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集中讨论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关于生产关系首要性的论述与中国、与毛泽东理论文本的关联。阿尔都塞的“生产关系首要论”处于他从1960年代到1980年AI写作作中的一系列与生产关系相关命题的必然演化的逻辑之中，该命题的提出与他对毛泽东《矛盾论》的阐发和转化、与他对中国的观察和想象密切相关，该命题应被视为“毛泽东—阿尔都塞”命题。“生产关系首要论”试图矫正“经济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倾向，阿尔都塞由此建构的非进化论的、非经济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又与毛泽东对机械唯物论、庸俗进化论的批判具有一致性。正是经由“生产关系首要论”，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审美、文学意识形态才具有了直接作用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及物性”。最后，由于毛泽东和阿尔都塞在人之于生产关系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本质性差异，二者由此展开不同的理论面向。
关键词 毛泽东; 阿尔都塞; 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首要性; 意识形态
“以核心范畴为基石”，在理论层面上提炼中国形态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特质”是梳理和建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国形态的重要路径①。本文聚焦于“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集中讨论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在其“生产关系首要论”、意识形态理论及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等诸种理论建构之中对中国革命、对毛泽东理论文本的理解与转化，并试图审思上述理解与转化之中的经验得失。
生产关系及生产关系再生产学说是阿尔都塞着手重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环节，亦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旨归。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认为阿尔都塞自《保卫马克思》以来就以重建或再造(refounding or reconstructing)历史唯物主义为考量，试图从零开始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②。阿尔都塞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正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范畴加以改造，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适应(correspondence)”说、意识形态概念等，他认为这些概念都太“不稳定”、太“描述性”了，需要把它们发展成“全然的理论”，因此尽管阿尔都塞仍然在运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术语，他却策略性地使得上述因素对自身产生“逆向活动(retroactive action)”③。所谓“逆向活动”，就生产关系这个范畴而言，正是指阿尔都塞以“生产关系首要性(du primat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 the primacy of relations of production)”④突出和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学说的反作用机制，重置并给予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新的动力学机制。与此同时，阿尔都塞还阐明了意识形态必然地关涉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再生产。意识形态在一定社会形态中的功能正是通过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透视才得以清晰呈现的：正是通过生产关系及其再生产，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审美和文学意识形态，才能内在地关联于和作用于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方式乃至社会形态变革。本论文试图在阿尔都塞生产关系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意识形态学说之中审视并讨论“生产关系首要论”所包含的对中国和对毛泽东相关理论文本的观察、理解、阐发与转化。
一
阿尔都塞对生产关系及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强烈关注与西方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现实不无关联。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认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工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失败的产物，阿尔都塞所面对的正是法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麻木和无动于衷以及第五共和国总统的政治独裁⑤。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这种现实处境，阿尔都塞转而从生产关系之中去探求原因，将生产关系及其再生产而不再是生产力及其再生产作为他所处时代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直接将“生产关系首要性”推崇为“绝对根本性的(absolument fondamentale/absolutely fundamental)”、对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来说关键性的论点⑥。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脉络而言，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已经在其《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充分地讨论了生产力的再生产问题，因此他要充分讨论的则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因为尽管马克思已经就生产关系及其再生产问题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指示(indications/pointers)，但该问题仍是未被系统化的⑦，这也就是说，仍是“描述性的”和非理论性的。在新的历史情势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学说的这项紧迫的理论任务被阿尔都塞承担了起来。
阿尔都塞在写于1968-1970年间的《论再生产》中所详细阐述的“生产关系首要性”是阿尔都塞对生产关系问题的长期关注以及他持续思考的一系列与生产关系相关的理论命题所必然演化出来的最强音。对生产关系(而非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非生产力的再生产)的关注贯穿于阿尔都塞在1960年代的写作，在他的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后期写作之中亦有回响。在1963年发表的《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中，阿尔都塞主张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的独立性，强调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力的纯粹现象而是生产力的存在条件⑧。在1965年发表的《读〈资本论〉》中，他强调“各种生产关系都有其自身的时间和历史”⑨，他还认为生产关系(而非生产力)对历史具有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将生产关系视为“历史的真正的舞台导演”⑩。在写作于1970年代中期的《给非哲学家的哲学》中，阿尔都塞仍提出了与他在写于1968-1970年间的《论再生产》中所详细阐述的“生产关系首要性”非常类似的观点，重申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强调的是在生产关系支配下的(under the domination of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体。在他的197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中期的写作特别是在《马克思及其局限性》一文中，他仍强调：“……他(马克思)赞成的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体的观念，以及相对于生产力而言的生产关系的首要性。”从1960年代论著中强调生产关系的相对独立性，到1970年代至1980年代论著中强调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支配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所构成的统一体，在上述两个阶段论点之间的关键性过渡环节，正是与中国、与毛泽东理论文本具有深刻关联的“生产关系首要论”。
在《论再生产》中，阿尔都塞在详细阐述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时立刻就引用毛泽东的论著为这个观点佐征。阿尔都塞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四个经典论点”，即论点1.每个具体的社会形态都以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为基础；论点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概念，“相适应(correspondence/correspondence)”是马克思在谈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时所运用的一个术语，但是阿尔都塞认为该术语只是描述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特殊“本质”仍有待研究；论点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作为统一体的生产方式有一个物质基础即生产力，但是阿尔都塞强调，生产力只能在生产关系之中和生产关系之下(dans et sous leur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in and under the aegis of their relations of production)才能运作，由此阿尔都塞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现存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以及在现存的生产力所设置的限度之内，生产关系起决定性作用(le rle déterminant/ the determinant role)，在给出这个论点之后，阿尔都塞立刻提及，这个论点被整部《资本论》以及所有列宁和毛泽东的论著所评注(commentée/commentary)；最后他再次强调，论点3必须从属于论点4即“经济基础‘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方式的作用，阿尔都塞还指出，“生产方式”之“存续(subsiste/subsists)”是由各种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所保证的，而在这些生产条件之中，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起到了决定作用。由此，阿尔都塞在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原则即经济基础“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在严格限定的条件——即“在现存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以及在现存的生产力所设置的限度之内”——革命性提出了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可以对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或首要作用这个命题。
那么，阿尔都塞在这里提及的生产关系决定论或首要论被毛泽东所有的论著所评注(commentée)是指什么？所谓“评注”，意味着阿尔都塞将毛泽东的论著看做对这个命题的评论和说明，但是，显然不是毛泽东的“所有”论著都是关于这个命题的“评注”。根据阿尔都塞在《致读者》给出的一个微型“书目”，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哲学经典论著列入其中。而在这三篇毛泽东论著中，《矛盾论》中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论述最符合阿尔都塞的“评注”说。《矛盾论》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将《矛盾论》的上述片段与阿尔都塞的上述论述加以比对，可以发现，与其说《矛盾论》是阿尔都塞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命题的“评注”，倒不如说阿尔都塞直接复述或转述了《矛盾论》的相关论述。无论从对限定条件的强调——《矛盾论》中的“一定条件下”和阿尔都塞的“在现存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以及在现存的生产力所设置的限度之内”，还是从对该限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的强调——《矛盾论》中的“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和阿尔都塞的“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还是对唯物论的坚持——《矛盾论》强调“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和阿尔都塞强调“经济基础‘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二者在表述和逻辑等各方面的高度相似性和直接关联性是确凿明晰的。由此，《矛盾论》可以确定是阿尔都塞的生产关系“首要”论或“决定”论的最主要和最关键的理论来源。
Althusser, Louis. “Marx in His Limits.” in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 Writings, 1978-1987.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6, 8,13.
另一方面，阿尔都塞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证明了生产关系变革所能带来的惊人成效。在阿尔都塞看来，中国在革命成功之后为建造大坝采取了大规模的劳动合作形式，在这种合作形式中，虽然没有改变现存的生产工具(仍然用扁担挑着小篮子、用锄头和铲子)，但却能取得在旧的家庭合作关系或以单一村落为基础的合作形式之下所不可能完成和不可想象的成就。阿尔都塞认为这正证明了相对于生产工具这类物质性生产条件，生产关系及其变革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阿尔都塞还指出，要从国际层面的生产力状态的角度考虑生产力所设置的限度问题。阿尔都塞认为生产力所设置的限度实际上取决于现代生产力也即现代科技最高水平，因此一旦一个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就能以一种此前不可想象的条件，利用现代科技，克服它的生产力的落后性，在他看来，中国的原子弹的成功就是证明。将全球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而不是某个具体国家的水平作为生产力所设置限度的标准，这就意味着生产关系“首要性”为具体国家的生产关系变革预留了极大的理论空间。尽管阿尔都塞的上述生产关系“赞歌”主要是出于对中国的想象，但是通过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除了《矛盾论》从理论层面直接启发了阿尔都塞的“生产关系首要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视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极大地鼓舞了阿尔都塞对“生产关系首要论”的信心。
“生产关系首要论”因而应被视为一个“毛泽东—阿尔都塞”命题，它是经由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理论文本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吸收和转化而开辟的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俄苏马克思主义发生了“认识论断裂”的“毛泽东—阿尔都塞问题域(Mao-Althusser problematic)”在生产关系问题中的体现。尽管阿尔都塞在引用毛泽东论著的同时也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及列宁的论著为“生产关系首要性”命题佐证，并还就《资本论》与该命题的关系给予了简要说明(后文将进一步论述)，也多次引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作为生产关系首要性的例证，但从前文论述的毛泽东文本与阿尔都塞文本的高度相似性和关联性来看，从阿尔都塞对与他同时代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高度关注来看，该命题应主要被视为“毛泽东—阿尔都塞”命题，是在思想史意义上的作为阿尔都塞“同时代人(contemporary)”的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对阿尔都塞产生直接启发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国外多位学者的研究已对此屡加论证。例如，指出阿尔都塞提出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的首要性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启发；指出阿尔都塞和他的合作者(指《读〈资本论〉》的合作者巴利巴尔——笔者注)毫无疑问受到了“毛泽东主义”的影响，从而倾向于给予生产关系以因果首要性；认为阿尔都塞采取毛泽东的“生产关系首要论”的观点是出于抵抗斯大林主义；认为阿尔都塞的“生产关系首要论”在反经济主义(anti-economism)、反进化主义(anti-evolutionism)的名义下吸收了毛泽东的生产关系学说，从而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原则；与“阿尔都塞—毛泽东”式的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具有首要性的观点相反，佩里·安德森重申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的首要性。尽管上述各家观点对阿尔都塞的“生产关系首要论”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对该命题有不同程度的误读(如批判生产关系首要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原则就没有看到阿尔都塞对将生产关系的首要性限定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反复强调)，但是将“生产关系首要论”看做“毛泽东—阿尔都塞”共同建构的既区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区别于俄苏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命题，则无疑是共通的。
仆人来不及查看钓竿，就发现地上有一支小巧的铜笛，沾着鲜血。确切地讲，那不是笛子，只不过模样像笛子，小得多，也短得多。就是这玩意，刚才砰的一下从钓竿握把底端射出，贯通李霸崖身体，洞穿其肝脏。
二
阿尔都塞的“生产关系首要论”直接指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性重建。“生产关系首要论”试图改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也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相适应”问题，阿尔都塞试图以此清算“经济主义”、“历史进化论”等倾向并建构其反进化论、反经济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相当程度上，这正与毛泽东对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批判相关联和相一致。
财务信息化建设方面，《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管理会计基本指引》（财会［2016］10 号）等文件都提到，要通过信息技术优势，建立财务信息共享服务中心，加快会计职能从重核算到重管理决策的拓展，大力推进高校财务信息化建设，创新财务管理手段，实现统一核算和实时监控，助推高校加快财务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阿尔都塞提出生产关系“首要性”正是试图调整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的绝对决定论，试图清算“经济主义”、“历史进化论”或“终结论”，并力图重建一种非经济主义和非进化论的历史唯物主义。阿尔都塞之所以认为“生产关系首要论”被整部《资本论》以及所有列宁和毛泽东的论著所“评注”，从他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来说，他将“生产关系首要论”作为马克思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说发生认识论断裂的重要标志。阿尔都塞认为到了《资本论》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不再被马克思考虑为内容及形式的关系，马克思将重点放到了生产关系上，生产关系的首要性毫无疑问地被确认了。在阿尔都塞看来，《资本论》扬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黑格尔主义式的内容—形式的辩证法图式以及生产力的绝对决定论，因而，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主义”、“历史进化论”或“历史终结说”赖以存在的理论前提实际上已经被马克思本人放弃。从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理论的理解来说，阿尔都塞所直接批判的对象是经济主义、终结论和进化论，这与《矛盾论》对“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批判非常近似。《矛盾论》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主次地位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唯物论”观点所反驳的，正是那种不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之中二者地位可以“互相转化”，而强调在一切条件下生产力都是“主要的”那种“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尽管《矛盾论》所批判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与阿尔都塞所批判的“经济主义”、“终结论”和“进化论”并不能完全等同，但是“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看世界”与“经济主义”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机械性和单向性的理解、与“终结论”和“进化论”对于历史进程的自动化因而也是静态化的想象在理论特征上是相似的，都是偏狭地、教条化地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事物之间的矛盾运动，并试图以此一劳永逸地想象和安置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看做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适应”说的直接反拨。阿尔都塞认为，如果列宁和毛泽东是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核心论点也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列宁和毛泽东怎么可能领导党和群众，怎么可能确保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呢？在阿尔都塞看来，毛泽东没有机械地解读生产力、生产关系“相适应”关系，从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和依赖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充分理解了在一定条件下开展生产关系变革的必要性，转而开展着眼于“生产关系变革以及政治和上层建筑变革的群众的和底层的运动”。这正折射了毛泽东和阿尔都塞在理论路径上的高度共振：面对着相似的理论困境(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机械论和进化论)、相似的历史困境(在一定生产力的限制之下如何寻找革命出路)，毛泽东与阿尔都塞不约而同地诉诸具有“逆向活动”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
三
作为“毛泽东—阿尔都塞”命题的“生产关系首要论”的意义在于：通过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突破了经济主义和进化论的桎梏，从而重置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动力机制，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之中找到了撬动社会生产方式(也即由生产关系、生产力所构成的“统一体”)的变革的杠杆，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又将最终作用于社会形态的转变。如果说“生产关系首要论”建立了从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变革到生产方式变革再到社会形态变革的逻辑链条，那么必须要继续追问的问题就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路径又在哪里？
2003年，王宝江等[13]在国内首次将荧光素作为油田示踪剂，在大幅度降低成本的同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生产关系首要论”实际上必然地、内在地关涉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或者说，正是经由“生产关系首要论”，意识形态才具有了直接作用于生产关系变革、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形态变革的“及物性”。如果说在阿尔都塞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生产关系成为撬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变革的杠杆，那么凭借“生产关系首要论”，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变革就可以成为触动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变革的“阿基米德支点”。
急诊脑出血疾病在临床治疗中病情发展较快,预后效果差,给临床治疗带来极大的困难[1]。临床治疗中常采用依达拉奉,本次研究对某院80例急诊脑出血患者采用不同治疗方法,探究依达拉奉治疗的应用价值。
在计算推理中，如果能够运用转化,那么效率会大大增加，也会更加地有利于解决问题.在教学中老师应当格外重视转化的训练，也有利于审题能力的提高.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何以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再生产构成必然的互为关联的关系给予了严格的理论说明。从意识形态之于生产关系的角度，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必然是某种生产关系的“存在条件”。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指出，“……某些生产关系预先假定着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作为自身特定存在的条件”，“因此不应将生产关系的概念抽离于其特定的上层建筑的存在条件去思考”，不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是生产关系的“条件”，生产关系亦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条件。“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因此以特定的方式内在于以及存在于生产关系之中”。强调结构的各个要素的互为“条件”正是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律与黑格尔主义的表现因果律的根本区别之一。因此，在阿尔都塞看来，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作为生产关系的存在条件就意味着二者的关系不是本质—现象的黑格尔主义式的展开，前者不是后者的表现、外化或现象，而且意味着不存在不涉及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以及不存在不涉及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例如，意识形态和政治条件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再生产的条件。从生产关系之于意识形态的角度，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所(歪曲)想象的核心对象不是别的，正是特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及其由其派生的其他关系)。“……生活在意识形态中的‘各个个体’……其想象性歪曲依赖于他们与他们的各种生存条件之间的想象性关系，换句话说，归根结底，依赖于他们与各种生产关系之间的想象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个体的各种生存条件的本质就是一定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因而，意识形态所(歪曲)想象的根源，必然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关系。
更进一步地，阿尔都塞阐明了意识形态何以支配和统领着整个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阿尔都塞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直接为意识形态关联于生产关系提供了物质载体，家庭、教会、文化(包括文学和审美)、媒体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种种具象机制。“在极大程度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不是凭借其他领域而正是凭借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来保证的。言其“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虽然实际上是由镇压(也即镇压性国家机器，笔者注)和意识形态(也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笔者注)共同作用的，但是在其中意识形态起到了支配作用(le rle dominant/a dominant role)，因为除非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大规模罢工这类事件，镇压性国家机器才会介入生产关系的运转。因而，在一般社会常态下，确保、维持、支配和统领着生产关系及其再生产的正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以“生产关系首要论”直接批判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残余及其在斯大林主义之中的进一步延伸。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适应”论断具有明显的黑格尔主义倾向。阿尔都塞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论断的理论假设是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理解为黑格尔主义式的“内容(le Contenu/Content)”和“形式(la Forme/Form)”之间“相适应(correspondance/correspondence)”和“不适应(non-correspondance/non-correspondence)”的辩证法。阿尔都塞发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不断进步的、更高等级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代替了(黑格尔的)“理念(l’Idée / the Idea)”的各个阶段的发展，二者遵循的是完全相同的图式(schéma/schema)。在阿尔都塞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不同阶段的生产力总有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论断中所暗含的某种相对于生产关系而言的生产力的绝对决定论的倾向，正与黑格尔的“内容—形式”的辩证法中的某种相对于形式而言的内容决定论的倾向(“一定的内容就决定它的适合的形式”)相暗合。阿尔都塞将斯大林主义以及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济主义”、“历史进化论”或“历史终结说”等倾向视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作为黑格尔残余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说”的重生。在阿尔都塞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生产力决定论倾向必然会导致经济主义以及作为经济主义直接后果的历史进化论或终结论。在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激进分子认为一切事情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而且特别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也就是说，认为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理应见证的“奇迹般的突变(prodigieuse mutation/ prodigious mutation)”。全然而被动地指望生产力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奇迹般的突变”，也就是“终结论”和“进化论”。阿尔都塞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发现了“终结论(finalité/finality)”的论点，即相信社会形态在每个瞬间之中都发展着即将取代过去的未来，第二国际和斯大林正是在这种“终结论”中发展出了“进化论”，相信生产方式的不断演进会造成阶级社会的终结。那么，指望生产力带来的“奇迹般的突变”、“终结论”、“进化论”的政治后果是什么呢？阿尔都塞在“亚眠答辩”中激烈痛陈：黑格尔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相信历史总有一个终点，事件的进程总是温柔地引导人们毫无危险也毫无意外地走向这个终点，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总能自动产生自己的掘墓人，相信新世界已经在旧世界的子宫中等待降生。而阿尔都塞就是要反对生产关系是绝然被动地被生产力所推动的，就是要反对生产力的发展会自动产生出新的生产关系，就是要反对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相适应和相矛盾的交替，在历史的终点所有矛盾都必然会自动得到最终的解决，就是要反对只要全然依赖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自动展开，人类历史就可以毫无意外地从一个阶段演化到另一个阶段，因而只需等待和祈祷“奇迹般的突变”的到来，而无须额外的斗争。
如果将上述意识形态“支配”论添加到“生产关系首要论”及其链条之中来看，也即，如果说是意识形态支配着生产关系及其再生产，而生产关系又在一定生产力限度内相对生产力具有“首要性”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是意识形态推动着从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变革到生产方式变革到社会形态变革这一逻辑链条的。就文学研究和审美研究而言，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支配”论以及生产关系“首要”论的一系列论证，实际上就阐明了文学、审美、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用于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甚至社会形态的具体路径。尽管阿尔都塞主要是从负面的角度也即突出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文化和审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何帮助维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并对此做出激烈的批判，而不是突出意识形态变革所能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他实际上为一般意义上的、任何社会形态中的文化和审美意识形态作用于生产关系并进一步经由生产关系作用于社会生产方式给出了一系列理论“公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之中，是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和审美意识形态)“保证着(assurent/ensure)”生产关系再生产，例如，工匠和艺术家将自身认作“创造者”(créateurs/creators)。尽管“创造者”是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询唤(interpelle/interpellate)出来的主体性幻觉，然而正是这种主体性幻觉确保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续。也就是说，工匠、艺术家在自居为“创造者”的文化、文学和审美实践中，实现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而根据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支配着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论证，文化、文学和审美意识形态连同其他意识形态就确保和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进一步联系到阿尔都塞对于生产关系的首要性的论证，则可以说文化、文学和审美意识形态连同其他意识形态又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社会形态的存续。文化、文学和审美等意识形态作用于生产关系并进一步作用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变革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潜伏在上述论证之中。文化、文学和审美意识形态与具体社会形态的存续与否这二者之间不再被看做遥远而无关的，而是如上所述，它们之间经由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若干环节切实地存在着联动机制。既然文化、文学和审美意识形态的存续关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甚至社会形态的存续，那么基于同一个联动机制，文化、文学和审美意识形态的变革也理应关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甚至社会形态的变革。
四
尽管“生产关系首要论”应被视为“毛泽东—阿尔都塞”命题，尽管毛泽东和阿尔都塞都在一定生产力的限度之下给予了生产关系以首要性，但是在人之于生产关系这个问题上二者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并由此展开不同的理论面向。
“毛泽东—阿尔都塞”问题域中的生产关系首要性命题使得“生产关系”被凸现为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蕴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独特贡献和独特理论特质的关键概念。尽管毛泽东对“生产关系”的论述经由阿尔都塞进入到西方当代思想的生成之中，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形态对于“生产关系”问题的理论建构，却可能要采取一条非阿尔都塞主义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形态关注“千千万万真实的个人”以及“鲜活的个体”，强调人是能够通过改变环境而实现自我改造进而创造历史的历史主体、强调实践(当然也包括劳动实践)应当导向“人的全面解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形态之中，劳动实践中的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不应是生产关系中的次要的、抽象的甚至是力图被排除的因素，相反，劳动实践中的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思考生产关系问题的开端、核心与旨归。
毛泽东则在生产关系中重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具体展开，将人的因素看做生产关系之中的首要因素。在生产关系所包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之中，即便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如国营企业中的工人群众、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推进等，因为“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如果说苏联教科书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只有一句“空洞的话”，毛泽东则认为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有很多文章可做”，反复强调劳动中人与人关系应加以具体化展开。也就是说，与阿尔都塞的判断相反的是，新的生产关系仅靠所有制和分配制度这些非人类因素的变革是不足以建立和维持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等非人类因素的变革并不会自动地带来劳动中人与人关系的变革，而如果劳动中人与人关系不能实现变革，则会直接导致生产关系甚至生产力的再生产受到损害。
阿尔都塞反对将生产关系仅仅等同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倾向于将生产关系理解为非人类的“结构”。阿尔都塞坚决拒斥将生产关系仅仅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生产关系不仅将人类带入了历史舞台，而且是将生产过程的各种当事人(agents)和生产过程的各种物质条件以特定的各种组合的形式带入了历史舞台。在阿尔都塞看来，在构成生产关系的各种因素之中，尽管不能排除人的因素，但是权重更大的是生产过程的非人类的各种因素，主宰历史舞台的也正是这些因素。甚至可以说，生产关系就是“各种结构(structures)”。历史主体也绝不是人类主体，历史的“真正的‘主体’”是生产关系、是作为“结构”的生产关系。可以看到，阿尔都塞倾向于将参与生产关系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以抽象化，并将其看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较为次要的因素。因此，阿尔都塞越是强调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和首要性，人的因素在生产关系中就越发弱化和空洞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猛烈批判阿尔都塞及其学生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拒绝将生产关系视为人与人的关系，认为如此一来，生产关系也就退回到由“结构”代表的彼岸世界中去了，也就是说，在生产关系之中激进地排除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无异于在现实的人间世界中宣布“生产关系”理论有效性的丧失。
注释
①在梳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过程中，胡亚敏认为应立足于对“核心范畴”的梳理和提炼，主张以核心概念、关键词为抓手，强调如此方能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经验性研究，从而对什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本质和特征做出真正理论性的探讨以及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说明。胡亚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探讨》，《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4期。
现如今装电话都不要钱，还送手机送话费，尤其是这五年，手机的普及面太大，几乎人人都要。轻轻一按手机，不仅连通四面八方、五湖四海，而且还能上网、拍照、听音乐、看电视、刷微博、抢微信红包和购物支付等等，手机的功能太多，实在是太方便了。□
②Balibar, Etienne. “Forward: Althusser and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ondon&NewYork:Verso, 2014, IX-X．
③Bidet, Jacques. “Introduction: An Invitation to Reread Althusser.” in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ondon & New York:Verso, 2014, XX, XXI, XV．
中译文参考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⑤Anderson, Perry.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79, 42-43．
⑥⑦Althusser, Louis. Sur la 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243,20,180,22,248,181,47-48,251,246-249,247-248,248,248,219,237-238,236-237; Althusser, Louis.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ondon & NewYork:Verso, 2014,208,1,149,4,214,150,24,217,210-213,213,213-214,214,184-185,201-203,201.
Althusser, Louis. Sur la 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43-45; Althusser, Louis.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ondon & NewYork:Verso, 2014, 19-21.阿尔都塞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了作为统一体的生产方式。杰姆逊也指出，“如果有人希望将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界定为一种结构主义，那么必须要明白这个限定条件，即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是只有一个结构存在的结构主义，这个结构也就是生产方式自身。”(Jameson, Fredric.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21.)将生产方式(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个结构或一个统一体并不意味着该结构或该统一体是稳固的、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以“再生产”为统摄，阿尔都塞在指认“结构”的同时也策划着“结构”的变革。如Jacques Bidet指出的，一个关于结构的再生产的理论，就必然意味着它是一个关于该结构转化的理论(参见Bidet, Jacques. “Introduction: An Invitation to Reread Althusser.” in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ondon & NewYork:Verso, 2014, XXII) 。阿尔都塞的生产关系“首要”论正是对结构(生产方式)之转变何以可能所做的关键性的理论假设之一。
⑨⑩Althusser, Louis, and É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NLB, 1970, 99, 140, 177, 178, 174, 181, 180．译文参考了《读〈资本论〉》中译本。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利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for Non-Philosophers. London &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7, 81-82, 132．
除此之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实及其所实践的毛泽东的关于生产关系的思想，也被阿尔都塞视为“生产关系首要论”的鲜活例证。一方面，阿尔都塞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证明了变革生产关系的极端重要性。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历史之中，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中，从理论上和从政治上来说，究竟应该给予哪个因素以首要性？”的回答有两种意见，第二国际的从伯恩斯坦到考茨基等各位领袖以及斯大林将首要性给予了生产力这个因素，而列宁和毛泽东则将首要性给予了生产关系这个因素，正因为如此，列宁和毛泽东能够领导他们的共产主义政党走向革命胜利。在阿尔都塞看来，列宁领导的1917年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1949年革命的特征就在于充分激活了从变革生产关系着手而取得革命胜利的这一可能性。阿尔都塞还区分了微弱意义的(au sens faible/ in the weak sense)革命和强烈意义的(au sens fort / in the strong sense)革命，微弱意义上的革命不影响生产关系，而强烈意义上的革命则要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创造新的国家机器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而中国1949年革命被作为强烈意义上的革命的例证。
就在一定限定的条件下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的关系而言，生产关系“决定”性与生产关系“首要”性是同一观点的不同表述。
⑧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5, 205．
1.和谐的企业氛围是影响员工幸福感的先决条件。穆尼尔·纳素夫认为：“真正的幸福只有当你真实地认识到人生的价值时，才能体会到。”人一辈子基本上都是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在工作中体味幸福，那么他的人生是悲惨的、也是不幸的，如何使他感受到幸福呢？如果上级与下级，平级之间和睦共融，友好相处，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块用，那么就能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又能真正形成团队合力，造就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让广大干部员工在工作中不再藏着、掖着，而是勇敢的表达自己的见解，直抒胸臆；领导干部也要多提倡好的闪光点，少讲一些影响职工士气的话语，激励广大干部员工勇于创新，避短扬长，使人人都想当明星、争明星、做明星。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第325页，第300页。
Liu, Kang. “The Problematic of Mao and Althusser: Alternative Modernit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Rethinking Marxism 8, no.3(1995):2; 刘康：《毛泽东和阿尔都塞的遗产：辩证法的问题式另类现代性以及文化革命》，田立新译，《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今天评测产品是苏泊尔新品R9713净水机，以旗舰级性能，高净化效果以及快速出水、低噪音的特征成为2018年最值得期待的净水器产品。
在刘康的《美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与他们的同时代人》(Aesthetics and Marxism: Chinese Aesthetic Marxists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译本为《马克思主义与审美：中国马克思主义审美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杨建刚、李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同时代人(contemporary)”被作为一个关键性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瞿秋白、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葛兰西、阿尔都塞等西方理论家在思想史意义上的同时代性、相似性和关联性。
Ribot, Théodule.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3, 249．
Callinicos, Alex. “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in the Philosophy of Althusser.” in The Althusserian Legac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3, 45．
Garo, Isabelle. “The Impossible Break: Ideology in Movement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Encountering Althusser: Politics and Materialism in Contemporary Radical Thought. London & New York: Bloomsbury, 2013, 282．
Elliott, Gregory. Althusser: The Detour of Theory. London &Boston: Brill, 2006, 202．
Elliott, Gregory, and Perry Anderson. 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125-126．
④在吴子枫翻译的阿尔都塞《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一文(载《文景》杂志2013年1、2期合刊)中，该命题被译为生产关系“优先性”，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上述译文，谨致谢忱。本论文主张译为“首要性”是考虑到如此更能凸显阿尔都塞所强调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生产方式起到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8页。
对于商业综合体的开发而言，地段选择是首要工作，也是重中之重的工作。特别是对于一线城市，应该在原有地段的商业综合体进行二次开发，推倒重来进行建设。并且要把该地段具备的发展潜力和资金投入等因素。应当广泛建立与商业综合体相匹配的市场营销模式，为商业综合体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良好保障。对于二、三、四线城市的商业综合体项目建设，也要选择城市商业中心位置用于商业综合体的开发建设，并且在项目投建之前，必须要充分做好项目评估工作，重点分析该项目是否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问题，切不可贸然实施。必须要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地开展商业综合体项目建设，并制定完善的工作预案来应对可能造成的风险隐患。
创业团队由8人组成，来自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不同院系，在校期间利用闲暇时间对于销售网站进行管理，同时完善公司的进货渠道。消费群体主要是广州大学城内的在校生。广州大学城区域共有10所高校，在校生约达20万人。大学城内学生购买Dormi商品后，创业团队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由于大学城区域较小，与快递公司合作后运输成本并不高。
Althusser, Louis. Sur la repro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 243; Althusser, Louis.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ondon & New York:Verso, 2014, 209.此处参考吴子枫译本，也将prodigieuse mutation译为“奇迹般的突变”。阿尔都塞在“亚眠答辩”中曾将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形容为具有“基督教天意(Christian Providence)”倾向，直陈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某种内在的类宗教性(“News:Doctor Althusser etc.”Radical Philosophy 12(1975): 44.)。此处“奇迹般的突变”所暗含的对生产力驱动下的历史自动进化的期盼，与“基督教天意”倾向具有相似性。
“News:Doctor Althusser etc.”Radical Philosophy 12(1975)：44．
从这首词涉及的更多历史细节来看，毛泽东不管是在前线领导战争，创建、保卫红色政权，还是在后方领导苏维埃各项建设事业，他都一直秉持着人民的立场，一切为了工农群众、一切依靠工农群众，以一颗赤子之心“装点”苏维埃的革命事业。
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是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措施之一。实践教学是中医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针对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建设现状，结合中医类专业教育特点，不断改进和完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是不断提升实践教学质量、促进中医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推动力。
Liu, Kang. “The Problematic of Mao and Althusser: Alternative Modernit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Rethinking Marxism 8,no.3(1995)：8．
Lock, Grahame. “Introduction.” in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London: NLB,1976, 10．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见孟登迎译，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0页，第340页。
Rancière，Jacques. Althusser’s Lesson.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s, 2011, 189．
由于传统“填鸭式”教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许多初中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依旧是机械地给学生灌输知识，对学生采用题海战术，片面追求正确答案而忽视引导学生对解题过程进行探究，使得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只能在不断做题中缓慢提高数学成绩。同时，应试教育尤其是中考给教师和学生带来的压力，也使得初中数学教师对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没有足够重视，不敢在教学实践中轻易进行尝试，缺乏教师的正确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习惯的培养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5页，第135页。
胡亚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观》，《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胡亚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观》，《华中学术》2018年第2期。
Elaboration of Mao Zedong and Louis Althusser on“Primacy of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Yan F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roposition of “the primacy of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made by French Marxist theorist Louis Althusser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Mao-Althusser’s proposition, because it was based on Mao Zedong’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at Althusser built such a proposition and h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was linked to neither Darwinism nor economism.
Key words： Mao Zedong； Louis Althusser；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primacy of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deology
收稿日期 2019-0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11&ZD078)
责任编辑 王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