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形成演化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南民权“画虎村”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权论文,创意论文,河南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0-02-09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363(2010)02-0016-06
19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加深，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后工业化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开始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而现有的研究多局限于城市，缺乏对“农村能否发展及怎样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回答。事实上，改革开放后，我国农区确实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有“中国第一画虎村”之称的河南省民权县王公庄村就是其中的一例。这些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以其较强的竞争优势和财富创造力，迅速成为农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破解我国“三农”问题、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带来了希望。但总体上，我国这些农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还存在着不少发展中的问题，亟需从理论高度为其发展提供依据、指明方向。例如，这些农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演化是否与城市的相同？如果不同，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因此，以河南民权“画虎村”为例，开展我国农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演化因素研究，理论上可以弥补学界研究区域之不足，实践上可促进我国农区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1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特点及区位选择
1.1 创意产业的集群特点
创意(creativity)是不同于(技术)创新(innovation)的人类行为。①两者形成的逻辑不同。相对于创新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渐进性累积改善过程，创意行为是种概念创新或美学创新[1]，具有暂时性逻辑[2]，存在于特定的时空脉络中[3]，是对旧规范的突破。因此，通过项目(project)组织运作，创意行为并非会锁定在单一风格(路径)上，而是在原有风格(路径)的基础上不断地重组，模仿甚至突破旧有风格(路径)，开创不同的风格(路径)[4]。②两者对人际联系程度的要求不同。Florida认为创意行为需要松散的联系[5]。因为紧密的联系会使得内部团体排斥外来者，从而损害多样性，而多样性是创意发展的重要因素。相反，Putnam认为加强人们之间的联系对创新是有益的[6]。因为创新与网络和联系、信任、共同规则等社会资本有关。它们对于创造学习环境，提高产品创新或过程创新中的知识转换至关重要。③两者所依据的知识是不同的。创新行为依赖于技术，往往是可编码的、显性专业化知识，可通过课堂、报刊书籍、电视广播、互联网等一般的渠道而加以学习、获得。而创意行为通常所依据的则是不可编码的、隐性(tackit)知识，需要通过手把手的面授和一对一的交流才能获得。因此，知识与信息是创意的工具与素材；至于创新，无论是新的技术产品或新的商业模式与方法，则是创意的产品。
创意产业，又叫文化创意产业、创意工业、创造性产业、创意经济等，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产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通常包括广告、建筑艺术、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品、时尚设计、电影与录像、交互式互动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业、软件及计算机服务、电视和广播等等。此外，还包括旅游、博物馆和美术馆、遗产和体育等。相对于传统业，创意产业由于具有以下特点而表现出集群趋势。
(1)产品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由于创意产业更多地具有文化艺术的特性，因而其风格、基调、艺术特色更多地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创意产品的差异性既包含纵向区别，也包含横向区别。所谓纵向区别，是指产品与产品之间在产品水平、等级或质量上的区别，它关乎产品的“原创性”、“技巧性”或艺术境界的评价；而横向区别则是指不同类别不同特色之间的区别。同样质量同样水平的创意产品之间会因为消费者的习惯、偏爱而做出选择。
创意产业的这一特性，要求其必须镶嵌于能有效进行创意刺激和启示的多样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其中的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和信息的大量创生和快捷交流显得尤为关键。这需要创意人员高频率的面对面接触，空间临近是保证。
(2)需求的不确定性。创意产品由于是精神性、文化性、娱乐性、心理性的产品，对于消费者需求而言，每一具体的产品均存在着时尚潮流、个体嗜好、传播炒作、时机选择、社会环境、文化差异、地域特色等多种不确定因素，进而衍生出创意产业的高收益性、投资高风险性特点。
创意产业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其产品生产或创作组织应该是弹性化的。一方面企业应该是小规模的，成本易于管理；另一方面又能满足客户超出平时的大量需求。这需要有许多小企业能基于项目进行临时性合作，或所处地方有大量的创意劳动力“蓄水池(pool)”。前者意味着由贸易性和非贸易性联系构成稳定的协作网络，后者意味着众多企业或人员的地理集中，因此，大城市似乎成了创意产业集群成长的理想场所。
(3)操作成本高，复制成本低。创意产品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不具备有排他性。同时，创意产品创作难、投入大，需要多种技能，但复制很容易，复制成本很低。而创意产业的高操作成本，需要有集中的大量专业化服务或支持产业；而低复制成本则表明创意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甚至取决于知识产权保护。
1.2 创意产业集群的区位
基于产业竞争与组织特性的分析，国内外众多学者认为创意产业具有城市集聚化的趋势[7-8]，其空间分布往往倾向于都市核心区。主要影响因素除微观层级的企业规模、年龄、结构和权力分配外[9]，在宏观层级上主要有资源、市场和环境因素，中观层级上则主要是工作场所[10]。其中，有一个能促使知识(特别是默识知识)、信息快捷而有效的社会结构或关系(环境)最为关键。其他一些因素如众多的大学与科研机构、丰富的地方资源、集中的市场与临近消费者，对大多数创意产业而言，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至多是其集群形成发展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城市)环境是影响创意行动者能力的因素，同时，不同地区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策略行动也会进一步改变环境脉络。因此，创意产业集群是地方环境与企业的共同互动的结果：“创意是新点子与脉络相互串连的过程(这需要知识、网络、技术)”[11]。虽然创意产业集群具有城市区位倾向，但在特定利基(niche)市场内，农区也可以通过整合环境资源与经济活动，发展创意产业集群。
2 “画虎村”绘画创意产业集群的现状
“画虎村”即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北关镇的王公庄村，地处黄河故道，豫、鲁两省接合部。历史上土地贫瘠，当地人称“飞沙地”，属典型的欠发达农业区。
王公庄村被誉为“中国画虎第一村”，也是全国文化(美术)产业示范基地、全国特色村、河南省特色文化(绘画)村。最初，王公庄村的农民从临摹名家名画入手，自学取法，产品以行画为主。现在，王公庄村的绘画不仅仅局限于临摹名作，而是不断融汇创新，逐渐形成了以工笔为主的、威猛与柔静并重、浓艳与素雅并存、构图自然、造型和谐、丝毛独特、神韵飘逸、乡土气息浓郁的“民权虎”风格。目前，拥有320户的王公庄家家有画室，户户有画家，夫妻画家、父子画家、姐妹画家及三世同堂作画者比比皆是。全村1 366口人中，仅从事绘画产业的就达700余人，占全村总人口的51.24％。此外，村里常年还有100多名“侯鸟型”画家，数百名邻村在王公庄当过学徒的画师、画工。现在，仅王公庄村就有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2人，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6人，河南省国画家协会会员8人，商丘市美术家协会会员36人，民权县美术家协会会员208人。2008年，王公庄村创作画品6万余幅，其中30％的作品销往孟加拉国、新加坡、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其余的在北京、上海、汕头、广州、西安、郑州、济南、大连、哈尔滨等国内大中城市销售，年创收入2500万元。
随着市场名声的不断远扬，王公庄村的其他绘画相关行业，如人员培训、画框、画盒、字画装裱、工艺虎制品的生产销售等也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现在全村共有虎头帽、虎头枕作坊6家，字画装裱店4家，专业绘画经纪人26人。产品也由“虎画”单一品种，创新发展山水、仕女、花鸟鱼虫等作品，尤以百虎、百鹤、百马、百鸡、百鱼等百字系列绘画作品为突出，并向油画、烙画、刀画、麦草画等领域拓展，同时开发出绘画工艺品、蛋壳彩画、工艺雕刻等相关产业，进一步拉长了文化产业链。目前，王公庄村绘画产业已辐射到全镇周边的任庄、李馆、相府营等村，并带动周边河南、山东两省的民权、兰考、曹县三县数千名农民创作或销售画品，初步形成了以王公庄村为中心的绘画创意产业集群。
3 “画虎村”形成演化的影响因素
3.1 历史文化传统
历史在产业集群形成中的作用并不在于其发生，而在于其不断的累积过程，既包括本地化的知识基础——生产工艺、市场或技术等的累积，也包括本地化的不可流动的特质劳动力和产业氛围的累积。“画虎村”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当地悠久的绘画传统是分不开的。历史上，豫东平原上的王公庄村民，尽管祖祖辈辈都以种田为生，但不少人家里却一直保留着“舞文弄墨”的习俗。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要张贴年画以示吉祥、喜庆。但当时流行的年画主要不是木版印刷的，而是当地民间艺人手工画的松鹤、鲤鱼、财神、灶神等。因此，民间绘画在这里颇有群众基础。
创意是实践观念与思维的力量(the power of thinking and ideas)，而此力量需要文化所蕴藏的丰富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虎具有多种象征意义，为国人所崇拜。第一，虎是百兽之王，代表权力、威严与荣耀，一直为人们所敬畏，汉字“王”就因虎而来。第二，虎象征着压倒一切、所向无敌的力量，因此，生于虎年的人被认为是英勇、强壮、威武与长寿的。第三，虎代表着吉祥与平安，传说能驱除火灾、失窃和邪恶三大家庭灾难，因此被尊为“圣兽”，作为镇宅驱邪、逢凶化吉的灵物。王公庄村所在的河南，历史上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与代表，对虎的崇拜可谓登峰造极。王公庄村民平常会在家中最醒目的位置挂上一幅“上山虎”、“下山虎”、“五福(虎)图”，并正对着大门以使恶魔因害怕而不敢进入。也会给小孩缝制“虎头靴”、“虎头帽”、“虎头枕”，以护佑其健康成长。尽管当地村民可能很少有机会看到真正的老虎，但有关老虎的传说、图画、饰物等却司空见惯。因此，虎文化不仅构成了“画虎村”创意的平台与资源，也为其产品营销及集群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华人市场)需求。
3.2 偶然事件
特定地方所发生的偶然事件会形塑地方产业集群[12]。1980年代初，王公庄村青年王培双，高中毕业后来到了平顶山的一个砖瓦窑厂干苦工。一次偶然机会，他参加了北京画家在平顶山举办的中国工笔重彩画展览。国画的强大艺术魅力重新点燃了他儿时喜爱绘画的欲望，当即报名参加了画家举办的短期培训班。后来，通过临摹名作、自学和拜师学艺，王培双的画技有了很大进步，从此开始了他的绘画生涯。当时，他画的花鸟，一幅只能卖几块钱。一位开封的专销工笔画的老板问他能否画虎，如能画虎，一幅画便可以卖到20元。王培双当即画了几幅，老板非常满意，立即拍板，专收他的虎画。掘到第一桶金的王培双意识到绘画也能赚大钱，便潜心学画虎，回村后开始独立作虎画、卖虎画。相似地，王公庄村的另一村民肖彦卿，1984年高中毕业后，为生活所迫也加入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浪潮中，跟着亲戚到江西工大工艺美术厂当临时工，从事彩蛋工艺。由于肖彦卿的绘画功底好，不久又被竟湖瓷厂聘走从事瓷板画、广告画、宣传画的创作。1987年返乡后，他同好伙伴王建民合伙办了一家做“棉花画”的工艺美术厂，可由于不懂经营，一年后倒闭。又不得不只身来到商丘市帮人做装饰装潢。1988年，由于做招牌急需铸铜字，在商丘又买不到，肖彦卿不得不到郑州去买。在郑州的字画市场里，他悟到作画也能赚钱，便开始尝试，从此也走上了专业绘画的道路。当王培双、肖彦卿他们画的第一批7张老虎图以每张100元的“天价”卖出的时候，小小的村庄里便掀起轩然大波。
3.3 镶嵌于社会关系结构中的经济行为——模仿
“一张画能换几亩粮”，看到画虎的巨大收益，村里的一些人开始模仿作画了。模仿是行为主体基于有限理性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反应。当环境不确定、各个企业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最有效的时候，通过模仿成功企业的做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而模仿能否发生主要取决于当地是否存在着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关系。
20世纪80年代，王公庄村民风淳朴，社会关系稳定。“信任、声望、仁义”，使人际关系处于一种“非货币性”互助态势。因此，当一些村民看到王培双、肖彦卿等卖画也能赚大钱时，便纷纷模仿。遇到问题时就去请教。王培双、肖彦卿等也乐于帮助，且分文不收。诚如一“虎王”所言，“乡里乡亲的，谁没有困难！有问题只管说，能帮忙的肯定帮忙。不能啥事都看着钱。如果那样，你现在可能是有‘钱’了，但以后就没‘前’了。”这样，基于稳定、良好的社会关系结构，村里的模仿者呈几何级数式增加，绘画队伍也“滚雪球”般发展壮大。到了1990年代，王公庄村的绘画产业便初具规模，形成了以“四大虎王(王培双、肖彦卿、王建民、王培振)”、“四小虎王(王春丽、王建峰、赵庆业、王建辉)”为骨干的绘画群体。但此时画虎村的创意产业尚属“扎堆”，各画室间缺乏长期有效地分工协作。
3.4 地理临近
当许多绘画生产者在村中产生、“扎堆”时，地理临近而导致的集聚效应便发生可。首先，地理临近可节省许多交易成本，例如，搜寻成本、交易成本，并监督与强制契约的执行。其次，促使持续“监控”(monitoring)相关的资源与潜在合作的人才，特别是观察其他人在其他项目中的表现，包括他们的可靠性及可用性，作为未来合作对象的考察依据。第三，有助于彼此关系的建立、耳语信息的流通、隐性知识的传递、人才市场的支援。Storper and Venables指出，在信息不完全、快速变化且难以符号化的环境中，大部分的创新活动仍需透过“面对面的互动”，原因在于其发生的频率高、有立即的反馈、身体语言的表现、容易看穿对方的谎言、引导或被引导与获得共享的价值等[13]，因此，地理临近与聚集仍是知识发展与交换、创新及成长的重要场所。
在王公庄，村民们至今还保留着“串饭场”和“串门”的习俗。到了该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夏天，很多人就会不约而同地端着自己的饭菜，来到大街或村头的某一地方(如小卖铺、风口处、村里的十字路口)——当地人俗称“饭场”。大家边吃边聊，村里的大事小事、奇闻异事便在七嘴八舌中传开了。年龄大一点的老太太，还特别喜欢“串门”——主动到别人家闲聊。结果，村中处处充满着“buzz”，村民们被谣传、印象、建议、交易传说、策略性的误传等“噪音”(noise)所包围[14]。对于创意而言，这些“噪音”有两种积极意义：①由于这些“噪音”，使得地方行动者通过耳濡目染，而被赋予这个行业、地方的文化，成为一个“内部的人”。②由于这些“噪音”是通过某些解释性社群处理成为信号，进一步通过意义协商的过程，将可能的项目成员联系在一起。
3.5 非贸易性与贸易性联系——结网与分工协作
3.5.1 非贸易性联系。在我国农区，由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等按照“差序格局”，构成了一个同心圆式的每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交换首先发生在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网络性社会交换是熟人之间在相互信任基础上进行的[15]。在王公庄，村民对自家人和外人的信任既会受人与人之间先天血缘联系的制约限制，也会受血缘关系泛化后所形成的各种拟亲属关系，如同乡、同姓、哥们，甚至亲密情感关系的影响，从而使其所信任的人群中既包括家属、亲戚和家族成员，也会包括一些与自己具有拟亲属关系的其他外人。这些人构成了“关键行动者”的社会资本，也常常是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等传播的第一个对象。
当“四大虎王”出名后，市场需求量大增，因此，单靠“虎王”个人力量已难以满足客户的要求，迫切需要新的人员(画工)进行帮工。于是，“四大虎王”开始以优惠的条件广招学徒：不收任何学费，且画出了名堂换来的钱归学徒自己。于是，村里的许多年轻人便纷纷拜在“四大虎王”门下。后来的“四小虎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如王建辉的师傅是其伯父王培振和堂兄王建民，赵庆业师承于肖彦卿，王建峰拜王建民为师，而王春丽更亲得“四大虎王”的言传身教(图1)。这样，通过“师带徒”与新画室的衍生(spin-off)等，隐性知识实现了社会化。
图1 四大虎王与四小虎王的师徒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eacher and student between "the four older tiger kings" and "the four younger tiger kings"
制度环境构建。地方制度效率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绘画产业发展进程。①为规范市场竞争，保障绘画产业良性运行，2006年，王公庄村整合村里的绘画资源，成立了“民权县王公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司负责对村里的绘画进行统一宣传、统一收购、统一包装、统一销售，避免恶性竞争。公司还引导各位“虎王”和有绝招的画家，把好经验、好做法介绍给大家共享，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绘画水平。②2007年，成立了“民权县农民画家协会”，发展会员近600人。协会定期组织会员研讨作品、观摩绘画、交流心得，取得了同提高、共进步的效果。③成立了绘画经纪人协会。④为保护知识产权，提升创意水平，王公庄村还注册了“民权虎”、“王公庄画虎村”、“王公庄”商标。⑤规划建设了农民文化广场，统一建起画展室和学员培训室[16]。
3.5.2 贸易性联系。王公庄村的绘画主要是工笔画虎。工笔画是以“工”为特征、以精谨细腻的笔法描绘景物的中国画表现方式。工笔画工艺流程复杂，技法多样。一般先要画好稿本，一幅完整的稿本需要反复地修改才能定稿，然后复上有胶矾的宣纸或绢，先用狼毫小笔勾勒，然后随类敷色，层层渲染，从而取得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仅染法就有分染、统染、罩染、提染、烘染、点染、斡染、醒染8种之多。所以，大一点的工笔画创作项目常需多家画室、多名人员临时协作。项目行动者的组成，除了基于过去的合作经验，同时受到未来可能合作的影响。尤为重要的是每位成员于先前合作所获得(或失去)的声望。在较复杂的项目中，成员的资格通常取决于在特定领域中的“专业程度”。另一方面，由于项目具有暂时性，项目成员必须在短时间内建立彼此的信任，这种合作与信任关系的存在部分建立在“契约”基础上。
(1)绘画生产者之间的协作。在王公庄村，绘画生产者之间的协作主要有两种方式(图2)。方式A主要出现在几家规模较大的绘画生产者之中，如“四大虎王”、“四小虎王”。由于他们的名气大，市场客户多，往往将这些订单直接转包给小规模的绘画工作室，形成轴辐式协作网络。当然，为特定目的，他们也偶尔进行强强联合。例如，为庆祝2008年北京奥运会，“四小虎王”的王建峰、赵庆业通力协作，历时3年，绘制出了长401.138m、宽1.07m，内绘2008只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工笔老虎《百年奥运·虎跃京华》，被北京奥组委、首都博物馆永久收藏，并载入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而方式B则主要出现在中小规模的绘画工作室中，这些工作室一旦接到较大的订单之后，或者接到自己常规经营的绘画主题之外的订单后，往往会找其它同等规模的绘画工作室直接或合作完成。
图2 王公庄绘画生产者之间的协作网络
Fig.2 The collaborative networks among the painting producers in Wanggongzhuang Village
(2)绘画与配套生产之间的协作。与“大芬模式”相似[17]，王公庄村绘画与配套生产之间的协作也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图3)。方式A代表了王公庄较大规模绘画营销商的做法。这些营销商有自己的销售和字画装裱部门。根据业务量大小和客户要求，他们既可以选择自己进行绘画创作，也可选择转包给小规模的绘画工作室；产品可以自己进行装裱，也可交付专业的字画装裱店进行。最终成品则由大规模的绘画营销商发送给客户。例如，“四大虎王”之一的王建民，目前有10多间大画室，300多人在一起作画，还建起了销售网站，拥有6个专职经纪人。方式B则是王公庄较小规模绘画工作室的做法。这些工作室由于规模小，一般都是从专业的销售公司(经纪人)那里承接客户订单，按照要求进行创作生产；待产品完成后直接交由村里的装裱店进行装裱；装裱后的制成品再交给销售公司，由销售公司统一打包直接发送给客户。
图3 王公庄绘画与配套生产之间的协作
Fig.3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paintings and the supporting producers in Wanggongzhuang Village
3.6 外部联系管道
在王公庄创意产业集群“知识管道”(pipelines)的构建过程中，政府的适时介入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王公庄村的做法是：①先后组织农民画家到深圳、北京、上海、青岛、太原等全国知名绘画村参观考察，同当地的画家们交流技艺和作品。②先后聘请了包括刘大为、冯大中、杜军等在内的40多名艺术家到画虎村现场指导，与农民画家面对面进行交流。③与河南大学、商丘师范学院、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河南省美术家协会等单位达成了代培学员、进村授课、建立教学实践基地等意向。④派王春丽到日本进行短期进修。⑤建立画虎村网(http://www.huahucun.com/)，积极开展电子商务，努力拓展信息获取渠道。目前村里的画作30％左右是通过网络销售出去的。
4 结语
“画虎村”绘画创意产业集群形成演化过程表明：①影响农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形成演化的主导因素与城市的并不完全相同。在我国农区，尽管没有城市那样集中的市场，以及丰富的大学、科研机构或其他公共基础设施，但农区可利用其厚实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整合地方文化资源，也可形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集群。②在诱发农区集群形成的众多因素中，确有某些特定(偶然)要素起着非常关键的诱致性作用；而后期的模仿和因果累积，则造成了集群发展的路径依赖。③农区市场力量驱动型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有关政府的适时介入、引导和强化是必要的。有关政府的介入有利于集群构建与外界交流的知识管道，从而弥补农区大学、科研机构及相关支持行业的缺乏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