外，历史不可避免地还包含虚构成分；它是文献编辑和想象力的产物。由于认为克利奥兼具历史女神和史诗女神的功能，所以希腊人超前拒绝了19世纪的历史实在论（historical realism）。19世纪的历史实在论，用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话来说，认为历史有义务告诉我们“事实上”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其他现代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勒南（Renan）、科诺特（Cournot）、卡莱尔（Carlyle ）、 狄尔泰、 克罗齐、 文德尔班、 齐美尔（Simmel）、吉本（Gibbon）、汤因比、罗素、科恩（Korn）等都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同时是具有想象力的艺术家，在这个当代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历史女神和史诗女神克利奥是胜利者。
通过给历史缪斯以克利奥的名称，希腊人可能想说：历史不仅仅是简单的探究（inquiry），而且也是赞扬（exaltation）， 即对事件加以歌颂。克利奥一词来自动词，意思是使荣耀、称颂。这一词源学表明，对希腊人而言，历史学意味着对事实的评价，对被认为重要的、奇妙的、光荣的事件的选择。选择的前提是价值观念，是历史学家心目中全部价值等级体系。希腊历史学家有意识地运用这种等级体系。为什么希罗多德——历史学之父要撰写历史？“为了对往事的记忆不致随时光流逝而从人们头脑中被抹煞，以便希腊人及外邦人所做的伟大而辉煌的业绩，特别是他们彼此争战的理由，不致于失去荣誉。”
在上述这段话中，希罗多德赋予历史以三重任务：一、纪念，克利奥的确是记忆女神摩尼莫辛涅（Mnemosyne）的女儿。二、寻找原因。 三、评价。2000多年来，历史学家所做的无非是他们卓越的先辈希罗多德的这项工作，尽管有时是不自觉的。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一开始，历史学就同价值领域不可分离，正因为如此，所以历史学常常被责备是有偏袒性的，缺乏科学的普遍性，因为价值判断是主观的和多变的。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哲学家还没有停止挣扎，以便逃离那种由多少不体面的处境造成的认识论的困窘，而对希腊人来说，这种不体面的处境绝不应受到指责。相反，戴着桂冠并分配荣誉与谴责的克利奥，在他们眼里是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业绩。
希腊人用铜壶滴漏（古代计时器）来描绘克利奥。铜壶这个词由动词“流逝”（to steal）和名词“水”（Water）组成， 指用水漏钟（漏壶）通过一定数量的水的流淌来测量不同演说者的演说时间。一定量的水，不声不响地通过一个锐孔慢慢地从一个容器滴到另一个容器。
水漏作为克利奥的属性，不仅象征着历史的暂时性。它也使我们联想到那被称为“历史”的伟大戏剧的演员们（不论是个体，还是党派、民族、阶级或整个大陆）的时间可以被测量。19世纪，这隐藏在希腊神话中的观念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明确表述，黑格尔告诉我们，每个民族，都是普遍精神进化中某一瞬间的表现。只要一个民族表现了它所代表的观念，只要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就丧失自己的权利并把权利移交给别的民族。
我们确实看到了巴比伦人、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西班马人、日耳曼人等建立的伟大帝国的出现和消失。施本格勒宣布了西方的没落，欧洲应当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美国。我们也看到亚洲出现了一个新巨人，俄罗斯既是欧洲的也是亚洲的国家，由于成为第一流强国而实现了尼采的预言。在一系列国家里，代表亿万人民占主导地位的工人阶级从资本家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希腊人未曾预料到的现代历史中所有这些事件，证明他们的克利奥水漏的象征是有道理的，它对历史戏剧的演员们表演的时间进行度量和限制。
因而我们看到，希腊人的历史神话包含着未来时代丰富的萌芽。然而，希腊人自己并没有发展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
那么，历史哲学的起源何在呢？维科在谈到希罗多德时，认为历史哲学起源于埃及人，埃及人把过去全部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诸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维科接受了这一划分，并把它运用于列国的历史。维科也提到罗马的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瓦罗在其早已失传的著作中把过去的几个世纪划分为三个阶段：蒙昧时代（Obscure time）、寓言时代（fabulous time ）、 最后是历史时代（historical time）或人的时代（age of men）。
然而单单把时间划分为历史时期，并不构成历史哲学。
勒南（Rrnst Renan）坚持历史哲学起源于犹太人。 他说：“犹太人有某种先知意识，这种先知意识在某个特定时刻使闪族人特别善于预见未来的粗线条，使历史进入宗教的领域。”勒南认为，由于把人类命运同本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因而犹太思想家首先关心关于我们人类进步的普遍理论。勒南认为《但以理书》的作者是“历史哲学的真正的发明者”。
除犹太人外，波斯人也值得一提，这一点，勒南没有忘记加以强调。在我们这个时代，汤因比对历史哲学起源的看法同勒南相同。他说：“从以色列、犹太和伊朗的先知的眼光看来，历史不是循环的，也不是机械的过程。历史是神的计划在世界狭窄舞台上巧妙而逐渐得到贯彻实行。神的计划以零星的闪光向我们显示，然而神的计划又超出人视觉与理解的能力之外。”
一般说来，历史哲学被认为是基督教的创造，特别是圣奥古斯丁的发明。根据这位思想家的看法，历史是两座城池之间永恒的斗争。这两座城池暂时混杂一处：这两座城池分别是地上之城（civitas terrena）与天上之城（civitas coelestis或civitas Dei，神之都）。地上之城属于魔鬼，是不信神者的共同体（Societas impiorum）， 是有罪的人类的世界，被尘世的逸乐和物质利益所败坏，它应当受到永远的谴责。上帝之城是圣徒和其他虔诚者的小的共同体，预定要被拯救和享受永恒。他们构成了真正的永恒城池，是精神的罗马，蛮族的军旅永远不可能摧毁它。该隐（Cain）和亚伯（Abel）分别是这两座城市的最早代表。
奥古斯丁把全部历史划分为六个时期，全部历史的有目的的趋向是上帝之城战胜撒旦之城。上帝想拯救一部分人类，以便显示其慈恩，然而，上帝只能拯救一小部分人；人类的大部分“被预定要同魔鬼一道进入永恒的火狱”。上帝就这样使所有的人各得其所。
历史将在上帝之城对撒旦之战的最后胜利中告终，那时，历代已死的人都复活，根据末日审判，选民和弃民将被截然分开，不会有任何变动：撒旦的市民将堕入地狱，义人和蒙福之人将在神的天国得享永恒的福乐。随着天国的实现，历史的戏剧将告结束。然而，这位希坡主教认为，历史的终结并不等于万物的终结，它将是一种“没有终结的第八天即永恒的主日”。
那时将发生什么呢？奥古斯丁这样想象：“我们将优闲自如，并且可以理解；我们将会理解并爱；我们爱并且赞美。这是处在没有终结的终结。除了到达无终结的天国以外，我们还有什么结局呢？”
虽然这被认为是没有终结的终结，然而，它不再是历史。因为在奥古斯丁设想的这个蒙福的城市里，将不会有对“需要的刺激”……“地位卑下的不会妒嫉地位在上的……因而，你得到最微不足道的礼物之后就会增加别的礼物，这就是：不再追求更多的东西。”
显然，一个不能刺激需要的世界，一个没有妒嫉、没有渴求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世界。正如维科、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后来所揭示的那样，妒嫉、激情和需要，构成了历史的燃料，维持着历史的延续。我们的确可以说，历史就是不断地力求摆脱当前被认为不完善的状况，进入被认为是更完善的未来。历史就是建立在真正的否定性价值和群体所认可的想像的肯定性价值的对抗之上的。既然圣奥古斯丁的蒙福的城市被认为摆脱了否定性价值（ubi nullum erit malum）， 那它便不再包含价值的差异。而没有价值的差异，便根本没有价值。因而，作为实在的历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同价值概念联系在一起，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以后，我们将会看到，同样，作为知识的历史也同价值概念联系在一起。
因而，根据对“永恒主日”的描绘，奥古斯丁真的制定了一个没有历史的世界的观念以及关于我们的历史之终结的概念。
到目前为止，圣奥古斯丁对历史哲学的贡献还没有得到恰当承认。新教神学家及著名的历史哲学家特洛奇（Ernst Troeltsch ）在谈到奥古斯丁、优西比乌斯（Eusebius）和希罗尼姆斯（Hieronymus）时宣称：“他们被称为历史哲学家，但其实相反，他们是编纂学家和教义学家，他们为每一个事件描绘出一个由古代的奇迹和历史学术传统构成的框架。”
“这些都是符号，而不是现实”，雅斯贝斯在谈到对历史的圣经解释时说，虽然他不是非信徒。舍勒（Max Scheler ）在其最多产的时代曾是一个热情的、狂热的天主教徒，但却同样拒不承认奥古斯丁、博修埃的著作对历史所作的神学解释，“不用说，这种宗教人类学作为一种自主的科学和哲学在各方面都是微不足道的。”尽管有过作为西班牙天主教徒的传统，美国哲学家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还是认为圣奥古斯丁对历史的解释是一种“神话——一半是无知，一半是狂妄”。
从纯哲学观点看，我不能同意这一看法。的确，无可否认，圣奥古斯丁不仅吸收了柏拉图、斯多葛派学说，而且吸收了琐罗亚斯德的学说；奥古斯丁认为上帝之城与撒旦之城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由于建立了永恒的神圣之城而被克服）是善神玛兹达（Ahuro Mazdas）和恶神曼纽（ Angro Mainyush ）之间的斗争〔这在《阿维斯陀注释》（ Zend-Avesta）（注：Avesta，音译阿维斯陀，波斯古经，意为知识、 经典、谕令。Zend，意为注释。《阿维斯陀注释》为9 世纪以后用中古波斯文翻译和写作的。——译者）和《神歌》（Ghathas）（注：Ghathas波斯文，意译《神歌》，琐罗亚斯德教经典。前6世纪作品。 书中推崇阿胡拉·玛兹达为主神，与恶端安格拉曼纽进行斗争。——译者）中得到描述〕的翻版。琐罗亚斯德同圣奥古斯丁一样认为，最后的胜利属于神圣的原则。随着神圣之城的建立，冲突即告结束。但是，在把波斯与希腊因素同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结合在一起时，圣奥古斯丁勾画了历史向着终结单线进化的图象。由于让我们看到历史终结之后的永恒，圣奥古斯丁赋予历史以有限的特点，这一点在西方思想中从未消失。
更有甚者，在把历史解释为神的计划的实现（神为了保证人类最后救赎）时，圣奥古斯丁揭示了人类全部历史可以用一种单一的一元观念来解释和认识。这样他就给了历史哲学以决定性推动。不管你是愿意接受这一解释，还是拒绝这一解释，事实是，由于圣奥古斯丁，西方世界开始相信：整个历史是可以解释的。从这一信念出发，产生了我们的历史哲学，而历史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一系列解释人类历史的尝试。
赖兴巴赫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中斥责哲学通过天真而草率的概括提供的答案，而提供正确答案（即科学答案）的时机尚未成熟。这一论点太简单化了。不仅从心理学上不可能对寻找哲学答案的人说：“耐心等待2000年吧，直到作出正确答案的时机成熟为止”，而且从逻辑上说，显然，如果没有人冒险给出错误的答案，也就没有人能够成功地提供正确的答案。只有通过提供错误答案，人们才能有朝一日最终给出正确答案。
因而，斥责圣奥古斯丁，说他对历史意义问题回答是幼稚的，这种做法是荒唐的。奥氏的答案在他那个时代是以理智的方式思考出来的，满足了他那个时代的需要。由于受到他的榜样的鼓励，其他时代才给出了不太天真的回答。
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当然属于孔德所谓的“神学时代”，因为它的发明者想象全部历史事件是超自然力量直接干预的结果。而且，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包含了相当多的圣经历史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历史。
博修埃（Jacques Bossuet 1627—1704）的《普遍历史讲演录》是温和形式神学阶段的代表，尽管他也从“上帝用话语创造天地和按上帝的形象创造人”开始。他认为宗教神话是历史事实，并把宗教神话同真正的历史真理混杂在一起。他说：“人们必须理解很多时代，如亚当（或创世），挪亚（或洪水），亚伯拉罕得到神召，神人联合的开始，摩西（或书面律法），攻陷特洛伊，所罗门（或建立圣殿），罗慕洛（或罗马城建立），居鲁士（或上帝子民从巴比伦之囚得解救）等。”
但是，虽然奇迹的经常介入在博修埃看来是最合理的历史解释（他总是在人的行动中寻找神圣的计划），但他也作为历史学家从自然原因出发来解释某些事件。他的历史哲学尽管仍代表了这一学科的神学阶段，但却不像奥古斯丁那样绝对。
18世纪，历史哲学进入现代阶段。究竟谁建立了现代历史哲学呢？根据德国的特洛奇的说法，应当是法国的伏尔泰，但根据法国的米雪雷（Jules Michelet）的说法，应当是意大利的维科。我倾向于认为现代历史哲学是由这两个天才人物确立的，他们十分愉快地互相补充。我认为维科享有优先权。1725年，他出版了《关于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它是历史哲学世俗化的开端。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正确地指出：维科的著作是历史思想的“新工具”。
另一方面，这位意大利思想家仍坚持基督教的历史观念。他接受了奥古斯丁和博修埃的基本观点。维科和他的前辈一样，认为亚当是开天辟地第一人，他与宇宙一道被创造出来，希伯莱民族是第一个民族。在一些自诩建立了古代文明的异教民族——迦勒底人、锡西厄人、（注：古代欧洲东南部以黑海关岸为中心的地区的人。——译者）埃及人和中国人的“自负的虚荣”中，以及在以色列这个特许民族的智慧中，维科看到“圣经真理的有力证据”。
这些传统观念仅仅是维科思想的出发点，维科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同传统完全对立的。这位意大利思想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搜寻历史的自然规律，或如他所说，是寻找不以超自然干预为转移的“人类事务本身的自然进程”。维科的伟大发现是，“社会世界当然是由人建立的；因而，其原因可以也必须在我们人类头脑自身的变化中发现”。
从这一发现以及他所得出的结论中，维科开始对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加以世俗化。的确，维科并没有完全放弃天主教信仰，仍然认为宗教是惟一强大的手段，可以对从人的法律的约束中得到解放的人加以约束。然而，他在无意之中把圣经的超验上帝变为内在的上帝，即，变为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力量。维科认为，历史就是人类这个种群的进化，这一进化受到天意的立法力量的支配，由于天意，人类通过自己的自由逐渐达到关于他们自己本性的观念。
在历史发展中，维科区分了三个时代：神的时代或神话时代、英雄时代、人类的或文明时代，在最后一个阶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起初在古代上演的这出三幕剧，在各国历史中重复上演。这种三阶段进化遵循着内在于人的本性的规律。人的本性是神创造的，但维科认为，上帝只是通过他所创造的人的本性间接在历史中行动。
在证明人类社会把愤怒、贪婪和野心等邪恶转变为勇敢、勤劳和公众活动等社会道德之后，维科得出结论说：
“这一切证明存在着一个神圣的天意，一个神圣的立法的理智。完全屈从于私人利益的人的激情，使人的生活如同荒野中的野兽一般，但由于神意，人们的这种激情才创造了公民等级制度，由于等级制度，人们才得以在人类社会中生存。”
维科的三阶段论预示了黑格尔和孔德的历史哲学，而他关于历史使人的激情服从于人所不知的一定目标的观点，后来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和其他人的历史概念中一再出现。伏尔泰、赫德尔、席勒以及大多数启蒙哲学家都发展了维科的以下观点：人的理性的本质是他的真正的本质，由于人类激情的自由发挥历史才逐渐克服了野蛮暴行，并以人道主义和文明的实现而告终。甚至施本格勒关于形形色色历史进化循环之间在形态上相似的理论也可以在维科的理论中找到起源。根据这一理论，历史从每个民族开始并遵循相同的道路。米雪雷在谈到维科时说：“正当人们赞成或反对笛卡儿的革新的时候，一个孤独的天才却创造了历史哲学。”
从伏尔泰开始，现代历史学和历史哲学最终确立起来。由于《风俗论》的出版，伏尔泰在撰写历史与解释历史方面引发了一场革命。众所周知，该书序言部分的53个段落是1765年以“历史哲学”为题发表的。伏尔泰所创造的这一术语很快在哲学与历史领域获得永久性资格。
就历史编纂学而言，伏尔泰的第一个新观念就是撰写文明史而不是帝王史。“你终于希望克服现代史引起的厌恶感……你在这个无垠的空间中只寻找值得你了解的事：精神、习俗、主要民族的惯例。”
这段话突出了他的第二个新观念：历史学家有意识和有目的地使用的选择原则的观念。笛卡儿认为这种选择的必然性是历史编纂学的缺点，但伏尔泰却认为它是其力量之一，即它是让全部的历史解释接受主导性价值观念的检验的手段。“你既然不能巨细靡遗、包罗万有，你就必须对自己加以规限，并进行选择，那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你只能自取所需，为我所用。”
主导性价值观念，即伏尔泰据以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理想，是启蒙运动的哲学：人类向着艺术与科学领域中的理性、自由、宽容、和平与心灵的完善前进的理想。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写道：“任何思想者和（更罕见的）任何具有高尚情趣的人，都只考虑世界历史上的四个时代。这四个幸运时代是这样的时代：其中，艺术得到完善，这些时代作为由人类精神的崇高性组成的时代，是后人的榜样。”
伏尔泰在谈到其历史写作的选择原则时说：“并非所有过去的所作所为都值得写。在这个历史中，我们关心的是值得一切时代关心的事情，关心那些能够展现人们的才能和习惯的事，关心那些可以作为教训，能够劝人为善、劝人热爱艺术和热爱祖国的事情。”
伏尔泰和其他天赋人权说的代表人物一样相信：“一般说来，人永远是其所是。”“（人的）本性到处都是一样的，人必然地要接受同样的真理。”以这些前提作为思想基础，他承认，价值标准的存在显然不以历史和地理为转移。因而他提出以下命题：“地上的一切都在变化；只有价值不变。”但事实上，伏尔泰是把自己时代的价值当作规范去衡量过去的价值，甚至把它们当作未来价值的标准，因为他认为这些价值是后人的榜样。
在列举了历史上前三个伟大时代——伯里克利和柏拉图时代、凯撒和维吉尔时代、意大利的梅狄奇家族（Medicis）时代之后， 伏尔泰写道：“第四个时代叫做路易十四时代，在这四个时代中，第四个时代最接近完美状态。”
路易十四时代的极权主义在他看来是“最开明的世纪”。他告诫人们，“勿要根据我们的习惯来判断一切”，但伏尔泰自己却常常违反这一原则。后来的历史主义及其论题——真理是时间的女儿，纠正了伏尔泰的价值论的超历史主义（transhistorism）。
伏尔泰对历史与历史哲学的其它基本贡献是：他写了一部世界史而不仅仅是西方史。在我们时代，施本格勒吹嘘说他对印度、中国、阿拉伯和墨西哥的历史同对西方历史一样重视。在这一方面，以及在其它许多方面，他被汤因比所效法。然而，施本格勒以及汤因比只不过是遵循伏尔泰开创的路线而已。正是这位法国哲学家用“哥白尼体系”代替了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尽管施本格勒自称做到了这一点。
伏尔泰克服了历史区域主义（provincialism）， 他也向着历史的彻底世俗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斥责博修埃写历史“纯粹是为了暗示：世界上一切都是为了犹太民族”，他坚持异教文化的重要性，打破了犹太—基督教伦理的垄断地位，证明异教徒也可能有道德。博修埃乞灵于神的旨意，认为这是最合理的解释，伏尔泰却试图把一切（历史的与自然的）事件解释为是普遍规律的必然产物。
确实，有时他也提到天意，比如他说：“天意使人进入挪威，也使人进入美洲和南极地区，正如天意栽种了树木，也使杂草生长。”
然而，伏尔泰的天意不同于博修埃的天意。在伏尔泰的《哲学辞典》中，在“天意”这个词条下有一个修女同形而上学者的对话。形而上学者说：“亲爱的姐妹，我相信普遍的天意，支配万物的规律永远来自天意，正如阳光由太阳发出一样；但我根本不相信特殊的天意会为了你的麻雀或你的猫而改变世界的经济原则。”
伏尔泰补充说：这天意的法则是不可更改的。由于伏尔泰，天意失去了其神学性质，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力量。这意味着，由于伏尔泰，历史哲学从神学进入了形而上学阶段。孔德在谈到他的三阶段规律时说：“在形而上学阶段（它基本上只是对第一阶段即神学阶段的一般的修正），超自然的力量被抽象的力量所代替……（这种抽象力量）内在于俗世的各种不同的存在物之中，被认为是自身能够产生各种可见现象的力量。”这些变化就发生在伏尔泰的历史哲学中，尽管他的理论中有些术语使人们想到神学阶段。
歌德在关于颜色理论的历史中怀疑伏尔泰展示的是自然神论，以便使自己不被看作是无神论者。然而伏尔泰需要的“自然的作者”不仅仅是被称为宇宙的机器的最高工程师，而且也是道德律的保证人。在他看来，道德律对社会延续，特别是他所迷醉的法国上流社会沙龙的延续是必不可少的。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正确地指出，伏尔泰的最高存在是维护“资产阶级安全的上帝”。他根本不是神学家的上帝。
从孔多塞开始，上帝从对历史的哲学解释中消失了。人类的不断进步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伏尔泰的自然神论不可避免地要借重他所痛恨的基督教，而孔多塞却拒绝这一交易。他说：“任何宗教都强迫其教派吞咽某些物理上的荒谬之说。”
因此，可以相信，由于孔多塞、杜尔哥（Turgot）、休谟、吉本、柏克哥（H.Th，Buckle）、丹纳（H.Taine）和孔德， 历史哲学便进入实证阶段，而根据孔德的说法，实证阶段构成人类的最后一个阶段。“难道我们每个人不记得，当我们沉思自己的历史时，就其最重要的概念而言，我们依次在童年时代是神学家，在青年时代是形而上学家，而在成年时代却是物理学家吗？”
任何人都不会从成年退回到青年和童年，但在思想史上，这种倒退却司空见惯，特别是在历史哲学史中更经常见到。在达到孔多塞和休谟的实证阶段以后，历史哲学又由于黑格尔而成为形而上学，在我们时代，又由于汤因比而回到神学阶段。也许有人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回到了神学阶段，因为黑格尔说：“神支配世界：他治理的内容，他的计划的实施，就是历史。”他认为，历史是“神正论（theodicy），是为上帝辩护”。当他把世界历史定义为“精神在时间中”的展现时，他认为绝对精神就是神。卡西尔说：“黑格尔认为上帝不仅具有历史，他就是历史。”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也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 说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神的自传”。
然而，我相信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代表的是这一学科的形而上学阶段，而不是神学阶段。因为黑格尔的上帝是抽象的；他是绝对或逻辑观念，他首先作为先于宇宙的概念系统而存在，又下降到无意识的自然领域，而在人身上又以主观精神的形式达到自我意识，在历史中又通过创造国家、社会机构、法律、伦理等等，作为客观精神实现其内容。最后，绝对精神又返回自身，作为艺术、宗教和哲学而被丰富和完善。这一全部进化过程服从于辩证法的严格法则：对立面的斗争、渗透和统一的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质量互变规律。这是形而上学的力量而不是超自然的动因的问题，而黑格尔使用的术语可以被看作是向路德派正统教义在语义学上的让步（路德派是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强大支持者），这位“普鲁士国家哲学家”曾试图保护普鲁士君主政体使之免受自由主义的猛攻。神学术语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仅是偶然出现，这也表现在下述事实中：绝对精神是在哲学中而不是在宗教中达到自我意识的最高等级。他认为，只有哲学才能“充分”表达绝对观念。
如果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向形而上学阶段的回归，则我们时代的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就完全回复到了神学阶段。事实上，这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根本不愿意否认这一点。他宣称他的全部历史研究都受到牛津大学校训的指导：“上帝是我的光。”对汤因比而言，上帝不仅是历史事实，他也是终极的历史事实，宗教是惟一值得历史学家注意的主题。“高级宗教的世俗史是天国生活的一个方面，这个世界不过是天国的一个区域。因而，历史进入神学。”把历史改造为神学，是汤因比全部历史哲学的关键。
在其自传体草稿中，这位伟大学者谈到其基本“发现”。第一个发现是：各个民族仅是更复杂的整体、社会或文明的随意地孤立开来的片断。这些整体、社会或文明才是“历史研究的最小的可以理解的领域”。他的第二个发现是，各个文明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互相平行，而且是同时性的。然而，有一天，汤因比终于认识到，这些学说只对他自己是新发现，而对普通大众却不是，因为他们以前在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中读到过这些发现。（注：施本格勒“哥白尼革命”的先驱是伏尔泰。但施本格勒和汤因比还有另外的先驱——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说：“仅仅描绘单个人的生命，而不是人类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战争与和平》，第6卷，第232页。）
汤因比为了寻找对其历史—哲学事业的辩护，宣布他对施本格勒关于文明起源的回答不满意。他在歌德的《浮士德》中发现了关于文明的解释原则。众所周知，由于受到约伯故事的启发，歌德提出上帝与魔鬼打赌的设想。魔鬼向最高存在发出挑战，要求上帝允许他贿赂浮士德。汤因比因而认为，历史看起来就是上帝与靡菲斯特（Mephisto）之间的打赌，是善与恶之间的斗争，首先是挑战与应战的关系。根据这位英国历史学家的意见，正是这一点可以解释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
为了拒绝吉本和弗雷泽（Frazer）这两位同胞关于基督教摧毁了希腊—罗马文明的观点，汤因比首先思考了这样的假设：基督教一直是一种蛹虫，它包含和保存了古代文化残存的胚胎，直到这些古代文化的胚胎以新的世俗文明形式破土而出。但这一假设贬低了基督教和一般宗教，把它们视为仅仅起着文明的低下仆人的作用——这种作用同汤因比的神学历史概念极不一致。因而，他提出另一种更满意的观点以代替之，即把文明看作手段，把宗教看作目的。
由此看来，“文明是宗教的女仆”，希腊—罗马文明最有效的作用是在消亡之前诞生了基督教。汤因比把宗教比作四轮马车，“那向天国奔驰的轮子可以看作是诸种文明周期性的衰落”。因而他把文明发展的循环观同宗教进化的线性观结合在一起。“宗教的连续性的向上运动要由文明的围绕生、死、生的循环发展来服务和促进。”
因而，在汤因比看来，我们的世俗化的科技文明“仅仅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从前所做过的事情的毫无意义的重复。”他在《历史研究》中说，毕竟，17世纪末直到我们的时代，科学所做的无非是“一系列颠覆社会与道德的理智发现”。
如果说现代文明被当作“单调的”、“肤浅的”和“颠覆性”的东西被轻轻抹煞的话，那么，什么是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呢？它仍旧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及其属灵后果”。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同时代人汤因比与其中世纪的先驱者们并无不同。和圣奥古斯丁与博修埃一样，他承认，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爱，上帝爱人类，以至“化身成人，以便拯救人的灵魂，脱离尘世生活”，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汤因比称此为“历史神学”（theologia historici）。在历史神学中， 文明似乎只是“沿着宗教平面向更高事物前进的垫脚石”，是向更深的宗教洞见的启示前进的过程。那么，什么是民主的作用呢？在汤因比的神学史观的变形镜面看来，民主是从基督教的书中撕下来的一页，但却失去了一半意义，因为它已经被世俗化了。根据这位学者的看法，我们的文明可能会消失，然而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不仅可以幸存下来，而且在智慧和价值方面还会增长。
按照20世纪中叶所描绘的这种中世纪观点，究竟是什么构成历史的进步以及什么是历史的意义呢？汤因比这样回答：“以这些属灵的术语所可以设想的进步——可以赋予历史以意义，可以证明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爱及其在世界之内道成肉身——就是每个灵魂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恩典的手段的累积增长……人类此世的恩典手段的增长的实际而巨大的效果就是使人类灵魂有可能（尽管是在此世）更好地认识上帝，以上帝的方式热爱上帝。”如果你要在汤因比的历史的最高意义中找到意义，你就必须首先变成一个神秘主义者。
让我们继续叙述这位奇特的历史神学家的最后预言吧！汤因比在临终时说，文明产生了宗教。他预言，未来，一种普遍宗教将会出现，这种普遍宗教将构成“更高类型的社会”，它综合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于一体。当然，基督教将构成这个等级体系的“最高”点。战争与阶级斗争将会消失，国家将服从于教会。所有的人将会转向上帝，圣徒的团契将在地上和天上变成现实，正如奥古斯丁在1500年前所想象的。这一观点是现代历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中叶阐述的。附带地说，这些都是摘引，而不是仿制。
汤因比是历史哲学在经过了形而上学和实证阶段之后回归到神学阶段的最显著的例证。显然，孔德的三阶段规律尽管提出有可能对历史哲学的某些表现形式进行分类，但并没有描述这一学科的进化，甚至不可能对历史哲学的全部表现形式进行分类，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既不是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也不是实证的。施本格勒的理论也是这样。
让我们放弃构筑那描绘历史哲学进程的规律的努力吧，因为，很可能，这样的规律并不存在。至于说到分类，我们应当仅限于把历史哲学划分为思辨的和批判的两种。思辨的体系试图确立关于历史从始至终的进化的一般理论，发现历史的规律、目的、意义和价值。这些思辨的体系是目的论的，并试图预言历史事件的过程。几乎所有伟大的历史哲学体系，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到汤因比，都属于这一思辨类型。
首先起来反叛这种普遍主义意图的是职业历史学家。其中最伟大的一位是瑞士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9世纪下半叶，他宣布，“我们不曾参与永恒智慧的秘密，也不知道它的目的。关于普遍计划的这些鲁莽预见只能导向谬误，因为它们是从错误前提出发的”。
在我们的时代，波普尔最强烈地反抗思辨的历史体系，他认为思辨历史体系是“神谕哲学”（ oracular philosophy ）。 马娄教授（Marrou）向思辨体系的作者们提出一个难堪的问题：“对你们如此诚心诚意热衷的历史，你们究竟知道什么，你们怎么知道的？”
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目的要温和得多：他们仅限于确定历史学的逻辑的、认识论的和价值论的条件。如阿隆教授（Raymond Aron）所说：对历史知识的批判分析同传统历史哲学的关系犹如康德的批判理论同独断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关系。
然而，康德本人并没有创立批判的历史哲学。康德的批判仅限于知识领域与道德行为领域的独断形而上学，而他的历史哲学仍旧是思辨的、目的论的、形而上学的。1784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三年后写了关于普遍历史的著名论文。然而，那篇论文一点也没有哲学批判的影子。康德认为，历史是被称为“自然”或“天意”的形而上学力量的预定计划的完成。它被赋予了智慧，尽管人们并不了解它的意图，但却不自觉地完成这些意图。然而，康德走的是维科所规划的道路。正是这一计划的内容使康德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历史概念。他说：“人类的历史作为整体可以被看作是执行自然的隐秘计划以便达到完善的市民体制，这是可以充分发展人的全部潜能的惟一条件。”
大自然赋予人类以理性和自由，希望人身上超越其动物性存在的因素都可以由人类亲自获得。康德认为，自然借以强迫人类发展自己潜能的手段是对抗。 和赫拉克利特一样， 康德赞扬人们之间的尔虞我诈（discord），因为没有不和，人就会成为懒惰这一禀性的牺牲品。 但是，“幸运的是”，人类被妒嫉、虚荣、贪婪、权力意志所摆布，如果没有这些邪恶，人的全部出色潜能将会萎缩。“人渴求和谐，但大自然更了解，对人类来说什么是好的：它希望纷争。”由于受贪婪心驱动，所以，人懂得如何运用理性，因而逐渐发展了其全部潜能。
但这种不合群性使人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bellum omnium coutra omnes）， 这种力量最终迫使人类创造了完善的市民政体，使个人的自由得以与群体的自由和谐相处。通过毁灭性战争和耗资巨大的整军备武，大自然迫使人和国家克服了他们的对抗，“摆脱了野蛮人的无法律状态，进入各国联盟时期”，这可以保证弱小国家的安全。这就是康德后来在其论永久和平的小册子里提出的观念。
通过超越国家的宪法实现永久和平，被认为是自然的隐秘目的，既然如此，康德就给他的著名论文冠以这样的题目：《以世界主义为目的的普遍史》。在结尾处，康德提出：“这使我们有希望经过多次除旧布新的革命之后，自然的最高目的将在作为苗圃的世界主义国家中得到实现，在世界主义国家中，人类原来的全部潜能得到发展。”这就使人可以希望，在经过多次革故鼎新的革命后，大自然以之为最高目标的东西——就是作为一个基地而使人类物种的全部原始秉赋都将在它那里得到发展的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有朝一日终将成为现实。”
这确实是一个高尚的概念，但却决不是倡导一种批判的历史哲学。通过把自然看作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元经验”的力量（
meta-empirical force），认为它有意志、有目的，认为它有智慧，有受终极原因支配的计划，康德就把自然变成以目的论方式指导历史的形而上学力量。在对这一计划作出描述时，康德提出了关于自其摇篮期以来的历史的一般理论，对它的意义作出评价，预见它的未来。这样，康德的历史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的、思辨的、目的论的、统观的和神谕的，但它决不是批判的。
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区分了历史哲学的三个时代：教条的、怀疑的与批判的时期，他认为不仅康德，而且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历史理论，都是批判的。但我们认为，黑格尔的学说是目的论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的、神谕的历史研究的原型，因而，是绝对地非批判的。费希特也同样如此，他在《论现时代的特点》中提出历史是向终级目的进化：即经过启蒙运动的对抗之后，向理性与自由的综合进化。我认为，批判的历史哲学是后康德主义、后费希特和后黑格尔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是从狄尔泰开始的。
众所周知，批判历史哲学仅限于考察历史的逻辑的、认识论的和价值论的条件。尽管康德并没有创立批判的历史哲学，但他使批判的历史哲学找到了决定性方向。在完成了《纯粹理性批判》之后，他为后代提出了以同样原则为基础的历史理性批判观念。
伟大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的时代随着黑格尔及其弟子而寿终正寝。这位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历史学家死后半个世纪，狄尔泰于1883年开创了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时代。正是他传播了“历史理性批判”的概念和术语。他甚至想把他的主要著作定名为《历史理性批判》，但后来出版的标题却是《精神科学导论》。
狄尔泰批评伟大的思辨历史哲学体系企图野心勃勃地确定人类历史整体的意义与价值。狄尔泰认为历史哲学家应当内省地在他们自己的意识中寻找意义与价值这两个概念的根源。这样，他们就会发现，“价值与法则仅仅相对于我们的能量系统而言才存在，如果没有同这个系统的任何联系，它们便不再具有任何可以想象的意义。实在的排列永远不会有价值本身，而只有相对于能量系统而言的价值”。
狄尔泰认为，我们借以表达历史意义的任何方案都不过是反映了我们内在的生命。即使是历史进步的观念，也与其说是存在于客观目标的观念之中，不如说是存在于我们的斗争意志的内心体验之中。我们把这一内在心理经验以普遍进步的形象的形式投射到历史现实中。“同命运拼搏的人们在自己孤独的灵魂中，在其意识的深处所体验到的东西，是为了他而存在，而不是为了世界的进步而存在，也不是为了人类社会任何组织而存在。”
由于拒绝自身作为实体的意义与价值，由于肯定价值、意义和进步的观念是相对于一定的心理能量体系而言的，狄尔泰就斩断了思辨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之根。
尽管这位德国哲学家没有能力把他的川流不息的观念的泉水引导到一个体统的渠道， 而只是零零星星加以表达〔伽塞特（ Ortega
y Gasset）称他为“结结巴巴的天才”〕， 然而这些观念却打开了通往历史哲学的新路径，打开了通往对其基础进行批判的新路径。
现代哲学家很少有人尝试从目的论出发解释历史进化，这就表明狄尔泰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心理批判是有道理的。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试图对从希腊悲剧到19世纪末的整个西方文明史加以解释，认为它旨在把阿波罗原则与狄奥尼修斯原则统一在瓦格纳（Riehard Wagner）的音乐剧中。但几年后，他同瓦格纳决裂，他承认瓦格纳的目的论历史解释的动机是纯粹主观和短命的。他甚至嘲笑瓦格纳在他的偶像周围饰以“世界历史的光环”的幼稚倾向。
在我们时代，胡塞尔（他的全部著作是蔑视历史）在临终前提出了新的思辨的、目的论的、统观的历史哲学。他希望阐述“关于欧洲人的历史—哲学的观念或目的论意义”。他这样做的动机完全是个人的，即胡塞尔（这位德国哲学界几十年间备受尊敬的领袖）在纳粹德国的处境，纳粹德国因为他是犹太人而排挤他。利科教授描述他的处境说：“老胡塞尔不可能不发现精神的历史对全部历史是十分重要的，精神可能有病，历史是精神的危险地段，是可能失败的地带。”在这个“欧洲历史的目的论”中，胡塞尔试图证明欧洲人于公元前7—6世纪诞生于希腊时就赋有“无限的任务”的观念。这一观念是西方哲学及其科学的特点。由于希腊哲学，欧洲从纯粹生物学的人转变为精神的人，代表了负有“无限任务的人类”。
确实，哲学连同科学仅仅是欧洲文明的一个局部的方面，但却是它的头脑；欧洲人精神的健康就取决于这一头脑的正常功能。这样，在胡塞尔看来，欧洲人精神的危机就是其哲学的危机。哲学使科学完全服从于极端的“客观主义”（Objectivism）， 服从于遗忘全部科学的主观根源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就科学意义上的真正的自然来说，它是科学精神的产物，因而以精神的科学为前提。”
根据胡塞尔的看法，只有先验现象学——即他自己的哲学，才能克服现代科学精神的客观主义及欧洲文明的危机。它可以通过恢复主体的优先地位来达到这一点，即恢复精神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全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源泉。在那种新的精神科学（胡塞尔叫做先验现象学）中，“精神不在自然中，也不与自然在一起，相反，自然本身进入精神领域”。
显然，胡塞尔对早期希腊哲学家到先验现象学的欧洲精神历史的解释是与狄尔泰称之为“斗争意志的内心体验”的态度相关的个人观点的产物。那种“欧洲历史的目的论”（胡塞尔在二战前阐述的）同他那与不利的历史世界进行斗争的“能量系统”密切相关。对黑格尔来说，历史中宇宙精神的全部进化的目的都在于达到其在黑格尔自己的哲学中的自我认识，同样，胡塞尔认为欧洲精神的全部进化的目的都在于在胡塞尔自己的先验现象学中恢复其主体性。
这种目的论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很容易使哲学家的个人的观点（它们常常是转瞬即逝的，是一时兴致和情绪的产物）永久化，把它们当作全部历史进化的客观目标提出。这类倾向如何才能避免哲学的偏狭？批判的历史哲学赋有揭穿这类幻觉的任务。
（ALFRED STERN,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VAL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