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绳枪东来：明代鸟铳的传入路径*
□ 庞乃明
摘要： “鸟铳”是明朝正德以后对传入中国的欧式火绳枪的通称，其自境外传入中国的整个过程持续百年以上。在此过程中，东来欧洲人，尤其是深入远东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通过东来欧洲人掌握火绳枪制造和使用技术的日本人、东南亚人、朝鲜人是向中国传播鸟铳的重要中介力量。除此之外，来华定居的土耳其人也曾向中国传播其所掌握的火绳枪技术。上述来源共同铺就了域外鸟铳传入中国的五大路径。欧式火绳枪的多路渐进和装备推广，最终促成明中后期单兵军事装备的重大变革。
关键词： 鸟铳 火绳枪 葡萄牙 西班牙 明代
被明代中国人称为“鸟铳”的欧式火绳枪，是经由东来欧洲人传入中国的西洋单兵火器。这种新式武器虽然在明朝正德末年就已传入中国，但其大规模引进却是在嘉靖中期以后。与佛郎机、红夷炮等重型西洋火器的快速传入不尽相同，欧式火绳枪的传入是一个持续百年的漫长过程；其传入媒介也呈现一种以欧洲人为本为主、周边国家之人多路并进的复杂态势，由此引发明中后期单兵军事装备渐进而明显的重大变化。有关鸟铳在明代中国的传入问题，史学界已有初步研究，① 军事史家王兆春指出，自明末以来，有关明代鸟铳的来源就有中国自创说、日本传入说、西洋传入说三种说法，三说虽皆有依据，但并非都能成立。参见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34—152页。李斌充分肯定王直等东南海寇和日本倭寇在鸟铳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参见李斌：《佛郎机和鸟枪的最早传入》，《兵家史苑》第4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62—269页。南炳文认为，鸟铳虽然主要通过葡萄牙人和日本人传入中国，但最初的鸟铳主要仿自日本。参见南炳文：《中国古代的鸟枪与日本》，《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第60—66页。阎素娥认为，明代中期传入的鸟铳既不是日本人的发明，也不是经由日本人的媒介，而是活动在东南沿海的中国人从西方人那里自主学来的。参见阎素娥：《关于明代鸟铳的来源问题》，《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第103—105页。付春则关注到了交铳，认为这种来自越南的热火器的威力和性能明显优于此前的鸟铳和噜密铳。参见付春：《“交铳”考》，《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89—95页。除此之外，日本学者久芳崇和中岛乐章也讨论了经由日本向明代中国传播鸟铳的问题。参见久芳崇：《16世紀末日本式鉄砲の明朝への伝播：万暦朝鮮の役から播州楊応龍の乱へ》，《东洋学报》第84卷第1号，2002年，第33—54页；中岛乐章：《16世纪40年代的双屿走私贸易与欧式火器》，郭万平、张捷编著：《舟山普陀与东亚海域文化交流》，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43页。这些研究成果无疑是本文研究的起点。 但一些问题还有待开拓和深入。本文拟对明代鸟铳的传入路径进行梳理，不妥之处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D3是{1,2,3,4,5,6}中的所有5-子集,6-子集,除去{1,2,3,4}的4-子集和不在D2∪{{1,2,3},{1,2,4},{1,3,4},{2,3,4}}中的3-子集构成的集合,共有25个。
从总体看，鸟铳传入明代中国的路径有五：一是通过东来欧洲人，主要是通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传入；二是通过劫掠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传入；三是通过东南亚人，主要是通过爪哇人、缅甸人和安南人传入；四是通过来华定居的土耳其人传入；五是通过朝鲜人传入。显然，除第一途径为直接传入外，其他皆为间接传入。
2.3 两组免疫球蛋白比较 治疗前，两组血清IgA、IgG、IgM及IgE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两组IgA、IgG及IgM水平均较治疗前出现上升(均P<0.01)，而IgE则明显下降(P<0.01)，同时观察组IgA、IgG及IgM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1)，IgE水平低于对照组(P=0.00)。见表3。
葡萄牙人是最早与明朝直接接触的东来欧洲人。从西欧到远东，欧式火绳枪一直是葡萄牙殖民者对付沿路各国人民、实现战略目标的利器之一。如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0—1524）在航行印度过程中，就曾用火绳枪回敬东非海岸居民的抗拒，基尔瓦（Kilwa）、蒙巴萨（Mombasa）、柏培拉（Berbera）和布腊伐（Brava）等一些东非城市均遭到葡萄牙火绳枪的野蛮攻击，特别是蒙巴萨人，甚至遭到火绳枪毁灭性射杀。在进攻印度卡里库特（Calicut）时，火绳枪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501年初，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卡纳诺尔（Cananor）用舰炮轰毁印度大小船只14艘，印度人只能以旧式兵器还击，许多人被葡萄牙人的火绳枪炮射倒。① 《世界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57页。 1505年，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约1450—1510）被葡萄牙国王任命为葡属第一任印度总督，其舰载武器清单中就有“大铁炮（bonbardas grossas de ferro）27门。鹰炮（falcāes）18门，其中铁质14门，铜质4门。配有3子铳的佛郎机（berāos）468门，其中铜质316门，铁质152门，托架大炮（bonbardas de coronha）53门，铜鸟枪（espingardas）80支。”② 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1509年，继任印度总督的亚伯奎（Afonso de Albuquerque，1453—1515）派遣舰队第一次进攻满剌加（Malacca），葡萄牙人先以大炮轰城，次日清晨，“葡萄牙兵两三千人带着火绳枪上岸。此外还有黑人等雇佣兵无数，企图攻入京城”。③ 敦·斯利·拉囊（Tun Sri Lanang）著，黄元焕译：《马来纪年》（Malay Annals ），吉隆坡：学林书局，2004年，第251页。在满剌加人的顽强抵抗下，葡人未能如愿。在1511年的第二次进攻中，葡萄牙人统帅“亲自率领一队士兵，各佩带火绳枪，进攻满剌加兵。他们举起火绳枪射击时，发出了豆子落在竹席上似的声音。由于葡萄牙兵武器锐利，攻势凌厉，满剌加兵抵挡不住，阵势大乱，向后撤退”。④ 同上，第274页。 葡萄牙人终于占领了满剌加。此后，葡萄牙人又在苏拉威西（Sulawesi）、苏门答腊（Sumatra）、加里曼丹（Kalimantan）、爪哇（Java）等地建立商站，进一步把火绳枪带到这些地方。
据万历三十二年（1604）后曾三至安南的朝鲜人赵完璧描述，安南人“喜习鸟铳，小儿亦能解放”。⑩ 李晬光：《芝峰集》卷23《杂著·赵完璧传》，《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66册，第253页。 可见流行普及之广。关于交趾人善鸟铳的情况，明末文献亦有记载。徐霞客在崇祯十年（1637）的广西边境见闻中，记其于恩城州出发，经安平到下雷的旅行经历。称安平至下雷一带，与交趾高平接壤，交趾人“鸟铳甚利，每人挟一枚，发无不中”。在下雷南陇村岭头，徐霞客“遇交彝十余人，半执线枪（俱朱红柄），半肩鸟铳，身带籘帽而不戴，披发跣足，而肩无余物”。岭上行走半里，“复遇交彝六七人，所执如前”。⑪ （明）徐弘祖著，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游记》卷4上《粤西游日记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79、490页。 明代南方使用的爪哇铳和交铳应该是由东南亚人传入中国的。
鸟铳之制，自西番流入中国，其来远矣，然造者多未尽其妙。嘉靖二十七年，都御史朱公纨，遣都指挥卢镗破双屿港贼巢，获番酋善铳者，命义士马宪制器，李槐制药，因得其传，而造作比西番尤为精绝云。④ （明）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13《鸟嘴铳图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09—910页。
这里某些印第安人、日本人和中国人告诉我，葡萄牙人已经把武器引进中国，特别是我们的火绳枪。一个中国人卖给我一把葡萄牙宽刀。葡萄牙人是会教他们学会使用大炮、骑兵以及其他对我们同样有害的技术的。他们是商人，学会这些并不奇怪。① E.H.Blair and J.A.Robert,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Cleveland: The Arthur H.Clark Company, 1903, Vol.4, p.58.
继葡萄牙之后，西班牙人也把火绳枪带往东亚地区。早在麦哲伦（Fernando de Magallanes，1480—1521）进行环球航行的时候，其船队就装备有各种大小炮71尊，火绳枪50杆，长矛1 000杆，弩弓60把，箭360打以及盔甲、匕首、刀剑等。② 弗朗西斯·亨利·希尔·吉尔马特（Francis Henry Hill Guillemard）：《麦哲伦的生平》（The Life of Ferdinand Magellan and the First Circumnavigation of the Globe, 1480—1521 ），转引自严中平：《老殖民主义史话选》，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255页。在登陆菲律宾宿务岛（Cebu）后，麦哲伦船队还与宿务附近的马坦（Matan）岛民发生冲突，西班牙“火枪手和弓弩手远远地从船上射击了半个小时”③ 茨威格（Stefan Zweig）著，叶芳来、曹继荣译：《麦哲伦传》（Fernão de Magalhães ），郑州：海燕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只因距离过远而成效不大，麦哲伦本人也被马坦岛人杀死。时隔四十多年后的1565年，由黎牙实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约1510—1572）率领的西班牙远征队再次来到菲律宾。2月13日，黎牙实比远征队接近菲律宾东南的萨马岛（Samar），并用舰载火炮和火绳枪进攻当地居民。④ Blair and Robert, op.cit., Vol.2, p.184.在一封1565年5月28写于宿务的米兰多拉（Andres de Mirandaola）致西班牙国王的信中，米兰多拉提及他的叔父乌达内塔（Andres de Urdaneta），黎牙实比的重要伙伴，要求国王增派600名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其中400名为火枪手，200为标枪手。⑤ Ibid ., p.124.一纸由菲律宾殖民官员签字、可能写于1566年的陈情状，要求派遣更多的神父、士兵，派发更多的滑膛枪，以便在菲律宾土著不愿皈依的时候，可以通过武力达到目的。在l569年7月7日写于宿务的致墨西哥总督的信中，黎牙实比写道：
我们目前最急需、最缺乏的是火药、弹药、火绳枪和长矛。这些东西是如此短缺，以致我们三分之一的人战斗时没有武器。我谦恭地恳请阁下支持我们，用小型递送船将我们要求的东西送来，或用任何其他更快的船只送来。⑥ Blair and Robert, op.cit., Vol.3, p.51.
在从宿务北上占领吕宋岛（Luzon），尤其是占领马尼拉的过程中，火绳枪更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班牙人靠火绳枪打败了当地的穆斯林。如1571年5月攻占马尼拉时，230名火绳枪手即是绝对的主力。⑦ Ibid., p.153.在1574年11月30日、12月2日，中国海盗林凤进攻马尼拉时，西班牙人也是靠火绳枪和西洋火炮打退了中国海盗的进攻，保住了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大本营。因为西洋火器的流入，菲律宾土著很快向西班牙人学会了熟练使用火绳枪；中国方面也通过与吕宋之间的商旅往来获得了西班牙火绳枪。明末文献提及的闽铳，有一部分便是来自西班牙的火绳枪。
杀人偿命的另外一层含义即是一命抵一命，相比较于自由刑或者金钱赔偿，当出现这样的结果时，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心理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抚慰，所以说死刑制度能够最有效地发挥抚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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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传入中国的鸟铳，其源头也在西方。据研究：“1542年，搭乘一只福建船上的三个葡萄牙逃兵偶然发现了日本，由此开辟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广阔的新市场。”① C.R.Boxe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1948, p.2.葡萄牙日本市场的开拓，为火绳枪之传入日本提供了契机。日本著名学者僧人文之玄昌（Bunshi Genshou，1555—1620）的《铁炮记》记录了1543年葡萄牙人将火绳枪传入种子岛的经过。② 文之玄昌：《南浦文集》卷上《铁炮记》，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宽永2年（1625）刊本，第5—9页。 明人李言恭《日本考》在言及鸟铳来源时也说：“鸟铳原出西番波罗多伽儿国，佛来释古者传于丰州铁匠。近来本州岛铁匠造鸟铳一门，价值二十余两，用之奇中为上。其别州虽造，无此所制之妙，其价所值不多。”③ （明）李言恭、郝杰编，严大中、汪向荣校注：《日本考》卷2《百工器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4页。 波罗多伽儿即葡萄牙的另一音译。明代著名军事作家郑若曾在追溯中国鸟铳源头时说：
此后，葡萄牙人北上闽浙，又把火绳枪带到福建、浙江沿海。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八月，“佛郎机夷连艘深入，发货将尽，就将船二只起水于断屿洲，公然修理”。⑥ （明）朱纨：《甓余杂集》卷2《阅视海防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8册，第25页。 福建巡按金城也说：“据漳州府报称，佛郎机夷人先于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内入境劫掠，去来无常。”⑦ （明）朱纨：《甓余杂集》卷6《为夷船出境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第153页。 据（康熙）《平和县志》记载，嘉靖二十六年九月间，平和知县谢明德“蒙巡按察院金⑧ 即“金城”。 委次捕夷船”，在葡萄牙船上见到了鸟铳，并且加以仿制。⑨ （康熙）《平和县志》卷12《杂览·寇变》，“中国方志”丛书第9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清康熙五十八年修、光绪十五年重刊本，1967年，第265页。 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仿制欧式火绳枪的纪录。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九（1548年12月8日），在福建厦门，葡萄牙“大夹板船齐鸣锣鼓，发喊，放大铳三十余个，中小鸟铳不计，又山嘴上放大铳一个，石炮如碗”；⑩ （明）朱纨：《甓余杂集》卷5《六报闽海捷音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第138页。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1549年3月19日），驻泊诏安走马溪的葡萄牙人“各持鸟铳上山，被梅岭伏兵乱石打伤，跑走下船”。⑪ 同上，第131—132页。 明军通过走马溪之战，又缴获一些葡萄牙鸟铳。待到葡萄牙人入驻澳门、与中国关系平稳顺畅以后，葡萄牙火绳枪开始更多传入中国。如弗朗西斯科·德·桑德（Francisco de Sande）1576年6月7日写于马尼拉（Manila）的致西班牙皇家主教信中提道：
郑若曾的这段描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中国最早的鸟铳来自西番即佛郎机国，但制造者未能尽其妙用，因而流传不广；二是来自日本的鸟铳虽然在时间上要晚一些，但因制作比西番精绝，所以得到快速流行。与其他明代文献相比，《筹海图编》的这一结论显然是较为客观的。
传入日本的葡萄牙火绳枪很快成为倭寇劫掠中国东南沿海的凶器。据浙江巡视海道副使魏一恭抄送的倭寇供词称，稽天、新四郎与已经斩首的芝涧等，俱系日本国东乡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三月，带着国王借给的500两白银以及国王给予的“番铳二架、番弓、番箭、倭刀、藤牌、长铳、镖铳等项利械”，驾驶大船一只，到浙江九山海岛，“欲投未获徽州贼许二等做地主”，结果被官兵俘获。⑤ （明）朱纨：《甓余杂集》卷2《议处夷贼以明典刑以消祸患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78册，第43页。 这里的两架番铳，日本学者中岛乐章（Nakajima Gakusho）认为很可能就是欧式火绳枪。⑥ 中岛乐章：《16世纪40年代的双屿走私贸易与欧式火器》，见郭万平、张捷编著《舟山普陀与东亚海域文化交流》，第41页。 又据海贼陈瑞供称，嘉靖二十七年（1548），与徽州人方三桥在日本雇得日本国中船一只，于四月初八日起程，十九日到达舟山列岛的乌沙门。五月初二，陈瑞上山，被哨船人拿获。其日本船中“有倭刀、倭弓、火药二罈、小铁佛郎机四五座、鸟嘴铳四五个，俱是番人先年下日本国相斗夺下的”。⑦ 《议处夷贼以明典刑以消祸患事》，第45页。 这里的所谓“番人”，自然包括葡萄牙人在内。因为其性能良好，所以在明军攻下双屿时，通过被俘的“番酋”，中国工匠掌握了鸟铳的制造、使用以及火药的配制技术。在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官将的强力推动下，鸟铳在东南地区迅速流传开来。当时的双屿走私贸易港里既住着大量日本倭寇，又有一定数量的葡萄牙人和东南亚人，这里的“番酋”似不能排除葡萄牙人。但因倭寇是其中的主导力量，所以更可能是日本人。此后，明朝军事当局即以仿制日式火绳枪为主，这大概是中国文献关于鸟铳得自倭人一说的由来。
交铳是一种流行于西南地区的管型单兵火器，“铳长六七尺许，声不甚猛，烟发辄歼敌”。⑧ 钱海岳：《南明史》卷10《志第五·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80页。 杨嗣昌将其定义为“交趾鸟铳”，⑨ （明）杨嗣昌著，梁颂成辑校：《杨嗣昌集》卷43《召对纪事·丁丑四月二十七日召对》，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1028页。 当是来自交趾地区的火绳枪。因为地缘关系，交趾人的火绳枪很快流入中国广西、云南等地。清初吴晋锡在《半生自纪》中称，嘉靖时王守仁已制交铳，⑩ （明）吴晋锡：《半生自纪》卷下，李兴盛主编：《诗人吴兆骞系列（二）·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资料汇编》附录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7页。 目前尚无材料佐证。但至明末已较流行，应当是不争的事实。如（天启）《滇志》记载广南府“侬人”时说：
另外，在清崇德三年（1638）八月，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曾向清朝方面贡献马、驼、鞍辔、弓、斧、甲胄、貂皮、雕翎及鸟枪等物。⑧ 《清太宗实录》卷43，崇德三年八月壬子，《清实录》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68—569页。 据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考证，他们贡献的鸟铳是俄罗斯鸟铳。⑨ （清）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3《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40册，第295页。 因此，俄罗斯—喀尔喀也成为向明朝传播火绳枪的一条通道。
戴巡抚大惊，急分付放铳，已被万人敌抢入城垣，军士惊倒，火不能燃。幸李应祥闻之，率五千爪哇铳手到来，轰天的打去，瑶兵方才退下。⑥ （清）花溪逸士：《岭南逸史》，第179页。
汽轮机排出的乏汽以直接空冷系统为主要冷却方式，在此基础上配置改进型海勒式间接空冷系统，从主排汽管道抽取部分乏汽送入DICSSAC，如图1所示。DICSSAC作为辅助降低背压的一种优化措施，可提高机组真空度，使机组安全、经济运行。蓄冷是指夜间低温时段，干式空冷换热器分出一半冷却单元用来冷却凝结蓄冷水箱里的循环冷却水。在第二天高温时段，蓄冷水箱里的低温循环冷却水与流出干式冷却塔的较高温度循环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喷入喷射式凝汽器，进一步降低背压[7]。
国内巨大的市场也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同时外资企业带来的国际化技术标准、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也为民营电梯企业在技术、质量、管理、服务上步入国际化行列提供了便利。根据中国电梯协会统计，2015年外资品牌约占国内54%的市场份额，国内本土电梯品牌约占有46%的市场份额，我国电梯行业呈现外资品牌与本土品牌二元竞争的市场格局。
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人首访中国的时候，随船所载不仅有佛郎机炮，而且也有火绳枪。当葡萄牙人的五艘舰船于嘉靖元年（1522）八月企图对中国广东进行挑衅时，被广东水军击败，两艘舰船及20多门佛郎机舰炮、多支火绳枪被明军缴获，葡萄牙人的火绳枪炮由此传入中国。当代中西关系史研究的早期开拓者张维华曾指出，佛郎机铳“为西铳之大者，此外尚有小者可以击雀，因名鸟枪。此枪于晚明之际，用于军旅者尤为普遍，当亦与佛郎机铳同时传入中国者也”。⑤ 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第20页。 但那时葡萄牙人所用火绳枪，大抵还是初创时期的产品，所以没有得到明朝军事当局的足够重视。
关于爪哇铳的形制，湛若水《送黑翠峰参戎赴留都不觉发江湖廊庙之悃》称其“形如弩，轻可系肩，遇寇万铳齐发，能穿数重”；⑫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27《续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册，第190页。 屈大均《广东新语》也说：“爪哇铳者，形如强弩，以绳悬络肩上，遇敌万铳齐发，贯甲数重。”⑬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器语·鸟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41页。 二人所言爪哇铳外形，异乎常想，到底如何，姑存其疑。查张岳致河南巡抚李宗枢书（大约作于嘉靖二十二年），在岭南地区，人们把最小号佛郎机铳称为爪哇铳，“亦海外器，人有铳手专习之，贼畏之甚于强弩”。① （明）张岳：《小山类稿》卷9《与河南巡抚李叠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72册，第392页。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引《月山丛谈》说：“佛郎机与爪哇国用铳形制俱同，但佛郎机铳大，爪哇铳小耳，国人用之甚精，小可击雀。”② （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22页。 （嘉靖）《广东通志》亦云，爪哇铳“身长至一尺五寸，尤便持也”，铳药“焰硝一斤，硫磺二两二钱，炭四两五钱”。③ （嘉靖）《广东通志》卷32《政事志五·军器》，广州：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誊印，1997年，第784页。 据此，爪哇铳似为一种小型管状火器。一位名叫黄岩的广东嘉应（今梅州）人，别号花溪逸士，在清乾隆年间著成白话小说《岭南逸史》，小说以明朝中叶的广东盗乱与两广瑶乱为背景，描写文武兼备的广东书生黄逢玉平定战乱、论功封侯的故事。④ 参见（台湾）成功大学林亭君硕士学位论文《〈岭南逸史〉研究》，2011年。 小说在第14回、16回描述了爪哇铳作战的场景：
镇抚林秉汉忙叫军士放爪哇铳。军士得令，万铳齐发，震天的一响，一个弹丸早打中老虎前心，透甲洞胸死于马下，瑶兵一拥退回。梅小姐马到，瞋目大呼道：“众将上前，不破此炮，终不得出！”声犹未绝，一马已到放铳军前，伸手去锦囊撮出那链就神豆在手，向那放铳军士一撒，就如发了百十个大爆一般，毒光到处皮肉尽焦。一连撒了数千把，把放铳官军打得屁滚尿流，丢了鸟枪拼命而逃。⑤ （清）花溪逸士：《岭南逸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58—159页。
江阴市对水利现代化建设认识充分，始终认为“水利现代化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水利现代化是治水理念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三者的融合，必须从单纯的水系和水利工程管理延伸到流域内社会水行为、水意识的管理，建设与管理并重，要突出建设重点，规划引领，典型示范”。近年，江阴市紧紧围绕“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水景观、水经济、水文化”六位一体的大水利理念，全面完成了境内18614条“家河”的整治，提升流域水质；以万顷良田建设为契机，建成了一大批高标准农田水利设施；深入推进“河长制”管理，实现了全市河道水清、岸绿、景美；尝试“不开发区”建设，开展水生态修复，打造不开发区湿地旅游保护区等。
他们不断地练习射击，具备骄人的绝技，以至于只要有欧洲船只驶进他们的港口，国王手下的枪手们就向我们的枪手提出比试枪法……而欧洲枪手总是竭力避免这样的比试，因为他们从经验中知道，这些交趾支那人用炮能击中任何目标。他们也很精通燧发枪，经常拉到野外去训练。⑨ 同上，第248页。
可见这是一种有类鸟铳的管型火器。另外，《筹海图编》记录了一种名为铅锡铳的小型佛郎机铳，图中文字称：“铳如鸟铳，但药尽处用一吼，上安一铁筒。”⑦ （明）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13《铅锡铳图说》，第913页。 抑或与此相近。据此，笔者初步认定爪哇铳应该也是一种鸟铳。
通过东南亚人传入中国的火绳枪，要比前两个渠道稍晚一些。如前所述，欧洲的火绳枪最早通过葡萄牙人带到东方，并且成为他们在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殖民，对付东南亚人箭弩、长矛和匕首反抗的利器。稍后掌握火绳枪技术的土耳其人也向这一地区渗透。如亚齐（Aceh）苏丹阿拉丁·里阿亚特·沙·卡哈尔（Alau’d-Din Ri’ayat Syâh al-Kahar，1539—1571年在位）曾于16世纪60年代向土耳其寻求军事援助，以便共同对抗葡萄牙人，“鲁姆（Rum，土耳其）的苏丹派各种各样的枪炮匠和专家来到亚齐，从那时起亚齐就开始铸造大炮”。⑧ 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著，吴小安、孙来臣等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44页。而一些来自葡萄牙、土耳其、阿拉伯、印度的流动海员，也纷纷受雇于缅甸、阿拉干（Arakan）、暹罗、爪哇和望加锡（Macassar）的统治者，成为他们的炮手、铸炮匠和教练员。在“经历最初的惊恐不安之后，主要的东南亚国家都迅速行动起来，购买、雇用、缴获或学习了新型的技术和武器”。① 同上，第241页。 以缅甸为例，在德彬瑞体（即莽瑞体，1531—1551年在位）和勃印囊（即莽应龙，1551—1581年在位）统治时期，他们率先使用由葡萄牙人（还有一些穆斯林）引进的火枪火炮，效果显著。据一位意大利旅行家弗里德里希（Frederici Cesare Ca.1530—1600/1603）1581年发出的报告，勃印囊的火绳枪是一流的：“他在战争中经常使用8万支火绳枪，而且这个数目与日俱增。由于每天都奉国王之命练习射击，他们熟能生巧，个个都成了神枪手。”② 同上，第247页。 据成书于万历早期的《西南夷风土记》记载，缅人战斗，“惟集后阵，知合而不知分。每以鸟铳当前，牌次之，枪又次之，象继枪后。短兵既接，象乃突出。中华人马未经习练者，见象必惊怖辟易，彼得乘其乱也”。③ （佚名）《西南夷风土记》，（清）曹溶辑，陶椒增订：《学海类编》，扬州：广陵书社影印本，2007年，第10册，第6106页。 （天启）《滇志》亦云，缅人贪利好斗，“交兵长于鸟铳”，其发迅疾而无声，“但其法秘不传耳”。④ 《滇志》卷30《羁縻志·种人》，《续修四库全书》第682册，第494页。 万历十年（1582），缅王莽应里（1581—1598年在位）曾以“兵二百人、象数十只、鸟铳数航备镇康”⑤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6《缅甸列传上》，《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第379页。 ，意图内犯。王鸣鹤《火攻问答》也说云南缅酋“专用火器以敌中国”。⑥ （明）吴惟顺、吴鸣球：《兵镜》卷14，《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子部第33册，第487页。 英国人和荷兰人来到东南亚后，带来更为先进的火绳枪，引起万丹（Banten）贵族们的兴趣和渴望，他们甚至不断指使手下去偷窃英国人的火绳枪。⑦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249页。 荷兰人曾把随船带来的300—400枝燧发枪以六个雷亚尔一支的价钱卖给亚齐人，英国人也乐意把火器当作普通商品买卖。随着火绳枪技术的传播普及，1615年的望加锡已经拥有2 422支火枪，并且在17世纪20年代开始独立制造。⑧ 同上，第220页。 17世纪初的交趾地区在操控枪炮方面的技术甚至超过了欧洲人。
其种在广南，习俗大略与僰夷同。其酋为侬智高裔，部夷亦因号侬……长技在铳，盖得之交趾者。刀、盾、枪、甲，寝处不离，日事战斗。王弄山、教化三部亦有之，盖广南之流也。⑪ 《滇志》卷30《羁縻志·种人》，《续修四库全书》第682册，第493页。
除云南外，交铳也出现在广西地区。据《明季南略》载，崇祯十七年（1644）九月，“广西巡抚方震孺，言狼兵善火器药弩，以副将朱之胤统千人入卫”。⑫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南都甲乙纪·九月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页。 广西狼兵所善火器就是交铳。因此在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底，南明督师何腾蛟湖广募兵时，“广西柳州僮目副将覃裕春、子覃鸣珂，领交铳手狼兵五千”；次年五月，何腾蛟“又差副将王凤昇、参将王廷祥、方升等往广西柳州招募狼兵交铳手三千”。① （明）蒙正发：《三湘从事录》，《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辑第21册，第571、581页。 据清雍正二年（1724）就任广西巡抚的李绂向当地土司打听，狼兵“鸟枪较军营所用长三寸，可远及百三十步”。除了鸟枪外，狼兵的致命武器还有狼筅、铁标，“大约百三十步内用鸟枪，三十步内用铁标，二十步内用狼筅”，“故官军莫敢撄其锋”。② （清）李绂：《穆堂别稿》卷21《广西二·兵记上·练兵记文告附》，《续修四库全书》第1422册，第364页。
噜密铳是万历时期内阁中书赵士桢，从留居北京的噜密国火器官朵思麻那里获得火器原件和制造技术后，仿制成功的另一种火绳枪。噜密国即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其火绳枪技术来自西欧。赵士桢万历二十六年（1598）《恭进神器疏》称，他平日留心国事，关注武备：
频年以来，遍询胡宗宪、戚继光二臣部曲，俱称倭之长技在铳，锋刀未交，心胆已怯。臣因思兵家倍数及先后著之说，一意讲求神器。欲期边吏御敌，凭藉势焰，先挫凶锋，然后易于接战。③ （明）赵士桢撰，蔡克骄点校：《神器谱》卷1《〈神器谱〉奏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77页。
万历二十四年（1596），赵士桢在京营游击将军陈寅那里见到西洋番鸟铳，“较倭鸟铳稍长，其机拨之则落，弹出自起。用药一钱，铅弹八分。其制轻便，但比旧鸟铳只远五六十步”。④ （明）赵士桢撰，蔡克骄点校：《神器谱》卷2《原铳（上）》，第398页。 他对这种西洋鸟铳的射程并不十分满意。听说先前吐鲁番吞并哈密时曾借得噜密神器，赵士桢很想见识一下噜密神器的威力。万历二十五年（1597），赵士桢结识了武举人把臣、把仲弟兄，方知其父把部力就是噜密国人，因进贡狮子来到北京，遂留中国不去。赵士桢向把氏兄弟询问噜密鸟铳的情况，把氏兄弟说：“义伯朵思麻，即本国管理神器官，一访可知。”于是赵士桢通过把部力找到朵思麻，朵思麻欣然拿出从家乡带来的噜密鸟铳。“其机比倭铳更便。试之，其远与毒加倭铳数倍。”朵思麻还将制造、演放噜密鸟铳的方法告诉赵士桢，赵士桢“遂捐赀鸠工制造，印证思麻，思麻称善”。⑤ 同上，第399页。
在所著《神器谱》里，赵士桢描述了噜密铳的外形尺寸和内部结构：
虫害：①斜纹夜蛾。可选用1%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醛盐乳油1500倍液、59%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2000倍液、20%虫螨腈悬浮剂1500倍液等喷雾防治。②害螨。草莓扣棚保温前可用持效期较长的5%噻螨酮乳油1200倍液防治，大棚内可用15%哒螨灵乳油1500倍液或20%丁氟螨酯悬浮剂1500～2000倍液等喷雾防治，大棚扣棚保温后为重点防治期。
约重七八斤，或六斤，约长六七尺。龙头、轨机俱在床内，捏之则落，火燃复起。床尾有钢刃，若敌人逼近，即可作斩马刀用。放时，前捉托手，后掖床尾，发机只捏不拨，矻然身手不动。火门去著目对准处稍远，初发烟起，不致薫目惊心。此其所以胜于倭鸟铳也。用药四钱，铅弹三钱。⑥ 同上，第400页。
这应该是一种轻型鸟铳。在赵士桢成功仿制噜密铳两年后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温编著成《利器解》，称“鸟铳惟噜嘧最远最毒”。⑦ 黄裳：《跋〈利器解〉》，氏著《翠墨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32页。 据郭子章《〈利器解〉序》，温编是温纯幼弟，陕西三原人。温纯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曾与负责兵部事务的刑部尚书萧大亨一道，在宣武门外试验赵士桢所造火器，并对其高度赞赏。《利器解》一共著录了16种兵器，其中包括剑枪、铳棍、五雷神机、三捷神机、万胜佛郎机、噜密鸟铳等带有西方色彩的新式火器。四年后，曾任浙江按察副使的范涞著成《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也说“鸟铳惟噜密最远最毒”。⑧ （明）范涞：《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10《火器图说》，《续修四库全书》第739册，第604页。 噜密铳似乎成了明代鸟铳中的佼佼者。
资本主义的社会需要一个建立在影像基础上的文化。它需要提供大量的消遣娱乐，以便刺激消费和麻痹阶级、种族和性的伤痛。它还需要搜集无尽的信息，更好地开发自然资源，提高生产率，维持秩序，发动战争，为官僚们提供工作。照相机的双重能力，将现实主观化和客观化，理想地满足和强化了这些要求。照相机以先进工业化社会运作的两种必要的方式来限定现实：作为一种奇观（为公众）和作为一种监督工具（为统治者）。影像的制造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管理意识形态。社会的变化已由影像的变化所取代。[13]178
向赵士桢展示西洋番鸟铳的陈寅，浙江平阳人。自幼膂力过人，能“步追奔马，倒拖其尾以[归]”。⑨ （隆庆）《平阳县志·武烈》，明隆庆五年刊清康熙间增钞本，未标页码。 以将才荐授金盘备倭把总，因功升京营游击、镇江参将。万历三十二年（1604），以兴隆副总兵任永腾参将，镇守云南永昌。⑩ 《明神宗实录》卷397，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己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1966年，第7474页。 万历三十四年（1606），因失援木邦罢职禁锢。⑪ 《明神宗实录》卷422，万历三十四年六月癸卯，第7984页。 在其返乡途经贵州平越时，时任贵州新道镇参政的嘉兴盛万年，邀其铸造火器，其中就有鸟枪。① （清）盛枫：《嘉禾征献录》卷30《盛万年》，《续修四库全书》第544册，第614页。 清初目录学家钱曾《读书敏求记》著录《火器大全》一卷，称“李承勋、朱腾擢、赵士桢皆负笈其门，随才授艺”，但不知撰者为何人。②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3《兵家·〈火器大全〉一卷》，《续修四库全书》第923册，第301页。 清末著名考据学家孙诒让《温州经籍志》推测此书“或出陈寅及朵思麻手也”。③ （清）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卷16《子部·〈续神器谱〉一卷》，民国10年（1921）刻本，第12页。 可见陈寅是一个熟悉或通晓西洋鸟铳的军事将领。而这个嘉兴盛万年，此前任职广东岭西道，在万历三十年（1602）撰成《岭西水陆兵纪》，多次提及水陆装备中的鸟铳问题，说明他也是一个注重新式装备的务实地方官。西洋番鸟铳重四五斤，长六尺许，“龙头在床外，倒回顾火门，拨之则落，火燃自起”，用药一钱，弹重八分，“火门不粘本身，在盖机铜叶之上，燃火门不及本身，燃本身不及火门，可多放五六次，较倭鸟铳更觉轻便”。④ 《原铳（上）》，第401页。 也是一种轻型鸟铳。
在明朝末年的明金（清）战争中，明朝和后金（清）都曾向朝鲜方面征索鸟铳，于是有一批朝鲜鸟铳被调往中国。如在崇祯四年（1631），明登莱巡抚孙元化希望朝鲜方面赞助鸟铳1 000门，但朝鲜国王以“创残之余，事力凋瘵”为由，只给500门，⑤ 张维：《谿谷先生集》卷23《咨文·孙军门回咨》，《韩国文集丛刊》第92册，第365页。 数量已不为少。崇德六年（1642），清人围攻锦州，再向朝鲜方面征调“鸟铳四千一百七十柄” 。⑥ 李选：《芝湖集》卷13《林将军传》，《韩国文集丛刊》，第143册，第580页。 是年八月，皇太极因杏山战功赏赐随征朝鲜官兵，其中就包括鸟铳手李拥立、吴福、李弘叶等。⑦ 《清太宗实录》卷57，崇德六年八月壬申，第777页。 朝鲜鸟铳吸收了日本鸟铳和中国鸟铳之所长，在明末辽东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末还从欧洲传入一种大鸟铳，因较此前之鸟铳为重，发射时需用支架支撑。这种大鸟铳欧洲称之为“Musket”，是一种比“Arquebus”（Musket之前的火绳枪）更为先进的火绳枪。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何汝宾《兵录》在叙述“西洋大小战铳制造点放法”时，提到过这种大鸟铳。他说：
（大鸟铳）身长四尺，筒亦以钻钻之，以木为柄，用铁作半圜，下总一铁柱，绾在铳木柄中央，复用木直竖，受铁柱，左右顾盼，照准施放，亦用火草拨珠。弹用铅者，一两二钱至一两六钱止。弹作三分，用药止二分，如弹重一两二钱，作三分，用药二分，止该八钱，余仿此。平放二百步，仰放一千步。⑧ （明）何汝宾：《兵录》卷13《西洋火攻神器说·西洋大小战铳制造点放法》，《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9册，第700页。
其铅弹重量、用药量、射程等，都比此前之鸟铳更大。广东方面称大鸟铳为斑鸠脚铳。如在崇祯八年（1635），广东总督熊文灿将100门斑鸠脚铳解送北京。据兵部官员描述，斑鸠脚铳每门重二十六七斤，除去木靶止重十五六斤外，身长四尺二寸，连靶五尺五寸。“铳口外围径过一寸三分一，口径过六分，铳底外围径过二寸”。用药一两三钱，铅子重一两五六钱不等。⑨ 《兵部行两广总督军门坐班承差廖宗文呈稿》，《明清史料》乙编第八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15页。 崇祯十年（1637），熊文灿再进大斑鸠脚铳100门，每门用药一两五钱。⑩ 《兵部题两广总督熊文灿咨行稿》，《明清史料》甲编第九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878页。 在郑芝龙的大水艍船上也装备有大中型斑鸠铳，此铳只有广东工匠能够制造。其中大斑鸠铳每船装备20门，所用铅弹每颗重一两八钱；中斑鸠铳每船装备12门，所用铅弹每颗重一两五钱。⑪ 《兵科抄出两广总督沈犹龙题本》，《明清史料》乙编第六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64页。 与《兵录》所载大体为同一型制。
傅向升指出，华谊集团传承历史、弘扬传统，激励斗志、振奋精神，不忘初心、勇担责任，在新形势下华谊集团要提高思想站位、扩大开放合作、加快自主创新、推动转型发展。
成书于隆武元年（1645）的郑大郁《经国雄略》称这种大鸟铳为搬钩铳，指其为“鸟铳之最大者”。他说：“此铳用之舟战，极为便利。火药一发，杀人于百步之内外者，此铳得之矣。”⑫ （明）郑大郁：《经国雄略》武备考卷6《火器·搬钩铳》，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南明隆武元年（1645）刻本，第10页。 据所配搬钩铳图，也有一个叉形支架。成书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王圻《三才图会》记载了一种名为“大追风枪”的大鸟铳，称“其器甚长且利便，发而能远”。此枪点放由二人完成，“一名执枪照准则，一名执火绳”，支架为“三足铁柱”，每发用药六钱，铅子重六钱五分，“平发二百余步，高发十余里，此真万胜难敌之长技也”。① （明）王圻：《三才图会》器用卷7《大追风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1册，第352页。 与熊文灿所进大斑鸠铳相比，这种大追风枪至多算是中型鸟铳，所谓“高发十余里”的射程应是大大夸张了。崇祯中成书的范景文《战守全书》所言之追风枪“长八尺，连柄一丈”，不用火门，止捻药线，架于城垛之上，“人人能放，可数百步，比鸟铳甚便，守城宜用”。② （明）范景文：《战守全书》卷12《守部·大追风枪》，《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36册，第448页。 这是一种长管鸟铳，所以射程较远。成书于崇祯八年（1635）的毕懋康《军器图说》还提到一种名为“翼虎炮”的管形火器，据所配翼虎炮图，此炮“式长三尺，重六十斤，除三尺外，后一尺六寸入柄内，柄长二尺二寸”，有准星、照门，有弯形枪托，虽名为炮，实即鸟铳，与17世纪初德国出现的一款大鸟铳颇为相像。毕懋康说：“翼虎炮之制，昉于榆林。该镇每与虏使讲折时，当场用翼虎炮及追风枪演试，虏使为之啮指。”又说：“其制有柄、有架，有铁嘴插入木架圜中，对敌举放，临时可游移上下，或平架放去，或稍昂其首，无不宜之”，“盖其威力在诸炮上，故以翼虎名之。”③ （明）毕懋康：《军器图说》，《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29册，第347页。 可见其在明末北边防御中的重要作用。
中图分类号： K248
doi: 10.19326/j.cnki.2095-9257.2019.01.014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认知与应对：明人欧洲观与晚明对欧方略研究”（项目编号：18BZS06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庞乃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