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科学的社会文化背景——兼评形形色色的“后”字牌和“终结论”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形形色色论文,文化背景论文,社会论文,性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94-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4)02-0082-07
复杂性科学无论是作为一门新学科，还是作为科学系统的一种新的历史形态，其孕育和成长无疑是科学系统自身发展的结果。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系统论强调，必须跳出系统看系统。[1]科学是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整个社会文化系统是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环境。科学的新思想、新概念、新方法、新原理，归根结底来自社会实践，但它们极少有可能直接从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相反，科学必须从它的文化环境中获得思想营养，有所启发、借鉴、继承，至少是获得隐喻。科学文化和一般文化相互促进，科学系统的每一历史形态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孕育出来并发展成熟的，其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文化母体的转型，同时又影响和改变着它的社会文化环境。要了解复杂性科学的兴起、未来走向和历史意义，在考察科学自身的历史发展之外，还必须从复杂性科学中跳出来，考察其孕育、产生、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
一、孕育复杂性科学的社会文化环境
复杂性科学主要是以20世纪中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部文化为依托而孕育出来的。与孕育经典科学（即后现代主义讲的现代科学）的社会文化环境比较，差别不在于超越了欧洲地域，而在于人类到19世纪末已经从非系统的存在整合为一个系统整体，形成以少数发达国家为宗主国、大多数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结构模式。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寻常的时期，充满巨大的差异、矛盾、冲突，极其复杂曲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殖民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主义与和平主义，生态主义，环境保护，女权运动，等等，这种种称谓既代表某种社会实践，也是一定的文化思潮。它们共同营造了孕育复杂性科学的社会文化环境，对这次科学转型起到推动和制约作用。
20世纪伊始，由相对论和量子论开始，科学一再出现革命性变革，产生了一系列新学科、新理论，从不同方面对经典科学的宇宙观、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科学观、认识论、方法论发起挑战，为新的科学文化积累建筑材料，特别是对形成复杂性研究的方法论和哲学思想做了重要准备。[2]
从科学思维层面看，20世纪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科学向辩证思维的全面复归，尽管这一进程充满曲折，却不可阻挡，笔者对此曾有专文论述。[3]对于简单性问题，分析思维一般足以对付；对于复杂性问题，则辩证思维须臾不可或缺。抵制辩证思维的人不可能成为复杂性科学家；相反，复杂性研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明确赞赏和应用辩证法的学者，如科学家贝塔朗菲、普里戈金、哈肯等，思想家莫兰等。钱学森的复杂性研究更是自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而进行的。美国的复杂性科学家极少公开谈论辩证法，但从有关著作中不难看出，他们同样在运用辩证法。
粗略地说，人类文化由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两大部分组成。两者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在漫长的历史中大体是同步发展的。经过近300年的积累，科学文化在20世纪获得极大发展，不仅成为文化的主导因素，而且取得话语霸权，导致两种文化走向分裂，在人们的思想深处逐渐引起焦虑，但并不自觉。1964年，斯诺的《两种文化》出版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立即引起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强烈反响和不安。造成这种分裂的根源何在？危害如何？怎样消除？从哲学社会科学界到自然科学界，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从复杂性研究者的著作中不难发现，回答这些问题是他们从事复杂性研究的思想驱动力之一。
经典科学孕育和产生时所接受的非西方文化影响微乎其微。但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化在同非西方文化的反复碰撞中改变着自己，尤其从中期以降，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学人进入发达国家的学界，把非西方文化带到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汤因比的世界历史比较研究，诺贝尔奖得主推崇孔子的智慧，等等，对西方中心论构成强烈的冲击。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西方原教旨主义”成分开始减弱，逐渐融入异体基因，这是造就孕育复杂性科学所必需的文化环境的重要因素。研究复杂性科学的著名代表普里戈金、哈肯和圣菲学派的霍兰等都对东方文化持肯定甚至崇敬的态度，西方学者写的有关混沌、分形、模糊和非线性的著述（都属于复杂性研究）大量引用东方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见解，是东方文化影响复杂性研究的有力佐证。
科学和民主是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两大支柱。历史进入20世纪后期，不仅西方科学受到强烈质疑，西方民主也面临同样命运。20世纪发生的大多数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发动者都是西方民主国家，希特勒就是通过选举上台的。残酷的事实告诉人们，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作为工业文明赖以建立的两大支柱，都不可能制止战争，不可能带来和平。这必然引起思想文化界的反思，从理论上寻找答案和出路。文化环境的这种变化对复杂性研究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有无关系？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诞生于16-17世纪而成熟于20世纪的现代科学，是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形成、发展并走向完善的智力工具。如果我们承认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新的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继承后者的全部成果才可能建成前者，那就必须承认，只有充分利用这种科学的成果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利用它来补上工业化这一课。但是，如果承认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那也得承认，仅仅依靠这种形态的科学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需要更高明的智力工具，需要新的科学形态，它继承现有科学的全部成果，又超越它的局限性。从马克思、恩格斯起，经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做理论分析或实际建构时能够运用的只有经典科学，因而受到很大的历史性限制，导致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案设计中包含过多的理想主义即空想成分，在经历一系列辉煌之后又遭到巨大挫折，从理论到实践都陷入困惑，受到强烈的质疑。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呼唤新型科学的出现，反过来又为新型科学产生和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文化环境提供重要组件。
二、后现代主义与复杂性科学
在当代西方各种文化学术思潮中，与复杂性科学联系密切、影响巨大者，大概莫过于后现代主义。二者面对同一时代现实，有一些相同的思想先驱，大体同步出现，都试图反省现代性，寻找克服现代性弊病的出路，不可避免相互留意，相互影响。差别在于，复杂性研究主要从科学技术的视角解读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主要从哲学、文化甚至宗教的视角解读现代性。考察复杂性科学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能不涉及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门派林立，彼此差异很大，但大体归结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破坏性或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主要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并迅速蔓延到所有发达国家。它以解构甚至颠覆现代性为目标，对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现代社会提出近乎全盘否定的批判。现代性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现代科学培育起来的，解构现代性的矛头必然要对准现代科学。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浪费、核威胁等严酷现实恰巧在20世纪60年代被系统地揭露出来，很容易促使人们把问题归罪于现代科学技术，成为培育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沃土。投身于科学探索的人必定是乐观主义者，他们不能容忍这种近乎全盘否定的观点。一切发展都是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攻击、压力、否定因素对事物发展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破坏性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对科学界构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强有力地激励、逼迫着科学家独立地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质疑，寻找对策。今天回头去看，复杂性科学家常常是回击破坏性后现代主义的积极分子。
另一种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要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尽管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科学的批判有许多合理而深刻的东西，但极端的否定总是站不住脚的，不可避免要引火烧身，遭到学术文化界的强烈质疑和反驳。从整体、大时间尺度看，后现代思潮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自组织运动，会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进行自我反思和调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后现代思潮自我纠偏的结果。它在对现代科学一分为二的同时，也在为建立新型科学进行思想文化的准备，对复杂性科学做出正面的评价，试图提供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支持，甚至把复杂性科学视为他们倡导的后现代科学。应当承认，对于形成复杂性科学发展所需要的宽松思想文化环境，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有贡献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成为世界复杂性研究的重镇，与美国文化环境的这一动向不无关联。
后现代主义与复杂性研究一直处于互动互应之中，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进入良性互动时期。即使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也提出许多对复杂性研究有价值的思想，产生了诸多影响。他们颠覆同一性和一致性、张扬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主张，是对复杂性研究的重要哲学支持，因为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产生复杂性的必要前提。作为圣菲研究所的三“老帅”之一，安德森有一篇文章《更多的是差异》，标题就反映了这种影响。普里戈金的著作表现得更明显。赛利耶斯的专著首次把二者联系起来考察，通过论述神经网络计算和语言运作的德里达表述之间的结构相似性，着重说明后现代理论对复杂性研究的意义。[4]在科学思想的深层次上，如批判机械论和还原论、张扬有机论和整体论，两者是相互呼应、相互促进的。
三、透视“后”字招牌的后面
近30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理论界不断抛出挂着“后”字招牌的学说，如后历史、后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后殖民主义、后人道主义、后工业社会，等等。仅就“后现代”包装而言，有后现代科学、后现代文化、后现代理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社会，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股风潮方兴未艾，不断有新的名堂出现，如近来又有所谓后冷战时代、后现代帝国主义等说法。这固然反映了西方学人极爱创造新术语的习俗，但也有值得注意之处，它们小则代表一个新概念或新观点，大则代表一种新的学说或主义，都应当看成是历史文化的一种必然产物，可以广义地归属后现代主义，对于营造复杂性科学的社会文化背景都有价值。
作为演化系统的人类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全面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中，包括科学的形态、文化的形态、经济的形态、社会的形态和文明的形态的变革，这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未曾见过的重大转变。在这一变革中，西方发达国家至今仍在领导潮流。各种“后”字牌学说的不断出现，就是发达国家思想理论界对这种大变革率先做出的反映，他们基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来解读这种转变，为从理论上说明这种变革而努力建构新的概念体系，并试图从思想理论上为现代性安排后事。总的来说，“后”字牌思潮的兴起是非常积极的历史事件，但也应留意它的另一面。
我们把所有挂着“后”字招牌的理论，统统记作“后A”。从语义学看，可以对“后A”作两种解释。一类“后A”指的是“A后期”。只要概念“A”有明确定义，“A后期”意义上的“后A”就有确定含义，没有任何逻辑毛病。例如，后工业社会即工业社会的后期，后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后期，等等，定位都是准确的。遗憾的是，各种“后A”的倡导者很少这样来使用他们的概念。
另一类“后A”指的是“A之后”。西方学者大多是在这种意义上讲他们的“后A”概念的。应当说，他们都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深恶痛绝，希望“A之后”早早到来，用意无可指责，但作为学术概念和论断却是不科学的。其错误在于：
其一，不符合实际，不具备历史的真实性。且不说这类名称提出的当时，就是在21世纪之初，各种“A之后”也都未到来，现在还是“A后期”。即使西欧特别是美国，目前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而非资本主义之后，它们推行的实质还是殖民主义而非“去殖民主义”，总之，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现代主义而非取而代之的新主义。西方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即工业文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都不可逆转地进入后期，更接近于“A之后的初期”了。对于人类发展史上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形态来说，从鼎盛期走向后期的变化尽管激烈而深刻，有时甚至惊心动魄，却仍然不能挂上“A之后”意义上的“后”字牌。当然，紧接着“A后期”而来的就是“A之后”，但只有先进入“A后期”才可能迎来“A之后”；“A后期”必定包含大量“A之后”初期的因素、成分、趋势，在“A后期”已能明显地感受到它们，可以从理论上层望和设想“A之后”，但毕竟不同于“A之后的初期”，真正的质变尚未发生，人类只有先办好“A后期”的事情，才有条件着手建设“A之后”。
所谓“后帝国主义”就是一个典型，在“A后期”意义上讲是恰当的，在“A之后”意义上讲则错误严重。冷战结构解体后，许多善良的人们宣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本质和时代特征的论断已经过时，美国将带领世界走向和平。最近十几年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这种论调错了。时代特征的确发生了重要变化，但帝国主义的本质未变，后帝国主义仍然是帝国主义，现时代并非帝国主义消亡之后的和平时代。它的变化何在？一个显著表现是，进入帝国主义后期以来，以往由几个帝国势均力敌地瓜分势力范围的模式被惟一超级大国力图建立一极统治的模式所取代。美国头面人物和知识精英时下正在理直气壮地论证美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使那些否认今日美国还是帝国主义的人很没面子。列宁的命题“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根本上并未过时，后帝国主义仍然试图通过战争达到支配世界的目的，看不到这一点就要吃大亏。但后帝国主义毕竟是帝国主义的后期，夕阳西下的历史境遇使它失去了历史的“后劲”，独霸世界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世界人民挫败超级大国称霸的图谋、避免新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增加，21世纪很可能是人类最终埋葬帝国主义的时期。
其二是逻辑的错误。现代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一千年之前和一千年之后都有它的“现代”，用“现代”一词限定的概念都不是严肃的科学概念，只是一种权宜的、没有历史深度的称谓。身处当代必定无法看透当代，再用“后”字去限定，其科学性就更值得怀疑。一切“后现代X”的称谓都不是科学概念，因为“后”的后面还有“后”，有“后A”，就有“后后A”、“后后后A”等，只能引起混乱。不少后现代主义者宣称他们已经生活在后现代社会，这至少是一种逻辑混乱。在不可逆地指向未来的历史长河中，后现代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类在任一时刻t实际存在的社会状态都是现在时，即那个时刻的现代，可以展望但不可能身处那个时刻的后现代。既然认定人类已进入后现代，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现代性就已变成近代性，或前现代性，没有资格再被称为现代性；已经到来的后现代自然也就不能再称为后现代，而是货真价实的现代。这种自相矛盾表明，一切宣扬人类或它的某些部分已进入后现代的论调都是不科学的。
造成逻辑混乱的根源在于，这些“后”字招牌的设计者们把握不住人类历史业已开始的大变革的本质和走向，一脑子困惑，误将“现代后期”当成“现代之后”，既误解了“现代后期”，也误解了“现代之后”，无法将他们向往的“现代之后”概念化，不能拟定一个准确的术语表达它，只得挂上个意义含混的“后”字招牌。各种“后”字牌学说对营造适宜于复杂性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颇有作为，也可以提供某些重要的哲学和思想启迪，但要它们给复杂性科学提供足够的哲学的和思想的指导，则是过分苛求，这需要另辟蹊径。
四、“终结论”终结了什么
20世纪末期西方学术文化界的另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是形形色色的“终结论”纷纷出笼，什么艺术的终结、哲学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自然的终结，等等，沸沸扬扬，令人眩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科学终结论和历史终结论。
科学终结论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始作俑者是斯腾特，集大成者为霍根，他在90年代抛出的《科学的终结》把科学终结论推向极致。在奉承科学已经功德圆满的悦耳声中，霍根宣判科学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弦外之音是说，什么新型科学，什么复杂性科学，统统是子虚乌有。霍根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在书中赐给复杂性科学一个“混杂学”的诨名，专辟一章矛头直指刚刚诞生的复杂性科学，横加批判，冷嘲热讽，力图使这一新兴研究领域胎死腹中。[5]
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赫然写道：美国式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6]。美国式自由与民主的建成和维持是以大多数国家经济不发达、政治受支配、军事受威胁为前提的，历史到此终结意味着历史永远定格在这种极不公平、也极不稳定的结构模式上。但动力学证明，不稳定结构不可能持续存在，系统必定要演进到一个新的稳态。历史终结论不仅违背不发达国家人民求发展的意愿，也违背动力学原理，是反科学的。福山的论调极不符合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动荡不安、问题成堆、急剧变化的实际，历史远未终结，人类需要并且正在为建立公正、合理、稳定的新世界秩序而奋斗，即正在书写新的历史。
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也可以把终结论归属于后现代。从词义上看，终结论的第一主词“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个性化用语“解构”、“瓦解”、“颠覆”有相通之处，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深处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终结”情结，他们从《科学的终结》一书“相当明显的”看出，“在许多科学领域中到处充斥着后现代关于终结和耗竭的感觉”[7]。确切地说，终结论主要与破坏性后现代主义有相通之处，但二者也有差别。破坏性后现代主义是在“棒杀”现代科学，他们要终结的只是现代性，内心还希望迎来后现代性；终结论则是“捧杀”整个科学，企图把科技、学术、艺术以至整个人类社会终结在现代性上，即定格在各种“A”上，阻止“A之后”的到来。对复杂性科学的发展而言，终结论在细节的论述上不无可取之处，但在总体上完全是反面的激励因素，迫使复杂性探索者不敢松懈，因为只有建立起成熟的复杂性科学，才能最终清除终结论。
终结论能够在西方发达国家勃兴并广为流行，颇值得深思。它的倡导者是西方学术界的一批偏激者，他们死抱前辈们的傲慢和偏见不放，却失去前辈们的进取心和创造力，没有继续前进的目标，不愿意也拿不出任何新东西。同后现代主义相比，终结论是一种落后的甚至没落的思潮。
五、复杂性科学发展壮大所需要的社会文化环境
复杂性科学肩负着为在世界范围消除贫穷落后和实现永久和平而提供智力武器，进而提供新型生产力的历史使命。我们从上面的分析中得出一个结论，虽然复杂性科学主要诞生于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文化环境，却不可能仅仅在这种环境中发展壮大，更遑论走向成熟。在此再作点补充论证。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诱人的理论观点是倡导科学的“返魅”。[8]他们认为，科学在16-17世纪以来发生了从“附魅”到“祛魅”的转变，今天的科学则开始从“祛魅”向“返魅”转变，新型科学是“返魅的科学”。排除其中的宗教神学因素，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不实现这种转变，新文明和新社会形态就不可能建立。然而，近十多年的历史表明，狭隘的爱国主义，对先辈创造出来的那些“现代A”的深深眷恋，难以根除的西方中心论思想烙印，成为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学术文化界无法摆脱的紧箍咒。每当本国统治集团侵略发展中国家时，他们或者加入主流文化精英行列为政府的行径呐喊助威，或者沉默不语，或者做点无关痛痒的批评，敢于站出来实践自己理论的人只是极少数。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西方列强一再陈兵弱国，狂轰滥炸，杀戮平民，掠夺资源，破坏自然生态，毁灭文化遗产，跟“科学返魅”的主张，以及保护人权、自由、民主、生态环境等漂亮言辞，完全是南辕北辙。在这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科学的返魅”只是一句空话，迟早会夭折。
这种局限性也折射在复杂性科学家身上。拿美国来说，从事复杂性科学研究的许多著名学者供职于为美军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部门，就连圣菲研究所的一些著名人士也效力于军方。他们为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呕心沥血地发明新武器，提炼新的军事理论，丧失了爱因斯坦、维纳等前辈那种反侵略、反战争的人类责任感。新型科学的成长，完成从“祛魅的科学”到“返魅的科学”的历史性转变，都要通过科学家的努力来实现。为追求霸权服务的科学研究仍然是“祛魅的科学”。跟后现代主义一样，狭隘的爱国主义，对先辈创造出来的那些“现代A”的深深眷恋，难以根除的西方中心论思想烙印，严重束缚着西方主流科学界，使他们不可能认真实践科学的“返魅”。
新型文明应是全人类共享的文明，新型科学将是全人类共建新文明必需的智力武器。随着不同文化在相互交汇、碰撞、学习中得到改造，摒除自身的糟粕（如西方文化中的西方中心论和东方文化中的封建主义），吸收异质文化的精华，经过升华和融合，终将形成真正的世界文化，那才是复杂性科学发展壮大所需要的文化环境。
前面在说明孕育复杂性科学的社会文化环境时，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之前加上限制词“主要”，是因为非西方国家对复杂性科学的产生也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其中，中国是复杂性科学的孕育地之一。一个例证是通常被归结为复杂性研究的控制论，其创立者维纳说过，他关于控制论的思想最初是1936年在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时萌发的。特别是钱学森对工程控制论的开创性工作，在这一学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事实显露出中国文化对控制论的影响。
复杂性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向高潮。美国圣菲研究所的建立，普里戈金学派的专著《探索复杂性》同时以中、英文在中国和美国出版，是两个重要标志。就在同一时期，钱学森在中国着手倡导建立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取得初步而重要的成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复杂性研究学派。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复杂性研究做出全面的跟踪介绍，并展开独立探索。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复杂性研究的基地之一。这种局面的形成绝非偶然。
20世纪的中国是系统化了的人类世界的基本矛盾最集中、最尖锐、最复杂的地区之一，无论前半期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是后半期的现代化建设，其复杂性都是史无前例的。两者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既遭受过重大挫折，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极为丰富而深刻的教训和经验，为复杂性研究准备了独特的素材和方法论资源。复杂曲折的实践进程必然要在中国当代学术文化中有所反映，结出硕果，其中，最突出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有许多关于复杂性的精辟论述，对复杂性科学极有启发，特别是他的哲学著作对复杂性研究很有指导作用，但对其深入而系统的发掘至今还是空白。
复杂性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是科学系统自身的否定之否定，需要不断回到古代文化中吸取营养。总体上说，简单性科学是机械论的和还原论的，复杂性科学是有机论的和涌现论的。古代文化，不论西方或东方，总体上都是有机论和涌现论，但属于低层次。经过还原论科学数百年的清洗，西方古代文化中被保留下来、有利于复杂性科学的成分极其稀淡。中国没有独立发展出现代科学是一大憾事，但这也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论和涌现论较好地保存下来，对于发展复杂性科学无疑是一大幸事。
一般认为，后现代是一种西方话语。这个说法大体成立，但也太绝对了。历史进入20世纪后半期，世界的系统性、整体性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和平与发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时代主题。任何关乎人类命运的课题都会引起各民族的注意，思考这类课题形成的学说、理论都会迅速传遍全球。不发达国家也在反思现代性，展望现代之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已经不适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对它进行解构已成为后现代主义解构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寻找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本质上也属于后现代思潮。中国首当其冲，只是反思现代性的角度不同，这种后现代思潮不能不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也具备了产生后现代思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事实上，晚年毛泽东就形成了独特的后现代思想。西方学界公认，苏联式社会主义属于现代范式，包括在他们力图解构的现代性之中。晚年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试图解构（甚至称得上“颠覆”）苏联式社会主义，与西方同步。在某种意义上，他晚年的错误对复杂性科学在中国的产生起到类似破坏性后现代主义的作用。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潮也带有这样那样的后现代色彩。
这一切都为复杂性科学在中国独立地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复杂性研究必须放在20世纪后期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考察。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整个中华民族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反思和总结的大环境中，钱学森主要从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的角度思考问题，从建立系统学走向研究复杂性。在此过程中，他念念不忘的是从毛泽东哲学著作和传统文化中吸取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不仅要求学者们努力把《实践论》和《矛盾论》应用于建立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而且身体力行，取得一定成效。他晚年提出的“大成智慧”概念，是有意把中国传统文化应用于复杂性研究的产物。[9]复杂性科学的发展，成就与困惑并存，任重而道远。
［收稿日期］200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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