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与中国政治时局演变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局论文,中国论文,红军长征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1-0085-09 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会宁、静宁地区，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预言“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1]150。本文试图通过略述长征引发的中国国内政治时局演变，总结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表达我们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 一、长征前：蒋介石集团完成对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初步整合，其着眼于“剿共”的内外政策、策略调整，与中共在苏区根据地“左”倾错误陷入危机相呼应，造成敌强我弱的悬殊对比，红军战略转移几成必然 早在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深刻指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1]49“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1]50“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1]50以毛泽东的上述精辟论述来分析长征前的国内时局，可以看到，从1927年春至1931年底，国民党背叛大革命，虽建立了蒋介石为首的新政权，但一直深陷于军阀间持续不断的混战，这就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以生存和发展的可乘之机。但随着蒋介石于1932年1月重新上台，以其为首的国民党统治中心基本确立，新军阀混战阶段结束，政权进入相对稳定与巩固时期。在外交方面，1932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1933年5月31日，中日代表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日军取得在长城沿线的驻军权，“等于授给日本侵略华北的特许权”[2]263，国民政府以屈辱求和的方式换来华北的短暂安宁。从1933年下半年至1935年上半年，中日关系处于相对平静的时期，1934年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几乎没有进行武装侵略的惟一的一年。[3]202。而1932年日本扩大对华侵略，使苏联的远东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如何处置中共的问题上，苏联对国民党政府作了较大让步，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因“清共而绝苏”，那么它可以“承认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在国民党不在共产党”[4]13，1932年12月中苏复交。这就为蒋介石国民党全力“剿共”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各种偶然和必然因素的交织，中国南方的革命形势一度优于北方。但当蒋介石实现国民党新军阀的武力统一后，江南成了其政治经济重心，而中共鄂豫皖、湘浙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成为危及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心腹之患。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回忆：“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5]3001933年5月8日，他在《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演讲中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拼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再就我们主观的战略来看，现在我们国内没有安定统一，并且有土匪拼命的捣乱，若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再谋攘外，那我们就是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了。”[6]677“依今日国难的客观情势来说，日本人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6]678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军事“剿共”是重中之重。在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前，已于同年2月向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发动进攻，本来中央苏区与鄂豫皖根据地和鄂西洪湖根据地三者互为犄角，可以互相策应，但在鄂豫皖根据地和鄂西洪湖根据地反“围剿”失利后，这一优势已不复存在。蒋介石为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进行了精心准备：(1)1933年5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访问美国，与美国签订《中美棉麦借款协定》。此协定使国民政府能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借款5000万美元。棉麦借款虽不是军费贷款，但国民政府却将其中一部分用作“剿共”的军费开支。“经营美棉麦实际收入总额33622624.06元，其支出中与反共军事直接有关的一项，是南昌行营充作‘剿匪’治本治标费380万元”[7]195。国民政府同时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在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到6000多万元[8]364。(2)聘请数十名德国军事顾问制定作战方案，并直接参加军事行动。曾任德国参谋本部作战处处长、中将军衔的魏采尔与曾任德国陆军总司令、巴黎和会德国军事代表的著名将领塞克特上将先后担任蒋介石的首席顾问和总顾问[8]414-415。(3)招揽德、美、意等国军事教官，培训国民党军事人员。特别是通过1933年7月至9月“庐山军官训练团”的三期培训，使国民党军官的军事技能和战术知识得到提高，军队整体战斗力和战斗精神大大增强。(4)对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严禁粮秣、食盐、煤、药品等物资输入根据地。蒋介石非常清楚中央苏区物资供应的窘境，认为“严密封锁是我们剿匪最重要亦最能减少牺牲的一种战略”[5]224，他提出，“严密封锁是最能针对土匪的弱点，发挥我们的长处，也是最能减少自己的牺牲，收到剿匪的奇效的一个方法，只要我们切实去做，就比增加两三倍的兵力来剿匪，还要厉害”[5]225。(5)在“剿匪”区内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和强化民团。蒋介石认为，“办理保甲和团队，是匪区最紧要的政治工作”[6]686。随着保甲制度和创办民团在“剿匪”区域的推行普及，国民政府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大为加强，对民众严厉推行联保连坐的措施，限制了民众与红军接触，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苏区和红军的政治优势，使苏区和红军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很大威胁。(6)战略战术上实行持久作战和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国民党“充分利用他的最大有利条件——优势资源、技术装备、外面世界的无限供应(红军却同外面世界隔绝)机械化战术，一支现代化空军，可以飞航的作战飞机近四百架。……蒋介石修建了几百、几千英里的军事公路，成千上万个小碉堡，可以用机关枪火力或大炮火力连成一片。他的又攻又守的战略和战术可以减弱红军在运动战上的优势，而突出了红军兵力少、资源缺的弱点”[9]160-161。国民党军队不再贸然前进、不轻易离开其堡垒地带，红军先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也就失去了发挥的空间。蒋介石新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失去了诱攻、伏击或者在广阔的战场上出奇制胜的机会”[10]79。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调动了全国一切可用之兵，可谓孤注一掷。时任国民党军第36师师长的宋希濂回忆：“就我所知，当时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有部分用于对付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和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以外，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别无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11]94敌我悬殊的情况是此前中央苏区任何一次反“围剿”所不可比拟的。 雪上加霜的是，1933年初以博古为总书记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泛滥，临时中央认为：“在目前我们党的策略，党的总路线应该是进攻的路线。”[12]112-113“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12]360要求“必须在短期内增加一倍至一倍以上的红军的实力。”[12]361临时中央一系列不符合实际的“左”倾政策造成中央苏区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危机，自乱阵脚。政治上，1933-1934年开展反“罗明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查田运动严重侵犯中农利益，过分打击地主富农，造成中央苏区农村形势的普遍紧张，影响了中共与群众的良好关系，削弱了中共原来在苏区中拥有民众支持的政治资源优势。经济上，资源枯竭，中央苏区地处偏僻，缺乏工业基础，仅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民众生活困苦。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苏区出现物质资源困窘的局面。1933年起，中央苏区先后在经济领域发动了节省运动、推行经济公债和借谷运动，包括粮食在内的大批物资被征运至前线，暂时满足前线红军的战时需要，但这些举措实际是竭泽而渔，从根本上危及到中央苏区的稳定。军事上，1933年9月底，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苏联军事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13]76。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李德和博古等人高估红军的实力，采取冒险的进攻战，经常强攻国民党军设防坚固的堡垒和阵地，使红军在兵员上受到惨重损失；在反“围剿”中后期的作战中，李德和博古指挥的红军采取消极防御战术，放弃以前红军擅长的运动战和伏击战，反复与国民党军进行阵地战，极大地消耗了红军的战斗力，使红军主力元气大伤。从内线打破国民党军队“围剿”的可能性渺茫。1933年10月下旬，福建政府及国民党第19路军与中央苏区签定《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随后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但中共临时中央基于“福建事变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营垒之中的一派”[12]633的错误认识，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第19路军的反蒋斗争以直接有力的配合，从而既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使红军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良机。 综上所述，中共和红军突围进行转移已成必然。1934年6月初，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赖安就认为：“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军政形势以及国际因素不会导致发生‘出人预料的’重大冲突，以后几个月在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重新组合方面也不会导致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14]132 二、长征中：蒋介石集团、地方实力派因“剿共”暴露出深层矛盾，日本在华北的步步进逼，时局逼迫中国国内各派势力重新分化组合，中共实现了向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 红军被迫长征，不经意间打破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与地方实力派之间暂时互不相涉的政治格局，使双方矛盾逐渐激化。蒋介石要实现中国的统一，除了要“剿灭”红军外，还要消灭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当时两广、云贵川一带的地方势力，一直与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政府保持着明统暗分的关系，自然也一直被蒋介石视为需要重点解决的对象。只是由于中央苏区的存在，客观上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缓冲区域。红军长征，为蒋介石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他可以派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地方实力派的地盘。因此，在第五次“围剿”期间，蒋介石在东南北三面展开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重兵围困，而偏偏在西面赣州方向没有部署重兵，即使属下对此提出建议，仍置若罔闻，其用心其实是想逼迫红军向西突围而不是就地围歼。正如蒋纬国在其口述自传中谈及这段历史时称：“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假如不从整体来看，也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为何放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懂得战略，懂得战略的人更能体会历史，不看历史的人永远不会懂得战略，因为战略是全程的。”[15]6 在红军长征之初，蒋介石就有把红军逼入两广，让粤系、桂系与红军血战而相互消耗，而中央军通过尾随“追剿”，达到既消灭红军，又铲除西南地方实力派割据的双重图谋。李宗仁后来回忆说：“共军此次西窜是由于中央第五次‘围剿’战略的成功。……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应自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形，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16]448-449当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黔边时，蒋介石在南昌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17]15随后，蒋利用中央军进入川黔之机，收买云南的龙云；铲除贵州的王家烈；派参谋团进驻四川，后又将参谋团扩大为行营，使云南、贵州、四川迅速置于国民政府控制之下。 蒋介石的算计，被各地方实力派看在眼里。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并不希望与红军血战，只图红军尽快过境，免去中央军入境的借口，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与红军达成某种协定或是默契。长征初期，粤系军阀陈济棠就与红军达成了5项秘密协定，使红军顺利通过一、二道封锁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则在1934年11月下旬红军主力迫近桂境时，“对红军只采取截击其后卫部队和相机追击，对蒋军的入侵则采取抗击”[17]82的办法。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附近时，滇系军阀龙云即召集部下商议对策，其幕僚孙渡提出：“如果共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若共军既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17]130龙云对此建议表示同意。为了进一步利用龙云为其卖命，1935年2月蒋介石任命龙云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然而，龙云与竭力排除异己的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1935年4月23日，中央红军主力乘滇军主力东调入黔而进入云南。龙云为防止蒋介石解决贵州王家烈的故伎在云南重演，把追击红军的滇军全部调回昆明。在龙云滇军追而不堵的情势下，中央红军三万余人于1935年5月初渡过金沙江，从此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同样基于对蒋介石“一箭双雕”策略的警惕和戒惧，川系的杨森、刘湘、邓锡侯等都与红军有过一定程度彼此心照不宣的“合作”，即使是西北实力派如张学良、杨虎城等都面临蒋介石铲除异己的压力。蒋介石种种排除和打击异己的做法，很容易使地方实力派萌生与红军接近或合作的想法。 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步步紧逼。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平、津和整个华北都面临危机。1935年6月《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签订后，日本又积极策划“华北5省自治运动”，这一切使国内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倾向重新成为主流。这种抗日救亡呼声的高潮，就是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7月15日，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鲜明地表达了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对。文章宣称：“五年来安内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主张是失败了。五年来安内的结果，剿共军事并没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却发生了裂痕。可见安内政策并不能促成真正的内部统一，而惟一得到‘安内’的利益的，却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照这样情形下去，恐怕‘内’不及‘安’，而中国全部早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8]420 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各派之间或因政见相异，或为利益相侵，从未停止纷争。1936年6月初，两广当局鉴于蒋介石把进攻矛头对准自己，利用日本发动华北事变、南京政府一味退让从而引起国内舆论广泛批评的形势，打出抗日反蒋的大旗，组织抗日革命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挥师北上进占湖南衡阳，这就是“两广事变”。“两广事变”看似国民党党内权力之争，实已超出党内范围。两广当局以抗日为旗号，公开与蒋对立，顺应了民众呼声，是符合当时国家民族利益的。虽然“两广事变”只经历了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就被蒋介石和平解决，使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与安内工作取得巨大进展，但它也为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埋下危机。因为多数国民党人和舆论界都认为，统一和安内的工作接近于大功告成，攘外和御侮的工作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呼吁结束内战，一致对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这就为民族团结和政治和解创造了条件。 在红军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结束了王明“左”倾中央在全党的统治，实现了自身的改造和成熟。正如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18]969-970。在长征途中，红军经常处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指挥机械呆板，行动反应迟缓，随时都有被围困、消灭的危险。长征途中，特别是在遵义会议后，红军实行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各路红军通过不断会师、整编，健全了指挥体系、优化了内部结构、精简了各级机关、充实了基层战斗力量。红军在胜利到达陕北后，队伍空前集中，质量更加优化，为以后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战略战术、作风纪律等方面的基础，提供了历经考验的人才保障。 遵义会议确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不仅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杰出的爱国者。他们始终把维护民族利益，拯救民族危难，实现民族富强，作为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35年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迅即于6月15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宣布：“现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海陆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动员中国所有民众，组织成为反日会、义勇队、没收日货队、运输队、救护队、宣传队，共同参加反日的神圣战争。”[19]209-210在1935年6月26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审时度势，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制定的关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明确把北上抗日与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的紧密结合起来，适时确定了中共“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在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明确指出：长途行军中间所决定的任务已经最后完成，“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应使同志们了解，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20]191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中国宣言》，提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19]444“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愿意实际的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蒋的组织。”[19]445-446这时中共虽然还是将抗日与反蒋并提，但抗日已经摆在第一位了。 关于对怎样处理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反复表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21]524“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21]561正是基于这一严正立场，中共高举起以民族团结、政治和解来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在长征途中，中共利用各种渠道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各社会团体以及爱国民主人士建立联系，宣传合作抗日的主张，倡导建立救国联盟。虽然中共初到陕北时，提出了“抗日反蒋”的口号，但此时的“反蒋”，重在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和反共内战，以保存抗日有生力量，并把蒋介石与国民党内的其它派别严格区别开来。即使在蒋仍执意不肯放弃反共政策的情况下，1936年7月毛泽东仍强调，“掌握政权不是我们(现在的)目的，我们要停止内战，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政权，为我们的独立去进行抗日战争”[22]388。 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正式确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自觉地把抗日救国、团结御侮放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中共中央在12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19]536应该说，瓦窑堡会议确立的抗日反蒋策略，较之过去“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无疑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抗日反蒋策略使中共处于既要进行民族革命又要完成民主革命的艰难境地。这一策略的缺陷在于，将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力量排除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之外，将既不能使反蒋取得胜利，也无力使抗日取得成功。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还有待于向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当然能否实现这一转变，不仅决定于中共的主观愿望，还有待于民族危机重压下的国内时局演变，迫使蒋介石改弦更张。但无论怎样，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真诚，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理解和认同。可以说，红军长征使中共化军事上的被动为政治上的主动，走出原来狭隘的政治圈子，汇入到民族解放的历史潮流中，从而开创出革命事业新局面。 三、长征后：中共建立以西北为重心的战略格局，以民族团结和政治和解为旗帜，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暂时放弃“剿共”政策，结束了民族分裂、内战不已的局面，为全民族抗战准备了良好的前提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逐步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陕甘宁边区为依托的新的革命战略格局。陕甘宁地处西北，自然资源及条件相对于南方虽然较贫瘠，但地区广大，为数万红军提供了广大的回旋余地。陕甘宁远离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统治中心，这里虽然也被各路地方军阀武装包围，但这些地方实力派均与蒋介石存在一定矛盾，客观上对蒋介石嫡系追兵的“进剿”起着牵制作用。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西北更靠近抗日的前沿阵地，有利于中共打通国际线依托苏联、发动民族抗战推动革命新高潮的战略。更为重要的是，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红军队伍的影响下，陕甘宁边区有很好的革命和群众基础，这些都是西北成为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的原因。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精锐尚存，实际上使蒋介石全歼红军于长征路上的图谋破产。此时，蒋介石把“剿共”任务交给了张学良与杨虎城。杨虎城本来就在“剿共”问题上与蒋介石存在严重分歧。在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前，西北军与陕北红军已处在休战状态。张学良的东北军与红军在陕北交战，三战三败，连损两师，自然“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23]64。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也对张学良产生影响。蒋介石想依靠这样的军队来实现自己的反共计划，只能是一厢情愿。1936年1月25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明确表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24]13中共方面共同抗日的主张和通过各种渠道商讨停止内战的主动姿态，对张、杨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产生了积极影响，迅速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西北地区隐然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促进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竭力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1936年5月，毛泽东在给阎锡山的亲笔信中阐述了抗日救国的必要性，表达了红军联晋的愿望和抗日的决心：“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24]133同年8月，毛泽东又致信杨虎城、宋子文、傅作义等，表达了在救亡图存的前提下，与其建立联合战线的愿望。而蒋介石欲借助苏联牵制日本在华北的进逼，同时又企图以和平方式收编红军以达到彻底消灭革命武装的目的，从1935年底开始，利用多种渠道与中共方面秘密进行政治谈判。蒋介石政治态度松动，为结束内战，实现民族团结打开了一条缝隙。 1936年9月1日，中共顺应形势发展，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24]276-277随后，周恩来致信陈果夫、陈立夫，提出：“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24]2781936年9月22日，周恩来又致信蒋介石，进一步指出：“来敢正告先生：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特以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自相砍伐，非但胜之不武，抑且遗祸无穷。……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24]297 可是，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变后，企图一举解决西北问题。早在他向陈立夫布置主持国共谈判一事时，就制定了对中共的方针：“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来解决。”[5]303 1936年10月22-29日，蒋介石亲赴西安部署、指挥对红军的“围剿”。蒋介石在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中直截了当地宣称：“我们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25]11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张学良先于11月27日上呈《请缨抗敌书》，“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钧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25]109，后于12月2日飞赴洛阳面谒蒋介石，恳求调东北军抗日。蒋介石却从张学良的举动中意识到“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26]150 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飞抵西安。在西安，他召集高级干部，“告以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应加强作战，并说明抗日作战的时机尚未成熟”[26]151。12月7日，再度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加紧进攻红军。蒋介石的顽固态度，最终导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在极特殊的环境下发生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它发生得很突然，许多情况不明晰，中共必须根据复杂的政治局势，迅速做出果断处置，这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极大的考验。事实证明，中共对如何处理西安事变有一个认识过程，和平解决的决策是在综合各方情况后慎重做出的。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事变过于突然，又结局未卜，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从各自利益出发不得不对事变持慎重态度，以静观时局的发展。以当时各地方实力派的声明、通电以及实际行动看，尽管其态度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部分保持中立，但客观上都起到了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12月17日发出通电，提出五项主张：“(一)西安事件主张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25]191-192四川刘湘在12月19日致张学良电中，肯定其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推原兄之初意，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羁留介公，无论出于任何爱国举动，对国际国内之印象过劣，即对于国家前途之危险太大。介公久留西安，更足促成内战，加速复亡，务请立即恢复介公自由”[25]190-191。 南京方面，宋子文于1936年12月14日在上海接见新闻界，发表谈话，明确表达了他力主和平解决的态度：“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25]153宋子文的公开谈话发表后，尽管各民主党派、中间性质的民众团体、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极为不满，但大都承认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他们只要求蒋介石南京政府改变其错误政策，领导全国抗日，并没有杀掉蒋介石、推翻南京政府的主张。从12月14日开始，全国逐渐形成了较为广泛的拥蒋抗日潮流，要求张、杨释放蒋介石。1936年12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指出：“我们尤其希望政府当局对于陕事，能谋迅速和平的解决，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25]180，“张、杨诸将军如果想用武力轻启衅端，而置其抗日救国主张于不顾，那么我们不消说是坚决反对；同时如果中央当局想用武力讨伐的方式，解决目前的纠纷，那么我们也是坚决反对。我们今天所要求的是大家尊重全国人民的意旨，进行和平磋商，务求眼前的内战得以避免”[25]181，“当此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谁都应当捐除一切的成见和宿嫌，服从整个民族的利益，谁要掀起内战，谁就是敌人的奸细，民族的罪人”[25]181-182。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抗日救亡政治团体，它发表的紧急宣言，反映了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心声。 国内拥蒋抗日潮流的出现，促使中共更客观、理智地调整和平解决事变的方案。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4]422-423为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2月19日发表了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向西安、南京双方提出了四点建议。在西安召开和平会议的主张改成了由南京召集并在南京召开，表明中共改变了对南京政府的排斥态度。至此，中共中央确定了真正意义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 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政治谈判过程中，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以代表蒋介石南京政府意志的宋氏兄妹三方共同努力，互相包容、互相退让、求同存异，达成了各方均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在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做出重大承诺后，蒋介石于12月25日在张学良陪同下返回南京。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态度虽然有所变化，时局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曲折。但蒋介石清楚“他安然脱险时受到人民极大的欢迎，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拥护，而且也是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有力表示”，“他也知道他如果对西北方面采取任何惩戒行动都会在一夜之间丧失民心”[9]387。另外，在中共的积极争取下、在日本全面侵华的危急形势促使下，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发生重要转变。至1937年9月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实现。 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条件下，中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爱国人士的最大愿望是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日救亡。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历史大势，做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决策，顺应了历史潮流。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暂时放弃了武力消灭红军的计划，改取了政治解决的做法，使得国共两党在内战十年之后，终于达成了妥协，使中国结束了政治分裂、内战不已的局面，实现了团结统一，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创造了条件。史学家唐德刚如此评说：“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是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有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公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这点史实，任何公正的历史家，都不会否认。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26]40 可以说，中国社会举国一致抗日民族大团结局面的形成，是诸多因素相交相融的结果，但是红军长征所引发的国内一系列时局的变化，却像是其中的一条红线，对这一历史演变进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历经长征锤炼而逐步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具备了驾驭和掌控国内时局的战略眼光，使中国全民族抗战柳暗花明。标签：中央革命根据地论文; 长征胜利80周年论文; 中央军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1935年论文; 红军长征路线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苏区精神论文; 蒋介石论文; 军事论文; 国民党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