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国特色的政党观：周恩来关于民主党派几个理论问题的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几个论文,民主党派论文,政党论文,论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在长期领导统战工作实践的基础上，阐明了一系列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学说。中国民主党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战对象，周恩来对中国民主党派问题有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文拟从政党学的视角，探讨周恩来关于中国民主党派的几个理论问题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是周恩来考察中国民主党派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早在1948年初，周恩来就曾明确指出，不论是对中国民主党派状况的估量和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制定，还是对民主党派问题的宣传工作，“都需要有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分析”〔1〕。
根据上述基本思想和原则，周恩来提出：“各个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2 〕这一科学论断具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
民主党派的称谓，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社会所认同的，是当时国共两党之外，为抗日、民主而奋斗的党派的总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有十来个党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过各党派自身的调整和联合，形成现在的八个民主党派。他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周恩来确认，中国各民主党派，不管他们的名称为“党”、为“会”、为“同盟”，或者称“社”，“仍然是政党”。因为他们都具有一般政党的基本要素，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高擎着民主主义的旗帜，坚持以反帝爱国、争取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纲领，并逐渐建立起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构成一个完整形态的政党。同时，周恩来认为，中国民主党派从阶级构成、政治纲领直到历史地位和作用，都有别于英、美的传统政党，因而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民主党派，因为他们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他们的政党属性品格均打上了中国国情的烙印。总之，在周恩来看来，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民主党派既有一般政党的基本要素，又有区别于一般政党的特殊品质。这是周恩来考察和论证中国民主党派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一
周恩来认为，中国民主党派是阶级联盟性政党，而非单一阶级的政党。
周恩来于1949年12月在中国民主同盟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一个政党总是有阶级性的。但是认为一个政党只能由单一的阶级成分所组成，这在中国是不够的。”〔3〕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 阶层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政治团体，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都是单一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世界各国的政党多数也是单一阶级的政党。但是，中国民主党派则是多阶级成分组成的联盟性政党，若以单一阶级成分来衡量他们，那“是不够的”。中国民主同盟“天生就是联合性的”，“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走向进步的联合性的政党。”事实上，民盟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多党派的联合体，由“第三党”、民社党、青年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三党三派加上少数无党派人士所组成，在阶级成分上包括小资产阶级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还有极少数劳动阶级分子和一部分封建分子，即使在青年党、民社党先后被排除出去以后，民盟也仍保持着阶级联盟性质。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当然里面还有进步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中上层分子所组成，还有许多开明士绅和其他爱国人士，他们分属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中国致公党，是由华侨和侨眷组成的政党，当然包括各阶级、阶层的人士。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由台湾省籍爱国人士所组成的地域性的政治团体，其成员从民族资产阶级到工农分子都有。总之，中国民主党派的“组织成份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4〕所以，周恩来明确指出， 中国民主党派同一般政党一样“总是有阶级性的”，但是，他们又不是单一阶级成分所组成，而是阶级“联合性政党”。
中国民主党派之所以成为阶级联盟性政党，是由中国国情和他们成立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各阶级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产生的，发育不全，软弱性和妥协性是其与生俱来的特质，加之从清王朝、北洋军阀统治到国民党政权都压迫他们，所以很难产生单一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正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和限制，因而又具有强烈地反帝爱国的要求，同时萌生出争取政治民主的意愿，企图摆脱受压迫受限制的处境。但自己的力量薄弱，需要寻求同盟者，这就为民主党派形成阶级联盟性政党提供可能。当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大举武装侵略时，全国各民族各阶级人民奋起抗战，反帝爱国热忱达到高潮，就连依附于其他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除了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也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要求和行动。就在抗日战争时期，各阶级在抗日的旗帜下，走到一起来了，联合起来，组织政党，投入抗日战争，开展民主运动。中国民主党派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孕育和形成的，绝非偶然。所以，中国民主党派的阶级联盟性质，是中国国情决定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民主党派内部也有少数人想搞单一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并企图成为合法的反对党。周恩来针对此种主张，明确指出，在旧中国，“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很难产生”民族资产阶级单一阶级政党，在新中国“如果搞单一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势必走欧美资产阶级的道路”，“但是这条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是不被许可的。”〔5〕因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过程中， 不应该也不可能采取欧美旧式民主，一党在野，一党在朝。”〔6 〕而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中，吸纳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参加政权，组成民主联合政府。
中国民主党派既然“是一个联合性政党”，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还包括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因此，反映其总体利益和政治主张的政治纲领，必然涵盖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和意志。所以，民主党派形成时期的政治纲领，虽然基本上属于旧民主主义的，但又有别于一般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有相通之处。这就成为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基础。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种政治基础不断增强，合作关系日益紧密。周恩来还指出，中国民主党派作为“一个联合性政党”，其中“都有而且必须有进步分子，这样才能与我们很好合作。”〔7〕历史事实表明， 各民主党派内的进步分子是推动各民主党派政治上不断前进的积极力量，他们在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发挥了桥梁作用。
总之，中国民主党派的阶级联盟性质，是他们的历史特点，也是他们的突出优点。周恩来认为，应该保持这种特点和优点，以利于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
周恩来认为，中国民主党派是排他性与联合性相结合，联合性得到发挥的政党。
政党是一定阶级的政治团体，由一定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是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有着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纲领。因而，排他性就成为政党的必然品格，也是党际关系的重要内涵。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与反对党、在野党之间的矛盾斗争，互相攻讦，是政党排他性的具体表现。当然，资产阶级政党之间，除了排他性之外，也存在联合性的一面，特别是资本主义初期，为了共同对付仍然存在的较强大的封建势力，他们需要联合起来；或者为了共同对付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也可能暂时地联合起来。但是，从总的历史看，资产阶级政党的排他性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
周恩来指出：中国民主党派“有排他性，这在对敌斗争上是绝对必要的，对统一战线内部暗藏的敌人和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排除出去也是必要的。但排他性不能用在合作的方面。在统一战线内部则要把各党派的进步性集中起来，要发展它的联合性，使之成为统一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周恩来强调：“要使联合性与排他性结合起来，运用得当”〔8〕，才有利于各民主党派自身的发展壮大， 才有利于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才有利于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
历史表明，中国民主党派的联合性和排他性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程中，是相结合的，得到恰当的运用，其总的趋向，联合性是主要的，而且不断增强。就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而言，联合性是主导的，他们对待重大政治问题和政治事件的立场和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到了1948年以后，他们的政治行动更是公开联合进行的。反对国民党的“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的斗争是各民主党派联合开展的；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的通电，是由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联名发出的。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民主党派同国共两党的关系，进一步考察民主党派的排他性和联合性的变化和发展。中国民主党派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有对立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前者长，后者消， 直到完全对立，1948年以后，各民主党派揭橥反美帝反蒋党的旗帜，同共产党一道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斗争。中国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有合作的一面，也存在矛盾的一面，前者长，后者消，直至在新民主主义纲领基础上的合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合作建立新中国，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成为参政党。
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中国民主党派的联合性得到充分发挥，其所以如此，周恩来认为：“这是因为我国革命的性质给了我们这个便利”〔9〕。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国各民主党派想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压迫民主党派，因此他们就要反对国民党的独裁；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争取团结各民主党派，“这种历史条件，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10〕
三
周恩来认为，中国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参政型政党。
政党分类，众说纷纭。有的学者以政党的阶级性为标准，分成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有的学者则按政党与政权关系的原则，分成执政党，反对党，在野党；有的学者根据政党本身标出的主义，分成民主主义政党，共产主义政党，民族主义政党；还有的学者综合上述标准，将世界的政党分成十大类。但是，诸多分类，都未能涵盖中国民主党派这种类型。
周恩来对中国民主党派的类型作了考察，指出：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他们“必定是今天这样的类型，这是历史的必然。”所谓“今天这样的类型”就是：“中国的民主党派只能是承认《共同纲领》，接受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11〕周恩来还指出：“民主党派的成员在我们的帮助和教育下，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12〕。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同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孙起孟等座谈时说：现在的中国，应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四个阶级的联盟，共同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因此需要各党派的合作。〔13〕由此可见，周恩来认为，中国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处于参政的地位，他们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努力，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并一道进入社会主义。这样的政党，既不是执政党，也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而是参加中国共产党执掌的国家政权的政党。周恩来当时虽未明确提出“参政党”这个概念，但对民主党派参政的内涵已作了比较明确的阐述，并根据这一思想，对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的领导职务作出了恰当安排。
我们把视线转到当前。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并颁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确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14〕可见，《意见》对中国民主党派的定位，同周恩来对民主党派在政权中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是基本一致的。《意见》关于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地位的表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周恩来论述的继承和发展。
周恩来关于中国民主党派所属类型的论断，是考察中国政党之间相互关系以及民主党派的历史状况所得出的结论。
政党都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其活动都是围绕着国家政权进行的。但因政党的规模和力量的不同，具体的政治目标存在差异。规模大力量强的政党，则力争实现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统治权，争得统治权以后，极力巩固其统治；那些规模小力量弱的政党，则不可能单独争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统治权，只是要求参加国家政权，或者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国家政权运行的内容、方式和政策，为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服务。周恩来认为，中国民主党派属于后者。作为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的主体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是在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主义压迫的艰难环境中产生的，先天不足，发育不全，一开始就没有力量，没有形成强大的政党，而民主党派的大多数又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渐孕育和产生的，多是按界别或地域划分的小党。也曾有人企图将各小党统一成为第三大党，在国共两党纲领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一度形成全国“第三大党运动”〔15〕。但因外有国民党统治的压迫，内有政治主张的歧异，而未能成功，到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以后，“第三大党运动”宣告失败，第三条道路彻底破产，在国共两党之外仍然保持着多个小党并存的格局。周恩来进一步指出：中国民主党派之所以规模小而很难统一成为大党，是由民主党派本身的状况和中国的政治环境决定的。“这些党派之所以小而且常为地方性所局限，一方面由于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或很少做群众工作，另方面由于斗争的尖锐，特别是长期地处在战争中，使他们很难在国共双方阵线之外有多少活动余地。”〔16〕民主党派在组织发展上，既缺乏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具有深厚的工农大众的群众基础，又没有像中国国民党那样拥有政权强制的手段。这些都决定他们很难发展壮大，成为大规模的强有力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主党派取得了合法地位，参加了国家政权，得到了发展条件，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所限，也难成为群众性的大党。正如周恩来指出的：“民主党派可以发展，也有发展前途，但不可能发展得很大”〔17〕。
既然中国民主党派是数量多、规模小、力量弱的政党，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单独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统治权的主张，但是，他们又是政党，政党活动的规律又决定他们抱有参加国家政权的强烈愿望。
从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他们的政治目标看，中国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产生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年代，当时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首要任务是，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解放，这就决定了各民主党派的政治目标只能是抗战、团结、民主，而不能也不应该提出夺取政权的政治纲领。在当时情况下，就连中国共产党也只是要求国民党政权进行改革，实行政治民主，容纳各抗日党派参加政权，组成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各抗日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矛盾突现出来并迅速激化，随即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各解放区，同时加紧压迫民主势力。这时，一点武装力量也没有的民主党派只能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斡旋，倾力于毫无希望的国共和平谈判。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他们自身的力量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更不可能也不允许他们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目标，其政治纲领仍然停留在原有水平。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时，发表了《对时局主张纲领》，要求实践民主精神，促成全国人民团结，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团结，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表示，愿意督促并协助国民党切实执行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18〕国民党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前夕，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宣布民盟拒绝出席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召开的“国民大会”；同时表示：“我一直劝国民党改良，不是要革命”。〔19〕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通过的《简章》规定，“本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本会至国民代表最高权力机构成立后，由大会决议宣告结束。”〔20〕这些都是要求国民党政权进行民主改革的主张。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更明确表示：“我们这一群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并不需要玩弄政权以发展自己的抱负，实在是因过去几十年的教训太残酷了！为了国家，我们不但不能做自了汉，而且也不能让自己血汗牺牲所争取的成果，永供别人的糟踏毁灭，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经常组织，积极地与闻国家大事。”〔21〕这一段话很有典型性，一方面宣布他们“不需要玩弄政权”，表明他们组织政党不是以争取和实现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统治权为目的，另一方面表示要“积极地与闻国家大事”，表现出要求参与政权的强烈愿望。
从各民主党派对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也可看出他们要求参加政权的积极性。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是抗战胜利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一次重要会议，各民主党派十分关注，在会前会后，会内会外，积极开展各种活动，一再发表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促成会议的召开和会议的成功，并坚决维护政协决议案。因为，政协决议是要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权改造成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联合政权，这样，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与闻国家大事的愿望就能得到满足。难怪一位民主党派负责人在评论政协会议时，不无喜悦地说：“共产党的让步多，国民党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22〕
中国民主党派的参政愿望，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条件下，当然不可能实现，但是，他们的参政要求一直没有放弃，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只有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才得以担任政府领导职务，实现了参加政权的意愿，成为完整意义的参政党，并以参政党的资格，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成为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国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定位，既能够比较恰当地表明他们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又能够比较恰当地指明他们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关系，〔23〕又符合中国民主党派的政治目标的初衷。
周恩来对中国民主党派的一系列问题，有着深入的考察和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关于中国民主党派问题的比较系统的理论。而中国民主党派的阶级属性问题，民主党派的排他性和联合性问题，以及民主党派所属类型问题，是这个系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深入考察和深刻论述，揭示出中国民主党派发展的历史道路，阐明了中国民主党派能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内在因素和历史必然性，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周恩来对这个制度所作的历史性贡献。
周恩来关于中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论述，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观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传统政治学的内容，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学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总之，深入研究周恩来对中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考察和论述，阐明周恩来关于中国民主党派的理论和思想，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
注释：
〔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5页。
〔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页。
〔3〕《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
〔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5页。
〔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7〕《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171 —172页。
〔8〕《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页。
〔9〕《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页。
〔10〕《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348页。
〔1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179页。
〔1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172页。
〔13〕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70页。
〔14〕《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15〕参看《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3页。
〔1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4页。
〔17〕《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172页。
〔18〕《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19〕《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页。
〔20〕《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158页。
〔21〕《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2〕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谈判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第20辑，中华书局1961年11月版。
〔23〕参见吴江、牛旭光：《民主与政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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