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12月29-30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总工会等政府和群众团体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上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兄弟院校的领导、专家和学者共7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郑杭生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惠玲教授、国家计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李守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陆学艺研究员到会并致辞。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围绕“社会转型的理论反思”、“社会转型的度量”、“转型社会中的社会分层与贫富差距”、“转型社会中的乡村发展”、“转型社会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社会转型的政策回应”、“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等七个专题进行讨论，各位学术同仁各抒己见，相互质疑辩难，取得了十分丰富的学术成果。
在“社会转型的理论反思”专题中，孙立平提出，应当用“实践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转型。他认为，当前国内社会学界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分析框架主要借用自西方关于苏东剧变的研究成果，而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与苏东诸国有很大的不同。苏东诸国的制度变迁，是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都出现明显的结构断裂的前提下，自上而下大规模地进行的，而中国的制度变迁多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保持连续性的前提下，采取“变通”的办法逐渐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源自苏东经验的结构分析路径不能简单地移用于中国，而必须采取实践社会学的“事件—过程”的分析策略。这种分析策略提倡深度的个案研究，它追求的不是发现推断性的命题，而是发现演进过程的内在逻辑。
李培林指出，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非常特殊，不但不同于东欧，而且不同于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学必须立足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来提出问题。他认为，当前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有两个方面亟需加强：一是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因为社会关系网络是介于国家—市场或者组织—市场之间的第三种资源配置方式，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是关于“非预期性后果”(unintended effect)的研究，因为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产生了大量的“非预期性后果”，而以往的学术研究对此重视不足，研究不够。
王雅林提出，社会转型理论首先必须对来自西方的“社会转型”概念进行解构，使之适应中国社会的实际。他从社会形态的维度对“社会转型”概念进行了考察，提出应该用“三分范式”的“社会双重转型论”代替现在流行的“传统—现代”的“二分范式”。
在“社会转型的度量”专题中，朱庆芳、赵彦云和叶裕民分别讨论了中国转会转型的协调度、国际竞争力和城市化及其测量问题。朱庆芳选择了36个重要指标组成指标体系，并将这些指标分为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等六个子系统。计算结果表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是基本协调的，但也出现了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的负增长，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重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朱教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
赵彦云利用IMD数据，选取了全球47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从三大方面64个细分指标对有关各国社会转型发展方向的主导因素进行综合的国际比较研究。计算结果表明，中国在社会经济转型能力上有很强的实力，而社会基础转型和机制转型能力则比较差。
叶裕民对中国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和侧面——城市化进行了深入的统计分析。她特别提到，我们在注重提高城市化程度的同时必须注重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即城市的现代化。当前，我国不但城市化水平比较低，而且在已经城市化的地方，城市现代化的水平也比较低。
在“转型社会中的社会分层与贫富差距”问题上，李强回顾了建国以来社会分层问题上的理论视角和话语体系。李强划分了五个阶段：从解放初到1960年代中期，是第一阶段，马克思和列宁的阶级理论以及毛泽东对于该理论的发挥，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理论视角，它强调阶级对立的本质特征是经济剥削。利用这一理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为新政权奠定了合法性之基础。“文革”十年大致可以作为第二阶段。在此阶段，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策导向，国家政权话语的表述结构与社会客观结构的脱节越来越严重。阶级越来越成为一种身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标签。“文革”后至1980年初是第三阶段，阶级斗争的导向大大弱化，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框架内，国家政权“表述的阶级结构”力图向“客观的阶级结构”回归。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学界力求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框架之外引入多元分析模型，但趋势尚不明显。此为第四阶段。而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关于社会分层问题的分析模型的多元化趋势明显，国际社会学界也开始关注中国的社会分层问题。
关信平研究了城市贫困问题。他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贫困问题主要有三种模式，而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兼具三种模式的部分特点，但又不完全属于哪一种模式。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困问题不是经济不发展的结果，而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他接下来分析了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以及全球化过程对城市贫困问题的影响。
葛延风着重从社会政策角度指出了社会分层问题在社会政策上的四个主要分歧：一是平均主义是否还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二是收入差距过大是否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三是如何从总体上评价改革以来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四是如何定位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对这个四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直接导致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
张宛丽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关于当前中国阶级阶层状况的有关研究成果以及她本人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
张静介绍了米歇尔的“公民权责”理论，认为“公民权责”理论可以开阔社会分层研究的视野和想像力，是一种非常具有理论潜力的分析工具。
关于“转型社会中的乡村发展”问题，陆学艺指出，整个20世纪90年代，农村改革与发展远远落后于80年代，1997年以后，中西部农村的发展一年不如一年。当前，城乡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二元社会结构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但这样一种农村现状在国家统计数据中却未能得到正确的反映，存在着以“平均数掩盖大多数”的问题。
徐勇探讨了乡村治理问题。他认为，对于当今的农村社会，仅有村民自治、税费改革这些单项改革远远不够，必须对现行的农村政策进行总体性调整，同时对乡村治理结构进行总体性改革，建立以“县政、乡派、村治”为基本内容的治理结构。这样一种治理结构能使乡村治理结构中的权、责、能等能保持相对均衡，从根本上消除制造和加重农民负担的因素，给农民休养生息的条件。
刘世定分析了乡镇企业产权的运行、界定和变迁机制。他特别强调分析工具的中国化。他认为，以自由行使和排他性为核心的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中国问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分析困境。为此，他使用了“占有”这个更为基础的概念，并将之细分为三个维度，构建出一个“占有状态函数”。此外，又将产权的界定机制分为行政的强力界定、意识形态界定等五种，形成“产权界定机制”函数。他认为，将这两种函数进行交互组合，就能很好地描述和分析中国乡镇企业产权的运行、界定和变迁机制。
在“转型社会中的城市社会建设”单元，王思斌力图为当前中国的社区建设提供一个基础性的理论框架，以改变当前社区建设工作政策性强，理论性差的状况。根据他的理解，当前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其目标应当是建构一种后政治团结的社会团结。他认为，欧洲的社区建设，追求的虽然也是社会团结，但它的目标却是改变契约主义带来的社会碎片化和原子化状态；而在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整个社会呈现的是通过行政力量实现的政治团结；市场经济下的去政治化或政治疏离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团结，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碎片化和原子化的情况。我们当前的社区建设就是解决这样一种后政治团结情境下的社会团结问题。王思斌还指出了当前社区建设面临的挑战，包括政府内部的思路存在分歧、知识界与政界的认识存在分歧，等等。
沈关宝则提供了另一种社区建设的思路。他根据自己在西方的经验向我们提供了一种作为理想类型的社区，即平等的、妥协的、参与性的、志愿的自治组织。他认为，中国社区建设应该追求这样一种目标。他还提出，我们应当从整个社会的再造或再组织的角度来考虑当前的社区建设问题，即通过充分发展民间组织，还经济于市场，还社会于社区。据此，他批评当前普遍存在的以基层政权建设代替社区建设的倾向，认为这是一种误区。
夏玉珍从社会交换的角度来考察城市社会建设问题。她在分析社会交换的实质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城乡社会交换的模型，并运用这个模型分析转型时期城乡社会交换的变迁，认为转型时期乡村社会交换是一个网络性交换的非网络化和非网络性交换的网络化同时并存的局面；城市社会交换则是一个阶层间交换减少，阶层内交换增多、平等的平面性交换减少与不平等的等级性交换增多的过程。
在第六单元，“社会转型的政策回应”，唐钧讨论的是当前的社会保障政策问题。他认为，当前的社会保障政策存在着目标偏离的问题。社会保障的根本目的是解决民生问题，然而，现在政府更大程度上是将社会保障政策作为改革的一种配套措施，它更关心的是社会稳定等政治问题。这种目标偏离导致当前社会保障政策存在偏差。唐钧还谈到，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政策在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着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在全球化过程，我国经济的优势就在于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政策又必然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竞争优势。
杨团探讨了社会政策研究的方法问题。她认为，当前社会政策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学的取向——即研究的问题不局限于单一的经济资源分配问题，而且扩大到地位和权力资源的分配。她还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讨论了这样一种研究取向转变的合理性及其提出的新挑战。
安建华结合具体工作讨论了当前社会政策调整的主要领域和方向，以及工人阶级权益保障中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他认为，当前工人权利保障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在资本和技术在分配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如何保障劳动力的分配权益；二是如何保障工人的民主参与权利；三是如何保障工人的基本人身安全；四是如何保障工人的发展权。针对这些问题，安处长提出了将工人组织起来等五个方面的对策。
肖文涛讨论的是转型时期政府行政范式转换问题。他认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必须以先进的行政理念重塑政府行为，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府行政范式，必须实现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从全能行政向有限行政，从依政策行政向依法行政，从免责行政向责任行政，从政府自我评估向社会公众评估的历史性转换。
关于“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郑杭生、刘少杰、谢俊贵、孙秋云先后发言。郑杭生关注的是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不管是从历史事实来看，还是从学理来看，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转型之间都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深化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学研究，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稳步成熟。郑杭生教授将当前社会学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概括为11个方面，将中国社会学在成长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稳步成熟性概括为5个方面。在每一个方面，他都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可能的出现发展方向。
刘少杰则试图通过重新理解社会行动来重构社会学理论。他认为，社会行动范畴在社会学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社会学史上，帕森斯、韦伯等社会学大师都是以社会行动为逻辑起点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刘教授提出了“感性选择”的新概念。所谓“感性选择”，既不是理性选择，也不是非理性选择，而是一种基于直接经验的、不用逻辑推断的行为方式。他认为，“感性选择”概念对于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十分重要，因为中国的社会转型一定要经过感性选择这一环节才能实现。他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理性选择是“主导”，感性选择是“主流”。
谢俊贵分析了社会信息化转型过程中贫富分化的现实状况和主要原因，并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了几项对策。他认为，信息化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社会信息化在促进我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原因在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巨大数字鸿沟和知能差距，强化了既有的贫富差距。要消除这样一种贫富分化，必须积极推进信息化进程、加强社会调控和发展教育事业。
孙秋云讨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自治和权力结构问题。他认为，当前农村村民自治中，权力结构的形成还是由乡镇政府的意志起主导作用，但民间精英的个人魅力和影响与日俱增，反映在村干部选举层面和村政管理上的表现，一是聚居村落中家庭或宗族的影响越来越大，二是民间精英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越来越少。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郑杭生教授对会议的成果做了总结。与会者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是社会学界的一次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