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卡尔#183;波普尔的历史非决定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尔论文,决定论论文,历史论文,波普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先后抛出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猜想与反驳》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提出了公开的挑战。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他的观点似乎得到了新的证明，一时间成为西方舆论的中心。这就不能不引起国内理论界的极大关注，纷纷发表文章进行评论。本文也想对卡尔·波普尔的历史非决定论作点评述。
自从马克思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并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就始终存在着对历史决定论的否定观点。但是，为什么卡尔·波普尔的观点一出现，又受到西方哲学界的青睐，甚至得到国内某些人的支持呢？主要原因是他采取了理论分析的形式，有些观点还切中了历史决定论宣传中的一些弊端。因此，对这种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观点，不能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而必须揭示其存在的理由和失足的地方，即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
统观卡尔·波普尔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他认为：历史领域里科学的任务是发现“趋势”，并“尽量完善地解释趋势”，而不是去发现社会进化规律。他说：“我不相信历史规律，特别不相信进步的规律这类东西。事实上，我相信，对我来说，倒退比进步容易得多。”（《猜想与反驳》第520页）
为了说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卡尔·波普尔提出了以下理由：规律是全称命题，历史趋势只是单称命题；规律具有无条件性，历史趋势都是有条件的；规律具有重复性，历史事件不具有重复性。卡尔·波普尔的观点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末，“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先驱狄尔泰及主要代表人物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就打出了反对历史规律的旗子。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引论》中强调：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质，寻求的是客观的因果解释，而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精神，重要的是主观理解和体验。文德尔班也认为：自然科学研究一般规律，历史科学研究个别事件。李凯尔特同样认为：一种研究如果力求达到一般，那就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至于历史，则其中不可能有这种倾向。存在主义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说的更加明白：历史是偶然事件的堆积，是某种单纯的一次性东西，绝对没有普遍性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则更把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观点，等同于宗教的宿命论。
卡尔·波普尔同以上前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有不同的话，是他攻击历史决定论时带有更多的理论色彩。他企图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差别上，从客观规律的特性上来否认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他看到了自然规律的表现与社会规律的表现的差异性，看到了作为规律必备的重复性，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他对客观规律特性的理解则是片面的、断章取义的。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都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规律揭示的是现象中的共性，是一种本质性重复，完全的、一模一样的重复，即使在自然界也是不存在的。规律作为事物发展中的内在联系，其表现形式也是多层面的、复杂的。有适用于一切领域里的普遍规律，有适用于特殊领域里的特殊规律，还有适用于更加特殊的领域里的个别规律。即使是同一规律，在宏观领域里表现形式与在微观领域、宇观领域里的表现形式就有很大差别。这说明规律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卡尔·波普尔把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的特点硬套到社会领域里去，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上学。他看到历史领域里只有一个个相异的事件，看不到事件之间的共同性，因而只承认在历史领域存在着人为的某种“趋势”，而没有客观规律可言，这是一种停留于表面现象的肤浅看法。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对社会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在以棍棒、石块为工具的地方，其社会性质超不出原始公社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要想巩固、发展起来，必须用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工具。因此，规律的重复性是指现象本质的重复，而这又必然以丰富的表现形式为前提的。
第二，卡尔·波普尔认为，历史现象不同于完全受规律支配的自然现象；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的行动是由意志决定的，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创造一切。他说：人们应该充分相信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世界虽然不是进步的，但我们可以个别地，也可以合作地作出进步”；“历史虽然没有目的，但我们能把这些目的加在历史上面；历史虽然没有意义，但我们能给它一种意义”。在卡尔·波普尔看来，历史发展没有必然性和规律性，一切由人们的意志来安排，是打上主观印记的偶然事件的堆积，是“自由意志”的创造。这种历史变化的偶然论和意志决定论，并不是卡尔·波普尔的发明，而是两千年前已存在的英雄史观的变种。在中国，从春秋时管仲的“治国”犹如牧民，到唐人韩愈的“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再到清末的染启超的名言：“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唯意志的香火两千年来从未断过。在西方，远的不说，自19世纪以来，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也是代代相传到今天。存在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不把历史看成英雄人物的历史。卡尔·波普尔只是羞于重复别人已说过的话而把英雄人物的意志换成每个人的“自由意志”罢了。马尔库塞说：历史主体作为决定因素而出现，历史命令归根到底是由人所给予的。因为规定这些命令的客观条件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提供几个选择，“人的自由的本质就在于选择一种超越于既定实践的可能的历史实践”。这种摆脱“既定实践”的“可能的历史实践”，恐怕将永远停留在“可能”上，而不会变成现实。
卡尔·波普尔和其他历史非决定论者一样，看到了历史过程中偶然性因素的作用，看到了历史主体的自觉性、选择性对社会存在的巨大能动作用，这是有价值的认识。但是，他们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绝对对立起来，则又陷入了形而上学。
历史决定论并不否认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但它把社会发展看成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恩格斯指出：社会发展史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满足某种需要而进行的。动物也有需要，饿了去找东西吃，但那是被动地接受自然界的恩赐，而人却不能只凭自然界恩赐。人为了满足需要去进行创造性劳动，甚至需要通过一个较长过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数人的有目的活动的有机结合，就呈现出历史的绚丽多彩性。在人们的有目的活动中，其对历史发展发生的作用的性质和程度却是不同的。无论是在满足物质的需要或满足精神的需要过程中，总有一些人的意志起着关键作用。所以，历史决定论并不否认少数英雄豪杰的目的、意志的突出作用。
但是，当我们具体考察人们的目的及其效果时，就会发现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不是由于互相冲突、互相矛盾而抵消，就是由于缺乏实现的手段，而那些能够实现的目的正是集中了大多数人的愿望并且具备了必要的条件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这里所讲的条件首先是经济条件，其中前人所创造的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后来的人只能以已有的生产力作为起点向前发展，并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来决定采取何种社会形式。所以，恩格斯认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也就是肯定了历史发展具有确定不移的趋势。但历史并不是仅仅存在必然趋势，还存在大量的不确定的趋势，即偶然性。历史发展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没有必然性，也就没有偶然性，而没有偶然性也没有必然性。二者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如果说必然性决定事物发展的总趋势，决定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和根本道路，那么偶然性则决定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和具体面貌。列宁当年正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沙皇统治危机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中国革命也是利用八年抗日战争的时机奠定了胜利的基础的。所以，纵观历史发展过程，偶然性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第三，卡尔·波普尔既然认为历史是自由意志创造的，无规律可言，那末也就必然得出对历史预见的否定性结论。他说：“历史主义的学说教导说：社会科学的任务是预测历史发展。我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他的根据有两点：一是“因为长远的预言只有当它应用于可说是完全孤立的、稳定的和周期性的系统时，才可能从有条件的科学预测中引出。而这些系统在自然界中是罕见的；现代社会肯定不是这样一个系统”（《猜想与反驳》第520页）。他只承认太阳系和生物进化可预测。认为社会在变化着，发展着，这种发展基本上不是循环往复的。二是社会的人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预测可影响被预测事件（俄狄浦斯效应），精确而详尽的科学的社会预测是不可能的。
卡尔·波普尔看到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差别，看到了社会发展基本上不是循环往复的，因而在社会领域里作精确的预测是做不到的。这种分析是客观的、正确的。但以此为根据来否认社会领域里的任何预见性，则仍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
卡尔·波普尔只承认一种预测：精确而详尽的科学预测。太阳系符合波普尔的要求，被看成完全孤立的、稳定的和周期性的系统。我们来考察太阳与地球两个物体的关系时，只要我们知道了它们始初时刻的运动状态，又知道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式，就可以根据牛顿力学将它任一时刻的运行轨道精确计算出来。目前市场上卖的“三年早知道”历书，就是这种精确预测的样板。但正如卡尔·波普尔说的：“这些系统在自然界中是罕见的”，社会当然不是这种系统。不仅社会不是这种系统，而且微观世界、宇观世界也不是这种系统。微观客体由于其波粒二象性，不能用经典力学公式对其运动状态加以精确描述，于是提出了“测不准原理”。但是，可以根据波函数来描述微观粒子的运动状态。即当我们知道了始初时刻的波函数，就能够求出其他时刻的波函数。波函数反映的是微观粒子运动状态的几率。它虽然不能指出微观粒子在某一时刻的确定位置，但是对大量的在相同条件下运动的微观粒子，它却能指出它们在空间分布的统计规律。如果照卡尔·波普尔的观点，微观领域里科学的预测作用等于被取消了。
历史唯物主义在考察社会现象时，是从对它的发展全过程的分析中，预测它的发展方向与前途的。即知道它的过去，就知道它的现在；知道它的过去与现在，就可以预知未来。但这种预测决不会象预测日蚀那样精确。毛泽东在1930年就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6页）马克思依据历史发展规律作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但他从来也没有给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日程表。因为历史必然性要通过大量的偶然性才能体现出来，并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这里也就充分考虑到人的主观因素对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这个问题。
卡尔·波普尔认为，在社会领域里有许多事件是“人为”地创造某些条件、手段，按照预定的意志造成的。他举例说，由于有人预测股票行情在三天后下跌，于是使股市当天就下跌。如果没有这个预测，就不会出现股市当天下跌这件事。1994年底，墨西哥爆发了金融危机，三天之内比索汇率下降60%，外国资本纷纷外逃，股市暴跌。这场黑色风暴立即在拉美地区产生连锁反应，美国经济也受到了不小影响，1994年1月刚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受到威胁。克林顿紧急决定给墨西哥200亿美元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向墨西哥提供178亿美元的18个月的短期贷款。七国集团也因怕连锁反应，支持援墨计划。500多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使墨西哥度过了难关。这是以“人为”方式平定一次金融危机的典型事件。人们要问：为什么美国、西方七国和其他拉美国家这样尽力地为墨西哥效力呢？因为在这一偶然事件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在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情况下，一国的经济危机必将在其他国家产生连锁反应，影响世界经济总的发展，从而也就必然影响到美国的霸主地位与对世界的经济控制。但是，外力作用再大如果墨西哥不调整国内的经济计划与政策，今后仍会出现新的金融危机。所以，社会现象不能排除人为因素的作用，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历史发展作出科学的预测。
第四，卡尔·波普尔把历史主义同历史决定论看成一个东西，进而又把历史决定论界定为：历史的进程遵循着客观的必然规律，人们可以据此而详实地预测未来的历史变化。经过他这么一番打扮，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就成了机械决定论。但这是片面的、不确切的概括。
“决定论”作为一种理论，是伴随唯物主义发展在很早就出现的哲学学说。最初的决定论是基于对因果联系的直观性、经验性理解提出来的，是一种自发的、不系统的理论，后来被机械决定论所代替。机械决定论建立在力学发展基础上，具有一定的理论形态。但是，它用力学这把尺子来解释一切事物的制约性、规定性和因果联系性，又犯了简单化、绝对化的错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物理学新发现面前，机械决定论遭到破产，逐渐被马克思主义辩证决定论所代替。辩证决定论承认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又承认偶然性、规律形式多样性；既承认客观规律的决定作用，又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大作用。卡尔·波普尔反对机械决定论是有道理的，但以此为根据而反对辩证决定论则是错误的。
历史决定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并不存在。因为，无论是自发决定论还是机械决定论，都不涉及历史领域。在历史领域里唯心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历史决定论就是辩证决定论在历史领域的贯彻。它把历史看成合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它包括因果决定论、统计决定论、系统决定论、历史选择论于自身之中。卡尔·波普尔高明的地方是看出了历史决定论与历史唯物论是一个东西，而他的失足在于把历史决定论等同于机械决定论。他这样做并不是自发的，而是有其自觉的目的性的，即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必须先把马克思主义加以篡改，然后再加以攻击。
第五，卡尔·波普尔自称曾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并且对某些观点不仅承认，而且还作过某种“辩护”，但为什么在其晚年又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呢？为什么对依据历史决定论而作出的科学预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大加挞伐呢？据他说的理由是：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将永远存在下去。可见，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著作，不过是为资本主义唱赞歌罢了。卡尔·波普尔同一切反对历史决定论的人一样，头上拖着一条资产阶级庸人的辫子。卡尔·波普尔是英国人，如果他稍稍离开庸人的立场就会看到：英国正是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顽固势力不断斗争中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在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确立四百年了，大英帝国的没落已经给资本主义披上了阴影。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213页）“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这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二战后，垄断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大发展的压力下，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被迫做了局部调整，缓和了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论断，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总之，人类的历史早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社会发展永远遵循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前进。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要员一个个弹冠相庆时，邓小平庄严地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是道路是曲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一切剥削制度必将寿终正寝，这不能不激起一切反动势力的拼死反抗。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长过程中，出现复辟倒退现象，“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现象”。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时的后退现象，不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卡尔·波普尔煞费苦心地反对历史决定论，其结果肯定是徒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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