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弗#183;施莱格尔的“交友”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尔论文,思想论文,论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世纪，德国社会结构缓慢而不可抗拒的变化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也波及到文 化人的生存形式和文学作品的生成形式。对社会内部等级制度和社会交流形式的变化极其敏感的文化人，各自依据自己的社会地位、人文诉求做出应答。社会交往方式在变更，新的概念层出不穷，所谓“交友”(Geselligkeit)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
“交友”的概念并非浪漫派提出，这一概念在18世纪中下叶就已随着善感运动的滥觞而逐渐流行于社会中上层。浪漫派的作用在于把“交友”概念引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形成了颇具浪漫派特色的“自由交友”现象。“交友”概念在哲学层面上强调事物之间的统一性、可类比性和和谐，同启蒙理性主义对事物分门别类的做法相抗衡；在社会学、人际关系的层面上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近与友爱，针对社会交流结构的变化做出回应。就德国文化史和文学史而言，“自由交友”理念的实施，给早期浪漫派作家们本人提供了生存空间，并且还创造了新的作品形式，催化出一批重要的浪漫派作品，因而关系到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存在。由于德国早期浪漫派把“交友”理念加以深化、发展和创造，从而给后世留下了一份厚重的遗产，直接影响到德国后来的文化发展。
浪漫派的核心人物弗·施莱格尔在他最富于创造力的青年时期津津乐道于“交友”的概念，他在早期的重要著作中不断提到、并使用“交友”这个概念。此外，他还频繁使用几个在意义上与“交友”相关甚至相当的词汇，如“Gesellschaft”、“gesellig machen”、“Umgang”、“Verkehr”、“Familie”等等。这些词汇都有一个核心的内涵，即“合”，或“综合”。这些概念是要在被分割的、或彼此不相连的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使它们之间产生亲和力，成为一个共同体中的不同事物。在著名的《雅典娜神殿断片集》第116条中，施莱格尔比较频繁地使用“交友”及意义相近的概念：“浪漫诗是渐进的总汇诗。它的使命不仅是要把被割裂开的体裁统一起来，使诗同哲学和修辞学相接触，而且还要把诗和散文、天赋和批评、艺术诗和自然诗时而混合在一起，时而融合起来，使诗变得生气盎然、热爱交际(geselligmachen)，赋予生活和社会以诗意，把机智变成诗，用一切种类的纯正的教育材料来充实和满足艺术的形式，通过幽默的震荡来赋予艺术的形式以活力。……浪漫诗在各种艺术中的地位，与如同机智在哲学中的地位一样，与交友(Gesellschaft)、聚汇(Umgang)、友谊(Freundschaft)和爱在生活中的地位并无二致”。(注：Friedrich Schlegel,Kritische Schriften und Fragmente,hrsg.von Ernst Behler und Hans Eichner,Studienausgaben Band 2,Ferdinand Schoeningh Paderborn 1988,S.114,S.180.)
施莱格尔及其同仁高唱“交际”的赞歌，是出于自身的情感体验。他们极力想要摆脱灵魂的煎熬，恢复心灵的健康。就早期浪漫派文学的主要成员(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瓦肯罗德)而言，这些痛苦经历主要出自多个方面：如孤独感、“边缘人”、“父子冲突的感觉等等。
孤独感是影响早期浪漫派成员情感和思维的一个重要维度。以弗·施莱格尔为例，他知道自己的性格怪异，不讨人喜欢；他有的是崇拜者，但是没有喜欢他的伴侣。他周围的这种人文环境一方面使他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他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以孤傲来回答，用蔑视和攻击性来自卫。他在写给其兄奥古斯特的信中说：“大家都觉得我挺有趣，却又回避我。……我走到哪里，那里的欢快气氛就不胫而走，我刚一接近，马上就给别人以压抑”(注：Ernst Behler,Friedrich Schlegel,Rowohlt,Reinbeck bei Hamburg 1966,S.25.)。大概正是因为如此，他就加倍地需要得到心理和情感补偿，以达到心理的平衡，因此他热切渴望交际，渴望在感情上同别人交流。
施莱格尔们都属于当时社会中的“边缘人”，他们内心充斥着一种强大的“无聊”感，抱怨生活太过于“烦闷”，蒂克在给瓦肯罗德的信中曾经说：事情越来越明白了，“在这个枯竭、枯燥、可悲的世界上，好人是活不下去的。他不得不给自己创造一个使自己感到愉悦的观念世界。这样，他便可以冷眼旁观蝇营狗苟的小人物所谓的‘幸福’”(注：W.H.Wackenroder,Werke und Brief,hrsg.von Lambert Schneider,Heidelberg 1967,S.389,S.367.)。蒂克在给瓦肯罗德的信中还说：“认真地说，你应该从事音乐，我应该搞文学，因为这个世界的确不属于我们，正如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注：W.H.Wackenroder,Werke und Brief,hrsg.von Lambert Schneider,Heidelberg 1967,S.389,S.367.)。”
无聊感的起因之一是德国社会的世俗化。在一个被“祛魔”的社会里，意义的丧失必然导致感觉的迷茫，这个时代病在一批敏感的人心中引发了空虚、寂寞、无聊的感觉。意义危机的表徵，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的提出。在浪漫派文学登场之时，“无聊”的时代病在早期浪漫派一代人中唤起了补偿的需要。时代病的另一个起因，是社会生活的标准化和功利化，一部分人因此感到压抑。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采取的一个应对之策是交朋友，以此来寻找情感的依托。为了自我保护，不至于毁灭，他们渴望找到一种归属感，使自己摆脱孤独的痛苦。在对抗的同时，他们也寻求心理补偿，以避免真正的毁灭。他们渴望与他人建立紧密关系以慰藉孤独的灵魂。在这种情势下，这批年轻人自然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要求感情的补偿，在渴望情感慰藉的同时，也渴求精神上的理解和沟通。弗·施莱格尔写过一首十四行诗，其中一段里提到一个关键的概念，即“自由联盟”(freier Bund)。这种高度自由、松散、没有拘束的交友形式，就是施莱格尔们精神自卫的一种方式，它的具体形式，就是“友情联盟”(Freundschaftbund)。“友情联盟”的出现，给他们的心理需要提供了补偿的社会形式，这种联盟的产生，则是由于当时社会的变动、社会结构的解体和重组造成的。
当时德国社会中的等级隔阂仍相当严格。就贵族而言，严格把自己同其他等级区别开来，以保持血统的纯正以及地位的高尚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德国市民阶级内部也在分化，其结果是中、上层市民同下层市民的疏远。中、上层市民的自我意识抬头，使他们尽量使自己区别于其他市民以凸显自己的身份。在市民阶层内部，青年一代对父辈们制定的等级道德和等级理想产生不满，开始反抗父辈们的道德观念。这些浪漫派年轻人同家庭都产生过冲突，就连生活最为平静、家庭最为祥和的诺瓦利斯亦不例外。父子冲突和择业矛盾是这些人比较普遍体验过的两大基本矛盾，而恰恰是这两个矛盾是他们突破了父辈们的交友界限，要求新的交友内容和形式。
施莱格尔们的父子冲突产生于市民社会内部交往结构的嬗变。18世纪末，德国社会的交往结构仍然是父权制加等级制，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家庭主妇和子女都必须服从父亲的意志。父子关系首先是权威与顺从的关系，其次才是亲情和朋友关系。浪漫派成员的父子冲突表明，这种传统的社会交往结构同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生理想严重不符，他们极力想要突破这种结构的限制，因而爆发了冲突。其实，早在启蒙运动中已经有人对情感问题给与关注，由是产生的善感运动人士提出了要在“头”与“心”之间建立平衡。随后，由善感运动萌生的“情感文化”在18世纪60到80年代颇为流行，“说心里话”或曰“心灵倾诉(Herzensergiessung)蔚然成风。这些本来就异常敏感的年轻人，在这股风潮的影响下对情感满足的要求越来越高。既然在家里得不到感情的慰藉，当然只有在外寻找补偿，所以他们必然会寻找或建立家庭以外的准家庭、类家庭的关系。早先，维系家庭的纽带是血缘，家庭成员无论观念是否一致、性格是否和谐、情感是否融洽，都被血缘的纽带捆绑在一起。而友谊则不同，朋友的相处之道，乃是和则聚，不和则散，完全建立在朋友之间的趣味相投、志趣相同、好恶相契之上。这些年轻人的观念已经受到了启蒙运动的洗礼，不满足于家庭狭窄的交际空间，要求跳出家庭，扩大交际空间，寻找一个扩大了的家庭。
在德国文化史上，“职业”(Beruf)不但是市民阶层赖以存在的根本，而且具有神学含义，是市民用以规范行为准则、同贵族抗争的旗帜。但是早期浪漫派成员大多同家庭发生冲突，拒绝实用性的职业，这标志着德国市民社会正在产生裂变。这批游离于市民社会之外的“边缘人”在择业上多选择“务虚”的行当，与艺术、写作结缘。实用性的职业对于这批年轻人来说，显得过于狭窄，其强烈的功利性、实用性使他们感到窒息。他们要求的是自由和同志间的关爱，仅仅是相同的职业，并不能构成友谊的基础。对此，施莱格尔说道：“人们更习惯于具有其它任何身分和职业，但就是不成其为人”。(注：浪漫派作家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的笔名“Novalis”意为“开垦处女地的人”(der Neulandbebauende)。
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德国等级社会的基础开始动摇，市民阶级的地位提升，贵族与市民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消解。在某些特殊的场合，等级隔离甚至不复存在，大学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所。这些“新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一个阶段内实现友谊联盟的理想，正是得益于大学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市民在大学的影响较之在社会其它领域要大得多，市民道德被带入大学，个人的业绩、成就(Leistung)的意义凸显，等级意识则逐渐淡化。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贵族很重视教育，不再满足于家庭教师的家教，因而大量贵族子弟被送进大学接受教育。在这个特殊的场所，贵族与市民济济一堂，二者之间的隔阂减小到最低程度。早期浪漫派文人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的结交也是发生在大学里。
18世纪中叶，个性化的浪潮在德国更加强劲，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一般来说，某人一旦背井离乡来到另外一个地方，离开了他原来的各种社会关系，原来附加在他身上的许多藩篱和枷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约束力。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文化市民”(Bildungsbürger)凭借其良好的教育、丰富的专业知识而在贵族政府中担当要职，而许多贵族因为家道中落又谋生无方，地位已是江河日下。所以社会内部的流动性直接促使了等级制度的松动，使浪漫派文人盼望的超越等级的友谊联盟有了基础。
启蒙运动教导人们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不可盲从；善感运动叫人要用心灵去感受，不可盲目服从智性的指挥。这样，启蒙运动就赋予头脑以独立性，而善感运动则赋予心灵以独立性，自主意识的滥觞自然使得等级制度这样外在的强制遭到怀疑和冷落。在这种形势下，人与人之间纯私人的、纯粹因为相同的意识、爱好、意趣的相投等“志同道合”的关系就有了生存条件，而与等级、出身、职业、职务等外在事物相关的联系则变得不那么重要。
在德国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史上，18世纪被称为“友谊的世纪”。继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之后，友谊的主题在启蒙运动时期再次受到极大的关注，又一次达到高潮。在启蒙运动早期，产生了所谓“理性-启蒙式的友谊”，旨在于反对流行于宫廷中的以功利为目的的利己式友谊。这个时期，友谊的理想范型是求真、正直和善良，矛头所向则是肤浅，虚伪，以及宫廷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这个时期，友谊的表现形式主要就是“交友”，其基础是美德与理解，拒绝妒忌、竞争等破坏性的负面情感，“真正的”友谊最后必然导向交友各方的满足和快乐。既然提倡“交友”，所以我行我素的
人、不合群的隐士等排斥交往的生活方式遭到新型友谊观念的抵制。到了启蒙运动中期，友谊观向着“美德加善感”的方向发展，除了继续强调美德，给与情感以更大的空间。善感运动的潮流使友谊观更加重视“温存”和“仁爱”。这种对情感的高扬是一种新型主体性和个性的表露，其缘起与卢梭学说的传播和德国的虔敬派宗教运动有直接的关系。
18世纪末，情感崇拜达到登峰造极，许多人纷纷组成友谊联盟(Freundschaftsbund)，其实就是意气相投的人们经常性的聚会。善感运动中产生了“友谊崇拜”，为了摆脱孤独，善感一脉的人们惯用的结盟形式是“双子星”(Zweierbund)。但这种个性化的两两聚会实则加深了自我的孤独，因为“双子星”的形式可以让孤独的人有一定的情感安慰，但却不足以消除孤独，相反，它反倒构筑起一道严密的围墙，把自己同外界隔绝开。歌德和席勒的订交在结盟形式上仍不出双人之盟的形式，在这一点上似乎亦可见出浪漫派的现代性。在18世纪末的情感崇拜潮的过程中，个性化的两两聚会逐渐让位于群体性的多人聚会(Gruppenfreundschaft)，施莱格尔们的友谊正是这种群体性的体现。正是有了这种新型的友谊观的支撑，早期浪漫派才有可能在柏林和耶拿济济一堂，汇成一股潮流。
过去的结盟形式，如共济会、教团，兄弟会(Bruderschaften)等，都多少带有秘密组织的意味，而且其组织形式是等级式的。早期浪漫派的友谊联盟则是自由组合，基于自由、平等、多样、互动等原则，而首先是自愿的原则，显露出社会平等的趋势，体现了浪漫派“交友”的诉求。而且早期浪漫派结盟的一个特点在于他们不强求统一或一致，而是提倡成员各抒己见、也各持己见。对于成员之间观念上的、知识上的差异和不同，则是通过成员之间的交流来相互影响，最后求得接近。对此，诺瓦利斯有一句名言，可以视为这些人结盟的宗旨：“一致性寓于多样性、多样性寓于一致性”。
在交往过程中，起协调作用的是“自主行为规则”(autonome Verfahrensregelung)，其特点是把规则和形式的束缚降到最低限度，交往完全取决于各人之间的好恶以及情感上的亲近感。这种交友没有类似宪法那样的章程，没有目的的规定，没有任何协会所必须具有的制度化形式，所以浪漫派同仁的聚会给公开性和个人的活动空间以最大限度的重视。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实现浪漫派同仁所倡导的思想自由。1798-1800年间，早期浪漫派成员多次在柏林(1797.6-1799年夏，为期两年)、德累斯顿(1798./7)、耶拿(1799.9-1800.4)等地聚会，便是这种新型友谊联盟的具体体现，也是“交友”精神的实施。在几次聚会中，耶拿聚会最为重要，持续时间最长，达七个月，参加的人数也最多，人数最多时包括弗·施莱格尔、多罗苔亚、奥·威·施莱格尔、卡罗琳娜、诺瓦利斯、蒂克、谢林等七人，而这个时期产生的思想碰撞和交流对早期浪漫派理论的创新和巩固意义也最大。
本着“交友”的原则，早期浪漫派的作品生成方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施莱格尔提出的所谓“协作哲学”和“协作诗”。在耶拿聚会的日子里，“协作诗”和“协作哲学”已经付诸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所谓“协作诗”和“协作哲学”，并不是指像百科全书学派那样，所有参与者共同参与一个创作计划，而是参与者聚集一堂，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每个人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任何人的发言评头品足，其他人也可以对批评提出批评。然后，从这些友好的言词交锋中产生出体现参与者共同精神的作品。这种“协作诗”和“协作哲学”若发展到极致，便是像早期浪漫派那样，产生出来的作品乃是全体同仁的共同意识，乃至作品无法署名。所以《雅典娜神殿》中的许多断片当时都未署作者的名字。施莱格尔兄弟撰写的文章也只冠以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其他人则使用“诺瓦利斯”一类诗意的笔名(注：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be,hrsg.von Ernst Behler,Verlag Ferdinand Sch
ningh Paderborn/München/Wien 1958 ff.，ⅩⅩⅢ，S.288.)或相应的标记。一般情况下，“协作诗”和“协作哲学”是指参与者通过相互间面对面的交流激活思想，创造机智和灵感，使思维摆脱日常生活和传统定式的桎梏，在一个自由的场中游戏。
早期浪漫派“交友”最频繁的两年也是“协作诗”和“协作哲学”最鼎盛的年月，这个时期“交友”活动硕果累累，早期浪漫派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产生于这个时期。“协作诗”和“协作哲学”最重要的成果应当是《雅典娜神殿》杂志的创办。除了具体作品成果外，浪漫派的“交友”还在德国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耶拿聚会标志着浪漫派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浪漫派的“交友”、“协作诗”和“协作哲学”付诸实践、并取得辉煌成果的时期，耶拿城也因此在那一段时间里一跃成为德国文学的一个中心而被载入史册，其地位仅次于魏玛。
正因为“协作诗”和“协作哲学”的精髓在于面对面的交流，“说”就变得异常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写作和阅读。因为写作和阅读都是极其私人化的行为，可以独处进行；而浪漫派同仁要求的“交友”以及由此引发的“协作诗”和“协作哲学”，则强调群体中面对面的人际交流、直接交流，因此浪漫派同仁中有人疾呼，要求降低阅读的地位，弘扬说话、即口头交流的地位，恢复到前古腾堡状态。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因为从技术史的角度来看，阅读文化与启蒙运动是互为因果的，德国18世纪活跃发达的阅读文化正是在启蒙运动期间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一个其影响延续到现代的媒体革命。从技术的角度看，启蒙运动也正是乘着印刷术和阅读这个媒体革命的翅膀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而在浪漫派的“协作诗”和“协作哲学”中，阅读的地位受到抑制，谈话的地位上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浪漫派试图对启蒙运动的进行修正的迹象。在“协作诗”和“协作哲学”中，即便在纯学术活动中，凡是说话能做到的，就不必假手于写作，一时间，课堂上讲课的讲稿也成为一种颇受青睐的出版形式。当然，在印刷媒体独步天下的时代，写作与阅读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浪漫派中无人不是写作高手，浪漫派的产生、存在与传播也正是靠着印刷出版物得以实现的。但是即使在写作中，这批崇尚“交友”的人们也要极力突出口头交流的特点，把文本中的“独白”变成“对白”，把沉重的学术讨论变成友人之间轻松愉快的清谈，把“一言堂”便成“群言堂”，这如果用浪漫派惯用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谈话”(Gespr
ch)。“谈话”之所以一时间之迅速受到青睐，自然也受到当时流行的沙龙文化的影响，但是就浪漫派而言，更是“交友”冲动的作用结果。
正是受着“交友”冲动的驱使，本着“协作诗”和“协作哲学”的精神，弗·施莱格尔等人在这段时间里也特别热衷于口头交流，他们的许多名作实际上就是这个时期谈话的记录，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的断片实际上都是对话录。这其中，诺瓦利斯的许多断片正是对施莱格尔的言论做出的反应，或是阅读施莱格尔断片时作的边注、眉批。施莱格尔最著名的著作之一《谈诗》(Gesprchüber die Poesie)就是采用“谈话”的形式。在这篇“谈话”作品中，作者虚构了几个人物，给他们每人安了一个意大利名字(显然是受了《十日谈》的影响)，让他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这篇“谈话”中包括演说、对话、学术报告等形式，穿插着笑话、幽默，不乏机智、插科打诨，折射出当时流行的沙龙文化的影子。这样一来，不仅形式非常活泼，而且把施莱格尔一贯追求的反体系的思想落实到行动中，与他早些时候津津乐道的“断片”形式遥相呼应。
这种虚构出来的“谈话”不同于阅读或演讲，必须是两人以上的对话，而且是交互式的。尽管这种对话具有虚构性，但是也必须满足一些要求，如谈话必须是生动的、愉快的、自由的、机智的，既表现出说话的人的品味，又使参与谈话的人感到愉悦，正好表达了“交友”的诉求。在“谈话”中，没有固定的格式，甚至连话题都不固定，而是不断地处在变动中，与施莱格尔一贯追求的“变化”精神相契合。此类“谈话”的先决条件，是各方都必须恪守公平的原则。只要参与谈话的人都抱着谦虚的态度，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那么谈话就不像论文写作或演讲那样，有一个必定要出现的逻辑结论；而且，参与谈话的人绝不可能“英雄所见”全然相同，而是各自怀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加入到谈话中来的，正所谓“一致性寓于多样性，多样性寓于一致性”。听取别人的见解，一个人的见解可能会引起反驳，也可能使听话的人大受启发，激起灵感。每一种观点都可能孕育出新的观点，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引发思想的火花。
“谈话”的要义是交流，这也是“交友”的诉求。对不同的观点开放自我，决不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固定的思路上，有时还需要“挑起争端”，藉此摩擦出思想的火花，这种“挑衅”被施莱格尔们称之为“崇高的顽皮”(erhabene Frechheit)。所谓“耶拿圈子”或曰“施莱格尔帮”中，受到重视的不是理论的一致性，他们也并不打算制定出一个代表所有参与者观念的体系，因为这与“交友”精神是相悖的。相反，不同的意见，只要有特色，只要能体现个人的性格，只要有创意，都备受欢迎。施莱格尔在一封信中对诺瓦利斯说道：“你的道路或许不仅同我的道路相左，而且还是相反的”⑧。正是因为秉承着“交友”的理念，这样平等、坦诚的思想交流才有可能产生。
当然，这样的“交友”理念以及从中生发出来的“友谊联盟”、“协作诗”和“协作哲学”、“谈话”体裁都过于理想化，在现实中可以昙花一现，但却难以持久，“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并非容易协调，“耶拿圈子”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七个月便分崩离析。就在聚会的高峰时期，“圈内人”之间就已经龃龉不断，导致朋友反目，兄弟阋墙，最终人丁兴旺的群体如落花流水，好景不再。尽管如此，施莱格尔及早期浪漫派积极倡导并实施的新型“交友”理想毕竟是一次有益而且有效的尝试。这种“交友”理念既继承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友谊观、交友观，又将其加以发展，开启了社会交流的新途径，创造了社交的新形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影响到了其后的浪漫派圈子，如海德堡浪漫派。洪堡等人深得这种新型交友观念的真传，他们创立柏林大学的理念也同“自由交友”的理念有很大关系，即我们熟知的“兼收并蓄”，“百花齐放”，让各种观念都有生存空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给知识的传播、思想的形成提供最佳的场地，但是又有一个统一性，即让受教育者的各种能力都得到从分发展，培养所谓“新希腊人”，这也是施莱格尔等人“交友”理念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
综上所述，浪漫派所提倡和实践的“交友”理念是他们面对社会变迁、以及与此相关的思想观念、社会关系的变化做出的应答。这个理念试图给处于社会边缘的一部分文化人创造一个生存空间，使他们不至于在社会中窒息而亡。这个理念同时也给他们的作品提供一个新型的生成条件，使作品的形式适应他们关于浪漫诗的诉求。在效果上，这个理念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创造新型人际关系和学术风气的确大有裨益。这种新型人际关系在当今世界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但是在等级制度尚存的时代仍是一种挑战。
注释：
⑤Friedrich Schlegel,Kritische Schriften und Fragmente,hrsg.von Ernst Behler und Hans Eichner,Studienausgaben Band 2,Ferdinand Schoeningh Paderborn 1988,S.114,S.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