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的道义基础与以德治党——论执政党的秩序供给与道德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秩序论文,执政党论文,道义论文,道德建设论文,以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政治作为人类社会权威分配各种价值的手段和方式，在人们追求安全、秩序与正义等恒久价值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当人类处于原始社会之际，氏族部落的公共权力为氏族社会成员提供这些价值。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为了不使社会在阶级利益的冲突中崩溃，需要使用与社会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于是产生了国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管理机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结构形态日趋复杂。国家作为阶级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组织，其治理职能越来越多，其社会作用也越来越大。国家的职能和作用提供了社会共同体得以存续的基本价值：安全、秩序与正义。其中，秩序是核心价值。因为，安全需要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建立最低限度的、稳定的互信体制，这便是秩序。秩序必须体现正义。社会正义是极富弹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它为秩序提供底线，为秩序指明理想目标，引导人们更加安全、稳定、自由和幸福地生活。因此，人们将法律与秩序、和平与安全的获得归之于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之所以存在，目的就是使社会生活有序。秩序供给是国家和政府的基本职责。尽管在阶级社会里，秩序具有阶级性，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近现代，由于政党政治的兴起，执政党作为国家和政府的运行轴心，实际上成了秩序的主要供给者。
资本主义国家是奠基于近代政治理性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之上的国家。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资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按照理性主义进行了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提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秩序，就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的基本职责和需要优先考虑的政治制度设计问题。19世纪以后，工业化的进程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化程度不断提高，政治结构不断分化，公民参政不断扩大，政党政治开始获得广泛发展。如果说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各项政治制度构成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硬件”，那么其中的政党制度则构成资本主义政治运行的“软件”。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使命就是围绕国家政权通过竞选、组阁、执政等方式实现、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维护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
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无产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本国实际建立起来的新型国家政权。它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政治统治，即主要通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来提供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需的秩序。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坚持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也是维护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秩序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和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社会主义秩序的合理性。新中国的诞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彻底改变了历史上封建皇权家族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中国的不合理的政治秩序，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秩序。20多年的改革开放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提供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社会秩序。在新世纪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通过制定和执行一系列大政方略，提供我国未来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所必需的社会秩序。
当然，执政党并不能直接提供这一秩序，而是通过政治系统和法定程序才能将政党意志转换为国家意志。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围绕国家机器，各种权力主体和利益集团都会施加影响，从而形成制约和监督的局面。政党供给秩序必须将其执政能力转换成政府职能。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政党通过竞争获得执政地位，进而实现秩序供给。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党将人民的意志集中起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转化为国家意志，就是一个提供秩序的过程。党通过秩序供给，不仅成为整合各种社会利益的权威中介和维系各种力量的强力纽带，而且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不仅代表统治阶级利益，还应当通过执政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并且对各方利益进行整合，保护合法利益。执政党提供的秩序必须能够协调好各方利益，尤其要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轻则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和合法性，重则丧失执政地位，亡党亡国。资产阶级政党能否提供符合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秩序，不仅关系到这个政党能否执掌国家政权，而且关系到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能否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提供社会主义框架内所要求的秩序，直接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否实现和党的生死存亡。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的共产党亡党亡国的教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十六大新修订的党章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科学表述，体现了我们党在新世纪、新形势下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利益的执政自觉。
二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执政党提供秩序的方式，既有显性和刚性的，也有隐性和软性的。显性和刚性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一是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国家法律，提供秩序所需的底线，但维护秩序的作用有限；二是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社会制度，从制度安排、机构设置和程序运作上提供秩序所需的框架和范围，其作用也有限；三是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的政府政策，补充法律和制度，以调整秩序、维护秩序。这三个方面是执政党执政的法理基础，体现着执政党治理国家的状况。执政党能否成功治理国家，取决于能否制定良法，能否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能否实施有效的政策。
执政党的秩序供给还有隐性和软性的方式，这就是执政道德。执政道德是执政党治党治国应当具备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不仅由法律或党章明文规定，而且要靠执政党的理想、信念、作风、传统、品格、形象等形成和维持。它是执政党治理国家、整合社会的伦理基础和道义基础，体现着执政党治理国家的道德水平。是否具备良好的执政道德，不仅关系着执政党的形象和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而且关系着执政党秩序供给的有效性。执政党的执政道德虽然与执政党的性质、纲领、指导思想、治国方略、奋斗目标密切相关，但从本质上讲是由执政党界定与调控全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状况决定的。一个执政党越能够将其代表的阶级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这个执政党就越能够有效地提供社会秩序。道德性政党政治与非道德性政党政治的区别也在于此。执政党通过道德所供给秩序的多寡，与执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合法性、与社会各方利益的整合程度成正比。执政党能否“善治”国家，实现以德治国，取决于它的执政道德水平的高低。
在创建秩序和维护秩序的过程中，法律、制度、政策都能发挥作用，但是道德作用更加宽泛，效果可能更大。政治秩序不能高居道德法则之上，法律、制度和政策都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最好的治国之术必定是合乎道德的治国之术。道德会主动地、经常地通过人们的内心活动规约每个人的行为，而法律、制度和政策往往是在人们的行为越位并被告知时才发挥实际作用。同时，与法律、制度和政策不同的是，道德可以通过先进社会成员的示范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一般社会成员。先进社会成员不断示范、倡导的道德规范，可以转换成社会大多数成员接受的道德规范。因此，执政党的自身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把执政党倡导其成员践行的道德规范转化为社会成员的道德规范，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持社会秩序与稳定十分重要。执政党的道德规范被社会成员接受得越多，执政党所要求的秩序也就能够越多地被社会成员所接受，整个社会也就越稳定、越和谐。而执政党所操持的道德的内容是否先进，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其底线必须符合社会正义。一个执政党要成为社会正义的化身，关键在于执政党能否成为道德自律型的政党。因此，执政党的道德建设是执政党建设和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与执掌政权的和平时期，对党的道德建设和对党员的道德要求有不同的侧重。由革命党到建设党，由夺权到执政，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封闭式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开放式发展，存在着不同的道德要求。为整个社会提供的秩序，不仅要有利于执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而且要有利于执政党通过执政将其代表的阶级利益与社会利益高度统一起来，不断地将执政党代表的阶级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在我国，不同利益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共享一个政治代表，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主要通过执政的共产党来表达。这种情况势必要求我们党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从秩序供给的角度讲，就是党提供的秩序必须使党的利益能够包容其他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公民在秩序面前人人平等，体现的是国家的社会性特征。所谓执政，就是通过秩序供给，形成包容性利益，进而创造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在世界现代史上，一些国家执政党的执政模式由集权发展到扩权，再演变成分权的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由政党利益扩及至各类集团利益、再发展到社会利益的过程。
三
执政党长期执政，本身容易产生“道德麻痹症”，形成制约党通过道德环节供给秩序的“逆向机制”。这一机制主要缘于几个方面：一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执政过程中，受到自身利益的驱动而产生权力“寻租”与执政腐败；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内演变出的特殊利益集团将其置于民族、国家和社会之上；三是党的自身建设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不能与时俱进，因而失去先进性，受到崛起的其他政治组织挤压；四是党不善于自我革新和自身改造，最终成为社会守旧势力，成为阻止社会发展的力量；五是在上述情况下，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的忠诚减弱，使党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吸引力与亲和力。历史上的封建王朝跳不出“治——乱”、“兴——衰”的周期循环，其重要原因是统治者集团延续到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就无法避免政治道德水准的下降而出现执政合法性危机。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如果一个执政党不能克服党内的“道德麻痹症”和由此带来的秩序供给方面的“逆向机制”，便不能摆脱“历史周期律”的厄运。因此，执政党如何通过道德建设提供合理的秩序，保持社会的安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值得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
执政党要防止长期执政产生“道德麻痹症”，遏制以道德方式供给秩序出现“逆向机制”，就必须在道义的基础上改善制度、革除弊端，同时确立执政道德原则，用健康理论和高尚信念武装党，将其作为关系党生死存亡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来抓。具体到我们中国共产党，就需要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实现以德治党。
首先，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且将以德治党置于执政道德建设的首位。以德治党是党的执政道德建设的核心，其关键是要形成好的党风。党风是党的性质和素质在实践中的体现，对于社会风气具有决定性作用。党风不正，则世风不清，民风不淳。江泽民同志尖锐地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1]胡锦涛总书记重申“两个务必”的思想，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在新形势下必须保持高度的道德自觉性，时刻不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在这方面，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精神财富，如中国古代儒家崇尚的“礼治”、“德政”思想，西方先哲设计的“理想国”、“至善城邦”等。以德治党特别要求党在人事任用上真正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将那些思想品德好、理论水平高、专业素质强的人推荐和选拔到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和各级领导岗位上。经验反复告诉我们，在缺乏道德引导的情况下，光有才能不足以成就事业，光有理智不足以保证道德不堕落。许多人犯错误，不是才智不足，往往是思想道德失足。
其次，党必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党的执政道德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追求。我们党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政治组织，而且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道德化身。人民群众忠于党，不仅是由于党在政治上先进，更主要的是千百万党员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高尚道德情操及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今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但确保了党的政治先进性，而且确保了党的道德先进性。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党的执政道德建设就能够得到根本保障。
第三，党必须制止和防范执政中的权力异化、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通过有效制约党的执政权力，坚持不懈地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如果不高举反腐倡廉大旗，不采取果断措施惩治党内腐败分子，就不能解决党的道德危机，还会断送党的事业。江泽民同志说：“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2]权力腐败是党的执政道德建设的最大敌人。千百万党员用千辛万苦乃至生命换来的道德威信，会因为党内腐败分子而丧失殆尽。当前，廉政建设已经成为老百姓评价党的最主要内容。人们对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而拍手称快。我们必须将反腐败斗争作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
第四，党必须始终保持道德先进性，形成自我调整的内在道德机制，努力把自己置于社会道德领域的最前沿，以巩固和增强其执政的道义基础，确保执政的合法性、长期性。我们党对自身的道德建设一向十分重视。早在延安时期，刘少奇就对党员讲述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人们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当前，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加强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执政道德教育，教育他们忠实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道德准则，率先垂范，以德行政，反腐倡廉，坚决摒弃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作风，做人民群众心目中的道德楷模。
总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法律的、制度的和政策的方式，结合自己的道德践行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供给秩序，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以德治党结合起来，形成有利于共产党执政的秩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