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趋向
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趋向，是指中国近代这个时间空间范围内社会本身发展变迁的趋向，就是说，它不是指中国近代通史，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总的历史，而是探讨社会史意义上“社会”本身发展变迁的趋向。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变迁的总趋向是近代化。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近代化趋向中，它又具体表现出社会各方面的紧密化（即一体化，社会各个方面相互依赖、制约、互动程度的日渐增大），社会各个因素的社会化（即相互联系和作用程度的日渐增大），和社会的理性化（即符合社会整体发展利益的微慢增长）。
对“社会近代化”的理解，除了对社会史及“社会的概念和范畴有明确的认识外，还需对“近代化”这一概念有进一步的界定。“近代化”和“现代化”同源于英文modrenizaton，词汇渊源上的致，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汉语中的两词就混淆不分。我们以为，结合国内史学研究的实际情况，为避免词汇上的异义，称之为“近代化”更为妥贴和符合实际，本文所指的近代化也限于一般所称的中国近代史范围，即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的历史。
如果说社会史的概念是众说纷纭，那么，“现代化”的涵义也是五花八门，难以定论。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曾归纳为四类：其一，现代化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其二，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其三，现代化是自然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总称。其四，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至于现代化的特征、模式等，学者们也给予不同解释。在国内学界颇具影响的美国学者布莱克（C.E.Black）就认为，现代化的特征对于全人类来说大体是相同的，这些特征可概括为诸多方面：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此外，帕森斯（T.Parsons）的五种模式变项，列维（M.Levy） 关于社会关系的六组定义分析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不同的理解。
我们以为，无论“现代化”的概念有多少定义，无论现代化的特征和模式学者们给予多少不同的解释，其中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共同的特征，这就是“现代”或“近代”总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现代本身是相对传统而言，没有与传统的比较，现代即无从谈起，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基本分野是理解现代化最重要的两项变量。可以这样认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对于西欧社会来说，传统制度是指存在于中世纪的制度，现代性对传统制度的挑战发生在12至18世纪”。（注：（美）布莱克（C.E.Black）：《现代化动力》，浙江人发出版社 1989年版第7页。） 就中国的历史而言，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可视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界标，因为自此以后传统受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探索实已开始，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现代化过程便可称之为近代化过程。
在这里，我们探讨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上“社会”变迁的趋向。根据我们对“社会”及社会史和近代史的理解，我们也可以给“社会近代化”作一基本界定：即社会近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演化变迁的过程，社会构成、社会运行、社会功能由传统向近代化的发展变迁的历史就是社会近代化的具体内容。中国近代社会史，就是以社会近代化为基本趋向，探讨社会本身如何由传统的“社会”向近代“社会”演化变迁的专门史。
有了这样一个社会变迁的基本趋向，社会近代化不同方面的具体表征便不难显现。这里只能对此进行一个素描式的概述：
1.社会构成方面
人口增长的速度较鸦片战争前明显滞缓，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极缓慢地趋向合理，人口流动，包括城乡流动、地区流动、海内外流动更加频繁，人口城市化趋势明显。
婚姻生活中，包办婚姻受到冲击，离异自主性增大，婚姻程序删繁就简，迷信成份目渐减少，通婚范围趋于扩大，社会性程度逐步增大。
家庭（包括宗族）规模逐渐缩小，家庭关系随之简单化，家长制宗法制趋向削弱，家庭成员间关系逐步向平等的方面演进，家庭的生产、生活、教育等功能逐步向社会化方面转移。
各类社区的特征更加明朗化，通商口岸、租界等特殊社区日益增多，社区组织机构日益复杂化，民间机构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交流增多，城市化成为社区发展的主要趋向。
阶级与阶层复杂化，旧的阶级阶层的分化更加广泛，新的阶级阶层不断出现，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同阶级与阶层间的社会流动更加频繁。
2.社会运行方面
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用等各方面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与市场的关系日益增多。物质生活的内容、品类、档次日渐丰富、高档、多样化，新兴的物质生活方式日益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
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迷信色彩逐渐弱化，科学成份日益渗入到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逐渐增多了理想化、世俗化、理性化的因素，文娱生活、闲暇生活更加丰富、多样化，社会化的成份逐渐增多。社会关系更讲求实际利益。由婚姻而结成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在逐渐削弱，而以地域为纽带而结成的地缘关系，以职业为纽带而结成的业缘关系日益强化，地缘和业缘组织日益增多，作用增强，并向社会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3.社会功能方面
教养功能社会化趋向明显，名类社会性的教养机构逐渐增我，其作用逐步扩大，受学校（学堂）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社会成员受脱产教育的增多，教养功能开始由家庭走向社会。对各类自然灾害防治的能力也在逐步提高，防治机构增多，社会化趋向明显。
控制功能更加细密化，权力控制系统日趋社会化和规范化，新的权力控制机构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增长趋势，向科层化方向发展；民间控制系统的作用日益增大。信息化程度逐步提高，大众传播媒介日益多样化，其作用力度也在增强。道德、舆论、风习等社会规范控制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和深入，并逐步向理想化程度发展。
社会变革功能随着社会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也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对社会问题的防治开始注重行政和法律的形式。社会变革的频率在逐渐加快。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发展的趋向，并不是在中国近代通史的近代化之外另加趋向，更不是否认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我们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史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社会近代化”也只是中国近代化的一部分。近代化既然是一个近代历史总体变迁的过程，那么，整个社会历史系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文化，包括社会本身各方面都有一个由传统向近代过渡演化的过程。只有将“社会近代化”置于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总体框架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社会构成、社会运行、社会功能由传统向近代的演变过程得到立体的体现。
二、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特征
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具在其明显的历史和时代特征，这些特征与社会近代化的历程互为表里，制约着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历史发展。
概而言之，中国社会近代化具有被动性、不平衡性、缓慢性、复合性四大特征。
1.被动性
世界各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的形式包括自发性和被动性两大类型。自发型转变是指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逐渐孕育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社会结构，随着社会内部矛盾的运动演变，社会由封建形态、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形态，西欧各国均属这种自发性类型。被动型变迁恰恰相反，这种变迁并不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而是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和侵略下，被迫中断自身历史的发展进程，移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而开始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变。对于被动性的国家和民族而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完全是一种外在力量。在世界近代史上，东方农业国家，包括中国、俄国、日本、印度等均属于这种被动型的变迁类型。从属于近代历史的社会本身的变迁，自然也是分为这样两大类型。
与日本和俄国相比，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被性又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因为，日本和俄国在转变之前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实现近代化的前提条件，诸如两国都有借鉴外来文化而不失民族特性的历史经验；两国城市化的水平均居世界前列，一体化的社会体系已初步形成；均具有一定基础的新式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内外贸易，一定程度的大机器生产等。（注：参见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这些使得日本和俄国能够在西方文明来临之际，逐步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不失时机地进行社会改革，从而迅速实现由传统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中国社会虽在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之前已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但这种萌芽是其其微弱和有限的，而且社会的一体化程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对这种萌芽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要之，当西方资本主义武力入侵后，中国并没有变被动为主动，而一直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这就是中国近代化长期被动性的根本所在。
被动性的历史特征使中国的近代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强烈影响。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它带来了先进的、中国传统社会所不能容纳的新的社会生产力，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又是伴随着坚船利炮，腥风血雨地入中国的，它给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又使得中国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成为一个痛苦尤烈的过程。
2.不平衡性
如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一样，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不平衡也十分突出。
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来看，大致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类型，即沿海型、中部型、内地型、边缘型。沿海型以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为典型，它是近代中国受外力冲击最早的地区，欧风美雨以此为前沿逐步传入内地。中部型以长江中游为代表，这类地区社会近代化较沿海为晚，但由于毗邻沿海，或由于交通地理条件的优越，也很快发展起来。内地以华北为代表，其特点是闭塞性强，与外界联系较少，社会近代化起步较晚，发展程度也非常有限。边缘型以西南为代表，各方面的社会近代化变迁较上述三种类型均有明显差距。就总体而言，社会近代化的程度和速度存在着一个由沿海到腹地递减的态势。
东南沿海地区是首先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地区。第一次鸦片战争，即使东南沿海军民认识到了侵略者的可憎可鄙，又使他们饱受了侵略的肆虐。战争后以不平等条约形式规定的五口通商，又使东南沿海首先体验到腥风血雨和欧风美雨。此后，以沿海地区为起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递进地渗入到内地和边缘地区，中国传统社会的逐步解体，也呈现出沿海——内地——边缘的基本线路。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就了这样一种递进的特点。据施坚雅估计，1843年全国八大区域（施氏认为，东北至此仍未发展为完整的区域，故未列入）城市化水平分别为：长江下游7.4%；岭南7.0%；东南5.8%；西北4.9%；长江中游4.5%；华北4.2%；长江上游4.1%；云贵4.0%。至1893年，各区城市化水平虽均有提高，便基本格局尚未变动，八大区城市化水平分别是10.6%，8.7%，6.4%，5.4%，5.2%，4.8%，4.7%，4.5%。（注：施坚雅：《 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见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城市化被视为现代化过程中最高活力的形态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走过了一条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它不仅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而且反映了不同区域社会近代化的发展程度。（注： 参见行龙：《略论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问题》， 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以城市化发展水平推论其它， 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诸多方面存在着这种严重的不平衡性。
以沿海、中部、内地、边缘四种类型分而析之，大而以北方较之南方，近代中国南北之间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近年来为学人乐道的南北差异，并不仅指南北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更能引起人的思考的是，近代中国新兴力量大多肇始于南方或以南方以主。应该说，这与社会近代化程度的不平衡发展是分不开的。清开民初，有人在对济南城市的社会生活各方面考察后，曾发出与南方相比相差三十年的感叹，（注：参见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第13—15页。）“三十年”并不是确数，但它反映了南北的巨大差距。
3.缓慢性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虽然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历程，中国的近代开始启动，但这种近代化的发展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其发展水平则是“低度的”。造成这种缓慢性特征的原因，除了国际、国内的环境限制外，从宿舍近代化的角度讲，中国近代缺乏一个组织和推动近代化进程的强有力的政府，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乃是两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现代化理论认为，相对于“自下而上”的自发型现代化类型而言，被动型的现代化类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组织和实施现代化。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代表封建专制主义的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成为一个组织和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政府，相反却是一个腐败无能、软弱可欺的王权象征。清政府有时也在复杂环境的压力下被迫“革新”，但更多的是多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对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改革势力和运动进行镇压。辛亥以后的政府与清政府相比并无两样。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在比较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时指出：“在日本，当时主持明治政治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同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与同样身居明治政府的西乡隆盛、江腾新平等旧武士代表势力的传统主义相抗衡，推进着日本的产业化。相反，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即中华民国，却是军阀割据和激烈的内部混战，袁世凯和段祺瑞等人身居中央权力政府之要职却没有任何产业和现代化的意识，这是中国的致命点”。（注：（日）永井阳之助：《二十世纪的遗产》，文艺春秋社1985年版。）在一个软弱无力的政权统治下，政府效能的低下是不言而喻的，近代化的缓慢也是必然的。
4.复合性
中国的近代化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展开的，同时又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下进行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近代化过程中，近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大规模的现代化工来与分散落后的家庭手工业并存；社会化的、开放式的生活方式与封闭停滞的传统生活方式并存；新式的利益集团与相式的宗法组织并存；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文化交存，如此等等，形成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性质的因素存于同一时代和同一事物的复合性。
复合性的社会近代特征传统与近代化的关系表现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原先的工业化因素不能身完成向近代社会的过渡，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文明则是以其掠夺和征服的侵略面目渗入中国的，这种野蛮的征服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正如马克思所言：“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产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页。）以侵略面目出现的西方文明，自始至终受到中国人发的抵抗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由此出现了传统与近代互相影响、彼此对立的一面。另一方面。近代社会又毕竟是在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传统和近代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断的联系，某些传统因素与外来的近代因素本身就有潜在的相适应性，由是出现了传统与近代互相融合，彼此相容的另一面。近代教育的诞生，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三、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阶段
历史这个客观现象是纵向和横向相结合发展变迁的过程。历史研究应当力图反映这种纵横向结合的发展过程。离开纵向的探讨，难以探究历史发展的历程和轨迹，不成其为历史；忽略横向的考察，易使多方面的历史发展失去到赖互动关系发展过程结合起来予以考察，如此才能反映社会的全貌。我们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阶段分期，与中国近代通史的阶段分期有联系又有区别，近代的上下限相同，中国社会变迁的阶段性表现在近代趋向的进展程度上。当然社会变迁的近代化又是中国近代化的一部分，必须将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总体过程中进行考察，才能科学地划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不同发展阶段。
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到近代的过渡演化的复杂过程，以近代社会变迁的趋向“社会近代化”来看，也就是以社会的紧密化、社会化的程度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初始阶段——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1840——1894年）
鸦片战争前，尽管国内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工业中出现了相当规模的资本主义物质的手工工场，商业性的农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但这些都未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质的突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不仅把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而且促使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步步走向分解。鸦片战争的炮火，清王朝的失败还是直接触发了地主阶级改革派追求中国近代化的欲望。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至甲午战争前后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是“近代化一小步”（陈旭麓语），这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它虽然以维护清朝统治出发，带有较强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以及新式企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毕竟开始在中国发生。对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史来讲，这一阶段也是社会近代化的初始阶段。
之所以谓之“初始”，正在于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开始向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演化。鸦片战争后，中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首先在东南沿海一带渗入，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式企业开始在大城市出现，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了逐步解体的过程。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对社会本身的变迁产生了相应的影响：通商口岸、租界的开辟，使传统城市社区发生变化，农村社区也开始受到欧风美雨的侵洗；人口城市化的趋向开始出现，预示着近代社会阶级变动的开始；人们的衣、食、住、行、用已开始越出家庭的范围，从生产到消费都开始发生更多的联系；精神生活也增加了新的因素，训诂考据逐渐让位于经世思潮；教会学校、洋务学堂、留学出洋竺新事物开始出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海军衙门、新式军队等都是新兴权力机构和形式的表现；具有时代性的鸦片问题日益突出，如此等等都是社会变迁开始的表现。
起始阶段社会本身的变迁又是非常缓慢的，甚或是不易觉察的。整体而言，此阶段的变迁传统色彩非常浓厚，封建性的特性渗透于社会本身的诸多方面；人口数量仍在惯性作用下缓慢增长（太平天国革命期间除外），人口各类结构并无多大改变；婚姻、家庭、宗族中的家长制、宗法制仍占主导地位；城市社区只有一些表面的变化，农村社区依然是自给自足为主导；新的阶级出现仍未达到临界点，社会流动难以察觉；整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变化多限于上层阶级；社会关系仍以血缘和地缘为主；教养功能主要限于上层家庭范围内；控制调节功能仍以传统形式为主；社会变革形式以农民战争为主导。
2.扩展——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1895——1911年）
将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作为第二阶段的起点不仅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于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且在于它那震惊朝野的全局影响。梁启超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注：梁启超：《戊戌政变史》，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33页。）《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助长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列强的资本输出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中国各阶层人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沤浪相逐，激荡空前。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维新变法的社会运动；民众以传统的方式和义和团的旗帜把中国人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推向高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以武装斗争和思想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将民主主义革命步步推进；甚至连清朝统治者本身也不得不搞起所谓的“新政”来。张謇说甲午后的十年“风云变幻，殆如百岁”，（注：张謇：《柳西草堂日记》，1904年10月25日。）正是对此阶段社会急骤变迁的写照。
社会本身的变迁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迁紧密相关。自甲午至辛亥以来，一方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步步沉沦，一方面是中国近代化的缓慢向前推进。称此阶段为社会近代化的扩展阶段，意指社会构成、社会运动、社会功能三个方面的近代化因素已经扩展开来，具有一定面上的意义。
在社会构成体系中，人口的流动性较为明显，尤其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人口职业流动，农业人口向工商业的流动较前增强，在清末“婚姻革命”、“家庭革命”的影响下，婚姻和家庭（包括宗族）领域中社会性的成份明显增多，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文明婚礼”、离婚再嫁等已在城市和上层社会中出现。城市社区对农村社会影响日渐扩大，城乡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大量洋货由城市、集镇渗入农村，农村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则通过城镇进入流通领域，甚或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农业产商品化程度日益加深。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已经出现，新式军人、学生、教员、警察、律师、编辑、记者等新的职业也已出现并逐渐增多。
社会运行系统中的近代化趋势也在扩展。洋货全面渗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日益改变着传统的衣、食、住、用生活方式。新式交通工具的大量作用，更进一步扩大了人们之间的互相交往，并使社会的生产和流通加快，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由平等、优胜劣汰、社会进化等观念通过新式知识分子和传播媒介渗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人生观、价值观、义利观、伦理观等已经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文娱活动也随之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关系由封闭走向开放，社会化、公众化的更加明显。在此阶段，具有近代意义的地缘和业缘社团明显增多，社会作用日益扩大。行会、公所等具有了近代的内涵，商会、农会、不缠足会、风俗改良会等更是一种全新的业缘组织。
社会功能系统的近代化趋向也有扩展之势。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极大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系统，使教育的功能更加社会化。社会控制功能中权力控制职能的扩大更为明显。随着保甲制的瓦解和地方自治的渐次实施，地方各项事业开始由新兴的地方机构承担。在清末推行地方自治过程中，县级机构系统已有教育、警察、实业、财政、自卫武装机构的分工。随着发主革命思潮的涌动，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等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信条受到冲击，而大众化、社会化传播媒介的相对普及，则使公众舆论的社会职能得到提高。对自然灾害的控制和各类救灾措施，尤其是对城市灾害的控制也向政府到民间的形式发展。社会变革功能的内容由改良到革命，其形式由社团到政党，变迁的步履也是显而易见的。
3.深化阶段——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1912——1919）
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近20年时间，是中国社会社会近代化的深化阶段。
辛亥革命的成果是多方面的，而实业的推进和社会改革对社会本身近代化的影响更为直接。“破坏告成，建设伊始”是辛亥革命过程中两个紧密相联的环节。民初各级政府颁布的振兴实业的法令条例，革命派、立宪派头面人物的身体力行，实业界人士进入国会和政府部门，各种实业团体的大量创办，各类实业报刊的宣传鼓动，确曾使民初出现了振兴实业的热潮。社会改革的步伐并不比推进实业缓慢，城市社会中的改革自不必说，即使变迁缓慢的农村，社会改革的成果也是显见的。之所以称此为“深化”，正在于社会近代化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前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社会构成体系中社会化，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快，近代化的因素更多地渗入到社会构成的各要素之中。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城市化的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婚姻家庭领域的“文明婚礼”、自由平等等现象已由城镇到乡村，农村社区和社区的联系交流更加扩大，农村商品化程度提高，各类技术作物的专门区域开始形成，地区间的贸易活动更加频繁，经营式农场得以发展，集市在联结农村和城市之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资产阶段和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作用日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分化日益明显，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开明士绅”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运行体系中的近代化因素更是直观而显见的。衣、食、住、用愈发丰富多彩，新形式取代旧形式，甚至由城市渗入农村。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现代生活方式渐次推进开来。
社会功能中教育功能更加社会化与近代化，社会控制的系统化和科层程度加深。新的地方机构如警察所、公款局，劝学所、县议会、农会、商会、教育会，戒烟会等相继出现，县以下统治机构也日臻完备，已有现代行政机构的雏形。
以上我们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三个阶段进行了粗略的描述，虽然限于篇幅不能大量引用史料细密论证，但起始、扩展、深化的阶段性还是十分明显的。我们以为，这三个阶段不仅具有前后相继、步步深入的层次性，而且各自具有自身特征，大体而方，社会近代化的演进从内容上经过了由局部到全部的过渡，从变迁幅度上则经过了一个步步深入的过程，这种社会本身由传统向近代化演化的过程不仅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部分，而且受到中国近代化发展进程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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