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化进程中高等学校的区位指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位论文,高等学校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 —5293（1999）04—0158—06
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生产区位论者奥古斯特·勒施在论述生产区位定位时曾指出：“一个合适的区位，必然是一个能保证事情会更妥善发展的区位”[1]（P1）。 合适的区位必然会使其区域内运营单位的成本最低，利润最高，效益最好，针对性最强，适应、服务、促进功能最易发挥的区位。高等学校的区位指向也遵循此理。高等学校的区位指向主要是指高等学校的空间分布指向区位和市场服务指向区位。随着市场深化及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高等学校的空间分布状态和市场区位指向必然会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发展而发生市场化变迁，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尤其是近年我国高等学校进行的大规模调整、联合、合并和合作，牵扯并引发很多复杂问题，因此，研究市场化条件下高等学校的空间及服务市场区位指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等学校空间布局的区位指向及其演变
从发展历程来看，与早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及早期高等学校的“象牙之塔”性质相适应，早期的高校首先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中世纪大学如此，十八九世纪的大学更是如此。直至当代，为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许多公立大学、国立大学空间区位的确定还主要考虑该地区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私立高等学校则不仅考虑学校区位对学校投入与产出可能产生的影响，还考虑该地区吸纳人才的能力、生源的保证及高等学校可能产生的辐射效应和经济影响。因此，高等学校空间区位已愈来愈有规律可循。
当代大学区位定位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这与中世纪早期大学因某一著名教授的讲学而建立、存在，并随教授的迁移而迁移有很大不同。大学空间区位确定的基本依据是既要符合国家的需要，特别是与大工业时代及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要求有便利的交通条件，有良好的生源市场和人才需求市场，又要有合适的教学环境，有各种因素的协同作用，能产生较好的辐射效应。高校空间区位的选择及市场区位指向的确定，着重考虑的是供求关系和国家的需要，特别是学校社会经济效能的最佳发挥，以便最大限度地体现该校存在的价值。高校的空间区位选择不仅关心学校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益，也考虑舒适、安静、丰富、充实的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环境，包括宜人的气候、优美的自然环境、完善的服务设施、良好的社会秩序以及享受文化、娱乐活动的机会等。一般来说，高等学校多集中并服务于政治、经济、文化或工商业中心，即集中在大中城市，这是世界各国的一个普遍特征。随着工业革命后产业结构的变迁、城市的发展和高校的增多，逐渐形成了高等学校在工业化程度高的大城市的“点状集积”，即各级各类高校在某个点或某个城市集中出现的现象。在生产力水平还不高、高等学校数量较少、规模较小、培养能力有限、接受高等教育依然是一种特权和身份地位象征的时候，高等教育区位的点状集积无疑是必然的。但是，“二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教育普及程度的逐步提高，特别是当代信息技术及网络社会的迅速发展，高等院校点状集积的弊端日益显露。
我国高校区位的点状集积虽然有利于形成高等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形成规模效益。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各高校往往追求大教育和宏观教育，着眼于全国人才需求，缺乏地方服务意识，从而使培养目标缺乏针对性，造成各学校尤其是同类学校间培养目标的过度重叠和某些方面的市场空隙，形成某些专业人才积压浪费和某些专业人才奇缺同时并存的局面，造成该区域人才聚集和区域外人才缺乏同时并存的局面，形成人才需求和人才供给的失衡。也就是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高等学校做好人才市场需求调查和对未来需求的预测研究，加强招生的计划性，并根据人才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行有效调节和控制。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情况来看，为了消除高校点状集积造成的弊病，建立一种相对平衡的高校布局体制，各国政府开始在原有高校点状集积的基础上，注意区域性高等教育的发展，建立起系统庞大、专业实用且能结合地方实际、适合地方特点的高等教育网络，推动地方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同步发展。同时，由于各国、各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严重不平衡，高校分布的疏密程度便不同。美国由于教育上的地方分权制，因而从建国时起就逐渐构建起一种系统完整、结构合理、分布均衡且与地方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教育体系。美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教育的合理发展与明确的服务意识。美国社区学院相当发达，以社区为基础的学院多设在全国各主要城镇或城郊，很多公民都可以在大约方圆30公里内（半小时汽车路程）找到一所社区学院。由于它靠近居民，地理位置较近，交通方便，课程实用性强，教学时间灵活，因而颇受欢迎。目前，社区学院在校生已占全美大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不言而喻。在法国，为使整个高等教育机构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1991年5月制定了本世纪末高等教育发展规划， 决定重点发展各种高等职业教育，使高等教育积极参与地区发展。为了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使各类高等教育的发展服务于国家发展规划，决定从1991年起到2000年，优先在一些中等城市建立至少160 所大学技术学院，要求在1995年前增设5万个教学职位， 以适应大学生人数大幅增长的要求。同时调整巴黎大区的高教机构布局，减少巴黎中心区大学的在校生人数，在巴黎周围的新建城市设立4所综合大学， 为了使地方高校的建立落到实处，决定国家在1991—1995年向地方增加投入，增拨款项主要用于各大区大学新建校舍、修缮现有教学用房和学校其他体育文化及学生生活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2]（P16）日本在大学布局上也注意控制大学过于集中于大城市的问题，并把推进地方建立大学作为工作重点来抓。即使是一些巨型大学在设计和建立教学科研机构和单位时，也总是充分发挥事业部结构按地区和市场划分设置单位的特点，有资源优势，针对性强，目标明确，有自身特色。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分校都是一个与母体有关的各具特色的独立实体，在“集中决策”的基础上“分散经营”，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从而推动整个大学的发展。[ 3]
总体说来，高等教育机构的区位布局是动态演变的，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高校空间区位指向也日渐市场化、地方化，从而适应并推动了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同步协调发展。
二、高等学校服务市场的区位指向及其影响
高等学校的服务市场区位指向主要体现在学生来源和毕业去向亦即生源和服务领域范围两方面。是面向全国或某些区域的跨地区省际招生和分配，还是面向地方市场（主要侧重省内）招生和分配，是以传统的计划方式进行招生和分配，还是以市场方式面向市场进行招生和分配，不同的方式其效果则大不相同。事实证明，高等学校如能立足地方特点和资源优势办出自己的特色并以市场化方式配置生源和服务范围，则有利于形成向心力，有利于地方人才的培养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发挥较好。相反，如果面向省际或全国市场招生、分配，则学校地方服务意识较为淡漠，与地方关系较为松散，专业、课程设置缺乏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虽然能够充分发挥，但却无助于学校所在地区的发展，难以形成学校的特色。也就是说，在空间布局上呈“点状集积”的高等学校绝大部分面向全国大市场招生分配，则点状集积地区教育、科技和人才的比较优势就会因生产要素的流动而受到削弱，其比较优势也无法存在，高等教育和地方经济便难以形成良性循环。因此，要建立教育和经济良性循环机制，必须改变高等教育服务市场的区位指向，推动高等教育和地方经济的融合，使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从总体上说，一个国家即是一个广阔的人才市场。政治进步、文化繁荣、经济发展无不需要大量人才作为支持，没有足够数量的合适人才的支撑，国家就不可能发展富强。我国目前正在制定“十五”及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规划。与此规划相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将向纵深方向发展，以知识经济为核心所导致的技术变革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向前扩展，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适应这种变革，传统教育结构、教育体制、专业设置、人才队伍、教育指导思想等方面必须有系统的变革。据国家统计局分析，与国家发展需要相适应，每年国家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将达500多万人， 而现在我国各类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只有200多万人。并且专业设置、 生源分布等与产品、产业、经济结构演变需求还不相适应，人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还远不能满足需求。同时，由于现实中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呈明显的非均衡性，对人才的要求千差万别，这就要求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要同时兼顾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既重宏观又重微观，既注重所在地人才的培养，满足地方发展要求，又能够在各地区统一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求得国家的发展。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的中央高度集权制，高等教育多以国家办学、部委办学为主，高等教育没能实现市场化和产业化，地方高等教育没有依托地方经济发展而充分发展起来，没有建立起结构合理、分布均衡的地方高教体系，高校空间区位的点状集积十分严重。这不仅造成了人才分布的不平衡，也造成了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由于未能实现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办学形式的多层次化，学生就业服务的市场化，导致高等教育发展后劲乏力，未能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实践表明，高校的空间区位及市场区位不仅影响到学生的生源区位，还会影响到学生的就业区位。高校空间分布的不均衡，造成了人才分布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出现了许多市场空隙，甚至人才真空地带。越是远离城市的地方人才空隙越大，空隙的填充也越困难，越是高校“集积”的区位和大城市，人才的重叠堆积越严重，或人浮于事，或高才低就，或学非所用，就业压力大，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高学历待业失业现象。从大学生的就业意愿来看，一般来说，学生个人在选择他的就业区位时，除了要考虑到收入水平外，还要考虑自然资源、气候、交通、物质及精神财富的获得等，“人们总是希望使其总效用达到最大限度，而不单单是使他的货币收入达到最大限度”[1]（P273）。 因而大中城市往往是他们选择就业区位的理想区域，且越是气候适宜、交通方便、物质丰富的城市越是能够吸引人才；相反，越是交通不便物质精神财富缺乏的贫穷落后地区，越是无法吸引人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留不住人才。虽然国家每年都鼓励、感召有识之士赴边疆或老、少、边、穷等急需人才的地区，使人才在这些地方与区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但由于人才流动的内在规律及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使人才难以向这些地区流动，目标、愿望与现实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高等学校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点状集积加重了学生个人区位选择的倾向性，因而也加强了人才区位分布的不均衡性。目前，我国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形成了高等教育资源的聚集，同时由于这些地方市场化程度低，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结果这种人才的高度密集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未能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因而其高等教育的资源效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同时，江苏、广东、山东等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因其经济的发展缺乏相应的人才支持而使其亦难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这样，既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又未充分发挥有限的教育资源效力，浪费了教育资源。要解决这一矛盾，一方面应适当调整高校分布的空间区位，建立起一个较为均衡的高等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调整高等学校的市场服务区位指向，增强其服务目标的针对性和定向适应性。区域性高等学校的市场区位应主要指向区域内，以培养地方所需合格人才为主，加强教育和生产劳动的有效结合并提高其服务质量。突出高等学校服务市场的区域性，是有效保护教育资源，防止教育资源流失的有效途径。如果不顾高校的实际情况而盲目追高，任意扩大招生范围，就会不利于提高教育的投资效益，不利于高等教育面向市场深化改革，不利于加强教育对经济社会的适应性与服务性，不利于重点高校的脱颖而出和质量提高，不利于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抓大放小，不利于国际一流大学的建设和高精尖人才的培养，更不利于高等教育与国民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因此，有效限定高等学校的市场区位势在必行。但是，限定高等学校的市场区位指向，并不是限制人才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限制区位指向，首先是着眼于地方需要人才的培养，这是保持高校旺盛生命力、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而区域性人才的区际流动更有利于扩大高校的影响，增强各地教育的互补，提高其社会效益，也有利于加强区际合作，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和规模效益，有利于带动区际教育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和繁荣。而没有明确区位目标指向的教育只能是一种泛教育，这种教育在市场化时代因无特点或特点不明而缺乏竞争力，最终将难以立足。所以，有效限定高等教育市场区位指向，使之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及产业结构特点，构建自身的目标培养体系和课程专业设置标准，形成自身的典型特点和特色，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
三、投资主体多元化和高校空间区位选择、服务市场区位指向的多层次性
随着市场化程度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深化，高等教育领域投资主体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层级趋势。具体可分为政府投资主体、企业投资主体、社团投资主体和个人投资主体。
政府投资主体包括中央政府投资主体和地方政府投资主体。中央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其目的在于追求国家基础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家创新源泉的培养和国家综合教育水平的提高。其目标在于占领未来教育的制高点，在于为其经济结构的演变提供智力支持，在于获得国家间教育竞争中的有利位置。其核心是优先满足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发挥高等教育的基础性作用，获取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过多地追求高等教育的战略意义和高等学校的行政性布局，建立起由国家大包大揽的一元化投资体制，过分追求学历教育而不重视能力培养，不注重教育与地方经济的协调发展，忽视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未能以市场为基础配置教育资源，结果不但未能形成经济与教育的良性互动关系，而且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过大投资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本位思想也抑制了地方政府和其他投资主体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热情，浪费了有限的教育资源，造成高等教育区位指向的过度行政化倾向。
地方政府作为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其目标在于服务于其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核心是获取高等教育的直接投资效益。这种投资重在形成适合地方经济、社会、民风、民俗，即独特经济结构及富有特色的文化结构。它有利于高校空间区位定位即高校空间布局的合理化，有利于形成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有利于推动高等教育区域化，从而发挥高等教育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
企业作为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其目的在于研究与开发与其企业发展相关的产品、技术和工艺服务及培训与企业现在和未来发展相适应的劳动者和管理者。企业在全社会分工链条中，其专业化程度和市场化水平最高，因而也最具形成特色教育的本钱。同时，既然是企业，它考虑最多的必然是利润，虽然这种利润有可能是金钱，也有可能是适应企业发展、为企业做贡献的服务与支持，但不管以什么形式表现，既然是企业，它必然考虑高等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其追求投资经济效益的目的十分明显，它极有利于形成高等教育多元化的投资格局，有利于高等教育在市场基础上的合理布局和合理结构。
社会团体作为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其目的在于传播本团体的价值观及为本团体的宗旨和利益服务，对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和调节。个人作为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目的在于通过为市场提供所需要的人才而获得经济收益。其投资的功利性非常明显，这种投资活动的主要特点是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地调整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因而其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最强，有利于形成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高等教育的合理布局。
可见，不论哪一类投资主体其投资活动都不是盲目的。投资主体的任何投资行为都有一定的投资动因，或经济动因，或社会动因。任何投资都是有附带条件的，投资主体总会对投资对象提出相应的要求，希望得到投资回报。不同的投资主体其投资目的和对投资对象的投资要求不同，便必然制约投资对象的发展方向，影响其办学活力。
从国家宏观决策的角度来看，加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对于全民素质的提高、创新能力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培育都是十分重要的，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从区域决策角度来看，区域经济利益和教育收益是区域教育投资活动的基本原因，如果区域感受不到教育的实际利益，它就不会积极主动地从事那些出力不讨好的与自身的切身利益没有多大关系的教育投资活动。在美国建国之初，各州为了保有教育上的分权制，防止政府的过多插手和干预，甚至限制政府的投资，致使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建立一所国立大学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当时的美国人普遍认为，促使一座年轻城市发展的最可靠办法是使它成为一所大学的校址。”[4]（P21）正是由于这种分权制的存在和地方投资主体作用的发挥才保证了美国高等学校显著的地方特征和地理空间分布的基本均衡，这也正是当今美国高等学校充满活力的原因所在，从而真正实现了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和良性循环。
在我国，从宏观上看，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后，实现了高等学校管理权力的下放，高校获得了较大的办学自主权，这无疑有利于高校以市场为基础配置教育资源，灵活办学，既注重经济效益又注重社会效益。但由于长期存在的部委办学、高等学校隶属主体的一元化和培养目标的国家本位化、培养手段的行政化及培养方式的学历化，结果高校往往注重于行业人才的培养和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宏观方面对人才需求的满足，而忽视了不同区域、新兴产业对人才的特殊需求。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加强对人才培养的宏观调控，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条块分割严重，部委所属高校与所在地方的关系松散，高校地方服务意识淡薄，只满足于完成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培养任务和某些专业领域对人才的需求，致使学生所学专业口径较窄，就业市场区位限制较大，工作变换能力较差。在传统体制下，高校“点状集积”的地方，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化程度一般较高，但与经济的关联度不明显，难以建立起教育和经济的良性循环机制，难以适应经济、教育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教育不足和教育浪费同时并存。因此，教育管理上应划条条为块块，变换高校隶属主体，注重高校的地方属性和地方特征，建立与非均衡的经济社会相适应的非均衡的教育布局结构，推动区域内经济社会教育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为了“解决条块分割、低水平重复建设、浪费教育资源的问题，统筹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质量和效益”，国家对原机械工业部等9部委所属的93所普通高校的管理体制进行调整， 除中国矿业大学和华北矿业高等专科学校暂时仍由国家煤炭工业局管理外，其余91所均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其中的81所以地方管理为主，而东北大学等10所高校则直属教育部，日常管理以地方为主，重大事项以中央为主。[5]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步骤， 但却难以解决我国高校长期形成的严重“点状集积”和空间分布不合理的问题。如果忽视了地方实际、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撑能力以及高校本身的转型及市场应变能力，那么，高校管理权力的下放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从区域发展上看，只有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及由这种特点所决定的对高等教育的人才数量和结构需求出发，以市场为驱动建立起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高等教育体系并设置相应的专业，简政放权，多方筹集教育经费，断绝等靠要的思想，通过提高其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办学效益，拓宽自身的生存空间，密切与所在地的联系，才能增加其办学活力和适应性，充分发挥教育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服务与促进功能。相反，在市场化进程日益深入的情况下，如不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仍然坚持条块管理，自我封闭，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在此种情况下，如再加大高校投资力度而不同时注意其投资边际效益和扩散效益，不仅不利于教育的发展，不利于形成教育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反而会使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如辽宁、陕西等省。辽宁是国家传统的工业基地，是建国后国家的重点投资地区，也是传统高等教育集积区（1994年，辽宁有普通高校61所）。[6 ]在当代由于技术进步及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传统产品、产业及经济结构发生了急剧的演变，而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的指导思想未能适应新的变化，国家在教育方面的大量投资未能转化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陕西也是国家“一五”、“二五”期间和三线建设期间重点投资的地区，国家与经济建设上的投资相适应，也在陕西投资建设了几十所大学（1994年，陕西有高校47所），这些布局型大学的建立促进了当时经济建设的发展，但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今天，随着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步伐的加快，随着现代产品、产业和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原有的教育体系、专业设置等难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的需要，因而国家投资所建立的这些以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资源难以有效的发挥作用。
总之，高等学校投资主体是制约高校空间区位指向和服务市场区位指向的重要因素。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分工的深化，必然要求人才的社会化和市场化，从而也必然导致教育的市场化。一句话，市场化的经济必然要求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与之相适应，这是经济、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和逐步完善，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及时调整和变换高等学校的投资主体，推动区域经济、教育协调发展，优化高校布局结构，增加高校的相对独立性，逐步将其推向市场，使学历教育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方向发展，使企业成为职业培训的主体，使高等教育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培养合适的各行各业高中级人才，才是今后教育体制改革深化的必由之路。当然，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并不是说高等教育必然全盘市场化，它只是讲高等教育要适应市场深化的需求。在国家综合国力提升中，基础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则是国家必须大力加以扶持的。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高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在技术进步超出人们想象的程度加速发展的今天，必须立足“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加速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高度来认识整体推进高教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的战略意义，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以市场为基础来规划高教布局结构，必须坚持在结构优化中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的方针，必须坚持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形式结构、层次结构、科类结构、能级结构、体制结构”的协调优化，必须提高高校布局结构调整总体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通过高等学校投资主体的调整、服务市场区位指向变化及空间结构布局的合理化，培养特定区位所需要的特定人才，真正将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并以科技和人才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才能形成教育和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并最终发挥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