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区位及其再创造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位论文,边境论文,再创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79(2003)04-0038-06
1 边境区位及有关理论的评述
从人类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说，区位是人类经济活动所占有的场所[1]，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2]。边境区位是人类社会众多区位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是受制于国家边界效应的影响，[3]在不同经济体制、文化、社会结构、信仰、民族、语言的边界两侧，国家边境地区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关系。从区位理论的角度研究边境区位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边境区由于关税、过境手续等经济区位因子带来的空间距离的延伸和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信仰、语言、民族、宗教等非经济区位因子带来的社会、心理距离的延伸，利用边境区经济社会的梯度势能、过境需求、企业市场拓展等区位优势，加强边境区经济合作，形成跨边界的区域经济联盟，促进“边境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传统区位理论虽没有关于边境区位的系统论述，但关于边境区位问题的研究仍散见于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和廖什的市场区位论的阐述之中。克里斯塔勒认为，中心地的空间分布形态受市场因素和经济合理性的制约，形成不同的中心地系统的空间模式。但在边境区，社会政治因素对中心地系统的空间组织影响巨大，存在着“社会政治分隔原则”。该原则在空间组织过程中不考虑经济的合理性，“国家的安全与主权”是边境地区中心地空间组织所遵循的唯一原则。因此，位于边境地区的中心地市场区被边界分割，从而降低了中心地的核心地位，使商品服务范围缩小，限制了边境地区中心地的发展[4]。
廖什将边境区看成是“在复杂困难条件下的经济区”。他认为在政治边界与经济边界不相一致的情况下，受政治边界效应的影响，市场区将发生变形，市场区的扩张将非常困难[5]。他将边境区位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关税、边界两侧不同的语言、习俗、民族精神、公共契约的差异，尤其是边境地区往往是国家间军事冲突的易发地区[6]。吉尔什(Giersch)发展了克里斯塔勒和廖什的边境区位理论，他认为越是在国内拥有较大市场区域的企业，向边境区位移的可能性越小。他在研究欧洲边境区时发现，企业集聚现象发生在国家内部层次上，在国际层次上，离心现象明显[7]。
传统区位理论学者虽然洞察到了边境区位具有有利的一面，如克里斯塔勒认为在稳定的边境区，中心地将在贸易活动、物品短缺和征收关税中获得发展经济的有利方面，同时，边境区位也为中心商品的服务范围扩大到邻国提供了条件；廖什通过研究瑞士－德国和美国－墨西哥边境区时发现，边境区将在跨边界投资中因为可以避免关税而使企业获得利益。但是，在总体上传统区位理论过分强调了边界效应的消极影响，使边界两侧的经济活动交往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加大，交易费用增加，其经济联系的密度明显小于一国内部经济联系的密度（如图1）。总之，传统区位理论关于边境区位的描述仅仅局限于内生的物质和非物质因素对边境区位的影响，外生经济变量对边境区位的影响并未被纳入分析的范畴，忽视了边境区位再创造的过程，因而是不完全的边境区位理论。
图1 边界对经济联系密度的影响示意图
2 边境区位再创造的动力机制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边境区位再创造就是提高边境区的空间可达性，为跨边界的边境经济合作提供基础。首先，边境区经济合作的实质是生产要素在边境地区取得有效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它的高级形式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因而它属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范畴。欧洲和北美边境区再创造和边境区经济合作的实践表明，边境区位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着再创造。其次，二战以来，网络和技术变革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愈来愈多学者的重视。各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越来越从“增长极”理论的大企业的扩散效应带动边缘区域经济增长转向挖掘边缘区内部经济增长的潜力，即区域内生潜力(endogenous potential)上来[8]。也就是说，边缘区经济行为体的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当前，企业组织和企业行为的变革将更有利于边境区经济合作。再次，在新的国内社会经济矛盾中，各国出台了新的政策措施，适当分散和下放权力，使区域和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加强非政府组织的中介功能，因而，区域和地方政府以及中介机构在边境区位再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2.1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现象[9]。作为国家间政治分隔线的边界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势必由经济的“分隔线”向经济的“接触带”演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了国家间贸易的增长，使过境需求更加旺盛，这将促进边境地区交通网络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社会网络的完善，并引起国家政府对边境地区政策的改善，促使边境地区由“边缘区”转变为“核心区”。例如，法国阿尔萨斯与邻国瑞士巴塞尔及德国卡尔斯鲁厄在基础设施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正是由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该地区与瑞士和德国边境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增加，使其基础设施的建设得到较大发展[10]。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往往是贸易促进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FDI)这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力量对国家和区域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国际间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推动了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跨国企业为拓展国际市场，也就有促使经济向邻近国际市场的区位移动与集中，使边境地区成为跨国公司的集中区之一。反过来，FDI通过技术、技能、知识、管理、资本与受资国企业的前后向联系将影响国内经济，使国内经济产生外溢现象。根据空间相互作用原理，具有空间邻近性的边境区将是经济活动外溢的主要接受者。这就促使具有国外市场拓展动机的跨国公司在边境区选址[1]。发展中国家政府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往往在边界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并给予较大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以促进国际贸易发展。
墨西哥在墨美边境上设立工业园区(Maquiladoras)，允许外商的合资或独资工厂在边境地带从事生产和经营。最初墨西哥政府以优惠的政策吸引美国厂商，而美国厂商则利用墨西哥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目前，随着工业园区的发展，美国企业将该边境区作为拓展墨西哥市场的基地，吸引了一部分大企业复杂的最终产品装配过程，并带来与其有产业关联的大量中小企业。现已形成大小企业集聚，并吸引大量第三国投资的区域[11]。在这里，墨西哥的边境区接受美国的经济外溢，而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跨国企业则追求市场的扩张、低成本人力资本以及优惠政策，从而使边境区位得到再创造，使其成为新的增长区。
2.2 企业组织和企业行为变革
1970年代以来，弹性生产正成为企业生产方式的主流，这种生产可以随时依据需求或竞争的变化而加以调整，同时又无须为调整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因此，与大规模生产相比这种生产方式更灵活[12]。企业向弹性生产方式的转变，要求企业的组织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即本地企业网络取代了垂直一体化的大企业的等级制度。在大企业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内，存在着自上而下的等级体制。为了减少生产不确定性和降低交易成本，大企业内部化生产过程，使生产链在企业内部延长。1970年代以后，一部分大企业为了减少技术锁定、劳动力囤积以及生产能力过大的风险，将生产过程进行垂直分离。这样可以节约企业生产和发展的投入，分散风险，在企业间交易和互动中，也有利于向其它企业学习，企业间通过契约和生产同盟（供应和销售）建立广泛的网络联系。企业垂直分离的生产过程主要是通过网络组织实现的。网络组织有效地降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这时，中小企业为其它企业提供的生产服务，并在供货和销售以及技术联系中建立了网络系统，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企业组织由等级制向网络转变，带来企业行为由刚性生产和内部交易向柔性生产和外部交易转变，促使企业间网络的建设，加强企业间的交流和互动，为边境区经济合作打下基础。边境区位再创造和边境区经济合作需要跨边界的横向一体化的网络建设。在网络建设中，企业通过销售与供货、竞争与合作、认同与学习，进行技术转移与创新活动。在边境区，一方面中小企业依赖于网络而发展，促进网络的建设；另一方面，网络的建设又促使中小企业的发展与集聚。
欧洲的马斯特里赫特—莱茵河边境区(Maas-Rhine)创建于1976年。包括荷兰的南林堡省、比利时的林堡省、列日以及德国的亚琛地区，主要由5个城市组成，分别是荷兰马斯特里赫特、海尔伦，德国的亚琛，比利时的哈瑟尔特、亨克和列日。人口为360万（1994年），土地面积为10.74平方公里，居民使用荷兰语、法语和德语。历史上马斯特里赫特—莱茵河边境区形成以煤、铁为基础的资源导向型经济结构，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相似。区域内大企业占主导地位，企业内部等级制度的存在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和网络的建设。因此，虽然有相似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基础，但企业间跨边界经济联系很少。即使在邻国边境区存在更低廉的原料或中间产品，企业也宁愿选择在国内的供应商。1970年代，由于煤、铁资源趋向枯竭，各地区纷纷进行经济转型，寻求更加现代化的新技术和新型企业，在原有产业基础上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得到较大发展。如荷兰的边境区向化学工业转轨，亚琛在当地欧洲最大职业技术大学的技术支持下，创建了数百个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和咨询公司，而列日的服务业发展迅速。边境区内一大批中小企业得到发展，相应地网络的建设也空前活跃，为跨边界经济联系打下了基础。中小企业通过与顾客和供应商以及中介组织的联系，进行着技术的创新与转移，使其成为一个具有活力的边境区。罗伯特(Robert)等人对该边境区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小企业跨边界经济行为的频率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13]。
2.3 各级政府组织
边境区位再创造和边境区经济合作的过程，从管理学的角度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在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将边境区经济社会行为由无序向有序转变，由双边冲突与竞争的关系向竞争与合作关系转变，使边境区的社会经济行为在有序的状态下进行。也就是说，在边境区位再创造过程中，通过一定跨边界组织在搁置分歧，谋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跨边界制度安排。跨边界制度安排能够约束、规范边境区人们的相互行为，帮助他们形成对另一方经济行为的预期。跨边界制度安排需要一定的跨边界组织才能建立。切斯特·巴纳德将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前者包括三个要素：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以及信息交流；后者的作用表现为信息交流[14]。在跨边界制度安排中，正式组织的建立包括中央政府、区域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各级政府在边境区位再创造和经济合作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欧洲和北美边境区制度安排的发展历程考察，中央、区域和地方三个层次政府的作用经历了由中央政府占主导地位向区域和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主导作用转变。
1960年代以前，国家主权意识强烈，边界的分割作用明显，跨边界合作主要表现在水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在组织建立和制度安排上，主要表现为边界两侧各国中央政府间建立的正式组织，并在主权保护前提下，签署了双边和多边协议。如1956年法国和德国为充分利用莱茵河水资源成立了两国政府间的“上莱茵河开发委员会”(the Commiss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pper Rhine)，旨在莱茵河的航行和水利电力资源开发方面起协调作用。莱茵河沿岸的瑞士、德国（联邦德国）、法国、荷兰成立了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政府间跨边界组织“莱茵河水污染保护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Protection Of The Rhine River Against Pollution)、康斯坦茨湖沿岸的瑞士、德国（联邦德国）、奥地利成立了相同性质的“康斯坦茨湖环境保护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ake Constance)[15]。196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后，地缘政治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国家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让位于地缘经济，国家主权意识淡化，在这一趋势作用下，各国中央政府权力重心下移，各地方政府在地区自治、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自主权。一方面，工业和商业的扩散带来边境区过境需求的增长，在边界两侧经济行为体交往中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交通、公共卫生、跨边境劳工通勤、法律和教育体制差异以及土地利用规划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更灵活、更关心和熟悉边境区情况的跨边界组织来协调；另一方面，随着边境地区区域和地方政府自治权力的增强，它们认识到本地的发展需要当地政府的更多努力，因此，参与边境区经济合作的热情高涨，区域和地方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跨边界组织的建立和制度安排中的表现日趋活跃[16]。
在欧洲德—法—瑞上莱茵边境地区，1975年由三国政府创立了政府间上莱茵边境区委员会，当时，主要是三国政府间关于莱茵河交通问题的政府间组织。进入1980年代，随着边境区合作内涵的丰富，大量文化、交通、环境、经济、教育、就业、区域规划等问题的出现，需要更加灵活的组织机构和协调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和区域政府积极参与到边境区组织机构中，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入1990年代，三国政府的代表在该组织中仅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17]。在美、墨边境区的加利福尼亚委员会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区域层次政府发起创建的组织。该组织成员包括政府部门代表和私人（企业）代表。各类代表在组织中地位是平等的，他们就边境区的具体问题进行定期讨论后达成共识，在美、墨边境区位的再创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6]。
3 结论与启示
克里斯塔勒和廖什等人的传统区位理论提出的背景是1920、30年代的欧洲，当时国家间关系是地缘政治居主导地位，在边境区往往表现为冲突和竞争。因此，传统区位理论中有关边境区位的阐述过多强调了国家间边界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进入198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地缘政治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被地缘经济所取代，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各国间由于贸易量增加带来过境需求增长而使边境地区由“边缘区”转变为“核心区”。在这一过程中，边境区位进行着再创造。
欧洲和北美边境区再创造的实践表明，企业组织和企业行为的变革，使边境区成为接受邻国经济外溢的直接受益者。企业组织由等级制向网络转变，大企业在垂直分离的作用下，使边境区有可能成为中小企业的集聚地和国际直接投资的集中区。因此，在边境区位再创造过程中，企业行为是不容忽视的动力之一。另外，等级制向网络的转变还表现在边境区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安排方面。国家管理体制由等级制向网络转变，中央政府权力重心下移，使国家内部的向心作用减弱，在边境区则表现为离心力增强。在边境区位再创造过程中，各级各类组织的作用是重要的，尤其是地方和区域政府，由于对边境区经济合作的积极性更高，它们的组织机构更灵活，协调双边问题的能力更强，因此，在边境区位的再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3-07-17；
修订日期：2003-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