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不平等条约”口号之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条约论文,口号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5-0060-08
在近现代中国人脑海中，没有哪个词能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不平等条约”一直被用作为统一民众的一个象征、符号和媒介。58年前，在中美英新约缔结之际，蒋介石称呼“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和“最重的一页”。对于蒋来说，“不平等条约”是“阻碍我们建国”的“束缚”与“国耻”[1](p118)。1997年，香港回归被中国各界视为“一个重大事件”[2]。在北京召开的庆祝会上，江泽民主席指出香港回归雪洗了中国“百年国耻”[3]。然而，有关20世纪20年代“不平等条约”一词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以及大众动员中的象征使用，在太平洋两岸的学术界中却被忽视或者想当然[4][5][6][7][8]。有关民族国家、民主等话题的英文史作颇为丰富，但史家们对于“不平等条约”在缔造中国民族主义中积极角色的忽略显而易见。
本文集中探讨“不平等条约”一词的语言风格、内涵及使用，作者认为以上方面对于民国早期竞争而动荡的政治观念、价值及其策略的形成具有中心地位。综合中国传统词库与布尔什维克式谴责语言，蓬勃新生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创造性地使用“不平等条约”一词，激发民众对国共两党政治领导从1923到1926年的归一服从。[10][11]本文以“不平等条约”这一简洁名词为例子，把反列强、反军阀置于中国政治文化变迁背景之下。回顾历史，国共两党自觉主动地激发加深了大众反帝反军阀情绪，从而赋予隐喻性的“不平等条约”以新意。本文拟围绕“不平等条约”言论进行检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力图展示“不平等条约”，尽管其在技术上内容复杂难懂，是如何唤起中国大众情结，如何又在日后成为民族屈辱威胁的标志的。
晚清有关“不平等条约”的语言系统
“不平等条约”相对来说是中国语言中的一个新词，此词在19世纪从未被用过，20世纪初尤其五卅运动以后开始广泛使用并成为过去80年来中国政治论说和对外关系的一个关键词。在现代词典中，“不平等条约”指损害其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约，“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11](p1331)。然而，有关条约问题的概念论说随中国历史的前进而演变。
最初，在中国人眼里外国人受条约保护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极少人对根本改变中华帝国外交关系的条约制度所带来的损害发表些微见解。郝延平、王尔敏指出，《南京条约》后的20年中，只有一个秀才对洋人引致的变化作出评论[12](Vol.1,Part2,p142-201)。但是，涉及条约，中国人的耻辱、不平等感逐渐从清代官僚、外交人员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亲身经历过西方的郭嵩焘(1818-1891)感叹：“西洋待中国应求公平。”[13](p199)针对海关税率，郭尖锐指出一系列条约所带来的不平等性，他注意到英法美的进口关税比中国的5%协定关税高得多，有些货物关税甚至高达100%[13](p706-707)。曾纪泽(1839-1890)亦表达同样忧虑，认为应区分外交豁免和非外交豁免，他写道：“西人之俗，公使所寓，如其本国辖境，不归主国地方官管理。馆中人役，亦不受主国官衙约束。有在外犯法者，询属某国人，即交其国公使讯治，主国不侵其权……若其人不隶使馆，而为某国寄寓者，即仍由地方官管辖，不在优待权利之中。”[14](pp164-165)当分析进出口税时，曾无数次用了“自主”、“主权”字眼。在跟当地外国官员的交流中，曾不断抱怨中外条约所造成的“不公”、“失报、”和“窃夺自主之权利”。例如，曾评论道：“言中国与各国所立条约，不甚讲求施报公平之例……此次准俄人在某处通商免税，而无华商入俄可在何处免税之文，皆是一面占便宜也。”[14](p261-262,318-319)
1883年，“额外权利”一词首先在王韬的《韬园文录外编》“除额外法权”一节中出现。王韬认为，依据西律清政府理所应当废除领事裁判权，因为“额外权利不行于欧洲，而独行于土耳机〔其〕、日本与我中国”[15](pp27-29)。故清政府不应诉诸武力和暴力而应通过外交渠道来解决额外法权问题。关于关税，王指出，降低或提高进出口税是清政府的“自有之权”[15](p28)。郑观应(1842-1821)在其《盛世危言》中阐述日本依西例变刑法而废除领事裁判权经历。因此，鉴于清法律制度的缺陷，郑呼吁“订则例”以说服外人服从中国法律[15](p28)。值得注意的是，黄遵宪(1848-1905)是第一个把"extraterritoriality"译成现代标准使用的“治外法权”的人[17](p210)[12](p142-201)。
20世纪初期中国人有关条约问题的思想表达
20世纪，与条约相关的讨论、忧虑在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中逐渐形成共识：通过不同方式，他们向清廷及列强表述对条约的看法。比如，在漫长繁琐的中英商务条约谈判中(1902-1904)，盛宣怀无数次抱怨外人片面豁免于中国法律的不公正情形[18](p13)[19]（下编第一章）。外交巨才顾维钧(1888-1986)在其博士论文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中系统论述外人在华居住、贸易、旅行、宣教及治外法权等诸权利之起源和形成[20]。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在七个题为“需要调整的问题”说帖中详述他们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21][22][23][24]。这七个问题包括废除势力范围、撤除外国军警、邮政电报、废除治外法权、取消租界和恢复关税自主[25](2-48)。运用国际法，中国代表陆征祥(1871-1949)、顾维钧、王正廷(1882-1961)、施肇基(1876-1958)、颜惠庆(1877-1950)等均强调以上七问题的非科学性。这似乎是第一次把条约看成是中国发展的国际阻碍。中国问题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又一次被提出，与巴黎和会相似，中国外交官施、顾以及王宠惠批评旧约是强者强加于弱者身上的不正义体系。另一方面，中国代表又把中国遵循国际惯例、稳定政治、进行法律改革作为交换条件。1922年2月，有关中国关税的九国公约在华盛顿签字，其最后决议对于中国并无多大鼓励，因为除2.5%附加税外，列强把所有关健问题都留给将来的特别关税会议去处理[26][27](p21-40)。
20世纪初中国职业外交家有关条约问题的有力辩论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结晶，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场合对所不满的问题的系统理论解释。但是，应当指出，尽管关税自主和治外法权等词被广泛使用，然而中国代表团避免使用“不平等条约”一词[28][29]。1924年，“不平等条约”开始成为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军阀给中国带来的危胁、危险和悲惨的象征。
20世纪20年代“不平等条约”的辩论、含意和形式
“不平等条约”一词在1924年的出现与当时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主义是中国万恶之渊的流行信念不可分割，它唤起了公众情绪。深受苏俄关于被压迫国家辩论法之影响，“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主宰20年代中国政治气候的关键词。
苏俄思想意识成功地渗透进中国社会，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独一无双的。苏俄对于近代中国政党形成以及一系列诸如帝国主义、军阀主义、殖民主义、半殖民地主义、半封建主义、“不平等条约”等新概念、新词汇的产生具有重大影响。苏俄布尔什维克与第三国际一道为中国共产党制定革命基本策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给国民党武装上近代政党组织和思想意识。用蒋介石的话来说，苏俄对于中国的吸引力在于它的“通过世界群众革命迅速实现乌托邦”的许诺。[30](p5)蒋介石在1925-1926年认为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政党十分愿意而且也应该接受“革命先进国”指导[31](p1-18)。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列宁详细地阐述联合农民、工人到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去的理论。根据列宁的理论，半殖民地落后国家，为取得民族独立和自由，“必须赶走帝国主义势力，摧毁与帝国主义勾结的统治阶级”[32](p50)[33](p15-32)。为达此目的，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农阶层能够携手合作，共产国际会给予必要支持。总而言之，列宁的世界革命、民族运动、统一战线理论给中国问题提供了政治解决办法。[34](introdcution)[35](preface)孙中山在悼词中，称列宁是“国友人师”[36]（第九册，p509）。
苏俄顾问加拉罕(1889-1937)、鲍罗廷(1884-1951)、维金斯基向国民党和共产党灌输了获得群众支持的办法[37](p281)。在1923年5月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中，共产国际分析中国国民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因此，共产党应用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海关、操纵盐业等具体剥削例子来教育农民阶级。根据共产国际的理论，其他首要任务还包括无条件支持劳工运动、推动土地改革和宣传废约、废除强加在中国身上的外债[33](p78-80)[38]。
很明显，“不平等条约”一词并非五四的直接产物，亦非共产党的创造。中共多产作家像陈独秀(1880-1942)、李大钊(1889-1927)、毛泽东(1893-1976)在1924年以前均未提过此词。[39]毛泽东似乎是在孙中山之后才用此词。1925年作为统一战线的宣传部主任，毛泽东提出一些宣传口号，其中包括“取消不平等条件”以唤醒广大民众[40](p101-107)。我的推测是，“不平等条约”一词在1924年进入中国语言，可能由孙中山首次使用。在1924年1月31日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废除“不平等条约”被列于国民党政纲首要位置[41](p138,p111)。虽然此宣言中孙中山的分析与以往不平等条约言论相比无新鲜内容，但是，它标志着近代中国政治和对外关系中最常用的一词的诞生。自此，这含形容词缀的名词在无数的政治演说、情绪谈话、手册、文章及书籍中出现，激起爱国主义。就其实质而言，“不平等条约”变成为中国人所“憎恨的帝国主义的象征”[42](p92)。孙中山从“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次出现到去世，在无数场合阐明取消“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的中心。1924年在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上，孙发表“中国工人所受不平等条约之害”演讲。[43](pp462-467)孙用简明易懂的语言指出由于不平等条约，作为世界列强奴隶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在全世界是最低的。用同样逻辑，孙在题为“农民大联合”演说中指出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是中国的“卖身契”：“我们实行民族主义，已经推翻满清，虽然是一半成功，以后还要废除我们的卖身契，不做各国人的奴隶，那才算民族主义是完全成功。”[43](p482-487)1924年11月，孙中山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为条件接受段祺瑞政府邀请北上讨论南北合作[25](p288-292)。引用苏维埃式口号中固有的简单化模式，“反帝反封”被看成解决所有中国之不幸和问题的关键，是善恶斗争的分界线。从1923年起，“不平等条约”一词唤起中国人感情联系，激发民众对于反帝反封运动的支持。Murray Edelman认为语言在铸造、催化观念和行为方面具有重要功能。[44](p121,p124)确实如此，“不平等条约”一词在20世纪20年代的“不断重复使用”获得了使听众毫无保留接受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不平等条约”作为非正义（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与正义（中国人民）、和危胁与希望的象征，深刻地影响了20年代一系列关键性政治事件。
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金佛郎案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这个长期受西方欺压的古老民族发泄愤怒的时刻。《九国公约》规定召开有关中国关税的特别会议，然而，金佛郎案成为法国政府拖延批准华盛顿会议条约的借口。[45](p72)[46](p708-709)[47](1924-1925,p837-849)1925年8月在金佛郎案解决后，华盛顿条约终于生效。但是，中国在此案中的妥协以及法国的故意拖迟激起中国民众的巨大愤慨。1924年5月31日《中苏条约》的签字（顾维钧和加拉罕）更进一步推动反帝反封运动。该条约第12款规定，苏俄同意取消在旧约保护下的所有特权[48](p133-147)[49]。苏俄所有这些公开宣称赢得民众对苏俄和任何许诺加快解决中国条约问题的政治力量的支持。
1924年夏，废约运动在北京50多个知识组织中兴起并迅速发展，7-8月反帝大同盟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成立。反帝大同盟倡议将9月3-9日作为反帝运动周，在各大城市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帝国主义是中国一切贫困落后的祸根[45](p72)[50](p289)。一个宣言要求道：“所有旧约必须取消，以给予中国公平待遇的新约代替，如此便能给中国人民一个成为世界独立民族的机会。”[50](p289)在民众请愿新高潮中，西方列强与坏人、压迫者相提并论。废约运动阐明中国问题症结和未来，增强和激发了大众认同力及热情，从而为“新政治领导（共产党和重组后的国民党）以及新正统（国民革命）奠定基础”[53](p72)。
20世纪20年代极少有外交问题能逃脱公众的审视。通过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和“军阀”这些政治符号深入人心。在金佛郎案问题上，国民党运用短句、动词、指责性名词以及比喻等语言方式强列抨击北京政府对于条约问题的处理。1925年夏，在其有关金佛郎案第三次宣言中，国民党无情抨击北京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妥协：“自来我国外交，全为帝国主义所支配，本当对外政纲，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相号召者，职此之由。金佛郎案之解决，仍不脱此窠臼，帝国主义之压迫，尚有免除之望乎？”[51](p1554)
1924-1926年间，国共合作推进内（反军阀和民族统一）外（反帝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重性革命[52](introduction)。通过把“不平等条约”程式化为中国发展的惟一障碍以及令人痛恨的帝国主义的象征，国共两党统一了民众，使民众“避免冥思苦想复杂而难以弄清的问题（比如中国贫弱的多种原因以及中国和国际惯例接轨），跟随领导”[53](p83)。国共两党将无条件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其重要政纲，成功地建立了群众基础，组织并不断发展壮大群众运动[54][55]。1925年五卅事件使“不平等条约”又一次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
五卅运动和关税特别会议
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不平等条约”成为反帝新高潮的聚焦点，有关言论均把矛头指向“不平等条约”，抨击其为英日在华暴行的保护伞。一篇题为《速起研究不平等条约》文章分析道，五卅运动是“‘不平等条约’所产的必然结果”，“没有关税协定做日人的护符，日人的纱厂未必能够发达，中国的工业未必不可以振兴，中国的工人也不必乞食於倭奴的门了。”[56](p174-175)。长期受“不平等条约”体系压迫的中国人民深信其所有痛苦均由帝国主义及其朋友军阀北京政府造成。
1925年6月24日，段祺瑞北京政府向各国发出一个语调缓和的修约备忘录，期望友邦能给予中国人民的愿望以同情和考虑[47](1926,p934-935)。相形之下，国民党在群众示威罢工高潮中有效地组织了一场反北京政府公共关系战。6月28日，国民党发表第二次“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谴责北京政府对“残暴帝国主义”的修约方式，要求中国立即单方面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57](p140-142)。此宣言评论道：“惟废除与请求修约，截然二事；国民必不致为此似是而非之举动所惑。”请求修约无异于“与虎谋皮，为事至愚”[57](p140-142)。
1925年8月，关税会议筹备委员会决定在10月15日召开关税会议。同时，前外交部长、筹委会主席王正廷公开声明“关税会议不是来讨论2.5%附加税的……而是来讨论恢复中国关税主权”[58](pp154-155)。在关税会议召开前夕，全国商联、学联在京、沪举行群众示威。在一片反对声中，北京政府邀请英、法、意、日、比、荷以及丹麦、挪威、西班牙、瑞典在北京讨论关税问题。
1925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召开，段祺瑞致欢迎词，王正廷陈述中国关税自主。中国全权代表包括沈瑞林、颜惠庆、王正廷、黄郛、施肇基、蔡廷干[59](p41)。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正廷陈说中国取消现存条约限制提议[59](p58)。在此会议上，美英日代表团均发表宣言承认中国作为主权国固有之关税自主权[60](p468-499)。但是，当时中国各派别、军阀以及利益团体在关税会议问题上意见的不统一和新内战的爆发，断送了中国解决关税问题的任何可能。依赖于其职业外交官之谋略，北京政府关于条约问题的公开声明更理性化，但是缺乏情绪煽动力。实际上，北京政府极少称旧约为“不平等条约”；革命的南方嘲讽它为帝国主义走狗，因为北京政府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调整与各国条约的关系。鲜明对比之下，国共两党用极简洁易懂方法把技术上复杂艰涩的“不平等条约”描述成限制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其媒体宣传迎合并激发了大众情绪。
例如，1925年12月9日，国民党虎门支部发表“关税条约宣言”：“本当以为（这种会议）最近的可以和缓人心，将来的必至于败坏中国，怎么样说呢？因为这个会议举行在帝国主义惨杀我们沪、汉、青、浔、粤各地失败之后，谋所以灭杀敌氛的计划……其列席会议代表中国的人，既非纯粹又无坚决的主张。设非有本党代表参加其间，怎能不中帝国主义的毒计呢？”[51](p1608)
很显然，这一口号式宣言充溢着对关税会议的“圈外”(outgroup)敌人的情绪化谴责，但没有提出实现关税自主的具体途径。在路透社采访中，吴佩孚敦促外国使团阻止关税特别会议的召开，但坚持保存现行条约体制[51](p936)。与军阀吴佩孚相对中和的立场相比，国共两党遂顺民主，要求无条件单方面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国闻周报》一篇文章分析道，精明的政治家无不迎合民众反关税会议潮流[62](p3)。唐绍仪反对关税会议，因为他认为中国会由此遭致更多屈辱。在致段祺瑞的公开信中，唐写道，中国已有太多的条约、贷款、合同职责，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国不需要再给自己增添负担。[58](Oct.24,1925,p140)
1925-1926年关税特别会议期间，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力量在京津地区不断发生冲突，使本来已四分五裂的局面更加恶化。1926年4月，吴张进入北京，段祺瑞失势，逃往天津。关税特别会议不果而散。面临困境，北京政府外交官们发出通电，呼吁全民族结束党派私人争斗。然而，这一恳请立刻被反关税会议呼声所吞没。外国使团多次表示愿意重开关税会议，国民党继续用火热性语言动员公众反军阀政府、“不平等条约”、以及续开关税会议。1926年7-8月，国民党发出通电阐明其反关税会议立场。国民党首先否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同胞们！你们知道现在北京没有可以代表中国的政府。现在北京所称为政府者，只是些为凶暴军阀走狗的政客，假借政府的名义，实行卖国的勾当。”[57](p177-179)
接着，国民党指控外国帝国主义与军阀狼狈为奸：“列强却要重开关税会议，以救军阀的困穷而使他们再有力量于若干年之内为中国之祸害。”[57](p177-179)呼吁全国同胞起来制止关税会议。国民党通电以鼓动性口号结束：“打倒关税会议！打倒军阀！国民革命万岁！”[57](p177-179)国民党广东遂溪支部发出相似宣言：“本当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自主之主张，以救中国，以拯民生，而绝对不容有什么的附加修改等枝节问题……讵卖国军阀吴贼佩孚得彼主英帝国主义之卵育，复燃死灰，重握北京政权。而于最近竟遣其走狗顾维钧、颜惠庆等竭力运动重开关税会议……当此千钧一发之秋，愿吾国人一致起来为激烈之反对，并参加于国民革命之途，打倒吴贼及一切反动军阀。”[51](pp1610-1611)
“不平等条约”作为宣传工具富有政治内涵，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爱国主义和反革命、好和坏的分水岭。国民政府指责北京政府为减缓财政紧张不惜牺牲中国关税自主合法权，接受2.5%附加税。尽管国民党反关税会议言论并无充分的事实根据，其夸张的声明宣言却挑动人们起来造反抗议。通过解释关税特别会议及相关问题，国民党在言行上均智胜那些不敢越雷池得罪列强的军阀们。值得注意的是，宣传式劝说常引用新概念和进行类比。比如，在蒋介石“完成革命必先打倒帝国主义”演说中，蒋把帝国主义比喻成军阀的“牵线人”和有“蛇体美人面”的“怪物”[63](p96-12)。
1926年1月，毛泽东在其《宣传报告》一文中，总结了孙中山的“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口号的传播。毛泽东认为，通过口头、图书、和书面宣传，革命口号深入民心。[40](p141-151)
1926年有关“不平等条约”言论
国民党依照苏俄模式重组，把工农纳入国民革命。1926年5月在广州第三次全国劳工大会上，蒋介石发表激昂演说，说明国民党重组旨在吸收全体工农以取得国民革命运动的最后成功[58](May22,1926,p334)。蒋把工农作为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革命力量。1926年，“不平等条约”口号继续引导民众相信：中国痛苦灾难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军阀，解决的办法显而易见，那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
对于北京政府外交官施肇基、颜惠庆、顾维钧和王正廷来说，中国应该能够通过说理、遵循国际法与各国一起解决“不平等条约问题”。驻美公使施肇基呼吁各国迅速行动以避免伤害“业已沸腾的中国人民的感情”[64](p105-131)。尽管王正廷把中国内乱归咎于法律在中国的次等地位，是军事和行政的婢女，王同时也论证了废约是中国自有之生存权以及和外国公使团谈判的必要性。[65](p5-7)
与北洋外交家们的理性辩论措词法对比，国共两党发动的有倾向性公众运动则更成功地赢得工农商学及所有受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人的心。工农兵大联盟和反帝是蒋介石演说和对报界谈话的双主题，蒋强调，“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武装的军队当然必不可少，武装的工农更为重要，因为前者是有限的而后者则是无限的”[58](p334)。蒋还指出：“我们中国工农正处于危机时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主义在极力破坏工农联盟。”[58](p334)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北伐之目的不仅要消灭军阀，而且还要迅速取消“不平等条约”（虽然从各方面看来北伐都没有提出实际废约措施）[66](pp236-291)。10月，国民党攻陷武汉，建立新基地。11月在接受Hakow Herald记者Bruno Schwartz的采访时，蒋重申外人在华权利不取消，“不平等条约”不废除，国民革命就不算完成[58](Nov.27,1926,p387)[67](p165)。
与此同时，在外交前线，北洋外交家依据华盛顿会议一项决议努力促成治外法权委员会的组成。建立此委员会的目的，旨在“调查中国治外法权、法律及司法行政体制现状”以为各签约国放弃治外法权作准备[68](p56-58)。经过几个月的延迟，1926年1月治外法权委员会成立，由下列13国代表组成：比利时、中国、丹麦、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美国。除了21次全体会议外，委员会代表还对中国法庭、监狱以及其他法律部门进行调查访问。国民党广州政权拒绝接待该委员会，理由是“领事裁判权当然收回，无须由外人调查”[51](p1562-1563)。9月，治外法权委员会写出最后报告。按照西方标准，该报告强调中国法律制度的缺点，坚持维持治外法权现状，并建议中国完善、实施民法、商法，新修改刑法以及银行、破产、专利、土地转让、公证法。同时，它提议中国采取行动消除法律和县衙门法庭的无常性[69](p56)。
另一方面，把中国自清以来所有的国家积弊归咎于邪恶的不平等条约的倾向继续高涨。《东方杂志》有一篇文章写道：“不平等条约，是满清政府替我们立下的卖身契，是套在我们身上的一条锁链，废除这等条约乃是我们唯一的生路。”[70](p5-23)
在北京政府最后三年中，北京政府及其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王正廷采取积极行动，利用正常外交渠道实现条约修改。1925年10月，北京政府与奥地利签订新约，确认中国关税行政自主及取消治外法权。1926年10月，在《中芬友好条约》中，芬兰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此外，北京外交部在某些旧约期满时即予以废除[71](p355-360)。
反帝运动给国民党带来政治利益，1924到1926年之间，国民党注册党员大约增加了四倍[72](p23-56)。群众反帝行动在城市、条约港口以及国共控制的乡村随处可见[73](p708)。1926年11月，蒋介石在讲演中言辞坚定，反对北方的渐进谈判外交：“中国人民决不会仅仅满足于条约修改；中国人民所要求的是立即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50](p295)1926年12月，蒋到达九江，在成千群众的热烈鼓掌声中，蒋发表演讲，坚决支持群众运动，相信中国革命会硕果累累[79](Dec.7,1926,p11)。1926年末，北京政府名声扫地。北京政府虽废除了一些旧约并任命有关条约谈判委员会，然而它却“出力不讨好”。对于那些顽固坚持在华特权的外人来说，“自中国与外国有外交关系以来，没有再比这一现象更可笑的”[58](Nov.13,1926,p298)。在《华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胡适把国民党的成功归功于它从苏俄学来的政治组织和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同时，胡适质问为什么“旧式列强外交”对于以下事实视而不见：“外人权利、特权在中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耻辱的见证，外人权利、特权在中国是滋长国际仇恨、反洋情绪的温床。”国共两党对于群众反帝反军阀热情的巧妙控制和处理是国共统一战线到1926年底迅速取得军事胜利的原因之一[79](Dec.24,1926)。
“不平等条约”口号
192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南京。通过妥协解决“南京事件”，蒋政权显示其愿与列强合作之态度，从而其极端反帝言论和政策转变成亲英亲美。国民党政府成立不久便任命不少包括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和颜惠庆在内的前北洋外交官，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明显烙上蒋介石个人及政治偏好的痕迹。1928-1930间，蒋政权共与13国签订修约条约。在关税自主和治外法权事务上，蒋介石转变他以前的反谈判、反修约、反渐进姿态为与列强特别是美国达成理解妥协路线[75](p198)[76](p103)。
1924-1927年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变幻的年代。国共联合政治力量为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吸引，“开始把中国置放于世界革命的背景之下”，并用“一种崭新的准确性”来构造组织宣传鼓动工作[77](p181-205)。尽管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暴力中解散，但在苏俄建议扶植下发展的国共两党共同地创造了中国语言中一个新词“不平等条约”。作为中国屈服于洋人控制的象征，“不平等条约”这一简洁名词唤醒并继续唤醒着中国人对于自己民族的过去和将来的集体情结。正如Prasenjit Duara所观察，20世纪是“记述历史和与封建主义、自我意识、迷信以及革命等相关的新词汇进入中国语言的时代”[78](p5)。“不平等条约”就是这样一个由中国人创造的用以表达长期被压抑的愤怒沮丧情绪的一个媒介。自从其在20年代诞生，“不平等条约”成为理解中国对外关系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