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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08年5/6月号
盖瑞·豪夫鲍尔：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可让所有人——发达和发展中世界都受益。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开放的市场，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着其最伟大的半个世纪。事实上，通过降低产品成本、增加工资，并形成更为高效的美国公司，自由贸易已提升了美国家庭的收入。即使开放的市场也许会伴随着各种代价，但全球化的收益要超过成本5倍之多。因此，这意味着，当国内产生需承受负担之时，国会在工人过渡时足有能力帮助扩展这些好处。如果做得正确的话，自由贸易也让发展中世界受益，帮助各国摆脱贫困，并允许它们在同等条件下与规模远远大得多的国家进行讨价还价，并潜在地阻止国家失败。
然而，民主党人在其初选过程中不断胡扯什么“暂停、暂休”贸易协定和“选择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作为总统，无论是希拉里·克林顿参议员，还是巴拉克·奥巴马参议员都不可能沉溺于这种愚蠢荒谬的言论中。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出自他们之口的这些易使人上当的短语之目的，就是诱骗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而不是制定政策。但是，要是他或她进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话，热情的支持者们将会要求他们的候选人做出说明。
贯穿世界贸易体系的整个历史——就是说，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商业政策的双重目标一直是促进经济繁荣，并增强美国的政治联盟。新总统在2009年1月入主白宫时，这些目标仍不会消失。
“选择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建议，它只会出现在竞选之路上。美国与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之间的贸易，占到2007年美国与世界贸易总额的将近30%。2007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总额高达3780亿美元，这种贸易中的某些部分将会受到危害——这会让美国农民、实业家以及国会议员大为惊愕。在多个领域，从能源供应到导弹防御，美国需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合作，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仅会危及美国与近邻的关系，而且将会严重削弱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信誉。
贸易就其影响而言几乎是个奇迹。即使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前，关贸总协定(GATT)就在1947年诞生于哈瓦那，它是一项确保欧洲经济复苏的宏大计划的组成部分。关贸总协定的作用，是要大砍发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政治对立的那些保护主义灌木丛。在其头一年，关贸总协定主持了23个国家之间的各种谈判，这导致了4.5万次关税让步，覆盖了世界贸易的20%。自从那时以来，连续7个“回合”的谈判已减少了范围逐渐扩大的商业方面的各种障碍，现在包括了150多个国家，扩展到全球市场贸易中的90%。来自于关贸总协定的回报远远超过半个多世纪前聚会哈瓦那的那些代表的最疯狂的期望。在1950-2005年期间，世界贸易已扩大了27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世界经济迎来了有记载历史上最兴盛的50年。
也许对俄亥俄州一名失业的机械师而言，反对自由贸易是短视的、可宽恕之举，但这根本不能变成总统的政策。自由贸易促进增长并提供了就业。未来数十年的一个严重威胁是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出现的连续暴力活动，那些国家往往具有政治不稳定、经济微弱增长的特点。它们是数十亿人的家园。它们当中的某些国家，像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正在跟大毒枭与叛乱分子交战。其他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则正在与基地组织作战。这些国家恰恰是将会从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中受益最多的国家。然而，这些国家中有不少，要么通过对世界商业设置一个接一个的壁垒而使自身被边缘化，要么由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各种限制性做法而被边缘化。
举例来说，突尼斯维持着20%的进口加权平均关税壁垒，其有害后果之一便是它大幅度削减了与其中东和北非邻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在贸易政策的不平等性方面，美国每年从贫穷的柬埔寨那里征收到的关税，其总额与从富裕的英国那里征收到的一样（约为4亿美元），即使英国每年对美国的出口总额是柬埔寨对美出口额的20余倍之多（570亿美元对25亿美元）。开放市场力量的一个突出例子是韩国，该国已实现了程度可观的繁荣。对比之下，奉行隔离、孤立之路的朝鲜却仍深陷于贫困之中。
加入世贸组织的某个国家如乌克兰现在正在做的，首先必须进行一系列立法与结构性改革，以便使其贸易体制达到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做法的标准。由于对商业法、知识产权和其他诸多领域的各种外溢效应，这个过程向那些刚刚被接纳不久的国家提供了变成更强大经济体的基础。在过去数十年间，许多发展中国家因这些要求而得以繁荣。一旦加入，这个国家就可与其他成员展开谈判，并将贸易投诉递交于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这个新入会者变成了世贸组织“俱乐部”一个羽毛丰满的成员，具有会员各种权利和特权。因此，小国安提瓜在同强大的美国的一次诉讼中赢得了胜利，而规模中等的秘鲁则战胜了欧洲联盟。
简言之，世贸组织使得各种经济规模和政治形态的国家，都参与到一个旨在有利于自身、将商业自由化的合作背景之中。很难想象，奥巴马或希拉里总统会认真关注像谢罗德·布朗参议员(Sherrod Brown)或者卢·多布斯(Lou Dobbs)这样老爱唱反调之人。
此外，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们都一样，经常推动自由贸易议程，以支撑各自的外交政策目标。外交政策是杜鲁门总统为何在40年代后期面对来自主要共和党人——特别是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的反对而仍然支持关贸总协定的一个核心原因。杜鲁门想消除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孤立主义这个幽灵，形成持久性的跨大西洋联盟。更近一些，各种贸易协定已改变了美国及其在北方和南方的近邻，以及中国等各种合作伙伴之间的政治趋向。
因此，外交政策的逻辑已揭示了美国贸易政策的许多选择，它们在各种自由贸易协定(FTA)中表现出来，自由贸易协定始于与以色列（1958年），随后是与加拿大（1989年）和墨西哥（1994年），较近的是与约旦（2000年）、智利（2004年）、澳大利亚（2004年）、巴林（2004年）、摩洛哥（2004年）和秘鲁（2007年）。这些事例的目标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关系并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同样，如今正等着国会批准，与韩国和哥伦比亚的两个自由贸易协定，是出于巩固联盟的希望——在亚洲，美韩军事联系逐渐被经济联盟所取代，而在南美洲，美国的优先事项是消灭恐怖主义与贩毒活动，并建立一个抵御委内瑞拉查韦斯的堡垒。但自由贸易协定并不仅仅只是外交政策的工具；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如今所购买的美国出口品，已经超过了美国出口品总额的42%。
有关贸易外交在冷战期间所发挥的这种关键性作用的记忆，如今正在消失之中。即使美国扩大了全球性商业，甚至当不断增加的出口正在弥补国内的经济弱点之时，公众的支持却已下滑了——无论是对世贸组织还是对其他一些自由贸易议程。各种民调结果显示，美国的民意已转向对立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已成为假设的全球化弊病的隐喻，但是，没有其他的外交政策工具——从传统外交到军事行动——能像贸易那样具备做出改变的潜力。在施行得当时，连同市场改革，自由贸易可以提升亿万民众的生活品质。
尽管如此，经济学家说，没有免费午餐这样的事，正像任何其他事情一样，这种情况对自由贸易而言也是丝毫不差。随着工人和企业改变其工作岗位和产品，拆除贸易壁垒几乎总会产生各种调整成本。就像适用于其他国家一样，这种情况适用于美国。此外，收益在整个美国人口中得以普及，而代价却集中在活力不足的产业（服装和汽车零部件）那些大龄工人的身上——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障碍。但严肃认真的分析表明，收益超过了成本，至少为5:1。事实上，美国从全球化中获得的收益相当大，足以让国会可轻易地承担起贸易调整方案（一年不足10亿美元）的成本，以便用好得多的过渡援助保护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受冲击程度较深的工人。
重要的一点是，自由贸易并非是送给外国的某种“礼物”；它也让美国受益，每年每个美国家庭达1万美元之多。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同样受益于低价格。美国的公司及其雇员获得了进入海外市场的新机会。更多高效率的美国企业蓬勃发展并壮大，贸易通过这种方式为美国工人创造了新的和高薪的工作岗位。
在火爆的俄亥俄州初选中，一位总统参选人在谈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一般的贸易协定时抛出了有关“丧失的工作岗位”的虚假数字，推测前者为100万个，而后者也数以百万计。因这些话语片段所唤起的某种形象——数字庞大的每年永久性工作岗位的损失、未抵消工作岗位的增加——在经济学上没有什么基础。
下一任美国总统面对的挑战是向前迈进，而不是后退。2009年1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进入第十五个年头，基于经历的各种改进，将是北美关系的一剂强心剂。劳工条款可被装上更为锋利的牙齿；而这些北美合作伙伴可以充当先锋，实施应对解决气候变化、能源需求和安全关切的合理措施。如果参议员奥巴马或希拉里入主白宫的话，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话语片段理应从“选择退出”转变为“升级”。
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下一任总统将面临着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Susan Schwab)所列出的多重挑战。在议程上最重要的项目将是成功结束多哈发展回合；批准悬而未决的与韩国和巴拿马的自由贸易协定；让美国的合作伙伴参与从货币价值到气候变化等各种问题。白宫生活的一些特征很少变化，其中之一就是贸易政策在国际外交中的至关作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公平贸易
两党政治家都在炫耀有关如何需要自由但公平贸易的论调，对此人们已司空见惯。有人争辩说，通过贸易自由化扩大市场是个双赢局面。那么，尽管每个人都受益于贸易，为何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还存有那么多的反对声呢?是不是民粹主义者在误导普通公民，尽管他们的经济状况真的不错，但他们已相信他们的状况正在每况愈下呢?
抑或是因为贸易自由化事实上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的日子更加糟糕?不仅是低技能的美国工人可能失去工作或是减少薪水，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工人也遭遇了如此的不幸。他们最终在各种贸易协定中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为他们对这些大企业毫无影响力。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要远远弱于自由化倡导者所说的那种程度。
对数据及规范经济理论的详尽研究，使得人们进一步深入了解贸易自由化反对面的力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差距正在不断拉大。在美国，不但贫困人口数量在稳步上升，而且家庭收入中间值至少已有8个年头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促成这些变化的有着许多因素：技术、社会习俗的弱化、工会以及贸易自由化。60多年前，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沃尔夫冈·斯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解释说，高收入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将会降低非技术熟练工人的薪资。这些经济学家表明，即使是转向自由贸易，也会使世界各地非技术熟练工人薪资相互更为接近，举例来说，这意味着美国的非技术熟练工人的薪资将会朝着印度和中国工人的薪资水平方向下降。虽然他们的模型源于20世纪中叶，但其中的某些假设至今甚至变得更为真实。尤其是全球化已丈大减少了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之间知识和技术上的差距。发展中世界收入较低的工人如今往往获得了这些工具，甚至获得了那种程度的教育，能够执行发达国家同行一样的任务。美国的工人只是以较高的薪资在执行同样的任务而已。很显然，这种情况可能甚至伤害到那些较高薪的美国技术熟练工人。
规范的经济理论不会说，大家的经济状况会因为贸易自由化而变好，它只是说赢家可以补偿输家。赢家可以拿出其收益的一部分给输家，这样大家的经济状况可能都会变好。但是那些赢家——其中大部分在美国，而且非常富有——并未补偿那些输家；事实上，有人一直在争辩说，要参与全球化竞争，就要削减政府开支，包括削减服务穷人的各种项目，如此那些输家则是加倍地输了。
传统经济理论的这些结果，是建立在诸如完全信息、完善风险市场、充分竞争和没有创新这些假设基础之上。然而我们并不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完美的世界里。现代经济理论已表明，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贸易自由化其实会让大家的经济状况更糟。例如，贸易自由化也许使得个人与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在缺乏足够保险市场情况之下，企业通过将生产从高回报、有风险性的活动转移至较安全、低回报领域这种方式加以应对，从而降低了国民的收入。
一些细心的研究似乎发现了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脆弱联系。许多研究确实表明，贸易水平提升的那些国家——中国就是一个很好例子——经济增速较快。但这些国家在其发展初期并未实施自由化。它们促进出口，限制进口。这种出口促进政策奏效了。
减少关税的一个标准论据是，它允许各种资源尤其是劳力从生产力较低的部门转至生产力较高的部门。但经常发生的情况却是，它使得工人从低生产力的就业变成零生产力的失业。例如，牙买加乳制品行业的工人无力与获得大量补贴的美国奶制品出口展开竞争，因此，当牙买加实施自由化而对这些获得补贴的进口品开放市场时，它的牛奶场就会停业破产。但是这些乳制品业工人不会自动地在其他地方获得再就业。相反，他们只是被添加到已经高企的失业名单上。在许多国家，失业率高企并无“释放”资源以扩大出口的必要。扩大出口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包括贸易的内部障碍（如缺乏基础设施，这凸显了贸易援助的必要性）以及资本缺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今天的规则，贸易自由化也许会又一次使得情况更为糟糕。这是因为各国正在被迫向外国银行开放各自的市场，外国银行更有兴趣向跨国公司和国家垄断企业而不是当地的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而这些中小型企业却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来源。
1.给政治上蜡
贸易自由化的事例，比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承认的要远远脆弱得多。那些诚实人士则求助于各种政治性论据：不是说贸易自由化是好东西，只说保护主义是坏东西。有人无疑会争辩说，特殊利益占据了优势。但事实上，大多数成功的经济体在演变过程中至少都对新产业的关键发展阶段提供某些保护。在最近的研究文章中，布鲁斯·格林瓦德(Bruce Greenwald)和我已通过构建一种“幼稚经济保护论”而确立了那种想法，在各国增长之时探讨如何使用保护来鼓励产业部门。这种支持的各种好处随后扩散在整个经济中。这类政策并不要求各国政府“挑选赢家” 来确认哪些行业特别适合于本国。这些政策是基于如下一种认识，即市场并不总是十分奏效的，尤其是当存在外部因素时，经济中的一部分行为影响着另一部分。成功创新有着巨大的外溢效应，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当然，政治家不会受到经济学和经济逻辑的约束。即使从我们的模型中发现，捍卫新生行业是支持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例如，贸易倡导者宣称贸易创造就业机会。但出口也创造就业机会；进口则毁了它们。如果有人证明以创造就业机会作为基础的贸易自由化是正当合理的话，他将不得不支持扩大出口，但同时主张限制进口——通常情况下是通过被称为倾销和反补贴税的非关税壁垒。这是自称支持自由贸易的许多政客所采取的奇怪立场。比如，乔治·布什在随意摆弄自由贸易与自由市场这些术语时，甚至以高得令人望而却步的水平向极度贫穷、弱小的摩尔多瓦征收钢铁关税，根本无视摩尔多瓦正在苦苦挣扎着从共产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事实。美国钢铁生产商无力竞争，从而要求征收这类关税——它们无力竞争，不是因为来自国外的小公平竞争，而是因为国内失败的管理。在这个案子上，世贸组织最终裁定美国违规。
这些政治家及其为之提供糟糕服务的经济学家未抓住的一个要点是——贸易是无关手创造就业机会的。维持经济处于充分就业，那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责任。无论何种贸易体制，当这些政策失败时，失业就会增加。事实上，贸易关乎生活水准，而这又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确切地说是谁的生活水准呢?
2.双重标准
发展中国家则另有一套反对贸易自由化的论据。当然，布什政府正在推动的所谓自由贸易协定根本就不是什么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是的话，它们的篇幅将会有好几页——各方同意消除关税、非关税壁垒和补贴。其实往下还应长达数百页。它们是管理贸易协定，通常是为发达工业国家的特殊利益（尤其是那些提供大量竞选捐款的特殊利益，如制药行业）而管理的。美国保持着其农业补贴，却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而各种协议通常远远超出了贸易范畴，涵盖了各种投资协定和知识产权条款。
这些投资协议所做的远远不只是免征税收。在所有这一切支持发达国家、同时伤害发展中国家的完美表演中，它们也许甚至向海外美国公司提供了美国国内公司所没有的保护——免遭因新法规所导致的利润损失。在建立法制方面，它们是倒退一步：各种争端纠纷是在远远低于我们期待的那些标准的过程中被裁决的，更遑论我们自己了。更为糟糕的是，那些含糊不清的条文可能会让危机中的国家陷入困境。它们已引发了大量的诉讼，迫使发展中国家支付了亿万美元。在一个特别令人震惊的例子中，印尼废除了前总统苏哈托签署的一项几乎必定导致腐败的协定，却被迫因为利润损失而支付赔偿金。即使该协定的废除正值印尼陷入危机，并正在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助之际，印尼仍要负责偿还预期中的那些利润，因为腐败，这笔利润的数量不近情理，极为庞大，许多人相信这首先加重了该国的各种问题。
除了投资协定之外，知识产权条款也过度苛求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正在向发展中国家兜售的这种知识产权制度，不只危害发展中国家，而且对美国科学和全球科学都没有好处。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区分开的，不仅仅是资源差距，而且包括知识差距。这些知识产权条款减少了获取知识的机会，从而使得结束这种知识差距更为艰难。而且甚至除了影响发展之外，这些条款使发展中国家更难有机会获得救命药物，非专利药品的售价只占到品牌药品售价的一小半。穷人根本无法负担起品牌药品的售价。因为他们无法承受这样的价格，数千人将会白白送命。与此同时，制药公司要求这些高价格时，它们花费在研究折磨穷人的那些疾病上的开支却少得可怜。这种情况根本不足为奇：制药公司关注的是利润；成为穷人的问题之一就是你没有钱——包括无钱购买药品。与此同时，制药公司一直从发展中国家获得遗传物质，却不愿向后者提供足够的补偿金，而这些物质往往奠定了新药物的基础，知识产权制度几乎从未向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知识提供过任何保护，从而引发了有关生物剽窃的忧虑。举例来说，因为印度香米中姜黄的愈合特性以及印楝油的多种用途，美国给印度香米颁发了专利。要是印度承认并执行这些专利的话，这便意味着，一名印度人每次吃其传统主食印度香米，或每次用姜黄治疗小病的话，他将不得不将支票寄往美国用以支付版权费。
当然，最近的双边贸易协定在许多方面甚至比以前的多边贸易协定更加糟糕：怎能指望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与美国谈判时具有很大的讨价还价能力呢?几位贸易谈判代表曾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对于美国的要求，要么接受它，要么根本不理它。美国说，我们如果对你做出让步，那将不得不对所有人都做出让步。此外，一连串的双边和区域性协定不仅破坏多边贸易体系，而且也削弱了市场经济，因为各国肯定不是在寻求最低廉投入，而是在寻求满足原产地规则的最低廉投入。一家墨西哥服装公司使用中国产纽扣，也许能够更低廉地生产衬衫，但要是它转向最低成本的供应商，那么其生产的衬衫将不再被视为“墨西哥产”从而失去免税进入美国机会。因此，双边贸易协定实际上阻碍了全球性贸易。
无论在多边还是双边协定中，各方关注的重点更多的是放在自由化与资本保护上而不是放在劳工保护上；这种不对称性改变了劳工对资本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企业威胁说，要是工人不接受减薪，它们将会迁往其他地方，从而助长了世界各地不断拉大的差距。
在其他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成功机会甚少。世贸组织则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确立了贸易方面的国际性法治；即便是一个不公平的法治，也许也要好过根本就没有任何法治。没有法治，那些大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它们的经济实力。但司法过程是十分昂贵的，这使贫穷国家处于不利的位置。它们即便赢了官司，几乎也没有任何履行的保证。安提瓜对美国赢得了一场大官司，但并无强制执行其胜利的有效方式。世贸组织裁定美国的棉花补贴非法，然而美国却继续提供这类补贴——25000名美国富农受益，这是以牺牲发展中世界数百万名穷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正是美国与欧洲拒绝触及它们农业补贴，才使得所谓的多哈发展回合停滞不前。
但即使在概念上，多哈发展回合也只是名义上的一个发展回合；它是发达国家剩酒装新瓶、同时希望发展中国家不会注意到的一个图谋。真正的发展回合——一个将会促进发展的贸易体系——看来会有显著的不同。例如，它将会允许劳动力更加自由地流动——全球从劳动力市场自由化中获得的好处其实远远大于从资本自由化中所获得的好处。它将会消除农业补贴。它将会减少非关税壁垒，随着关税壁垒重要性的下降，非关税壁垒的重要性正在与日俱增。发达工业国家的贸易部长们正在试图以发展回合名义兜售的东西，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一个真正的发展回合的样子。
3.贸易协定与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人的自由贸易论调与不公平的管理贸易现实之间的这种差距，很容易被市场及美国的评论家们钻空子。它提出的目标太过于容易。美国的贸易协定在一些国家有助于促进民主：市民因为美国不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而被唤醒，从而激活了市民社会，使各种不同的团体携起手来步调一致地抗议美国。美国之所以想与摩洛哥达成一项贸易协定，不是因为贸易关系的重要性，而是因为美国希望与一个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然而，当美国贸易代表提出大部分无法商谈的要求后，该国已看到了后几年将会出现该国最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的可能。如果表现善意是订立贸易协议的动机，那么至少在许多种情况下，其效果正好相反。
这一切中没有一个是不可避免的。通过一种赢家更多、输家更少的方式，美国可以轻松地管理贸易自由化。不过，这不是自动的，也不很容易。美国不得不拿出更好的办法来维护这些输家——我们需要社会保障，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举例来说：美国是少数几个依赖于与就业有关的健康保险的发达工业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它的失业保险制度相当脆弱。不管是因为外来竞争还是技术变革的结果，工人一旦失业就失去了健康保险；而他们从失业保险中所获得的那些保险金微不足道，使大多数人根本无力负担得起私人保险。当经济滑入衰退之际，美国人为何担忧失去工作，这就可以理解了。但如今大多数美国人的经济状况要比8年前更糟，衰退甚至在经济从上次衰退中获得完全复苏前就已开始了；美国人正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毕生积蓄被一直不断下跌的房价（他们的唯一资产）一点点吞噬。要是得知有人一年所挣超过10万美元，又获得2001年的大减税，并在2003年再度获得大减税，这也几乎未给这些美国人什么安慰，他们经济情况较好也许是贸易自由化的结果。从长远来说，他们的经济情况也会好转，这类含糊的承诺未提供什么安慰——正如凯恩斯挖苦的：“从长远来说，我们全都得死。”如今30岁美国男性的平均收入要低于30年前的同龄人。贸易也许不是这种收入下降的唯一理由，或者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理由，但它已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个人不能做任何有关技术的事；他们可以做一些与贸易有关的事。如果贸易带来好处，而且这些赢家希望维持对贸易自由化的支持，它们就必须愿意与那些输家分享更多的收益。
如果要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受益于贸易自由化的话，那需要一个更加公平的贸易体制；如果有更多的人受益于贸易自由化，那需要更好地管理贸易自由化。为了更加公平的贸易和更好地管理贸易自由化，美国应该转向一个更为综合全面的议程。这个议程将确保这些贸易成果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穷人和富人共同分享。没有它，就不应该对国内外所看到的对抗性反应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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