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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社会学方法的应用和社会学方法的研究，比较前十年有所发展和提高。对社会学方法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社会研究、特别是社会调查的具体方式、方法及操作技术方面。从80年代末开始，有关社会学方法的研究表现出两个新特点，即一是开始注意并较集中地探讨社会学方法论问题，二是有相当数量的、由我国社会学研究者撰著的方法方面的著作、教材公开出版，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方法研究正向着系统性、理论性方面发展、提高。不足之处主要有：有关方法的研究势单力弱、面窄；研究者的方法训练及素质尚有一定距离；社会学方法的运用，规范性不够。
社会学方法不仅是社会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学自身发展与实际运用的有力的杠杆。自1989年以来，广大的社会学工作者，继1979年中国大陆恢复社会学10年，社会学方法的学习、运用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总结方法实践经验，在社会学方法的应用及对社会学方法的研究两个方面，均比前10年有所发展和提高。
一、社会学方法研究概述
1.基本情况概述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各个领域中经验社会学研究的不断展开，社会学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逐渐遇到一些社会学方法的问题。其中一些研究者便结合实践开始了对社会学方法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社会研究、特别是社会调查的具体方式、方法及操作技术方面，一些研究更是针对实际研究中所出现的问题和缺陷。论及较多的问题主要有：社会调查的概念及体系问题、毛泽东社会调查方法的作用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问卷设计及问卷调查方法问题、调查程序及调查误差问题、资料的定量分析问题等等。从所发表的论文的数量看，这一时期也较之恢复初期明显增多。周贵华曾对《全国报刊资料索引》中的社会学类文章进行统计，②从中也可看出这种趋势（见下表）。
社会学方法文章统计表
从80年代末开始，对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又表现出两种新的特点：一是有关方法的论文虽然在数量上比前一时期略有减少，但从质量上看，其研究的内容更深入了，尤其是比较集中地探讨了社会学方法论方面的问题，研究者们开始超出具体方法和技术等微观领域的范围，深入到更加宏观的、整体性的问题上来。二是有相当数量的方法著作、教材在这一时期出版。从1979年大陆社会学恢复至今，公开出版的社会学方法著作（包抱译著）约有30几本。其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翻译美国、日本、苏联的著作，且多为80年代中期以前出版的。而另外四分之三由国内社会学者自己撰写或编写的方法著作，则大多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出版。尽管这一批著作基本上都是有关社会调查方法而非社会研究方法的论著，但它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方法研究在系统性和理论性上的发展和提高。
自1986年11月，由天津市社会学会主办的“全国首届社会学调查方法学术研讨会”以后，③近五年来，正式的、以社会学研究方法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共召开过两次，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社会学界对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动态。
1992年12月15-17日，由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中国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专业委员会筹备组联合主办的“全国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研讨会暨中国社会学会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又在天津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使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围绕这一主题与会代表就五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④
一是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如何在政府决策中进一步发挥作用问题。有的同志认为，首先要解决为政府决策服务在应用性研究领域中有没有学术价值这一认识问题，主张加强对应用性范式的研究；还有的同志认为，当前要重视市场调研。可以搞市场专题调查，为企业组织制定经营目标和策略服务，同时带动方法的研究。
二是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如何在社会学学科建设中进一步发挥作用的问题。与会同志认为，要提高社会学整体研究水平，就要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作为一门科学进行普及。每个做社会学研究的人都要认真扎实地掌握这门基本功。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有一套规范化的教科书，并增加成功的社会调查研究案例等内容。
三是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中国化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要进一步发挥作用，就必须中国化。对国外的研究方法可以学习、借鉴，但不能原样照搬。国外的许多研究方法必须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整才能行之有效。
四是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主要对如何看待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同志认为，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已走向综合，方法论的综合带动了具体方法在应用中的变化。要依据所研究的具体现象。所依据的具体理论来选择适当的方法。还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应是我国应用性研究领域的指导思想。
五是调查技术方面的问题。有的同志指出，问卷调查的简单化倾向是当前的一个主要问题。目前大多数问卷调查的准备过程很草率，缺少理论框架，问卷中所设计的指标、所提出的问题,效度很低,造成收集上来的资料不可信或者用处不大,使人们对问卷调查方法的科学性和作用提出疑问。
1993年8月24-26日,由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林南教授和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王辉教授共同发起和组织，并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国际社会学研究方法研讨会”在天津召开。6名国外专家学者和12名中国专家学者结合个人的研究项目和特长，在会上作了发言。其他与会代表做了自由发言。⑤会议讨论的主要方面有：
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系。一些代表指出，方法的选择以理论为基础，方法的更新也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反过来，方法的使用以及所得的结果也能发人思考，促进理论研究的发展。
社会学能否使用其他学科的概念、范畴。针对有的代表所提出的婚姻市场概念及其婚姻市场分析，会议展开了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是经济学概念，用它来解释婚姻一类社会现象是不科学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同学科之间概念的相互渗透和使用是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概念使用到社会学是可以的，但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解释全部社会现象和规律，能解释一部分就可以了，就能成立。
定量分析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与会代表一致对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和意义表示肯定。一些代表指出，只有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才能准确而深刻地说明社会现象的本质。同时，还阐述了把人类学深入细致的观察方法与社会学抽样调查统计方法相结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方法。一些代表提出应总结和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方法，以适应研究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学的需要。另一些人则认为，提出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方法方法，这是不科学的。科学无国界，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门类，是跨国界的，有共同的理论、原则、概念和方法，而不可能因国而异，一国一样。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是要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其论方法与其他国家的社会学没有根本的区别。
社会学研究社会问题的着眼点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社会学研究方法应该注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一部分学者更强调从微观出发揭示社会现象，他们指出，中国大陆的某些社会学研究存在大而空的问题，其原因之一是忽视了从微观角度着眼来研究社会现象。但也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研究要全面反映社会现象的特征，就应该从宏观角度出发，把影响这一现象的所有要素和条件尽可能地抽取出来进行分析和考察。
社会学调查的具体方法问题。这是与会代表讨论得最多的问题。焦点主要集中在问卷调查、调查点的选择、观察法与访谈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几个方面。代表们认为，问卷调查只是诸多调查研究方法中的一种，不能代替其他研究方法。特别是在对调查对象和研究的问题没有足够了解的情况下来设计问卷和收集资料，很容易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观察法和访谈法在当今社会学研究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从事农村调查时，运用这两种方法有助于加深对调查对象的了解；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择调查点和调查对象，可以避免主观随意性。但在对所调查的问题和调查地区比较了解的基础上，运用典型调查方法确定调查点也是一种可行的途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是人们认识社会现象的两大主渠道，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研究者的结论要符合客观实际，就必须把两种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2研究的主要方面或问题
⑥有关方法论方面的研究
有关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的评价进行的，李小方从分析狄尔泰到韦伯的思想演变入手，来阐明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产生背景、思想演变及其对后来西方社会学的影响，并进而对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历史地位作出批判性的分析。作者指出，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是在与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矛盾和对立中产生并发展的。从狄尔泰到韦伯这一历史时期的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新康德主义。反实证主义社会学从批判实证主义社会学出发，将建设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它在方法论方面的积极探索，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一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性问题。它提醒我们在对人文社会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人文临界条件；二是文化问题。将研究对象置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予以观照，并对其所涉及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向予以充分考虑，应当成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初始条件；三是理解问题。如何使理解的结果合乎逻辑的操作，并使其与因果说明一致起来，是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四是“历史的个体”问题。在现实的社会学研究中，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共时性的结构分析和历时性的形态分析的统一，应当成为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五是人文社会科学概念的有限范围问题。与自然科学概念的高度普适性相反，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具有较强的时空限定性，是有限普适的。
作者认为，实证方法和非实证方法都应在社会认识过程和知识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不能扬此抑彼，在互补的二元之间作唯一的选择。相反，应该承认，作为社会研究中的不同方法，它们都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如何使实证方法与非实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人文现象的条件，使社会学的知识蕴涵着多元发展的历史指向，应当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⑥
张小山从统一科学观的缺失，到决定论原则的谬误、再到价值中立观的玄想这三个方面，系统评述了二战后日益流行的各种反实证主义思想流派对实证主义社会学提出的责难。作者认为，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对立突出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而这又根源于两派在本体论上的不同认识，从而在社会学中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研究范式。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研究要求下，它们都能产生出富有价值的成果。因此，在批判地借鉴西文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时，我们不可轻易地偏执于其中任何一方。
作者在结语中指出：从历史上看，尽管实证主义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主流，但它却有很大的局限性。科学方法并不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将社会学完全自然科学化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的；而一些极端的反实证主义者主张使用某种特殊的方法，比如“投入的理解”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并从根本上排斥自然科学的方法，这也是不正确的；人类社会并不服从机械的决定论，作为主体的每个具体社会成员的思考和选择都具有或大或小的能动作用。看不到社会生活中个人的主体性固然是个悲剧，但无视社会结构对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制约力也同样会落入误区；实证主义社会学中强调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力主排斥主观因素的干扰。而一些反实证主义者却认为信仰、旨趣等主观因素乃是知识的构成要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交融，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多元互补，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之间的某些争论也会随着误解的消除而消逝。⑦
张网成从社会与自然是否“同构”、两种方法论的争论、以及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三个方面，描述和分析了实证主义范式与现象学范式的对立。作者指出，尽管实证主义倾向和现象学倾向的社会学对社会的分析和论述均是对现实世界某种真实的探讨，并各执一端，各有主见，均为社会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实证主义社会学所提供的范式更接近于学科科学化的要求，由于时代对科学的提倡以及对自然科学近乎神话式的信仰，因此实证主义范式便成为社会学的主流范式─尽管现象学范式在此期间从没停止过起作用。简言之，就是实证主义范式本身蕴藏的科学性以及这个时代对科学的崇拜，决定了它的胜利；而现象学范式则蕴藏了某种对学科的自我否定。⑧
林彬通过对近几十年社会学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系统考察认为，方法论、研究方法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联系。随着实证主义方法论和西方主流社会学的衰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调查方法更为多样化、社会学方法论更具综合性。这种综合性表现在：(1)对实证科学的重新理解；(2)对社会规律的重新认识；(3)各种对立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徽观与宏观、客观与主观、定性与定量等研究方法的综合与相互补充。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今后我们还应当注重静态与动态、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这两个维度的方法论的综合，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⑨
项葵则对社会学“价值中立”的方法论思想、整体研究的方法论思想、以及对社会学现象及其本质认识方法进行了思考和分析。作者指出，由于社会学研究的主观和客观的不可分割性，所以，要使社会学成为反映纯客观的中立学科是不可能的，由于人对人的研究是同一层次上的，因此这种研究始终处于主客观的辩证统一中，它们联系的“桥梁”就是被社会学称之为“理解”的东西，而“理解”自它产生起就不具有“价值中立”的意义；在方法论的实践意义上坚持真正的整体思想似乎是不可能的。在某些研究中，整体是根据具体研究的范围主观加以确定的，即局部的整体性；而在另一些研究中，整体思想显然不起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用处。对于社会学的研究来说，坚持对社会现象用动态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要认识一种社会现象，应当把它当作一个“现实的整体”，以此作为其发展的起点，从它所引起的结果中去把握其内在的本质。⑩
②关于社会调查的概念
社会调查方法是社会学方法中最常见的方法。大陆社会学恢复15年来，社会调查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运用得最为广泛、最为普遍；对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和探讨也最多，成果也最大。一个突出的证据是，到目前为止，大陆社会学者所编写的社会学方法书籍中，除了几本是《社会统计学》外，几乎全部都是社会调查方法的著作。但是，对于社会调查这一基本概念的认识，在不同学者眼中的看法很不一样。
一个重大的差异表现在概念的名称或提法的不一致上。一部分学者称之为“社会调查”，而另一部分学者则称之为“社会调查研究”；另一个差异则是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只是收集资料的工作；而另一些学者则将社会调查等同于社会研究。下面我们列举若干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调查与社会调查研究是有区别的。社会调查是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它也指人们了解社会事实的活动；而社会调查研究则是一种系统的社会研究方法，它也是人们认识社会的科学活动。”社会调查研究是社会研究的一种类型和方式”。它“是在系统地、直接地收集有关社会现象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和综合来科学地阐明社会生活状况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活动。它包括两部分或两阶段的内容：(1)社会调查；(2)研究。社会调查是指运用观察、询问等方法直接从社会生活中了解情况、收集事实和数据，它是一种感性认识活动。而研究是指通过对事实资料的思维加工，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10)
类似的定义还有：“社会调查研究是系统地、直接地收集有关社会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的实践活动。”(11)
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社会调查，就是指运用问卷或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被调查者那收集资料，并通过分析这些资料来认识社会现象的过程或活动。”(12)
这一定义与上述定义有相同的地方，这就是强调了社会调查是一种“系统的”认识活动，以区别日常生活中盲目的、零乱的、被动的认识活动；同时，它也强调了收集资料与分析资料的统一，即感性认识活动与理性认识活动的统一，以区别那种仅把社会调查看做收集资料方法的认识；但它与上述定义也有明显区别：它强调主要采用问卷与访问两种方法收集资料，强调了对被调查者的直接询问，这样就把实验法、观察法、以及利用第二手资料的文献法等等，都严格地排除在社会调查概念的范围之外。
其他一些类型的观点如下：
“社会调查是社会调查研究的简称。”它“是指运用一定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通过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对社会现象进行考察和探索，以描述社会生活的状况、揭示社会运行的规律、提出改进社会的策略和方法的一种社会认识活动。”(13)
“所谓社会调查研究是指对某一社会生活领域或社区的某一类或某一些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或社会事件用种种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实地收集有关信息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加工，藉以描述和阐释所了解到的事实状况与问题，预测其发展变动的趋向或提出有针对性的具体方案或建议的社会实践活动。”(14)
“社会调查是人们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地运用特定的方法和手段，收集有关调查对象的信息资料，并作出描述、解释和对策等的社会认识活动。”(15)
③关于社会调查的方法体系
纵观大陆社会学界对社会调查方法体系的认识，可以看出大体上形成了某种共识，即基本上都将这一方法体系划分为三大块，或三大部分，即方法论、基本方法、以及具体方法与技术。(16)或者是方法论、基本方法、以及具体技术与工具等。(17)也有的分作一般方法(即方法论)、具体方法,以及基本程序三部分的。(18)
然而，关于这三部分的具体内容,不同研究者的看法互不相同,有些方面的差异还比较大。这些差异反映出研究者对社会调查基本概念、社会调查在社会研究中的位置、社会调查的作用等等的不同认识。
首先，关于方法论部分，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是由不同层次、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组成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以及逻辑方法论”；(19)
另一种观点认为：“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是人们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的一般方法在社会调查研究中的体现和应用，它提供了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它由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及社会研究方法论三部分构成；(20)
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调查的方法论，“就是研究各种具体方式方法的特点、作用、长处和短处、研究作为科学方法之一的社会调查如何贯彻一般科学方法的逻辑程序的学问。”它所关心的是如何建立起理论与事实之间的联系、社会调查将面临那些哲学的、法律的以及伦理的问题、如何保证和提高调查结果对现实的代表性、如何检验调查过程和调查方法本身所带来的各种偏差这样一类问题；(21)
第四种观点认为，“社会调查方法论是从理论上论述调查者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运用什么观点、遵循什么原则，去认识和研究调查对象，方能获取正确的科学成果。”它“是社会调查的指导思想，是调查者在调查活动中始终要遵守的一些原则”；(22)
第五种观点认为，方法论是指导调查研究的基本理论（包括哲学观点和理论、具体学科和专门理论）和原则以及具体的理论构架。它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即关于认识的根源和认识的一般规律的理论、社会调查必须遵守的一般原则、根据上述理论和原则来论证和创造社会调查中所用的基本方法、以及指导具体研究的专门理论和研究假设；(23)
还有一种认识则是将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概括为五个基本观点，即历史的观点、社会的观点、机率的观点、整体的观点、以及透视的观点。(24)
从上述简单介绍中不难看出，不同研究者理解方法论的角度、层次有所不同，因而他们眼里的方法论在内涵、范围等方面也互有差别。
其次，关于社会调查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不同的看法。较多的研究者认为，依据调查对象的范围、研究的程序、资料性质、具体操作方法等特征，可将社会调查划分为四种最基本、最常见的方式，这就是：普遍调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和个案调查；(25)另一些研究者则往往将这一层次称为基本调查方法，其内容包括的范围较广泛，也较为杂乱一些。比如，有的认为其包括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个案法、典型法、抽样法、普查法等等；(26)有的则将其分成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两部分，一般方法中主要有社会调查法，比较法、演绎法和归纳法等，而特殊方法中则主要有个案研究法、统计调查法、社区研究法、实验法、理想比较法，语义法、分析法、社会测量法、系统研究法、数学法等(27)。显然，这种看法中存在着对社会调查方法、社会研究方法及科学方法的概念、范围、对象等方面的模糊认识。
④关于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
毛泽东等一批革命领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采用的农村调查方法及其相关的理论、思想和观点，不仅长期为中国共产党有所运用，同时也影响到社会学界，受到社会学研究者的重视与肯定。
陆学艺等指出，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历史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和了解中国国情的基本方法，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桥梁；第二，指导调查研究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群众路线方法；第三，搞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正确态度的实事求是和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第四，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重要环节，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造人的世界观的基本途径；第五，丰富了调查研究方法的内容，指明了调查研究的基本形式是开调查会，基本方法是典型调查。(28)
苏驼指出，我们在研究党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作者认为，毛泽东不但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的思想；毛泽东不是一般地看待社会调查研究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将这同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毛泽东不但从高层次方法论上研究调查研究方法，而且也很重视较低层次的具体方法和具体技术问题；毛泽东很重视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心理精神状态和态度问题；毛泽东还提出要求得正确的认识需要反复进行调查的思想。(29)
严家明则从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揭示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运动的过程、与现代西方社会学的调查方法的关系是基本方法同一般技巧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方法仍然是现代社会调查的主要方法。作者指出，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矛盾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为根本方法，通过典型调查、类型调查和表格普遍调查的方式，贯穿以各种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开座谈会、表格调查、实地调查(包括实地考察、蹲点、实行“三同”等参与调查)、统计方法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认识运动的规律，把理论和实践真正结合起来；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与西方社会学调查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原则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后者对前者的包含关系，而是前者对后者的包含关系，即基本方法同一般技巧的关系。(30)
但是，也有人对在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基础上形成的、以典型调查为基本方式、包括典型调查(解剖麻雀)蹲点、个别访问、开调查会等形式的传统调查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以典型调查为基础的传统调查研究方法可以归入个案调查研究方法。凡个案调查研究方法所具有的缺陷、弊端、非科学性因素，传统调查研究方法一般都具有。同时，它还具有仅属于它自身的缺陷，比如调查研究对象的非确定性、程序的非规范性、结论推广的盲目性、分析方法的思辩性等等。(31)
⑤关于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
与传统社会调查方法的影响相似，在资料的公析方法上长期以来也一直以定性分析为主。随着社会学研究的恢复，随着西文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包括各种统计分析方法的介绍和引进，大陆社会学研究者也越来越重视定量分析。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含义、作用，二者间的关系等方面展开。
李再龙认为，定性分析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注重现状和注重历史研究的综合分析方法，从根本上提高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定性分析是从“质”的方面分析事物，而定性分析的过程，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过程。至于定量分析，则是从“量”的方面分析事物，运用数学方法研究和考察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定量分析就是通过对事物量的规定性来把握事物质的规定性，但定量分析不能离开定性分析的指导作用，它应是在不同角度和向度上补充定性分析的科学性和弥补其不足。作者还针对在社会调查方法上存在的以继承为主（即传统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以引进为主（即西文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的争论指出，其实质就是定性研究为主的争论，并认为应采取以定性研究为指导，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辩证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和我们党调查研究的传统，及在哲学方法论方面的一些优势，作为发展社会调查研究的基础。(32)
费孝通教授在谈到社会调查方法时也指出，“定量的分析决不能离开定性的分析。一般说来定性在前，定量在后，定量里找出了问题，回过来促进定性。“我一向重视，至今还是要强调，‘解剖麻雀’的定性分析是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点不能含糊。但是只用这个方法是不够全面的，要规定这个‘麻雀’在全部‘麻雀中占会什么地位，即有多大代表性，那就得进行定量分析。而定量分析就需要一套不同于定性分析的方法和技术。”(33)
杨心恒等指出，对社会现象的调查研究，光有量的分析是不够的。因为统计方法虽能说明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甚至可以精确地计算出事物之间的相关系数，但是为什什存在这种关系，统计方法本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一任务必须由理论分析来完成。理论分析可以说明那些不能从感性材料和统计数字上直接显示的、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而理论分析必须在客观材料以及对客观材料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解释事物的内部联系，绝对不能离开调查资料和统计结果去主观臆想。(34)
周路认为，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补充和发展。在社会研究中，定性分析的重要性是必须首先肯定的，是第一位的；但如果只有定性分析而缺乏必要的定量分析，社会研究也不可能得出完整、科学的结论。作者认为，社会研究中的定量分析对正确认识社会事物、正确制定社会理论和社会政策有着重要意义。只有进行定量分析，才能更充分、更深刻地认识社会现象的本质，才能把握社会现象发生质变的数量界限，也才能正确估计某种社会现象对其他社会现象的影响和作用。(35)
邓方通过应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人们的生育意愿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对事物性质的分析，必须以对其数量方面的分析为基础。如同对性质不加以区分的定量分析是没有意义的一样，与定量分析完全脱节的定性分析，也是难以揭示事物的本质的。(36)强调了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⑥关于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的方法是15年来各项社会学研究中采用得最多的方法。然而，由于研究者在学习、掌握和运用抽样调查方法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因而许多实际问题的抽样调查研究结果尚存在某些不科学、不规范的因素。这一方面的问题也受到某些研究者的注意。
风笑天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工人日报》经济部联合举办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卷调查》的方式、总体及样本进行分析，对这次大型社会调查的结果提出质疑。作者指出，这次调查尽管样本容量很大（共收回答卷49278份），调查的范围也很广（遍及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但是，这些并不是保证调查结果能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依据。更关键的因素是：这5万份答卷来自什么样的总体，它们是如何被抽选到的，它们对总体又具有怎样的代表性。由于这次调查采取的是一种不科学的抽样方式，加上不明确的调查总体和缺乏代表性的样本，有可能使研究报告中用来得出各种结论的众多数据失去意义。
作者认为，在实际生活中，任何一项社会调查都不可能达到社会现实完美无缺的反映，其结果总只能是社会现实的一种近似值。这是我们看待任何一项社会调查时应记住的前提之一；但是另一方面，每一项社会调查的调查人员又都有责任使自己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现实，尽可能地缩小调查结果与现实本来面目之间的差距。这更是我们从事任何一项社会调查时所应记住的前提之一。而对于为党和国家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的社会调查研究来说，这一点就显得更加重要。(37)
卢小广也是针对一篇文章中不恰当地采用含有明显偏误的非概率抽样调查资料推论全国总体状况，并以此作为基本依据进行比较分析的情况，提出与原作者商榷的。他指出，由于人们对抽样调查还存在种种模糊认识，随意使用抽样调查资料的现象大量存在，并构成了社会调查研究活动科学性的隐患。其主要表现，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一是对于抽样总体这一概念的意义不明确，在抽样总体与目标总体差异过大的场合，仍然采用抽样调查资料推断总体；二是混淆了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的原则区别，随意扩大非概率抽样调查资料的适用范围，采用非概率抽样调查资料来推断总体；三是对于等概率抽样和不等概抽样的认识模糊，将抽样调查统统视为等概抽样，随意采用简单累计和简单平均的方式来处理抽样调查资料。(38)
对于抽样调查中的种种失误，风笑天通过列举具体实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关于调查的样本与推论的总体，作者认为，并非所有的抽样调查结果都能推广到总体，亦即并非所有的抽样调查都能较好地反映总体的情况。能够推广到总体的是那些抽样方式科学、抽样范畴充分因而样本对总体具有较高代表性的调查。如果样本不具备这种代表性，就会发生调查结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情形，从而大大降低抽样调查的实际价值；关于抽样规模，作者指出，有些调查抽取的样本容量太小，使得其结果的代表性受到很大局限。要保证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一定范围的容许误差，必须有足够的样本数；关于回答率，作者认为，它是反映抽样调查结果对总体的代表性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抽样方式决定的是所抽的样本有没有代表性的问题，而回答率则是告诉我们，在所调查的样本与所抽取的样本之间会不会存在很大的差异的问题；关于“抽样调查”和“随机抽取”，作者认为，“随机”并不是“随意、“任意”，它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则，不按这些程序进行，不遵守这些规则，即使是“随意”的，即不带有任何主观偏见的，也不属于随机抽样，而只能是非随机的偶遇抽样、自然抽样等等。这些非随机抽样常常会造成较大的误差，且不能估计这些误差，有时甚至连所得的样本代表什么样的总体都难以掌握。
作者在论文中还特别强调，在调查报告中，应该向读者介绍所使用的调查方式、方法、所研究的总体、所选择的样本、样本的抽取方式、回答率以及对样本误差的估计、对调查结果代表性的评价等等。这样做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这是读者判断结果的代表性和价值的重要依据。(39)
卢汉龙指出，现在大多数人都认识到抽样调查的优越性，不少文章引用的资料都据称是通过抽样调查所得。但有些人却并不真正明白抽样调查本身需要有一整套严密思索和符合数理原则的选择程序才能保证调查结果的使用价值。随着调查资料的增多，同类问题往往有着众多的调查结论，其中有些研究结果相距甚远或相互矛盾，这都和选样不同有关。作者强调，一要广泛进行社会调查方法的普及工作；二要拥有一批精通数理统计的抽样专家；三是主持社会调查的部门应加强对调查程序的审核；四是要提倡研究人员撰写调查报告时将调查程序与方法作明确的表述；五是应建立调查中心之类的“思想库”和“资料库”。(40)
⑦关于问卷调查方法
在15年来的各类经验社会学研究中，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资料的占了一大半。然而，在运用问卷调查方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缺陷，影响到研究的质量和效果。风笑天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与问卷调查有关的各种问题，发表了一组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引起社会学研究者的关注。
首先，他针对一些问卷所表现出的项目多、篇幅长、难回忆、难计算等现象，提出问卷设计时要为回答者着想。他指出，问卷调查实质上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一种社会互动过程，而问卷则是一种作用于被调查者的刺激物。设计问卷时如果不为回答者考虑，就可能引起回答者各种不良的心理反映，影响到调查结果的质量。因此，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编制什么问题上，还要注意到调查过程中人的因素，要多为回答者着想，多从回答者的角度考虑。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收集真实可靠的资料的目的。(41)
其次，他从问卷设计的角度，对影响被调查者同调查者合作的各种障碍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由问卷设计不当所造成的障碍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主观障碍，包括畏难情绪、顾虑重重、漫不经心和毫无兴趣等；二是客观障碍，包括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计算能力、回忆能力等方面的限制。要提高问卷调查的质量，就要设法消除这些障碍。(42)
第三，他认为，问卷设计在调查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影响调查质量的十分关键的一环。这是因为，问卷设计首先直接影响到调查资料的真实性；其次影响到调查资料的适用性；第三影响到问卷的回收率；最后还影响到调查的最终结果。所以，研究者不能不对问卷设计工作予以高度重视。要获取真实有效的资料，就必须设计出质量优良的问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问卷决定着资料，问卷就等于资料。(43)
对于什么样的问卷才是一份好的问卷，或者说，评价一份问卷质量高低的标准是什么，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首先应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即问卷中的问题都在测量研究者想要测量的变量，且不受时间、地点和对象变化的影响；其次应适合研究的目的和内容，问卷中与研究目的和内容不相关的问题越多，调查结果中所得到的有用资料就会越少，问卷对研究的价值也就越小；第三要适合调查对象，即问卷是为被调查者设计的，要使他们能够看，也愿意看；最后，问卷中的问题要少而精，即在可以获得必要的资料的前提下，问卷所包含的问题的越少越好，且这些问题应该是含义明确、概念具体、答案恰当、形式简单、通俗易懂、填答方便的。(44)
在另一篇论文中，他通过对问卷调查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进行分析和探讨后指出，问卷既是社会调查中十分有用、十分重要的收集资料的工具，又不是唯一的、万能的工具。在有些情况下，社会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很容易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去收集，或者只能采取这种方式去收集，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难于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甚至完全不可能采用这种方法去收集。因此，在社会研究中，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和选择，充分发挥各种具体方法的作用，达到最佳的研究效果。(45)
通过对国内社会学界开展调查所用70余份调查问卷进行仔细分析，他从中归纳出研究者在设计问卷时常犯的一些毛病。其中主要有：概念抽象、问题含糊、问题带倾向性、问题提法不妥、问题与答案不协调、问题具有多重含义、答案设计不合理、以及表格方面的错误、语言方面的毛病等等。(46)
在此基础上，他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专门论及问卷设计的著作，系统地介绍了问卷调查、问卷、特别是问卷设计方面的知识，在社会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袁方教授在该书序言中评价说：“这是一本有较强的理论性、科学性和知识性，又十分通俗易懂的问卷设计方法的入门书。无论对初学者还是对有过问卷调查实际经验的同志，都是有学习和参考价值的。”(47)
此外，卢汉龙对社会调查中问卷的意义界定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如果没有吻合度较高的意义结构，调查者如果未能确切地把握影响资料真实性的各种因素，研究结果的有效度和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为了保证调查在对概念定义的过程所具有的理解和被调查者对事实过程的理解一致，问卷设计便当采用常识理论来界定问卷中问题的意义。也就是说问卷问题操作化的基础应当是常识。要让被调查者在问答问卷时感到，社会研究者所说的话是和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话是一样的，他们和自己正在作普通交谈。这样，调查双方共同的意义构架便有了保证。另外，调查者还应对自己的意义界定体系可能被修正的情况作出充分的估计，从而在概念操作内容和提问措词方式上倍加努力，使自己的意义界定体系与被调查者的意义界定体系尽量取得一致。(48)
二、评价与思考
近5年来，中国大陆社会学界在社会学方法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恢复初期相比可以说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验研究方法普遍受到重视，在各个社会学分支领域中得到广泛运用。恢复初期对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介绍和引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多年来对调查研究的强调，加上与社会学恢复同时发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得年轻的大陆社会学界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采用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社会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从总体上看，经验性研究而不是纯理论性、思辩性研究成为社会研究的主流。尤是在青年社会学、家庭社会学、人口社会学、老年社会学、妇女社会学以及农村社会学等分支领域，各种社会研究方法更是得到普遍运用。
2.社会学研究人员逐渐熟悉和掌握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并初步形成了研究和探讨方法问题的基本队伍。经过15年的学习、实践和摸索，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研究人员，尤其是比较年轻的研究人员比较熟练地掌握了经验社会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社会学界整体的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一部分研究人员开始注意对研究方法本身的探讨，尽管人数不多，但已形成了以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学方法专业委员会为主体的基本研究队伍。
3.对方法问题的研究已形成分支，所探讨的问题涉及到社会学方法的主要内容。尽管从总体上看，有关社会学方法的研究远不如家庭社会学、青年社会学、社会问题等分支领域的研究那么广泛深入，也比不上有关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但是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它毕竟已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分支领域，而它所探讨的问题，也已涉及到从方法论、到研究方式、直到具体方法和技术的广阔范围。
4.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方面，研究得更为集中，更为深入，已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知识体系。由于社会调查方法在社会学方法中所占有的突出地位，也由于社会调查方法在具体社会学研究中所起到的主要作用以及它的广泛适用性，使得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于它的研究。无论从发表论文的数量、质量上看，还是从出版的著作看，社会调查方法都是探讨得最多、最深入的一部分。而由大陆社会学者撰写的方法著作中，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社会调查的著作。在有关社会调查的概念、体系等方面已形成了某些共识，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知识体系。
当然，大陆社会学恢复只有短短的15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既包含成绩，也包含不足。从社会学方法领域来看，主要的不足在于以下几方面：
1.对社会学方法的研究虽已形成分支，但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相比、与提高社会学研究水平的需要相比，则仍显得单薄和不够。对于实证主义方法论与人文主义方法论的探讨还不够充分；对于社会研究方法的基本体系的认识远不够全面；对于社会研究方法、社会调查方法等概念的认识还不够清晰；还有大量重要的、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比如理论在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地位、作用，理论与研究的关系，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式的特点，研究中的测量问题、操作化问题，资料收集过程中的误差问题，对资料的定量分析问题，社会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等等，都尚未进行系统的探讨。
2.从总体上看，社会学研究人员的方法论素养和水平还比较低，尚不能很好适应进一步发展社会学学科和提高社会学研究水平的需要。研究方法的训练本应是每一个社会学研究人员所应具备的基本功，但由于我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特定经历，造成了社会学队伍中许多成员在方法训练方面的先天不足。这种不足,一方面使得相当一部分社会学研究人员将自己局限于纯理论性、思辩性的研究中；另一方面也使得比较多的研究人员未能很好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未能做出质量较高的研究；同时，它还使得专门从事方法研究的队伍规模很小，力量有限。
3.在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上，规范性不够，导致研究的质量不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有：
①研究的理论准备不足，理论框架不明。任何一项具体的社会学研究都应有其理论的背景或出发点，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理论准备和理论分析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如果缺乏充分的和明确的理论框架的指导，研究将会带有较大的盲目性，研究的层次和研究结论的意义也都将受到限制。目前的一些研究正是在这一点上存在明显的不足。
②不重视研究设计。目前相当多的社会研究常常是在不充分的设计和计划的基础上，甚至是在完全没有研究设计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正是它们质量不高的关键所在。社会学研究不只是按固定的程序进行一系列具体操作活动的过程，其灵魂和核心，是研究者的研究思路、研究策略和研究艺术。而那些具体的操作，则是这种研究思路、研究策略和研究艺术的外在表现形式。
③样本抽取不尽科学和严密。由于抽样调查的广泛采用，使得抽样的科学性在社会研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目前的研究在这方面存在不少失误，比如对抽样总体未作界定或界定不严密，使所得抽样本不能很好反映总体的结构，研究结果不能很好推论到总体；又如样本的规模太小，使得统计结果中众多的百分比失去意义；还有抽样方式不正确，不是严格按随机抽样程序的要求去做，而是图省事，图方便，任意改变抽样程序，使抽样失去了随机性等等。
④问卷设计及使用不当。对于采用问卷法收集资料的研究来说，最困难也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是问卷设计。而一份设计得不成功的问卷同时就意味着一项不成功的研究。因为问卷设计中的任何一点不科学、不严密、不明白、不合理，都会造成填答质量的下降和回答率的降低，都会使回答结果变成一堆“假数据”。在问卷的发放、填答、回收过程中，一些研究也注意不够，未能很好地消除被调查者的心理压力，保证匿名性，争取被调查者的积极合作。
⑤统计分析不够深入。很多研究者都十分注重资料的定量分析，但却往往停留在较简单、较基本的描述统计层次，很多只有单变量的百分比统计、以及双变量的交互分类统计，对于其他更深入的统计分析方法，特别是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则很少采用。因而许多研究的结果都不够深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一些大型的调查往往要进行上万、甚至五六万人的抽样，动辄需要几万十几万元，成立数十人数百人的调查队伍。但是在对一些调查结果进行研究时，在资料处理和分析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得出的结果同研究的规模不成比例，得出的结论同实际相距甚远。”(49)
⑥研究报告的格式不规范。研究报告是研究结果的表达形式，目前很多研究报告在格式上不大注意，尤其是忽视了对研究方法部分的详细介绍和必要的说明。比如对研究的假设、操作化步骤、测量的指标、研究的总体、抽样的方式、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等等的说明不够注重，有些研究报告则常常一笔过。殊不知方法部分的介绍是整个研究报告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是所有结论成立的基础和依据。
注释：
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年鉴(1979-198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②津社:《社会学调查方法学术研讨会综述》，《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2期。
③《全国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学会通讯》1993年第2期。
④潘允康等:《天津‘国际社会学研究方法研讨会’综述》，《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
⑤李小方《从狄尔泰到韦伯──评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社会学研究》1988后第1期。
⑥张小山：《实证主义社会学面临挑战》，《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
⑦张网成：《实证主义──会学的主流范式》，《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4期。
⑧林彬：《论社会学方法的发展趋势》，《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3期。
⑨项葵：《对社会学方法论的思考》，《社会》1989年第12期、1990年第1期。
⑩袁方主编:《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11)戴建中：《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会1988年版，第15页。
(12)风笑天：《什么是社会调查》，《青年研究》1993年第3期。
(13)苏家坡：《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4)于真等编:《当代社会调查研究科学方法与技术》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15)经泽主编：《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16)参见:袁方主编:《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风笑天：《什么是社会调查》；徐经泽：《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17)仇立平：《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3期。李哲夫、杨心恒：《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8)宋林飞：《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19)参见仇立平：《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20)参见袁方主编：《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21)参见风笑天《什么是社会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22)参见徐经泽主编：《社会调查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23)参见李哲夫、杨心恒：《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24)参见宋林飞：《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25)参见徐经泽主编：《社会调查理论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26)参见李哲夫、杨心恒：《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27)参见仇立平：《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28)陆学艺等：《毛泽东与农村调查》，《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
(29)苏驼:《重视研究毛泽东同关于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社会学通讯》1983年第4期。
(30)严家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方法仍然是现代社会调查的主要方法》，《社会学通讯》1984年第2期。
(31)卢光明等:《对传统社会调查研究的反思》，《求索》。
(32)李再龙：《试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学术交流》，1989年的第2期.
(33)费孝通:《社会学要发展》，《社会》1983年第3期。
(34)杨心恒等:《试谈调查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地名知识》1981年第2期。
(35)周路：《重视社会研究中的定量分析》，《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1、2期。
(36)邓方：《应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生育意愿的尝试》，《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6期。
(37)风笑天:《这样的调查能不能反映客观现实──一次大型社会调查的质疑》，《社会》1987年第4期。
(38)卢小广:《抽样调查资料的正确使用──兼与赵晓雷同志商榷》，《社会》1987年第6期。
(39)风笑天：《浅谈当前抽样调查中的若干失误》，《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40)卢汉龙：《注意社会调查中的科学程序问题》，《社会》1986年第6期。
(41)风笑天：《要为回答者着想──调查问卷设计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86年第6期。
(42)风笑天:《问卷调查中阻碍合作因素浅析》，《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8期。
(43)风笑天:《问卷设计在调查中的地位和作用》，《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89年第4期。
(44)风笑天：《优良问卷的标准》，《社会》1989年第7期。
(45)风笑天《论问卷调查的特点和适用范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后第6期。
(46)风笑天：《当前问卷设计中常见错误浅析》（上、中、下），《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89年第4期；第6期；1990年第1期。
(47)风笑天：《透视社会的艺术──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设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第2页。
(48)卢汉龙：《调查问卷的意义界定》，《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3期。
(49)方明等：《回顾与展望：开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局面》，《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