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对科学传播的介入和影响：从内容到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立场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科学传播研究备受关注，其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交叉研究领域，科学传播的理论基础还较为薄弱，需要从其他成熟学科、相关领域获得支撑，汲取营养。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科学传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有着不同于与其他分支的特殊性，即科学传播面对的是科学这一高度专业化、精深、庞大、复杂的系统。仅仅依靠传播学理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文化研究等相关学科和领域中获得支撑，这也是国内外学术界都不约而同地把科学传播纳入到STS领域中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在科学传播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过程中，来自STS领域的影响从未间断。
作为STS领域中的重要一支，科学史以其史学的研究视角，可以对科学传播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产生独特的影响。首先，随着科学史自身的发展，科学与公众的议题及科学面向社会传播的问题进入科学史的研究视野，科学史的研究成果能够直接为前者提供借鉴；其次，科学史本身就是科学传播恰当、优质的传播素材，其史学材料和研究成果可以大大丰富和提升科学传播的内容；再次，科学史蕴含的科学观、历史观以及科学文化理念，可以为科学传播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支撑和指导。
一、科学史研究开启对科学传播问题的关注
自萨顿(G.Sarton)后，科学史的研究范式和编史纲领经历了许多转变。随着当代科学史在外史研究、综合史研究等维度上的发展，科学传播问题越来越受到科学史学者的关注，并被纳入科学史的研究视野，这对于科学传播研究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1.外史研究的兴盛使科学传播问题成为科学史研究对象
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在早期的实证主义科学史研究中，就已经注意到科学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外史研究真正作为一种研究传统开始引起科学史界的关注是基于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韦伯的观念论)的影响下赫森(B.Hessen)、贝尔纳(J.D.Bernal)和默顿(R.K.Merton)等人的开创性工作。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科学史的职业化运动，科学的外史研究蓬勃发展起来。20世纪60、70年代，受到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以及科学史中反辉格主义、与境主义的影响，外史研究终于打破了由柯瓦雷(A.Koyré)奠定的思想史研究纲领在科学史界占主导地位的局面，表现出更加强劲的发展趋势。[1]22－27,[2]
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社会建构主义的兴起，对科学最坚硬的“内核”即科学知识内容本身进行社会史考察日益成为科学史研究的一个趋势。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不仅科学的方向、速度、规模等外在因素受到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既是一种智识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这在一定意义上使得科学史传统的“内史”与“外史”被重新界定，既然不受社会因素影响的、绝对纯粹的科学“内史”不复存在，那么原来被认为是“内史”的内容就会被重新纳入“外史”的研究，更进一步说，传统的“内史”与“外史”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外史”研究逐渐在新的意义上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开始成为西方科学史研究的主流。[3]
科学传播的兴起与科学史研究的这一趋势相契合。从研究视野来看，外史研究把科学置于更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将科学理解为社会的一个子文化建制，将科学知识视为这一建制在社会中运作时输出的产品，将科学家群体视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在这个视野下，科学在社会中的运行与传播，科学、科学家集团与公众的关系问题，无疑直接成为科学史的重要关注对象。从科学观来看，外史研究对科学知识内容的社会史考察，开始关注科学及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和地方性。例如在建构主义科学史研究中，夏平等人通过“利维坦与空气泵”的历史案例分析[4]，挑战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对以实证主义科学观为根基的传统科学史研究形成了冲击，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和地方性在科学史研究中日益获得了合法性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科技决策机制中专家主导权的建立，公众以地方性知识对专业知识和专家集团形成的冲击，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等等问题，也成为科学史研究关注乃至直接考察的对象。科学史以史学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能够提供历史维度的广阔空间和纵深时间的追溯和剖析，这对年轻的科学传播领域而言，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2.综合史研究的发展使公众被纳入研究范围
除了“内史”和“外史”，“专业史”和“综合史”的划分也是科学史重要的编史学主题。传统的“专业史”研究往往隐含着这样一种科学观和科学史观，即科学发展和成熟的标志是专业化程度的高低，而专业化程度的高低又是以专业学科的产生、专业领域科学共同体的形成、组织化的研究机构的建立、研究刊物的发行等为标志。科学史研究对科学史学科自身的历史进行分析时，也基本依照这一线索。基于这样一种科学史观，专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往往集中在以科学共同体、研究机构、专业刊物为标志的学科发展上。[5]
专业史研究以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作为基本编史线索，自然就会将公众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排除在考察对象之外。自然科学各个门类、分支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过程，恰恰也是公众逐渐在科学领域被边缘化的过程。如法国化学史家本苏德·文森特(Bensaude Vincent)所指出的，在古希腊，公众的意见和科学知识具有同等的价值；直到18世纪，“公众意见”仍然与科学传统保持平等的关系；19世纪科学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的提高，大众科普的发展，加剧了科学从公众中的分离；而真正将公众视为无知者从而贬低公众意见，则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事。[6]
综合史的科学史研究恰恰从科学专业化程度发展最快的19世纪开始。1837年，英国科学史家休厄耳(W.Whewell)完成了第一部标准意义上的科学综合史《归纳科学的历史》。这部著作如它的名字一样，受到了来自培根哲学观的直接影响，“一种历史探究的方法，就是把现有的每一种哲学都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它的发展以及它同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联系来进行描述。”[1]15－18另一位对综合史的科学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法国科学史家坦纳里(P.Tannety)。他受到孔德(A.Comte)的实证主义思想影响，提出科学是一般人类历史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从属于特殊科学的一系列科学学科，科学通史并不仅是许多专科史的一种汇总和精炼，科学通史将涉及科学的社会环境、各学科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传记、科学的交流和科学的教育等等。[7]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一般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观念的影响，综合史研究越来越成为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综合史研究将科学作为整体置于人类社会中考察，强调科学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样一来，科学共同体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特别是公众便重新进入了科学史研究的视野。与此同时，女性主义科学史、建构主义科学史、人类学进路的科学史、修辞学进路的科学史等新的编史学纲领下的科学史研究对非西方主流的科学传统、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技术等内容的关注，也使得作为外行的公众越来越成为科学史的关注对象。换言之，综合史的研究趋势使得科学共同体以外的公众直接成为科学史的研究对象，这为科学传播研究中的公众议题提供了理论来源。
二、科学史新的研究对象为科学传播提供内容资源
科学史历来是科学传播恰当、优质的内容素材。科学史通过考察科学的历史演变，能够揭示科学的整体面貌，以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一种社会建制和一套价值体系建制在人类社会中的运行。在科学史的视角下，科学不再是一系列冰冷、刻板、僵硬的既成知识的集合，而是不同的时代中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的活动，在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孕育、诞生、发展、变化……总的来说，科学史能够促进对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人性化的理解。
近年来，科学史研究在微观、具体的科学事件和科学人物方向上的聚焦，以及对日常技术、物质文化的特别关注，更是为科学传播带来更加直接、丰富的内容资源。
1.微观化的科学史研究为科学传播带来更直接的资源
当代科学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是从追求宏大叙事转变为注重微观、具体的事件和人物的考察。“伟大的作者、伟大的著作、伟大的发现这种模型已经逐渐式微”，研究的重点从“关注作者、作品和学说这些在我们当前科学观之下最重要的内容，转移到对构成过去科学之行为的全景式理解”[8]。在这种转变当中，科学事件及其过程，科学家及相关人物的活动，以及这些事件、过程、人物中的特殊性和个体性等内容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从寻求科学在全部历史时间上的普遍规律，转向关注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特殊性、个体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史研究的一种哲学导向的自我反思，是对史学研究的一种回归。“历史研究是具体的、描述性的。它钻研细节，试图理解复杂的特殊性以及复杂相关的个人与事件的特殊性……历史学家始于面对在科学传统、社会与智力背景、人际冲突、宗教和神学等的考虑中实际上缠绕无隙的网络。”[9]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科学史突破了过去的“以现代科学价值体系为主价值系统，并在此背景下展开科学史研究”的局面，“不再只以揭示科学技术知识的链条式进步以及这种进步与社会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为基本目标。它具有广阔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背景，可以有着多元的价值取向。它可以是零知识增长情形下的科学史，是关于形形色色的人类科学技术活动的发生学、传播学、社会学与文化分析。它的受众并不只是科学家以及由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等所组成的学者群体，从终极意义上讲，它的受众可以延伸到社会大众。”[10]“科学史研究应该抓住科学的‘特殊性’，和‘个性’，应首先指向种种特定历史时空下、与特定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充盈着种种特殊性的种种科学及其运作过程”，“科学的最基本、最丰富的特性正是体现于生活中的每一位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乃至于社会活动之中。只有当我们深入到个别科学家的整体行为之中的时候……才有可能将它们之间的内在连续性揭示出来”。[11]科学史研究者认识到，科学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揭示知识的成长历程，还在于对科学的主体即科学家及其活动的研究和刻画。[2]
在这一趋势下，科学家人物传记研究开始重新成为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比起传统的“礼赞”式的科学家传记，近年来的科学家传记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改变和突破：
第一，对建功卓著的经典科学家的传记研究，突破了以往“高”、“大”、“全”的英雄人物的神话，开始关注他们人性化、非理性、非科学的一面，渗透了人文主义关怀；更进一步地，以历史学家的视角，站在STS前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历史上伟大的科学人物进行批判式的解读，从而带来对科学观的反思和对科学本质的思考。近年来对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经典科学家形象的再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突破。
第二，由以往集中关注伟大人物，转向关注普通科学家。普通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理性、逻辑与非理性、非逻辑，他们对客观性和确定性的孜孜追求，他们的信仰、情感和心理因素对其研究的影响，他们的争论、协商、妥协及达成共识的过程，比起伟大科学家的英雄事迹，更能展现出科学在社会中运作的实情，更贴近科学的本来面貌，更利于帮助公众理解科学活动和科学的本质。
从宏大叙事转向关注具体事件、具体人物，科学史研究变得更加微观、细致、人性化。这种研究成果刻画出了更加生动立体的科学和科学家形象。同时与一般的科普读物相比，这类成果因其学术性和专业性，也更加严谨且含有更丰富的营养，能够为公众心目中科学及科学家形象的形成和重建提供优质的资源。
2.科学史对日常技术和物质文化的关注丰富了科学传播的内容
当代科学史研究关注点的另一个突出变化是对日常科学技术和物质文化的研究。“以往的技术史研究主要关注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创造，而较少注意那些不起眼却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日常生活中的技术。近些年来，技术史家越来越多地探讨处于边缘位置的日常技术，并从社会、文化视角对其加以考察，引入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12]
在人类学和社会学视角和方法的影响下，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主题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涉及政治、经济利益的争议性前沿技术问题，与文化、健康、饮食、休闲、娱乐等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有关的日常技术，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趋势也影响到科学传播领域。科学传播对日常技术和物质文化的关注，典型的体现是近年来在许多国家流行的“科学咖啡馆”。
“咖啡馆”成为一种重要的对话场所和形式，起源于法国哲学界。1992年，法国哲学家M.苏特(M.Sautet)提出“让哲学从大学走到公众中”的理念，发起了“哲学咖啡馆”运动。英国人邓肯·达拉斯(Duncan Dallas)将这一概念移植到科学领域，提出“科学咖啡馆”的概念，并于1998年在英国利兹首次发起了“科学咖啡馆”活动，其目的是制造一种讨论科学的文化氛围。当时的欧洲正有这样一种趋势：通过对话和讨论，建立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纽带。于是，这种新的对话交流形式很快发展起来。在英国，继利兹之后，诺丁顿、牛津、纽卡斯尔等城市纷纷办起了“科学咖啡馆”。同一时期，法国也开始举办“科学咖啡馆”活动。[13]
“科学咖啡馆”就是在咖啡馆、酒吧等场所的那种轻松惬意的气氛中，由相关的某个科学技术问题方面的专家和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普通公众，在平等的关系下，近距离、面对面地直接对话、讨论、交换意见。“科学咖啡馆”是一种按照外行公众的意愿、思路和线索进行的专家和公众之间互动交流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一对多的演讲式活动。
“科学咖啡馆”的议题大多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问题，例如气候问题，饮食健康问题等。如果说“共识会议”主要与政治、民主、权益联系在一起，那么“科学咖啡馆”则更多地与日常生活、消费者、产品用户联系在一起。与此类似，近年来科学传播研究中逐渐兴起的“公众科学”、“生活科学”，都注重科学的文化性、“地方性”、“亲和性”。这也是科学传播在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出版界陆续翻译出版了一系列带有文化研究意味的、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技术史研究和普及读物，例如《马桶的历史：管子工如何拯救文明》[14]，《有趣的制造：从口红到汽车》[15]等。另外，近年来国内发展起来的一个科学传播公益团体“科学松鼠会”，也体现出了这样一种趋势。“科学松鼠会”的宗旨是：“剥开科学的坚果，帮助人们领略科学之美妙”[16]。它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和公众关心的问题，提供专业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服务，正如其宗旨所声称的那样，力求让科学传播能够通俗、亲民、轻松、时尚。
三、科学史研究立场的转变对科学传播的影响
科学史研究立场的转变带来新的科学观和科学传播观，也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这不仅为科学传播理论的突破和发展提供了支撑，也间接促进了科学传播中对公众角色及科学与公众关系的理解发生深刻变革。
1.科学史编史纲领的多元发展对科学传播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后库恩时代的学术思潮逐渐对科学史研究领域产生深刻影响，传统科学史中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进步主义科学史观、西方中心主义等叙述框架受到强烈冲击，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人类学、修辞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术思想和方法纷纷进入科学史视野，导致科学史研究立场发生转变，并尝试建立起新的编史纲领。
例如，人类学进路的科学史研究“用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看待科学，把科学看作地方性知识……体现了对‘他者’的关怀，突破了一元的、普适的科学概念，使科学史研究呈现出一种丰富且更加接近真实的图景”[17]；修辞学进路的科学史“着重于探讨从文本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科学观点在研究、交流、发表、传播等一系列过程中为了得到受众的认同而进行的修辞行为……增加了对于科学从修辞中体现出来的各种社会因素对于科学建制、科学文本书写方式、科学知识等方面的塑形作用，使科学史更加贴近科学实践”[18]；女性主义科学史“以恢复被传统科学史研究所忽略的女性‘他者’在科学历史上的地位为目标和己任……批判和反思科学及其相关规范、制度等对妇女的限制和歧视……以社会性别作为基本的分析视角和分析维度……批判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科学观”[5]。
这些编史纲领下的科学史研究为科学传播带来科学观和科学传播观的突破和变革，同时也为科学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方法。人类学进路的科学史对地方性知识的强调为科学家和公众关系的重构提供了理论来源；修辞学进路的科学史为科学传播中的文本分析特别是隐喻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女性主义科学史将性别的社会建构因素带入科学传播领域，直接影响了科学传播与性别的研究。
科学史编史纲领的多元发展带来新的观念、视角与方法，能够为科学传播研究突破原有的理论模型，在更加开放、平等、互动的意义上进行科学传播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有效的实践手段。
2.科学史研究立场转变对理解公众角色的影响
公众角色即公众与科学、科学家的关系，以及公众在科学传播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是科学传播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早期的科学传播研究中，关于“公众”有两个共同的基本假设：一是公众对科学一无所知；二是公众有了解科学的愿望。即公众是蒙昧无知的，并具有“天然的好奇心”。[14]大量的科普读物、科学博物馆、展览会、科学秀、科学电视节目、科学戏剧，都将公众看作天真的旁观者，传达、强化公众对科学的着迷、震撼和赞美，公众被明确地看作科学的崇拜者和消费者。基于这两个假设，公众与科学的关系被称为“线性模型”。即科学家被视为真正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媒体担当译码者的角色，把知识“解码”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便向更多的公众传播。而公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是几乎没有权力、整齐划一的群体。科学家、媒体、公众构成固定单一的线性关系——传播者、媒介、接受者。杜兰特(J.R.Durant)等人对“线性模型”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在严格按照“线性模型”进行的科学传播中，科学家是信息来源，媒体是输送通道，公众是最终目的地。[19]
“线性模型”内含一种强烈的等级差异。它预先设定科学知识与日常知识有明显区别，科学知识由于其特有的理性而优越于普通的日常知识，并成为复杂的代名词，而公众所拥有的日常知识由于所谓的简单和感性而被忽视。在这一模型中，信息呈单向流动，即从知识的生产者流向知识的接受者。科学为公众设定了所要追求的基本标准，科学家作为公共领域的专家具有垄断地位。因而，科学、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是不平衡、不平等的。在“线性模型”下，科学传播被降格为“解码”的过程，大量理论方面的思考集中于：传播媒介及其在结构上的局限，语言对于科学知识的影响与制约。[20]
与“线性模型”类似，另一个曾经在科学传播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名理论模型是“缺失模型”。“缺失模型”在继续“线性模型”关于“公众是对科学无知的”假设基础上，还特别强调了一个关于科学的假设：科学知识是正确无误、没有异议的知识体系，科学在本质上是客观、理性、崇高的事业。所以在“缺失模型”看来，应该而且必须让公众学习、理解科学知识，并由此产生对科学的积极支持态度。
“缺失模型”在始于1985年的英国“公众理解科学”活动中发展到顶峰。当时人们将科学在面向社会时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于公众对科学知识的缺失，并认为只要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便会获得公众对科学的支持，从而公众和科学之间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科学传播领域乃至包括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科技伦理在内的整个STS学界，“线性模型”和“缺失模型”受到持续的、激烈的批判和反省，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背景、视角、观点出发，尝试建立新的理论模型，来修正和改进。如“与境模型”、“内省模型”、“对话模型”、“公众参与模型”等，都是基于对两种传统理论模型预设前提的质疑和否定，试图重构公众和科学、科学家的关系，以及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
就公众角色而言，在早期的科学传播活动中，公众主要扮演着无知、对科学盲目崇拜的被动接受者角色。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核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公众开始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影响产生了质疑和批判，并要求以评估者的身份参与到相关事务的决策中去。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公众理解科学”活动以获得公众对科学事业的支持为诉求，公众开始扮演科学的“理解者”的角色。进入20世纪90年代，英国“疯牛病”事件、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由科学技术引发的公共问题大大动摇了公众对科学特别是来自政府的科学建议的信心，公众对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前沿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深感不安。这一时期，科学传播面对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具有开放性和互动性的协商、合作、对话和参与成为重要的渠道，公众开始成为科学技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
从接受者到评估者，从评估者到理解者，从理解者到参与者，公众角色的每一次转换，都反映出科学传播的理论和实践的变化。在此过程中，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也日益进入科学传播领域和公众的视线，公众对科学、科学的历史和科学的本质的看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与此同时，科学史联合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和领域对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也促进了科学传播中对公众角色理解的变化。
四、结语
总体来看，在科学传播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过程中，科学史研究内容对科学传播的介入和影响主要体现在这样几点：第一，科学史的外史研究使科学传播成为科学史的研究对象，科学史以史学视角提供广阔空间和纵深时间维度的追溯和剖析，对科学传播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二，综合史研究将科学作为整体置于人类社会中考察，以往被排除在主流科学以外的“公众”重新进入了科学史的研究视野，科学史对此的研究能够为“公众”这一科学传播的核心议题提供理论资源。第三，科学史研究对宏大叙事的超越，对具体事件的关注以及人物传记的研究热点，能够直接促进公众心目中科学和科学家形象的树立和重建；第四，科学史从历史的角度对日常生活技术和物质文化的关注，为科学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源。
此外，科学史的编史纲领及研究立场的转变，能够为科学传播带来这样几点影响：第一，科学史编史纲领的多元发展带来了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和反思，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为科学传播突破原有的理论模型，在更加开放、平等、互动的意义上进行科学传播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手段。第二，科学史研究立场的转变影响了科学传播领域对公众角色的理解。科学传播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受到了来自科学史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成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得到了科学史研究的理论支持。
在时代趋势和科学自身演变的双重要求下，科学与公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和不可割裂，并成为科学的社会和文化运作中相当重要的维度，因此，科学传播正在并将愈发成为STS学科群一个新的增长点。本文仅仅从科学史研究内容的拓展、转向及研究立场的转变两个角度初步探讨了当代科学史与科学传播的研究交集。实际上科学史凭借独有的史学视角和文理贯通的特点，能够为科学传播带来的影响和意义要比本文讨论的广泛和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