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崛起和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国会的认知与反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国会论文,中美论文,中国经济论文,认知论文,经贸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6)03-0042-009
最近一年来，美国国会在中美经贸问题上频频施压，先是抓住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不放，继而在“中海油”(CNOOC)收购美国尤尼科公司(UNOCl)问题上大做文章，导致美国行政部门在对华经济政策上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鉴于美国国会在管理美国对外贸易方面具有很大的决策权力，同时也因为国会的态度代表了美国务州、各不同利益集团的观点，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本届国会相关的听证和立法活动，分析美国国会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认知和反应模式，揭示国会行为背后美国国内有关“中国经济威胁”争论的深层次原因。
一、中国经济崛起和美国国内的反应
过去的25年，中国经济保持了近9%的年均增长率。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实体、第三大贸易国、全球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1]。例如，2004年，中国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已经超越了美国。①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投资和能源需求也年年增长，如中国最近成了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等国最大的投资者之一[2]，2005年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石油消费国，进口的石油占总需求的40%以上[3]。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美国国内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反应和评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是认为中国经济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的一些媒体热炒这一话题。如《华盛顿时报》于2005年6月26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龙的觉醒》的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一直保持至少10%的增长率，这为中国加速军事现代化提供了所必需的经费来源，而中国军力的提升将使美国干预台湾问题变得风险巨大[5]。《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络版于同年8月19日刊发一篇题为《中国会成为日本吗？》的文章，声称“亚洲新巨人中国决心要从轿车到软件业等各领域挑战美国，这越来越激起世人的担忧”。除媒体外，美国一些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也加入了“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论证行列。2005年6月27日，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称今天的中国比日本精明，而且比日本更有威胁力[4]。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说：“现行的中国汇率政策被高度扭曲，且对中国经济、它的贸易伙伴和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威胁。”[5]二是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对美国来说也许是一个机遇。如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家约瑟夫·施恩道夫认为来自中国新兴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将最终刺激美国新的和更大的革新[6]。一位美国工程师则引用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中国向美国出口价廉物美的低端产品、从美国进口高附加值产品可以使中美两国从贸易互补中获益[7]。三是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对美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希尔认为：“从入世迄今，中国对其入世承诺的遵守为美国公司和出口创造了许多机会。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80%，与此同时，美国的全球出口增长仅仅是11%。”[8]四是影响未定论。美国亚洲研究署能源安全项目组主任米卡尔·赫伯认为：“中国向全球扩展影响是一个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自然结果”；“中国的能源驱动无疑对美国有着重要含义。然而，何种能源供给程度会成为中美关系摩擦、紧张或未来合作的一个来源，要知道这一点为时尚早。”[9]
在上述四种看法中，因为美国媒体热炒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和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等话题，“中国经济威胁论”成为近期影响美国国内的主流声音，而国会则深受其影响，在2005年间频频出手，干涉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二、“龙的威胁”：美国国会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认知
华盛顿国会山是“中国威胁论”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经济的增长及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活动，刺激了国会议员的神经，相当一部分议员认为中国经济的扩展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威胁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的经济健康一般被定义为：“维持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基地，强劲的研究开发能力，全球竞争能力，以及正常的就业水准和增长率。”[10]在这些议员看来，中国经济崛起首先是威胁到美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国会认为，美国制造业由于遭遇来自中国等国低价格产品的“不公平竞争”，正经历自“大危机”以来的最大一次失业打击，“中国通过强制外汇在其中央银行以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交易来维持低汇率。这一低汇率是导致中国在美国制成品贸易逆差中占最大份额的一个重要原因”[11]。就中国经济崛起对美国高技术产业的影响而言，国会认为，“使中国发展成为一个高技术生产和研发的所在地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同时，“中国用这些技术的进展来排斥美国技术发展的竞争力是美国经济安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0]。例如，中国联想集团接管IBM的PC业务被渲染为“威胁到美国的产业基础”，“存在着利用交易窃取美国技术的潜在危险”[12]。
其次是威胁美国的就业率。很多国会议员不愿意深入研究中美贸易的结构性特点，反而一味根据美方数据抱怨中国经济的发展使美国失业人数增加。他们最喜欢列举的一个数字就是：2004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高达1620亿美元，美国因此失去了100万个就业岗位[10]。
再次是威胁美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和投资者的相关利益。例如，美国百姓抱怨国际油价上涨，国会议员却把原因归结到中国。他们声称：“中国上升的能源需求已经向全球石油供应和价格增加了新的压力。最近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对世界石油供应所增加的压力”。关于中国公司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行为及其对美国投资者的影响，国会“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也错误地认为：“中国政府有选择地挑选公司（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主要是香港和纽约）上市，获取约240亿美元的资金”，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内的银行体系，因为“中国银行系统根基脆弱。坏账已估计高达5000亿美元之巨”，这样的情况，“即使是最有经验的投资者也无法了解中国上市公司的债务和资产净值情况”，“美国投资者很可能在中国金融体系崩溃时血本无归”[10]。在不少议员看来，中国还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试图控制美国经济的命脉，这也严重威胁着美国的经济安全。
最后是威胁到美国的出口利益。国会的普遍观点是：中国入世以后，在削减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外国商品直销权利和管制透明等方面，尚未认真履行其相应的“国际贸易责任”。“特别是中国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软件盗版率从未下降到90%以下”；“猖獗的盗版活动与歧视性的中国政府采购管理法（草案）相结合，将给美国软件业进入中国市场设置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14]。
第二个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国会所持的主要“证据”有两个：一个是国会基本认可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正在将经济实力大规模地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观点，认为经济的增长使中国军费开支以两位数的年均增长率扩大，而且由于“多年来中国的防务开支一直不透明”，中国实际军费开支是其官方公布的数字2477亿元（299亿美元）的两倍多，是世界“第二大防务开支国”[15]。另一个“证据”是在能源问题上，中国为确保从波斯湾经南中国海到中国的海上能源运输安全通道(SLOCs)而开始打造“蓝水”海洋军事战略，威胁到美国对从印度洋到东亚海上交通线的传统控制。部分议员甚至认为，中国“新重商主义”的能源安全战略导致了其与某些美国不喜欢的国家的“危险合作”，一旦中国达到目的，便能“采取威胁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16]。
第三个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威胁到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外交政策也引起了美国国会一些议员的猜忌和恐慌。例如，美国国会有关报告就指出：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的区域经济合作使“美国在亚洲的长期影响和至关重要的长期利益正受到挑战”[10]；在非洲地区，中国“贸易胜过透明度”的交往原则，深受一些非洲国家的欢迎。中国的经济外援不附加政治条件，这与美英政策相冲突，也使美国国会片面地认为中国在利用世界各地对美国的不满而开展“富有魅力的商业外交”[17]，已经“悄然”侵蚀、撼动美国的海外利益[12]；在拉丁美洲，国会也特别渲染中国在西半球的“扩张”，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年里以进取的姿态进入这一地区”，与本地区“几个已倒退到独裁或威权统治”的国家签订贸易协定，“中国在西半球上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将会在未来对美国构成严重的挑战”[18]。
从上述三个方面综合来看，美国国会对中国经济认知的两个最主要的错误逻辑推理是：其一，国会认为，必将导致中国国有公司在海外的经营行为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仍在实行“非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不可信赖。在相当一部分美国议员眼里，中海油的商业收购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他们担心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公司后会将该公司生产的石油运往中国国内，而不是像美国石油公司一样运往国际市场。况且，该收购案涉及到“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敏感技术的转让。这让相当部分的美国国会议员对此持否定态度。其二，国会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的政治挑战有两个，即：(1)中国经济发展之后必然走地区扩张的老路，在亚洲范围内与美国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就是为什么不少国会议员相信：随着中国外贸的扩大、海外投资的增长而来的中国政治影响力的扩展，必然挑战美国对地区政治的影响力，其结果是中国必然“挑战”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在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有议员想当然地提醒美国政府和民众：“中国人想以一种将他们置于地区政治中心的方式将东亚组织起来”，以便“达到排挤美国，恢复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的目的”[12]。(2)中国独特而成功的发展模式可能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树立新的榜样。中国不附条件的外援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援原则相悖，“妨碍”了美国在全球推广西方式民主、企图增加发展中国家政治透明度的努力。中国不附条件的经济援助被美国视为中国拉拢发展中国家并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在国际上孤立“民主台湾”的政治手段。这种情形不利于美国在全球扩展民主。
说到底，只要中国仍然是一个坚持走自己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对中国就不信任。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就会被解释成为必然给美国的经济健康、国家安全和霸权控制带来威胁的可怕现实。
三、从认知到行动：国会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管理性干涉”活动
2005年内，美国第109届国会采取了一些行动，督促美国行政部门对中国施压。例如，6月17日，两位共和党议员彭博和亨特率先写信给美国总统布什，要求政府审查中海油提出的对优尼科的收购案。其后，不少国会议员也都通过直接给总统写信的方式表达类似的看法。当然，国会更多的是通过频繁地举行对华听证和立法等功能性活动，来表达国会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强烈关注。
1.国会对华听证情况
国会听证往往被说成是“获取真相和事实”及“听取各方面意见的最佳途径，也是国会加强与一般民众的联系、向民众宣讲法案要义的渠道，是议员表达人民心声的重要方式”[19-p205]。然而，在听证中，国会常常不能扮演公正的“检察官”的角色，反而倾向于支持特定的利益集团的观点，“每位议员来听证之前似乎就对问题有了既定的答案”[20-p128]。
以国会对华听证为例，在2005年1-9月，围绕着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影响，国会参、众两院及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举行了多场涉及中国经济的听证会，充满了对中国的误解和误判。有关听证会情况，请参见下表：
表1 2005年1-9月美国国会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听证（部分）
机构 时间 听证会主要议题
4月4日 “中国扩展全球影响”
参议院 6月7日 “中国在亚洲的凸现及对美国的经济后果”
7月23日“中美经济关系”
3月16日“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
众议院 7月26日“美国贸易权利实施法”（很大部分涉及中国）
7月28日“中国在非洲的影响”
1月13日“美中贸易投资对西北太平洋的影响”
2月3日 “中国与‘世贸’：评估与督促”
美中经济安全5月19日“中国与全球化的未来”
评估委员会 6月23日“美中贸易对美国国防产业基础的影响”
7月13日“中海油可能收购尤尼科的国家安全问题及‘CFIUS’的角色”
7月14日“地平线上的乌云：美中摩擦再起”
7月21日“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目标与战略”
资料来源：根据国会网站www.thomas.loc.gov整理而成。
国会对中国的误解和误判表现在为了达到特殊目的而在听证会的召开过程中做出特别性的安排上。在上表列出的有关中国经济的系列听证会中，国会在听证议题的选择、出席证人的安排、利用开场白给听证会定调等方面均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如在议题的选择上，几乎所有的听证会都围绕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影响这一主题。所选议题不仅覆盖了中国在对外贸易、汇率政策、投资（直接和间接）、技术开发、能源安全等经济领域的所有层面，而且涉及中国经济“扩张”对美国所产生的全球、区域、次区域的地缘政治影响。几乎每个证人都在自己的发言中大谈特谈中国在海外的经济扩张所导致的政治、安全影响及其对美国产生的政策含义。②在证人安排上，国会除了一般传唤相关问题的行政官员外，还特意安排了一些保守智库和机构的成员出席听证，目的是为了达到向社会宣传“中国威胁论”的效应。如在参议院2005年4月举行的关于“中国日益扩展的全球影响”的听证会上，一位证人就毫无根据地指称“北京表达的目标之一是削弱它所认为的美国超级大国的主导，支持建立一个北京在其中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多级强权结构”[12]。在2005年6月参议院外委会举行的“中国在亚洲的凸现及对美国的经济后果”的听证会上，保守智库遗产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彼得·布鲁克斯也危言耸听地说：“中国的大战略是一种‘机遇主义’的外交政策，目标指向国际体系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中国正在尽可能牺牲美国利益，利用其高涨的经济实力获得国际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努力取代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地位。”[21]因为这样的安排，看似公正的听证会，基本上都受到了误导。
2.国会对华经济的立法活动
2005年1月至7月，美国第109届国会在有关中美经贸问题上提出或通过了多项议案、决议案，国会希望能以立法手段，对美国行政当局施加压力，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有关立法情况列表2如下：
表2 美国第109届国会对华经济议案（部分）
议题提案人、时间及编号提案名称
贸易综合类 众议员莱恩(Tim Ryan)，2005年1月26日第33 敦促总统采纳“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关
号提案 于纠正美中双边经贸关系不平衡的建议
众议员伯纳德(Sanders Bernard)，2005年2月9
要求撤消给予中国的“PNTR”
日第728号提案
众议员查尔斯(Rangel Charles B.)2005年7月14
《2005年与中国公平贸易法》
日第3306号提案
人民币汇率 参议员舒默(Charles Chumer)2005年2月3日第 授权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中国被低估的人
295号提案民币币值谈判，若失败，则采取适当行动
众议员麦瑞克(Sue Myrick)2005年4月20日第 授权总统如果与中国就其被低估的人民币币值
1575号提案
和货币操纵谈判失败，则采取适当行动
众议员罗格斯(Michael Rogers)2005年5月17日要求财政部分析和报告中国的汇率政策，采取相
第2414号提案；众议员菲尔(English Phil)2005
应措施以抵消其对美国生产者的不公
年6月21日第3004号提案
能源众议员理查德(Pombo Richard W.)2005年6月 表达众议院对寻求控制美国关键能源设施和生
29日第344号决议案产能力的中国国有能源公司的不满
众议院2005年6月30日第344号决议案 中国石油需求增长和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并购美
国石油公司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参议员拜恩(Dorgan Byron L.)2005年7月15日 禁止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合并、获得或接管尤尼科
第1412号提案 公司
“非市场经济” 众议员唐克列多(Thomas Tancredo)2005年3月 要求对中国在内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附加关
国家关税
17日第1450号决议案
税
知识产权
参议员拜恩(Dorgan Byron)2005年3月17日第 参议院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应就中国违反知识产
142号决议案 权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
其他众议员查尔斯(Rangel Charles B.)2005年6月30
敦促中国立即展开加入世贸组织关于政府采购
日第203号共同决议案 协议的谈判
资料来源：根据国会图书馆网站http://thomas.loc.gov整理而成。
国会的上述议案情况，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同一时期中美经贸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波折提供了思考问题的角度。
第一，在2005年1-7月间，国会提出或通过了多项涉华经济议案，涉及人民币汇率、“非市场经济”歧视、贸易不平衡、能源、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军民两用物品出口等领域，尤以人民币和与人民币相关的所谓“贸易不平衡”议案居多。国会对行政部门频频施压，且力度不断加大，正因为如此，导致布什政府最终于2005年5月17日采取措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改变了以往的政策，选择了宁愿“得罪中国”而不愿“得罪国会”的做法，对中国提出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硬建议。
第二，此期国会关心的其他重点问题集中在能源问题和知识产权方面。由于能源问题的被炒作，国会直接干预了“中海油”对“尤尼科”公司的收购。国会的政治压力是最后导致收购一案夭折的最主要原因。另外，有关国会对中国“违反知识产权”关注的议案一直以来也是国会用来批评中国的政策性工具。在国会的压力下，美国的商务部在2005年7月份再次就中国的表现表达不满情绪：希望中国能够认识到美国有75万人因为盗版活动而丧失了工作，中国应该把知识产权的盗版看成是一种与制造假币一样的刑事犯罪行为。布什总统在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9月会晤时，也重申了美方对这个问题的关切。③
四、国会渲染“中国经济威胁论”的动因及分析
20世纪90年代，美国开始借“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名义，以各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22]，但是一旦感觉发展中国家在与美国的经贸交往中“危害”到美国的利益，美国便不断使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④来维护自己的贸易霸权。
从这个角度看，笔者分析导致国会“中国经济威胁论”的主要动因如下：
第一，从美国人自己认定和引以为豪的多元主义角度来看，“分享权力”的宪政体制使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始终处于一种特有的平衡之中，而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也因此而一直左右摇摆，徘徊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两端。
过去，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常常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派”势力，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派”势力，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而后者要求国内利益为先，坚持孤立主义。而这两股势力的背后，都有着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支撑，前者的背后是华尔街的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这些部门经济已经国际化；后者的背后是传统的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者[23-p60～90]。时至今日，美国国内不同政府部门、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仍然从不同层面主导着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走向，美国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保持其贸易政策的总体协调和前后一贯性，同时利用对外贸易达到国内某些政治目的。
第二，从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为争夺对华贸易主导权相互争斗的过程来看，国会作为一个立法机构对选区利益和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比较重视，一心追求连任的议员们常常肆无忌惮地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责怪、辱骂外国的“经济侵略”。除了选票压力之外，他们也比较在乎持保护主义立场的利益集团。而独立机构和民间部门正是利用国会是个自由论坛的特点，不断通过对国会的游说和对舆论的左右来对国会的决策施加影响。目前，国会内部无论是宣称代表工会、维护劳工利益的民主党还是为制造商们摇旗呐喊的共和党最终都殊途同归，在合力对付中国问题上达成了较为一致的立场[24]。
例如，维护利益是选举政治的逻辑，人们常常把游说国会的人员比作“影子政府”，其所代表的力量（利益集团）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把持“朝政”的“无形帝国”[25-p198]。在2005年中美纺织品争端问题上，代表美国纺织企业利益的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ATMI)⑤便充当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急先锋，通过发表声明、报告、文章、出席听证、与其他利益集团联合、游说等方式不断向国会施压，⑥声称如果不及早、全面地采取特保措施，中国将控制美国纺织品和服装市场。在该协会的强大压力下，国会中“纺织连线”议员动议并采取行动使美国参议院于2005年4月通过了专门针对人民币问题的《舒默修正案》，荒谬地认为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使得中国出口商品得到了平均27.5%的竞争优势；并以此为依据，要求中国在6个月内调高人民币汇率，否则将对进口的中国商品征收27.5%的特别关税。
第三，美国国会在涉及关税、非关税壁垒、政府采购、市场准入、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具有不可挑战的立法权力，但是决策的“分散化”造成国会内部在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受到的牵制比较多，有时难免立法效率低下，无法像行政当局那样直接介入对中国的贸易谈判。例如，由于委员会之间的管辖重叠现象明显，因此各委员会之间也会在贸易政策问题上产生权限划分的“内耗”现象。针对同一个问题，在美国国会经常出现多个委员会分别参与讨论并出台议案的情况，这种美国国内政治的特性一次又一次地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干扰性影响。
第四，在后PNTR、后WTO时代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国会正试图采用其他手段，如继续加强国内贸易法的执行力度和建立新的贸易规则来在微观层面上影响对华贸易政策。例如，美国国会在通过PNTR法时，刻意保留了一些歧视中国的条款和内容并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来“监督”中国，这些都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设置了人为的障碍。PNTR法规定，国会可以继续通过审查各委员会有关中国人权、劳改产品出口、履行多边或双边条约和协议情况的报告而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对华政策。目前，国会把有关经济贸易纠纷，如对华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谈判以及进口检疫规则等升格为对华贸易政策的主要焦点问题，对行政当局施加了诸多压力。而行政部门的贸易政策制定权仅仅是国会授权的结果，所以，行政当局为了对国会的意见表示出一定的尊重和妥协，反过来对中国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
第五，国会利用经贸问题大做文章还有一个目的，即想“通过全球商业协定输出它的自由市场价值观念”[26]，利用与中国的经贸交往来促使中国政治发生变化，这是典型的以经济手段促“和平演变”的表现。
从后冷战初期阶段的情况来看，不少美国国会议员从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等经济改革并成为WT0成员国的经验中受到某种启示，认为中国加入WT0后的经济改革同样会促进政治“自由化”的发展。国会当初通过给予中国PNTR，不仅是想让美国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获得经济收益，而且也企望中国在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后，市场经济的发展终将导致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的出现。这堪称是美国部分国会议员精心设计的“一套行动方案”，目标是“影响中国未来的方向”[27]。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以合作共赢的姿态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谋求自身的发展，所以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也一直保持低调、自我约束。但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在客观上对美国经济、政治、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使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开始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历史一些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后走向侵略道路的国家作机械的类比，从而对中国的前途充满疑虑和不安。鉴于此，国会认为有必要利用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对中国实施“实质性的、可持续的和有增无减的压力”，以求中国“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实施更有意义的经济和政治改革”[12]。国会在人民币汇率上的立法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一案中，尽管优尼科公司所生产的石油只占美国石油消费总额的约1%，中国公司高价对其收购，不仅不会威胁到美国的能源供应安全，而且还为美国公司带来巨大利益。但正如美国人指出的：“你能明白为什么这一观点不能在国会中占据主导吗？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专制国家，我们不能肯定它的意图是友善的。”[28]
五、结语
贸易政策常常涉及到国际、国内的众多政治和经济因素，尤其是国内经济中的出口和就业因素，所以，贸易政策一般也包含更宽泛的行为角色和政治利益。在政治公开化和信息技术发达的现代美国社会，就更是如此。国内有些学者认为美国国会不应当将对华贸易政策政治化。但是要求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完全“脱政治化”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因为贸易政策的政治化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更是美国政治理念和现实的一个必然结果。所以，单纯批评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化”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想方设法避免受到贸易政策政治化的负面影响，同时又能利用这种政治化达到我们的目的。
2000年国会围绕PNTR的游说活动印证了中国也可以从积极意义上有效地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和贸易政策政治化，来合理合法地参与到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化过程中去，并力争使政治化的结果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当时，如果没有行政部门的努力游说，没有广大工商业、农业、自由贸易支持者等团体和个人的积极政治参与，PNTR就不可能在2000年获得通过。
不可否认，从历史上看，美国国会曾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坚定主张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在2000年是否给予中国PNTR中的大辩论中，国会多数有识之士也投下了赞成票，从法律层面为中美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以及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国际市场，美国国会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海外发展开始提高“警惕”，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通过一系列的听证和立法活动表达了对中美经济贸易“不平衡”的关注。国会希望能够以“干涉性管理”的方式，进一步鼓动和监督美国行政部门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从而迫使中方在人民币汇率、双边贸易、能源和资本市场等问题上对美国做出让步。我们建议中国在发展经济、坚持依法治国、遵守国际义务的同时，有必要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积极加强和改善对美国国会的工作，通过包括国会、行政、媒体、学术等多种途径，继续推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完全正常化过程。
［收稿日期］2006-01-18
注释：
①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为1000亿美元，与日本的贸易额为790亿美元，与韩国的贸易额为2140亿美元；而美国的相应数据则分别为1360、720与1830亿美元。美方统计数字，见Christopher R.Hill's testimony of the hearingon"Emergence of China i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nsequences for the United States",June 7,2005.www.thomas.loc.gov.
②如米克尔·赫伯(Mikkal Herberg)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角度谈中国在海外寻求能源进口稳定给美国安全和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见Mikkal E.Herberg's testimony of the hearing on "The Emergence of China Throughout Asia:Security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U.S.",June,7,2005.www.thomas.loc.gov.
③转引自2005年11月14-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美关系”研讨会上“中美经贸关系”分论坛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桑普森的发言，中美友协会议记录。
④这些手段包括借口公平贸易，推行“战略性贸易管理政策”。例如，通过对“非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强化实施反倾销法、关税平衡法、WTO的门槛条款、“例外条款”、“特保条款”等建立起美国国内产业救援机制，利用国内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游说向对方输送不对等的政治压力；强化“301”条款、“超级301条款”的实施以打开国外市场。
⑤创建于上世纪50年代。纺织品游说是美国国内与石油和制药行业旗鼓相当的游说力量。2001年秋，该协会争取到布什的首席白宫律师波义登·格雷为其服务。参见“The Textile Lobby vs.the War on Terrorism,"by Franklin Foer,New Republic;March 4,2002,Vol.226 issue 8/9,p19.
⑥如早在2003年6月25日，该协会向美国小企业委员会听证会提交了题为《外币的人为操纵对美国纺织业的影响》的证词，认为“中国将其货币贬值40%，然后其他亚洲竞争对手的货币也贬值约40%，最终导致美国制造业经历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参见“中美纺织品贸易之争背后的政治因素”，《瞭望》，2003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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