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文化的效率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文化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文献标识码：A
科学既是一类知识体系，也是一个活动过程，还是一种体制或制度，即科学资源的配置方式。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科学都不是外在于文化的，它本身正是社会发展中的文化要素。文化的拉丁文词根“cultra”是培育的意思，如动植物的培育、灵魂的培育等等。文化在其本原意义上同耕种、养殖等农业活动相关，是对本身已经形成的东西进行培育〔1〕。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文化就是对在科学知识、 科学活动和科学体制中已经形成的东西进行培育。科学文化既不是指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前提，也不是指科学作为一种工具或器物或“硬件”对已有文化观念的冲击；而是指内禀于科学知识、活动和体制之中的价值观念的培育过程，是科学自足演化过程中向外自主的“心理”述说。科学本身是一种文化，科学的发展就是文化的发展。从科学的知识、活动和体制中培育出来的科学文化价值观的核心，是立基于理性之上的求真、批判和效率。求真内禀于科学知识之中，是一种试图恢复对象本来面目的信仰和精神；批判内涵于科学活动之中，是默顿意义上的“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科学实现“求真”目标的根本途径；效率则是作为科学资源配置方式的科学体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对科学活动进行社会组织的崭新方式。因而，科学文化的价值观就是以理性为前提的真理观、效率观和批判精神的有机结合。本文将集中讨论科学文化的效率观，暂不涉及科学文化的理性前提、真理观和批判精神。本文只是从科学内在自足发展的理路，尤其是科学体制的内在要求出发对科学文化效率观进行分析的一个初步尝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人们更加关注对于科学的文化蕴涵的培育和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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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原是物理学中的概念，一般定义为有效输出量对输入量的比值，主要涉及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后来经济学家借用效率来衡量生产活动，大大丰富了其内涵。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将效率定义为“使用价值的出量对劳动工时的入量的比例……例如，某一服装厂在1920年生产的一套标准服装，需要10个工时的有效劳动，可是，在1929年每套只要5 个工时，效率增加了百分之百”〔2〕。在这里，经济学的效率有了单位， 因此单位不同时难以比较；而且经济学的效率中包含了时间因素，有了快慢的观念〔3〕。 科学文化的效率观本质上说是物理学所代表的自然科学与经济学所代表的社会科学中的效率含义的内在统一。因为“文化取决于荷载意义的符号。事物成了文化的载体，它们承载并传达文化的内容和文化的意义。这种意义也许远离事物本来的含义。……旗帜比彩色的布块、文学比单纯的说明书荷载着远为丰富的文化含义”〔4〕。 科学文化的效率观同样比单纯物理学或经济学中的效率含义有着更为丰富的蕴涵。
科学文化效率观一方面说明人类所有活动都具有输入与输出或投入与产出之间转换的比例关系，都要考虑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强调了这种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在人类活动的不同专业领域或不同情景下具有质的区别，不存在统一的、所有人类活动共有的标准“生产函数”，应该在具体的专业领域或场景下，以不同的、多元化标准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追求一种分散化效率，而且在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项活动中，时间观念成为与分散化效率相伴生的科学文化效率观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可以说，科学文化效率观的核心就是建立在投入与产出分析基础上的权力分散机制和时间观念。
科学文化效率观所强调的权力分散化机制是指：由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和一般公民以及他们自发组成的各个专业团体，自主地依据各自所处特定情景的知识，确立符合其特定职业或专业规范的投入与产出关系或“生产函数”，并据此作出决策；而不是由一个统一的、超越各个专业领域之上的权威机构，来确立一个适用于所有领域的标准“生产函数”，进行集中决策。这些由个人或职业（专业）组织作出的决策导致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实现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前进。历史一再证明，权力分散化可以产生持久的、巨大的效率。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大批在不同学科领域中各有专长的科学家，在分散化的自主决策的同时自发地协作起来，创立出一个所有科学家都自愿接受的、经过一定程度检验的、有系统的公共知识基础。正是在这个公共知识基础之上，科学家们通过多样化的经费来源和非官僚等级制的组织形式，组成了一个广泛的科学共同体，“这个科学共同体以献身精神，通过合作、竞争、集体解决冲突、分工、专业化、信息更新与交流来寻求解释自然现象的共同目标，其组织效率之高是其他集团——等级官僚制度或非等级官僚制度的集团——少见的”〔5〕。
权力分散化机制的本质在于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试错机制，为人类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留下广阔空间，保证人类有可能向各种未知领域做全面探索，从而加速文明进程。正如哈耶克所深刻指出的，“一种文明之所以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已被完全试尽，而是因为人们根据其现有的知识成功地控制了其所有的行动及其当下的境势，以致于完全扼杀了促使新知识出现的机会”〔6〕。 分散化决策允许人们进行广泛试验，“尊重人类的所有希望——即未知的状况——而不论它们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7〕。 对错误和失败的宽容成为孕育创新思想的温床，反过来恰是少数人在试错过程中的成功又使多数人享受到最大的利益。实际上，正是从分散化决策和试错中，人类社会才得以不断创造出新知识，并找到进步的阶梯。
另外，科学文化效率观还赋予时间以价值含义，将时间纳入到不同专业领域的投入与产出分析之中，要求单位时间的产出最大化。在这里，时间被同样看作是一种人类决策及其实施活动中必须予以考虑的资源投入，在进行投入与产出分析时同样要遵循科学中的“最大和最小的原理，即以所谓最小的费用获得最大的效果”〔8〕。
无论是从权力分散化和时间价值的角度看，科学文化的效率观都是与决策及其实施活动密不可分的。决策离不开知识，不以知识（包括可言说的公共知识和不可言说的私人知识）为基础的决策只能是纯粹地碰运气。对于有理性的人类来说，长期基于碰运气式决策来生存和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而，决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创造和运用知识的有效性。简单地说，就是取决于决策权与知识的有效结合。知识与决策权的结合有两条途径：一是将知识转移给具有决策权的人，二是将决策权转移给具有知识的人〔9〕。由于转移知识和转移决策权都是有成本的， 因而在决策与知识的结合过程中选择哪条途径就取决于两类转移成本的比较，当转移知识的成本小于转移权力的成本时，人们倾向于集中决策权而转移知识，当转移知识的成本大于转移权力的成本时，分散决策权，从而使权力向知识转移是有效率的。但是无论哪种情况，转移知识的成本主要取决于知识本身的性质和数量。当知识的性质有着本质区别，即有多种多样性质不同的知识，并包括大量不可言说的私人知识，且知识的总体数量很大时，转移知识的成本就会远远大于转移权力的成本，决策权向知识的转移和分散就变得很有效率。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来看，伴随知识的不断分化和增长，决策权向知识的转移最终被证明是更有效率的。因为，知识向权力转移的前提是知识的性质相似、总量不多，而且知识在向权力转移的过程中还会有损耗，在转移之后还有可能进一步扼杀知识的多样性，另外由于权力集中而造成的竞争缺位会使人们忽视时间价值和转移知识的时效性，从而造成时间资源的大量浪费，最终降低了效率；而权力向知识转移的前提是知识的性质繁多、总量巨大，当权力向知识分散转移之后还会进一步促使知识的多样化和增殖，而且由于权力分散所导致的竞争会促使人们珍惜时间价值，探索能够节约劳动和节约时间的新知识，从而进一步提高效率。这种决策权向知识转移所蕴涵的巨大效率早已被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及产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原则确立以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所反复证明了。因而，内禀于科学文化价值观中的效率观，从本质上说，它所坚持的效率是一种决策权向知识转移所带来的效率、是一种对转移过程中的时间价值或时效性的执着追求，以及一种伴随转移实现之后所带来的劳动和时间的双重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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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古代和中世纪，宗教、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活动交织在一起，所有的知识融为一体，神权和皇权高于一切，人类活动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力的维持和巩固。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活动既无分散化或试验性效率可言，也普遍缺乏时间观念。时间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周而复始的自然状态，它既不是人类可以利用并创造价值的资源，更不是人类价值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生产的主要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甚至连劳动力也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资本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是受人藐视的，而利润是受人指责的”〔10〕。当时的人们根本没有将权力分散、时间和效率当成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在中世纪，运用理性算计的方法来应付意外事件得不到应有的理解，人们只是不断以同样陈旧的方式做同样陈旧的事情。中世纪立法者对由于劳动力短缺而导致工资上涨的反应，是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更严厉地控制工资，并禁止劳动者离开他们的雇主或他们的行业。如1350年，英国议会颁布《劳动者法规》，要求公务员和劳动者“满足”于他们五年前就已获得的工资水平〔11〕。即使到中世纪末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代表时间观念的钟表在宫廷官员和庄园主手里只是作为一种礼物，饰物和收藏品，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而失去了其实际计时价值。
古代和中世纪低效率状况的改变来自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近代科学革命，但科学文化效率观得以确立的真正起点却是18世纪产业革命。从那时起，人们才真正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尝试权力分散化、以及分工与协作所带来的巨大效率，并开始有意识地反思和探索分工、协作与效率之间的内在关系。
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经说过，对摧毁旧英国、建立一个新英国并促使全世界走向工业化起过最大作用的两个人是詹姆斯·瓦特和亚当·斯密。瓦特促进了使用蒸汽动力的革命，斯密促使了经济思想上的革命〔12〕。1776年，瓦特把他的第一部蒸汽机卖给约翰·威尔金森铁厂使用。蒸汽动力不仅使生产成本降低、价格下降、市场扩大，进而促使工厂外部社会分工深化，而且还使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迅速提高、工厂内部劳动分工进一步细化。工厂内部劳动分工和外部社会分工的深化、拓展，必然产生出对不同组织之间和组织内部专业化活动给予指导和协调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制度”和“工厂制度”作为两种资源的配置方式就成为工业化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形式。
也是在1776年，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在书中，斯密提出了两类效率：一是市场化效率，即通过“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所带来的决策分散化效率，这也是一种由外部社会分工形式所产生的效率；二是专业化效率，即借助于技术进步而实现时间节约和劳动节约所带来的效率，这是一种由工厂内部劳动的专业化分工所产生的效率。这两类效率密不可分、相互补充，专业化效率是市场化效率的支柱，而专业化效率水平同时又受到市场化效率水平的制约。
斯密指出，传统的重商主义关税政策破坏性很大，这种政策不是保护工业，而是用国家的法令来惩罚效率，扭曲国家资源配置，只有市场和竞争才是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者，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能确保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并发挥出最大效率，而且能够给那些在市场上竞争的个人、组织和国家带来最大的利益。而市场的有效运作又要依靠劳动专业化的强有力支持。斯密认为，“有了分工，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13〕。斯密的市场化效率观和专业化效率观，使人们找到了对发挥个人和组织的主动性的支持而不是代表国家政治强制和集中计划的重商主义，找到了竞争而不是保护，找到了创新而不是经济停滞。新型效率观为工业制度繁荣发展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化环境。
随着科学文化效率观的日益普及，伴随市场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钟、表及时间也变成了工厂生活的标志。由机器的运转速度确定了用小时来衡量工作日，并按工时来支付工资，时间成了金钱。基于市场和分工的工厂制度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
当然，单纯的内部劳动分工并不一定就能使一个组织实现时间节约和效率提高，在组织内部，只有分工与协作的有机结合才能提高效率。扮演组织内部协调者角色的是企业家和管理者。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工业企业家开始脱颖而出。这些新型企业家主要是组织者和协调者，他们虽然很少是重大技术革新的先驱者或发明家，但他们却掌握着主要的新技术，并精通市场变化，利用各种手段协调专业化分工，指导生产，他们还力图摆脱商人的中间环节，亲自掌管原材料的采购、运输，保证其质量和均匀供应，而且为了大批量出售产品，他们力求主动了解市场动态和适应供求变化。
早期的企业家既是创新者，又是管理人员。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企业组织的发展，企业家发现他们单独无法指挥和协调所有的专业化活动，于是开始尝试把一些活动交给“准管理人员”去指挥和协调，这些“准管理人员”是第一批不占有资产的领薪水的管理者，他们的职责是在企业家已经确定的较为重大的政策范围内进行决策。这样，以决策和协调为核心的管理活动就从一般的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专业管理活动要有效率，必须有专门的知识和人员，管理科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事实上，20世纪初，为现代管理科学理论与实践奠定基础的科学管理运动最初都被叫做“效率管理”。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则是这场以寻求效率和系统化为特点的科学管理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泰罗强调管理劳动的分工，并认为赖以进行管理分工的基础是知识，在整个管理活动中知识是最重要的，向工人下达命令要以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知识为基础，而不应依靠职位所固有的权力。泰罗科学管理的基础是“工时研究”，即运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来确定工人用他们现有的设备和原料所应该能够完成的任务，并根据实际情况和科学知识而不是传统和习惯来确立一套完成任务的正确方法以及相应的工资奖励制度。泰罗的“工时研究”不仅使劳动分工更加科学化，而且建立起一整套科学的劳动方法和任务管理模式，使得工人的训练和激励变得有章可循，彻底改变了传统经验管理的随意性以及生产秩序和工资奖励的混乱局面。更为重要的是，泰罗的“工时研究”为各种精密的工作机械在生产中替代工人的劳动、为实现生产的流水作业和自动化开辟了道路。因为各种精密的工作机械实际上也都只不过是人手的模仿，没有科学而精细的劳动分工，没有对基本动作的精确计时和分析，用机器取代手工劳动是不可能的。只有当手工劳动是简单而有规律的重复动作时，机器才能代替人工。正是在泰罗工作的基础上，以大批量、标准化和流水作业为特征的“福特制”才得以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管理科学的发展开始日益关心“人”的问题和社会责任问题。行为科学的核心是研究人的需要与动机，并把人同工作环境结合起来，以便能激励人们有生产率地、协调地，能取得经济、心理和社会满足地工作在一起。而社会责任则强调包括企业组织在内的各种组织，都同社会整体发展利害攸关，它们除了享受社会发展的利益以外，还必须对整体社会发展作出某种贡献。关心人、尊重人，解决好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种种社会问题，丰富、充实了科学文化效率观的内涵，效率与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更加注重效益的效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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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是指对目标的实现程度。具体地说，效益就是在现有的制度安排和特定的目标设计下，单位时间内最后实际所得和实际投入之差，再与实际投入的比值。从效益的内涵不难看出：一方面，效益总是与现有的制度安排和特定目标设计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制度安排和目标设计下，同样的投入与产出关系，即同样的效率也会得到不同的效益，因此，可以说，效益是在特定制度和目标约束下对效率的实现；另一方面，效益也不仅仅反映的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它更强调的是纯收益与投入的关系，而且这个收益并非使用价值的产出量，而是在市场上已经实现了的使用价值，其中还包括一些难以精确考虑的因素，如在生产过程中由外部环境所带来的收益或损失（投入中的因素）、亦或给外部环境带来的收益或损失（收益中的因素）等，因此，要全面考察现实的收益与投入的关系是极其困难的，这也反映出效益比效率概念内涵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14〕。
任何组织，无论是科技组织、经济组织还是政治组织，其内部投入与产出过程都处于多目标约束之下。这些目标至少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组织自身的功能性目标，如经济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类是组织承担的社会目标，如经济组织所担负的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目标。对于经济组织而言，前一类目标的实现可称之为经济效益，后一类目标的实现则是社会效益。从社会的角度看，由于社会理想目标是总体净效益最大化，是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享受的提高，而不单纯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增长，因此效率与效益的关系就有了更深刻的含义。效益实际上是效率的延续与实现，效益在社会中的体现是人们生活水平或预期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要提高生活水平则要求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以及财富的公平分配。如果将效率看作是一种财富创造水平的衡量指标，那么，效益的内涵除了包括财富的创造外，还包含了财富的分配。对于效益来说，关键是在于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是否有利于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效率是效益的基础。因为在公平分配已经给定的前提下，要想增加社会财富，只有靠效率的提高。但是，反过来，高效率并不必然带来高效益，因为财富分配与财富创造是密切相关的，财富分配的严重失当会影响效率的发挥。例如，造成经济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虽然通过高效率创造了大量财富，但现有的分配机制未能将其公平分配，从而造成巨大浪费，以致于财富再创造能力遭到严重破坏。
从一般意义上说，效率更加关注物与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相对确定性；而效益还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在本质上比单纯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由于人们经常忽视理性的限度，总是自信能够获得作出统一而又正确的决策所需要的全部相关知识，因而往往片面强调投入与产出关系意义上的效率，而忽视了效率的社会实现，即效益，形成所谓纯技术意义上的效率观，从而犯了哈耶克所说的“将我们处理自然现象时养成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转用于社会现象”〔15〕的错误。实际上，纯粹技术意义上的效率观以及对科学思维的“盲目转用”，恰恰是科学文化效率观所坚决反对的。科学文化效率观所强调的，是基于试错过程的权力分散化机制和对于时间价值的追求。从本质上说，这种效率观是效率与效益的有机结合，是在有限理性和知识型社会前提下对于知识与决策权的结合方式的有益探索，以及对于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本质特性的深刻揭示；而且，从历史上看，这种权力分散化或试验性效率观，的确缘自“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16〕，并不断向商业、经济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广泛渗透，最终导致人类价值观的历史性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社会走向分化，社会生产和生活在宗教、政治、科学、技术和经济等诸领域之间及其内部进行分工，使得各个领域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享有充分自主权的基础上将精力集中于各自专门事务上，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和生活效率，最终为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2000—04—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98BZX015）
标签：科学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生产效率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决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