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上海基督教传教士大会新闻工作的意义_传教士论文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1877年上海会议的新闻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新闻学论文,传教士论文,在华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1877年5月10日至24日，各国在华基督教19个差会473名传教士中的142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会议。上海美华书馆1878年2月1日出版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记录》（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完整地记录了会议召开的背景和过程并收录了与会传教士提交的关于《圣经》中译本修订问题、宗教世俗化与本土化、医道传教、教育传教、报刊活动、中国妇女裹脚等话题的论文及其讨论内容。

      从与会传教士提交的论文看，来自福州美国主教循道会传教士保灵（SL.Baldwin）的论文《基督教报刊》（Christian Literature：What has been Done and What is Needed），来自通州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富善（Chauncey Goodrich）的论文《基督教白话报刊的重要性——兼论官话》（Importance of a Vernacular Christian Literature，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Mandarin），来自北京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的论文《世俗报刊》（Secular Literature）等文章及其会议上的讨论对在华传教士报刊的本土化和世俗化进行了论述，这对之后在华传教士的报刊活动以及中国本土新型报刊的兴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相信，《基督教在华传教士1877年上海会议记录》（理应）包含如此多精干而经验丰富的传教士撰写的论文，以及同样话题的不同看法甚至对立意见、同样感兴趣的其他人的观点，以至于它将成为现在和将来传教士可能求助的有价值的信息宝库；它在国内的发行将传播很多重要信息，对于推动在华传教事业和感知更多的人皈依基督产生建设性的作用”[1]。

      现当代关于基督教在华传教或报刊活动的著述经常提及这次会议及其讨论的话题。白瑞华（Roswell S.Britton）在《中国报纸（1800-1912）》（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中有关通商口岸的外报等章节的论述中多次引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1877年会议和1890年会议的某些论文观点[2]。顾卫民在《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中数次引用这次会议关于在华传教本土化和世俗化的观点[3]。在关于妥协派传教士与基要派传教士对于是否赞同中国信徒实行祭祖礼仪的分歧时，梁元生在《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中专门引用此次会议说，“一八七七年上海举行首届‘基督教在华传教士联合会议’，祭祖也是会议中一个重要的讨论专题。但其时的妥协派传教士尚为数甚少，故基要派传教士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4]。粱氏在该著中数次提到这次会议。曹传兰在《基督教来华传教士四次全国性大会的概况》一文介绍了基督教在华传教士1877年、1890年、1907年和1922年上海会议的概况[5]。

      而时至今日，国内尚未出现专门从新闻学角度来分析此次大会所倡导的世俗化报刊理念的新闻学价值及其对中国新型报刊兴起之推动作用的论述。本文在论述会议召开背景与过程的基础上，剖析此次会议关于在华传教士报刊世俗化转型的新闻学意义并总结其对中国新型本土报刊的影响。

      一、会议背景与过程

      19世纪70年代以前，基督教在华报刊发行的失利、基督教在华传教士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基督新教各差会之间的纷争等因素迫使基督教在华传教差会团结起来并开展合作，而召开一个在华传教士全国会议就被提到了日程上。

      从1807年马礼逊博士（Robert Morrison）来华到1877年基督教传教士上海大会召开期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的会议都是局部的，会议主题一般都与《圣经》中译本的修订工作相关。1843年英国教会在香港集会，邀请全体基督新教教会参加，为《圣经》中译本的修订工作做准备。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传教士引起分歧和争议的是关于baptism（“洗礼”“湛”“浴”等）和God（“上帝”“圣灵”等）两个词的中译法，专门负责这个问题的委员会亦无法统一不同的译法[6]。

      1847年6月，伦敦布道会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约翰·施敦力（John Stronach）、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牧师，美国各差会的俾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卢维（Walter Macon Lowrie）、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牧师等在上海召开会议，主题是《新约全书》的出版[7]。

      其实，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上海逐渐取代香港和广州成为在华外国人聚居地，各派传教士纷纷在上海建立教堂，发展教务，成立了“上海传教士联合会”（The Shanghai Missionaries' Association）并策划召开首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议”（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8：introduction）。

      1877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上海大会起源于1874年8月Synod长老会传教会在烟台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Synod成员，其他在华长老会教团的代表，不同教团的常住教士以及在烟台保养身体的几位传教士。这次聚会由于举行了系列会议而更加富有意义，与会者一边听取来自不同教区的工作报告，一边讨论与传教相关的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特别商议了在华几个长老会教团成员之间联盟的问题。

      在烟台会议期间，有人提议在上海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在华传教士大会，这一提议得到当时烟台几乎所有传教士的赞成。为此，召开了几次筹备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任命神学博士倪维思（J.L.Nevius）、法学博士威廉臣（A.Williamson）和海雅西（J.B.Hartwell）三人为会议筹备委员，负责书写会议通知并派送给在华的所有传教士手中，陈述会议主题并征求关于召开此次大会的意见、会议召开日期和地点、最适合讨论的主题和最有能力撰写此话题论文的作者。之后，烟台会议筹委会收到了大量有关会议主题的意见和建议的回函。其中有些传教士表示反对，怀疑会议的日期和花费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有些教区并没有回复，有些则误会了一些要点。为此，筹委会重新发出通知，包含了建议的讨论话题、回函并再次进行会议召开之必要性的全体投票。1875年《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刊登了汇总结果，即多数人建议召开大会并呼吁组建上海大会筹委会[8]。

      最终确立的筹委会成员包括代表香港和广东教区的法学博士伟烈亚力（A.Wylie），代表台湾和福建教区的法学博士杜嘉德（C.Douglas），代表浙江教区的巴特勒（J.Butler），代表江苏教区的慕维廉（W.Muirhead），代表扬子江沿岸教区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代表牛庄和山东教区的狄考文（C.W.Mateer），代表直隶教区的艾约瑟（J.Edkins）。筹委会成员于1875年10月25日聚会，审阅了筹委会以及大量私人和公共信件以后发现，三分之二的传教士支持会议的召开。鉴于此，筹委会一致决定于1877年5月10日至24日在上海召开大会，随即制定了会议日程与内容并以书册的形式发行。大会任命晏（Matthew T.Yates）、孙（R.Nelson）、鲍尼特（E.R.Barrett）、狄考文等五位编撰人员，晏和狄考文自愿承担书册的出版费用。实际上，会议论文有从英国约来的，很多作者从大会上带走论文稿进行润色，而最后有5篇论文和41位传教士的发言因为时间限制未能将论文稿返回上海。

      大会召开前夕，筹委会再次给几个差会和传教社团发出邀请函，说明大会的意义所在和请求一定的协助和支持，这使得原本不感兴趣的人都积极盛赞会议。诸多传教士为大会书籍的出版竭尽所能，汲澧澜（L.W.Kip）为书籍的趣味性而绘制地图却因地图未被采纳而没有拿到酬劳；保灵和狄文考为书籍的简介和其他章节付出努力；范约翰（J.M.W.Farnham）在撒母耳·戴尔（Samuel Dyer）的帮助下耐心而辛苦地核对了基督新教的统计表；印刷厂监管霍尔特（W.S.Holt）为书籍的出版给出了真诚而慷慨的帮助[9]。

      这次大会的会期从1877年5月10日至24日，共计14天，其中提交论文32篇，展开讨论23场。72名美国传教士、49名英国传教士、1名德国传教士和4名无差会传教士参加大会，他们分布在中国直隶（5男1女）、山东（5男3女）、河南（1男）、湖北（4男1女）、江西（1男1女）、安徽（1男3女）、江苏（23男19女）、浙江（21男17女）、福建（9男6女）、广东（4男1女）等省份[10]。这次大会静穆和博爱的氛围是始料不及和史无前例的，提供了一个向所有礼拜的人们布施神灵的绝好机会，大家在平和的精神氛围下讨论问题，相互教诲，其乐融融。

      根据提交论文（见下表）来看，论文题目涵盖传教、社会、教育、医学、办报和翻译等话题，归属于三大主题：

      第一，在华基督教各差会之间的合作并开始联合办报刊。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华基督新教各差会是独立而封闭的，此次会议上有人提议，所有的传教教团联合出版刊登大众新闻和科学文章的图画杂志。此后，在华传教士分别于1890年、1907年和1922年在上海召开全国性大会，加强了在华新教各差会之间的合作。在1907年大会上，基督教文学委员会主席约翰·达科（John Darroch）和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再次提出了在华基督教教团合作办报的问题[11]。与明朝来华西方教士借助书籍和国人崇尚阅读书籍之习惯而专事“结交官员、学者，传教采用由上而下，因是注重书籍”[12]的策略不同，“十九世纪中叶，新教至华，传教以平民为对象，采由下而上，因是兼重办报”[13]，因此办报是在华基督新教布道的主要手段和常规活动，自然成为此次大会的主题之一。

      第二，在华传教活动的世俗化。在跨文化的福音传播中，传教士面临着将基督教本土化的挑战。19世纪初基督新教教士入华以来，多数派意见认为，中国必须由中国人来传播福音。此次会议上，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麦格雷戈（W.M.McGregor）指出，外国传教士不能引起本土人的同情，而本土人也拒绝接受他们的同情，“我们做出了认同中国人的习俗、服装或其他习惯的努力，但这对克服他们对外国人的轻蔑仍然无济于事。基督徒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股力量，但基督教必须本土化”[14]。这样，培训和建立本土代理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而该话题必然成为与会代表讨论的重要话题。

      第三，在华报刊世俗化转型。传教士报刊中是否刊登有关科学、地理、医学、艺术、政治和历史等“世俗化”学科内容构成大会主题之一，会议形成了坚信传教士报刊并向中国人传播西学和主张出版非宗教性报刊并反对向中国人传播西学的有关传教士办报指导思想的两大派别。这反映了传教士中间保守的教条式福音派和自由而理性的世俗化福音派之间意识形态层面的基本抗争。保守派否认世俗化教化是超度的必要条件，而比较自由和开放的传教士则强烈维护报刊作为福音布道的重要工具。保灵、富善、丁韪良分别提交论文《基督教报刊》《基督教土话报刊的重要性——兼论官话》《世俗化报刊》，对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世俗化”传教士报刊给予肯定和支持[15]。1890年和1907年分别在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全国大会都涉及传教士报刊世俗化的话题。

      

      

      

      

      二、会议的新闻学意义

      1877年在华传教士上海大会引发了在华传教士报刊的世俗化之争，各差会传教士代表就合作出版“世俗化”和非宗教报刊、报刊采用中国方言和土话等本土化语言、报馆招募中国本土报刊代理和编辑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虽然倡导报刊世俗化的教士为少数派，但是大会辩论后其办刊理念却为大多数所认同。之后，基督教在华传教士报刊纷纷效仿林乐知《万国公报》的办刊理念，实施报刊世俗化的战略转型。“大会对于在华传教事业产生的积极影响持续了很多年，大会提供的传教士之间兄弟般的友好交流机会，期间形成的很多真挚的友谊，都是我们所有参会者永久珍视的记忆”[16]。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二次上海大会又涉及在华传教士报刊的世俗化和本土化的主题，所倡导的办报理念正是西方兴起的现代化报纸编辑和运营方法，在华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报刊与世俗化报刊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型报刊的兴起。

      （一）基督教在华报刊“世俗化”转型和非宗教报刊的出现

      19世纪初到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在华报刊的世俗化之争成为传教士报刊在华落地生根的转折点。1815～1838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周边地区和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创办了第一批近代中文报刊；1853～1868年，在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延伸到上海和长江沿岸及腹地，传教士再次掀起兴办中文报刊的高潮。其实，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二次创办中文报刊的“高潮”中，办刊比较成功的只是林乐知的《万国公报》、范约翰的《小孩月报》等世俗化报刊。他们率先将报刊内容由布道转向新闻，取得了中国人的关注，引发了传教士和外国人之间的争议。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基督教在华报刊的活动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之首，崛起为商业都市，同时租界“治外法权”等政治和司法环境，使得外报在上海落地比其他地方都要顺利些。那时，外报首先在维护居民、商人和行业利益的会馆和公所出现。这些会馆和公所出版新闻信或单张新闻纸用于传播源于公馆成员或者抵达港口轮船的消息。上海开放型社会环境对新型报刊和信息的需求，亦是促进传教士报刊的本土化策略转型的重要因素。

      跨文化传播福音的首要问题是宗教世俗化，这直接影响传教士报刊的内容定位。在华基督教报刊活动，面临着宗教世俗化的挑战，其直接表现就是报刊内容由布道转为新闻并出版非宗教报刊。根据1890年5月上海召开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大会上范约翰提交的报告《论报刊》之附录《中文报刊目录》（Essay on Periodical Literature，and List of Periodical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的统计显示，在1815年到1890年之间共出版76种中文报刊（含京报），在1868～1890年出版的有31种，包括15种宗教报刊和16种世俗化即非宗教报刊。1860年之前，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共创办8种宗教性报刊，没有出版世俗性报刊。31种报刊出版至1890年，其中15种是宗教性报刊，16种属于世俗性报刊[17]。

      林乐知是宗教报刊世俗化的坚定支持者。林氏强调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化策略是在华传教和报刊活动的关键所在[18]，他重视报刊中新闻和言论的内容胜过宗教内容，“盖《教会新报》后期，言时务、载消息所占之篇幅，比谈教论道更有过之”[19]。1868年9月5日在上海创刊的《教会新报》（Church News），在1874年9月5日出版至第301期时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因经济原因停刊。1875年后，《万国公报》内容定位由布道和经文诠释转到新闻、教育和科技知识并实施匹配的系列本土化措施，报刊内容演变为非宗教性质，《万国公报》最终被中国读者接受。“三年以来，外强中弱之形大著。海滨人士稍稍阅《万国公报》，读沪局译书，接西国教土，渐有悟华民之智力不若两人者，则归咎于中国历代帝王之愚其民。此大谬矣！”[20]

      （二）在华基督教报刊语言“本土化”和“方言化”

      19世纪后半叶，基督教在华中文报刊开始采用方言和白话等本土化语言来吸引大众，从而克服了19世纪初传教士报刊运用经典文言文迎合士绅阶层之阅读习惯的做法而产生的弊端。早在17世纪至19世纪耶稣会和其他天主教教团中间，这一问题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基督教在华报刊活动转型期，再次成为教士们争议的话题。有些传教士担心，报刊采用普通的语言可能降低其在目标读者——士绅阶层心目中的地位，从而使其抵触基督教。直到19世纪70年代，传教士才达成共识——在华传教报刊应该采用更加通俗的语言[21]。

      其实，西方传教士十分清楚掌握汉语的方言，对传教和办报活动的意义所在，1877年上海会议之后，他们更加主动地学习汉语，尤其是文言文和白话、方言，以便报刊信息“传播到帝国广袤领地的任何角落”[22]。传教士从日常运用的方言中演绎出实用符号，在宁波话、上海话、厦门话、客家话和金华方言印刷的著述中，传教士用罗马字母来代表汉语发音，并总结了各种技巧，如吉（Cleveland Keith）撰写的《上海土白入门》[23]。采用罗马字母来书写中国方言，这是一些传教士大胆地倡导和尝试的对付文盲的极端方法[24]。高第丕撰写的《上海土音写字法》[25]，其特征是每个拼音都准确地代表一个单独发音，几种语系对应字母之间保持连贯和统一。被上海浸理会传教士广泛应用。19世纪上半叶，传教士在报刊中大量使用字母和短语非常近似，没有深奥意义的“简便文例”[25]，即简朴的文学风格和写作模式，并在报刊上设置口语版面。

      截至1867年，在华传教士共出版中文出版物783种，其中175种著述是用粤语、客家话、潮州话、厦门话、福州话、宁波话、金华话、上海话等方言撰写而成[27]。1874～1876年期间，上海出现了白话教会报纸《福音新报》。会后，在华基督新教报刊大量使用“简便文体”和方言、白话。在范约翰《中文报刊目录》列出的76种报刊中，5种用上海方言出版，1种用厦门方言出版，1种用福州方言出版。传教士迪安·布彻认为，对于在中国各地传教的外国传教士而言，努力学习当地语言是传教的最好方式。当地的方言使彼得大帝的仆人背叛了他，一个人得以自豪的生活习惯反而成为阻碍他被接受的因素[28]。

      富善在《基督教白话报刊的重要性——兼论官话》中称赞范约翰《小孩月报》的办刊理念，他把用传统语言办报喻为“鹤戏弄狐狸”——鹤戏弄狐狸，鹤把食物放在一个又深又窄的颈型罐子中，食物很多，很美味，但狐狸就是吃不到。这个寓言也形象地阐释了《小孩月报》采用白话出版而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因[29]。

      富善认为，基督教文学作品应该用当地语言撰写。首先，传统官方语言对于四分之三可以阅读的人口都是陌生的，而人们对自己无法理解的文字和书籍往往诉求于记忆和学生时代的课程。只有当信仰基督教的善男信女被所能理解的书籍吸引时，他们才可能开始学习快速阅读。基督教义和阅读的欲望将人们聚集起来，这就是基督教的智慧所致[30]。其次，当地语言能唤起民众的热情和情绪，使其更明白易懂。热情和情绪的产生都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当地语言更容易激发人们的情绪，因为它是日常用语，是心的语言，适用性强。一般情况下，精神世界与自然界一样，需要光和热才能激起内心感情的动力。富善发现用经典传统的语言比用当地语言激发的产生感情的能量少得多。对于多数读者来说，传统语言带给人的感觉像是穿过厚厚的云层和雾气的阳光，如此经典和深奥的语言对普通人就像冰山一样冰冷而晦涩[31]。

      不可否认，当地语言是基督教转化当地人民大众的思想而建立其精神气概的最好工具。富善讲道，“我们要明白为上层读者创作出更高水平文学的重要性，但是人民大众也一定要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平实的圣经。因此我们必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仅要把基督著述翻译为官话，也要把它译成中国各地的方言和土话。从经典传统语言向当地语言的转变，是向大众传递真知，拯救更广大民众的全能基督教义。这正是天主教和其反对者的主要分歧，也是他们在13世纪和14世纪争执的主要战场。被基督思想所渗透的人说话方式也会很像耶稣，写作也是最平实的语言。因此，以拯救灵魂为己任的基督教徒永远不会放弃当地广大民众”[32]。

      富善认为，有人不愿使用当地语言的原因有三。其一，当地语言被当作市井凡夫俗子之用语，不能清楚地表达普通想法之外的意义，也不值得用以塑造流传甚远的文学作品；其二，很少有人关注用当地语言出版的书籍，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书刊没有实质性的用途。其三，人们对以本地语言编写的文学作品的轻视，尤其在华南[33]。

      中国近代报业源于在华外报，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报业的贡献体现在开放报章之功能、推重主笔之地位、确立编辑之方针、创新报章之体例四个方面[34]，而在华宗教报刊的本土化和报刊语言“方言化”自然是其在华落地生根并从这四个层面影响中国新型报刊兴起的基点。传教士采用中国方言、土话和口语，以及简便文体来创办中文报刊，接近了中国普通读者，催生了中国近代报刊及其文体产生。

      （三）基督教报刊委员会鼓励本土教士和文人执笔撰文

      随着报刊语言本土化的转向，报刊委员会督促传教会同事鼓励本土教士和文人为报刊撰写稿子。保灵、富善、丁韪良在其会议论文中都提到了在华基督教差会雇用中国本土作者和译者的重要性，大会委员会提到，“杂志向所有的中国作者开放，他们不必是基督徒，他们可以探讨诸如吸食鸦片、裹脚、大众教育和其他道德和社会问题”[35]。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福音，传教士报刊编辑通过个人人脉关系招募中国助手来进行刊文的撰写工作。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著名的中西搭档有马礼逊与屈昂、粱亚法，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与蔡尔康，林乐知和理雅各（James Legge）与王韬，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傅兰雅（John Fryer）与徐寿等，形成了西士口述、中士笔录的所谓“西译中述”的中西合作模式[36]。在中国助手或本土化基督徒的协助下，传教士在创办报刊的过程中成为汉学家和“中国通”，同时传教士报刊为中国第一批出版商、编辑和报人提供了锻炼机会和丰富的经验。

      在内容上，传教士报刊的主要内容从布道更多地转向实用的西方知识和思想、本土化消息。基于当时国人对西方的反应，通商口岸的西方传教士报刊定位于中国士大夫阶层，主要报道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进步，淡薄意识形态色彩；在介绍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渗透西方宗教和文化理念，让中国士大夫“读者”自觉接受西方价值观。

      “世俗化”定位的传教士报刊的传播理念为清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报刊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和经验。传教士报刊对中国本土新型报纸兴起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是深远的。林文庆在1900年说：“传教士创办的大量报刊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些出版物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阅读，并激励很多中国人学习和接受现代（非革命）观念。……中国人对丁韪良、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人交口称赞，因为正是这些人的努力工作使得中国人接触了西方文化和思想”[37]。正是在在华传教士报刊和商业外报的影响下，服务于外报的“秉笔华士”即早期中国报人逐步走向自主办报的道路并逐渐推动中国报业的发展。

      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士而言1877年上海会议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它对在华传教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所进行的多方面的反思和讨论，为在华传教士所赞同并为1890年、1907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上海会议所效仿；此次大会促成了在华基督教各差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开创了一条在华传教和报刊活动世俗化和本土化而更适合于中国民众的布道路径。

      这次会议确定的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和报刊世俗化与本土化转型的策略，大会所讨论并认可的以林乐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办刊理念，为中国早期报人走向自主办报提供了借鉴的经验和机会，使得中国本土报刊在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各种中外文报刊的影响下崛起。“及至万国公报创刊，传教士将其所知悉之西方报业思想、知识与报刊体例，透过是报传播于中土，中国报业之‘现代化’，与兹肇始”[38]。而这些非宗教性报刊在中国的传播，自然给中国现代思想的产生、传递和深入民心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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