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第一位：官职生涯与文学创作的多重关系_翰林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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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2；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4)04-0046-(07)

       DOI：10.13852/J.CNKI.JSHNU.2014.04.005

       科举作为一项以“衡文取士”为特征的官员选拔制度，对明代士人的仕途命运和文学创作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状元是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其仕途前景与文学成就尤为引人瞩目。本文拟就明代状元的仕途与文学创作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略加考论，希望借此加深对中国古代科举社会中文人心态与文学生态的认识。

       一、明代状元的仕途

       状元本是俗称，至明代始有定制。明代状元的仕途路线相对固定。状元及第后，直接进入翰林院，从修撰(从六品)起步，循序升迁，最终有望进入内阁。同其他新科进士相比，状元仕途起点较高，前程也更为远大。

       明代的科举制度与翰林制度紧密接轨，后者是前者的延伸。翰林院为国家储才之所。据黄佐《翰林记》卷一《职掌》记载：“窃惟国家置本院以来，官不必备，以待儒学之臣，必如所谓明仁义礼乐、通古今治乱，文章议论可以决疑定策、论道经邦者，始可以处之。故洪武、永乐、宣德间，虽待诏、孔目，不轻授人，凡居是职者，咸知自重。”①翰林院中的官职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正官，包括：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首领官孔目一人，未入流。第二类是属官，包括：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五经》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第三类是史官，包括修撰三人，从六品；编修四人，正七品；检讨四人，从七品。翰林官员虽然官阶并不高，但职务清闲，没有六部衙门中那些繁杂的日常事务，且与皇帝、内阁关系密切。《明史·选举制》称，明代“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②这主要体现为仕途的远大。在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③因为有这样远大的前程，士人们对翰林趋之若鹜。明代一甲进士三人及第后直接供职于翰林院。此外，在二甲进士中，还会选拔少数年轻而才华出众者进入翰林院庶吉馆学习，称为庶吉士。庶吉士学成期满，尚须经过考核，优秀者方有资格留在翰林院，担任编修、检讨等职。“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④庶吉士尚且如此受到追捧，状元自不待言。

       洪武初年，科举尚未步入正轨，翰林官员的任用主要是通过荐举。洪武四年(1371)，首科状元吴伯宗仅获授礼部员外郎之职，尚与翰林无缘。这与明太祖朱元璋重老成、轻少年的用人态度有关。明代首次开科取士的结果，在朱元璋看来并不理想，“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与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⑤因而，明政府一度暂停科举，改行察举。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一甲三人俱授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一年(1388)，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均授翰林院编修(七品)，自此成为定例。

       明代朝野上下，对翰林极为重视。但翰林文人在夺目的光环下面，也掩藏着难言的寂寞。《彭文宪公笔记》曰：“翰林官惟第一甲三人即除授，其余进士选为庶吉士者，教养数年而后除，远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有复除他职者。虽二甲第一人及会元，或选而不与，或预而不留者，盖重其选也。然职清务简，优游自如，世谓之玉堂仙。世之好事者因谓一甲三人为天生仙，余为半路修行仙，亦切喻也。”⑥翰林生活看似清闲自在，被外界视为神仙，但成为翰林并不意味着修成正果，此后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词林虽号清华，然迁转最迟。”⑦在翰林院中任职，升迁非常慢。翰林官员的升迁，名义上不经吏部铨衡，由皇帝亲擢，但必须是九年考满，或者参与纂修书籍等活动，论功行赏。因此，还是要按资格循序升迁。初进翰林院，如果没有机会参与修书等活动，至少要在史官的位置上，坐九年的冷板凳。而一旦获得升迁，便有机会接近皇帝或太子，并有望进入内阁。故当时有谚云：“翰林九年，就热去寒。”⑧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词林·翰林升转之速》：“本朝迁官故事，必九年方升二级。他官犹内外互转，惟词臣不离本局，确守此制，以故有积薪之叹。”⑨正统七年(1442)壬戌科状元刘俨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表达了自己的切身感受：“翰林之职固清高可喜，淹滞亦可叹。譬如金水河中鱼，化龙之期未可必有，而纲罟之患则可必无。”⑩

       翰林官员受人艳羡，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职务清高，更重要的是前程远大。明代翰林院与内阁关系十分密切。供职于翰林院，是登上明代政坛顶峰成为内阁大学士的必由之途。明代洪武十三年(1380)罢除宰相制。永乐初，成祖从翰林院官员中选解缙等七人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文渊阁在午门之内，地处内廷，于是被称为“内阁”。“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11)可见，内阁在成立之初，尚未脱离翰林院，只是议事机构，并无多少实权。后来，内阁的政治权力不断扩大，阁臣的地位也不断提高，逐渐从翰林院独立出来，有了自己的属官。正德、嘉靖以后，内阁官员“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12)其地位已相当于宰相。

       成为内阁大学士，只是状元仕途可达到的一个目标。并非所有的状元都能够如愿以偿。翰林院中人才济济，状元三年便有一位，此外还有榜眼、探花、庶吉士，个个都是人中翘楚，而内阁大学士空缺有限，要想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谈何容易!虽然状元的起点较他人稍高，但经过九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磨砺，状元的优势已经不那么明显。朝中派系斗争和政治风云的变幻，也让状元的仕途充满了变数。

       明代89名状元中，入阁辅政者有17人，分别是：永乐状元胡广、陈循，宣德状元马愉、曹鼐，正统状元商辂、彭时，成化状元谢迁、费宏，弘治状元顾鼎臣，嘉靖状元李春芳，万历状元申时行、朱国祚、黄士俊、周延儒、钱士升，天启状元文震孟，崇祯状元魏藻德。

       世人往往将入阁者视同于宰相，如明人徐

《徐氏笔精》卷八《状元宰相》称：“国朝状元为相者十四人：吴伯宗、胡广、马愉、曹鼐、陈循、彭时、谢迁、费宏、顾鼎臣、李春芳、申时行、朱国祚、周延儒、商辂。”(13)其实，上述状元中，有些是不能称为宰相的。例如，首科状元吴伯宗虽然官至大学士，但当时尚无内阁，大学士地位并不尊崇，故不应被视为宰相。

       明郎瑛撰《七修类稿》卷十三《状元入阁》对明代正德之前状元入阁情况做了统计：

       本朝百八十年，为龙首者六十矣，而入阁者止胡文穆公广、曹文忠公鼐、陈文洲公循、商文毅公辂、彭文宪公时、谢文正公迁、费鹅湖公宏、顾味斋公鼎臣八人而已，可以为难矣。较宋人咏曰，“圣朝龙首四十二，身到黄扉止六人”，则又过矣。虽然，此数也，又不在于功业文章论。(14)

       根据郎瑛的统计，明代正德之前的60名状元中有8人入阁，宋代前期42名状元(宋朝共有118名状元，)中有6人为相。郎瑛只看到绝对数字超过了宋代，其实两者比例是差不多的，前者为13％，后者为14％，宋代还要稍高一些。不过，明中后期状元入阁比例大大提高。崇祯时期，内阁成员更替频繁，有“崇祯五十相”之说。“崇祯五十相”中，有5人是状元，分别为：黄士俊、周延儒、钱士升、文震孟、魏藻德。整个明代，状元入阁比例为19％。

       郎瑛指出，状元入阁“此数也，又不在于功业文章论”。确实，状元入阁要看机遇，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能以此作为评判状元政治、文学才能高下的标准。如康海、杨慎都才华横溢，康海受刘瑾案牵连，杨慎受“大礼议”事件拖累，两人都遭贬谪，终身不复起用。又如柯潜、吴宽均为士林所推重，是一时众望所归的入阁人选，最终却未能入阁。相反，有些状元虽然侥幸入阁，却平庸无能，甚至祸国殃民，为后人所不齿，如晚明的周延儒、魏藻德。

       二、文学对明代状元仕途的影响

       翰林院的文化属性，要求状元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才能。同时，明代翰林院是储备政治人材的地方，文学对状元仕途的影响较为有限。在不同时代，文学对状元仕途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

       “翰林”一词，最早见于西汉扬雄《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此文收于《文选》，李善注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15)唐时始建翰林院，为儒臣文学供奉待诏之所。此后，各个朝代皆沿袭之，而文化功能始终是翰林院的基本属性之一。明代，翰林院的文化属性依然存在。明代翰林院的主要职能有二：一是论思献纳，综理人文；二是作为储才之所。两者皆与文学相关。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授予翰林学士陶安的诰词云：“开翰林以崇文治，立学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贤，莫先于尔。用是擢居宥密，俾职论思。兹特赐以宠章，用贻国典。尚其勤于献纳，赞我皇猷，综理人文，以臻至治。”(16)所谓“论思”、“献纳”，即充当皇帝顾问之意。而“综理人文”，包括掌制诰、掌修书史、典试事、掌教习庶吉士等。翰林官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才能，才能胜任这些工作。

       我们注意到，朱元璋对翰林文人文学才能的要求，主要是从实用角度出发，对翰林文人传统的文学弄臣的身份只字未提。翰林文人身上传统的文学侍从、文学弄臣的色彩相对淡化了。明初，为适应开国气象，润色鸿业，应制诗文之风甚盛。但明初鲜有以诗文干进者，相反，以诗文得罪者倒是屡见不鲜。永乐年间亦是如此。永乐朝的首位状元曾棨，才华横溢，甚得成祖宠幸。但是，曾棨的仕途一直是按部就班，并未因在文学方面受到宠幸而被破格任用。他在翰林供职28年，仅官至侍讲学士兼少詹事(正四品)。据叶盛《水东日记》卷六记载：“尝闻曾状元在翰林凡若干年，而后得侍讲学士。太宗一日顾近臣曰：‘曾棨已与学士矣。’意犹谓其得之早也。祖宗之慎重名爵，磨砺人才如此。”(17)曾棨临终之际，醉后题诗曰：“宫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为多，人以为少。易箦盖棺，此外何求。白云青山，乐哉斯丘。”诗中含有自我宽慰之意，既表现出几分洒脱，亦透出一丝无奈。

       永乐年间，内阁设立之后，翰林文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翰林院作为“储才养望”之所的功能也日益凸显。

       翰林官员在翰林院中储才养望，主要以德行、学问为主，文学还在其次。状元刘俨曾经指出：“士莫先于涵养，涵养久则德性坚定，知虑精纯，言行操履，正大笃实，出而居大位，任大事，岂惟不动心哉，且有所执而不失也。今之涵养，于官莫如翰林，所闻者圣贤之言，所习者圣贤之行，于凡钱谷簿书之事，机械变诈之巧，一无所动于中，而其养纯矣。故前后自翰林出者，率非寻常可及。”黄佐《翰林记》认为，刘俨之说符合明初建设翰林院的本意。“官无定员，凡以储英俊也；职无专掌，凡以求通儒也；置之中秘，凡以广器识也；列之近侍，凡以资薰陶也。然必己德既修，而后上德可成。如徒曰文艺而已矣，则所以辅导者先无其本，而何以为任大负重之地哉?故前辈官是院者，上体朝廷造就储用之意，以涵养德器变化气质为先。苟以交结趋走为圆机，视圣贤学术为长物，而事业不能少自见，则虽谓之冗员可也。”(18)清人徐乾学撰《翰林院题名碑记》亦云：“夫翰林为朝廷文学侍从之臣，居禁近，掌制诰，公辅之望由此其选，非可以雕虫篆刻之才当之也。”(19)

       以上是就明代翰林制度的特点而言。具体到不同时代，文学对状元仕途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明代从正统年间开始，馆阁文人集会倡和之风逐渐盛行。与明初不同，这一时期馆阁文人的集会倡和不是为了润色鸿业，而是以文字作为一种社交手段，表面看来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实际上却可以结成紧密的政治圈子，为以后的仕途发展铺平道路。在这类集会倡和中，以李东阳为首的文人社团尤为引人注目。

       明代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状元为彭教，李东阳是二甲第一名，被选中庶吉士，进入翰林院继续深造。是年，彭教27岁，李东阳年仅18岁。他们与其他几名同在翰林院任职的同年进士结成“翰林同年会”，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李东阳自幼习文，4岁时便受到皇帝接见，以神童闻名天下，成为同年集会的中心人物。彭教文学才能不及李东阳。16年后，彭教英年早逝，只升过一级，官不过六品，是明代状元中升迁最慢的一个。李东阳则飞黄腾达，官至首辅，并成为成化、弘治时期馆阁文人的领袖。成化八年(1472)壬辰科状元吴宽、弘治三年(1490)庚戌科状元钱福等，都曾是李东阳的座上客。茶陵派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这类聚会只是“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利”，但不能说与政治毫无关系。《四友斋丛说》卷十五载：“李西涯长于诗文，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后进有文者，如汪石潭、邵二泉、钱鹤滩、顾东江、储柴墟、何燕泉辈，皆出其门。独李空同、康浒西、何大复、徐昌谷自立门户，不为其所牢笼，而诸人在仕路亦遂偃蹇不达。”(20)康浒西即康海，乃弘治十五年(1502)壬辰科状元，他因为文学见解与李东阳不一致，而无法融入馆阁文人的圈子，在受刘瑾案牵连被免官后，终生不复起用。

       应制诗文的兴衰，既与政治环境有关，也与皇帝本人的喜好有关。明初国势强盛，太祖、成祖皆有雄才大略，馆阁文人多歌功颂德之作。翻开明初状元的别集，会发现其中充斥着大量的应制诗文。这种现象，到了明代中后期便较为少见了。不过，嘉靖朝是一个例外。嘉靖皇帝喜好诗文，并崇信道教，阁臣多以“青词”等诗文邀宠，其中亦不乏状元的身影。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世宗初政，每于万几之暇喜为诗，时命大学士费弘(宏)、杨一清更定。或御制诗成。令二辅臣属和以进，一时传为盛事。而张璁等用事，自愧不能诗，遂露章攻弘，诮其以小技希恩。上虽不诘责，而所出圣制渐希矣。”(21)费宏是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科状元，也是明代最年轻的状元，20岁便中状元，44岁便入阁，被称为“黑头宰相”(谓其年轻)。在“大礼议”中，费宏虽然是“护礼派”，但态度并不激烈，因而得到了世宗的好感。闲暇时，世宗经常与费宏一起讨论诗文，并多次御制诗文，命费宏和进，世宗复赐以批答。费宏编有《宸章集录》一卷，所收即嘉靖五年世宗御赐费宏等诗文，及费宏等依韵唱和之作。张璁、桂萼等在大礼议中是“议礼派”，坚定地站在世宗一面，虽然他们对费宏极力攻击，世宗却始终对费宏恩礼不衰。“大礼议”对明代士风是一次沉重打击，此后，朝廷多用软熟之人为相。世宗在位四十五年，后期崇信道教，于是出现了所谓“青词宰相”，即依靠撰写“青词”博得世宗青睐，而平步青云，登上相位者。青词，亦称“绿章”，指道教在举行斋醮时献给天神的奏章祝文。因写在青藤纸上，故名“青词”。据《明史·宰辅年表》统计，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辅臣中，即有9人是以撰青词起家。正德三年(1508)戊辰科状元顾鼎臣、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状元李春芳等俱属此列。明代以青词媚主，始自顾鼎臣，《明史》卷一百九十三云，“帝好长生术，内殿设斋醮，鼎臣进步虚词七章，且列上坛中应行事。帝优诏褒答，悉从之。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22)

       万历之后，馆阁文学日益没落，党争愈演愈烈，文学对状元仕途的影响也渐趋微弱了。

       三、仕途对状元文学创作的影响

       翰林院的文化属性，远大的政治前程，政治风云的变幻，都会对状元的文学创作产生一定影响。

       《词林典故》卷五《艺文》云：“在昔儒流，遭逢明盛，供奉清班，著作专家，汗牛充栋，故从来记翰林者不载艺文，非不载也，不胜载也。”(23)翰林院为状元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优越条件。状元在馆阁任职期间，除了应对日常公务之外，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于文学创作。

       翰林院内有文渊阁，为国家藏书之所。正统之前，文渊阁面向所有翰林官员(包括庶吉士)开放。翰林官员们每日退朝之后，便入文渊阁中翻检自己未曾读过的书。“盖馆阁无政事，以讨论考校为业，故得纵观中秘。”(24)所谓“中秘”，即国家藏书。景泰年间，文渊阁划归内阁管辖，由于编修周洪谟等人随便出入文渊阁，引起内阁不满，便将文渊阁上了锁，禁止随便出入，读中秘书始稍有不便。

       状元自进入翰林院之后，不再受举业束缚，可以博览群书，这对提升他们的文学素养大有裨益。天顺年间，状元柯潜在任翰林学士之时，负责教习庶吉士，教学内容以古文词为主，以帮助新科进士们摆脱举业的束缚，转化气质。《词林典故》提到了当时教习庶吉士所用教材：“明学士掌教习庶吉士。……其教庶吉士，文用《文章正宗》，诗用《唐诗正声》。”(25)可见，古文、诗歌是庶吉士学习的主要内容。正德年间，状元杨慎在翰林院期间博览群书，成为明代最博学的学者之一，这也为他卓然自立于正、嘉文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翰林院作为国家的高级文化机构，其文风也体现了国家的文化政策导向。状元在翰林院任职期间，虽然摆脱了举业的束缚，有了更多从事文学创作的自由空间，但其文风依然会受国家文化政策的引导，以牺牲创作个性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体现官方意志的文化样本。

       明代状元拥有远大的政治前程。他们虽然也留心于文事，但一般不把文学视为至高无上的毕生追求，其诗文创作往往用于怡情养性，或者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这对状元的文学成就无疑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馆阁为人文荟萃之地，馆阁文人之间的诗文酬唱也很多。明初，这类倡和活动的主题依然是为皇帝歌功颂德，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正统以后，馆阁文人集会倡和的政治色彩渐淡，社交意味渐浓。在这类馆阁文人的倡和活动中，状元往往扮演着十分活跃的角色。

       馆阁文人有大量的文字应酬。状元身份特殊，文字应酬更多。成、弘时期，文坛领袖李东阳视此类应酬为馆阁之“盛事”：“惟馆阁以道德文字为事。”“情交而义达，喜有庆，行有饯，周旋乎礼乐，而发越乎文章，倡和联属，亹亹而不厌，此词林之盛事也。”(26)在翰林官员中，凡有奉使给假、侍亲养疾、致事迁官、贺寿、之任南京等情形者，馆阁中必推与事主交情最好的一人为序，其余皆赋诗赠之，谓之“例赠”。(27)这些文字，往往更加侧重于交际功能和实用价值，对于文学自身的思想和审美价值关注较少。

       明代状元的仕途，决定了其文学创作是馆阁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状元的诗文创作又不完全受制于馆阁文学。特别是某些状元在仕途上受到挫折后，其创作便呈现出与馆阁文学完全不同的面貌。

       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科状元谢迁，正德时便已官至大学士，因与权阉刘瑾不和，辞官归里，流连于山水之间，过了一段怡情养性的隐居生活。至嘉靖六年(1527)，谢迁被重新召用，不久辞归。谢迁著有《归田稿》，其诗文带有较多的山林之气。

       弘治十五年(1502)壬辰科状元康海曾经是“前七子”之一，年轻时大力提倡秦汉之文，志在扭转庸弱的台阁文风。正德年间，太监刘瑾垮台后，康海也无辜地受到牵连，被迫远离政治，改革馆阁文风的愿望遂成为泡影。康海归田后，投身于散曲和杂剧创作，不复过问政治。

       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状元杨慎身为大学士杨廷和之子，又是李东阳的门生，本来很有可能成长为新一代馆阁领袖。然而，在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事件中，杨慎坚定地站在护礼派一方，得罪了皇帝，被发配到云南，此后诗酒自放。

       综上所述，仕途对状元的文学创作活动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明代状元中不乏才华横溢者，其创作心态往往受到仕途左右，进而影响其文体和文风的取向。

       四、结语

       从以上对明代状元仕途与文学的考察，可以看出，明代科举考试虽然罢除诗赋，但翰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虽然新科进士中有幸成为翰林者极少，但翰林制度对整个士人阶层有巨大的吸引力，使得其影响能够辐射到整个社会。

       状元作为明代进士阶层的代表，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但其文学素养往往作为提升从政能力的手段，未必完全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只有在仕途绝望的情况下，状元才会将全部精力投放到文学创作中，显示出其过人的才华，康海、杨慎均是如此。不论在仕途上遭遇挫折的状元，还是科场失意的下层文人，决定其文学成就高下的不仅是才华，还与创作心态有关。

       因此，对古代科举社会的文学生态和文人心态，我们应抱着了解与同情的态度，仔细加以辨析，充分认识其丰富性和复杂性。

       注释：

       ①黄佐：《翰林记》卷一《职掌》，见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②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志第四十六·选举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1702页。

       ③同上。

       ④同上。

       ⑤《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七九，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443、1444页。

       ⑥彭时：《彭文宪公笔记》，《丛书集成初编·北轩笔记(及其他一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

       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词林·词臣迁官》，中华书局，1959年，第263页。

       ⑧朱彝尊：《明诗综》卷一百《翰林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一《词林·翰林升转之速》，第259页。

       ⑩参见王鸿鹏等：《中国历代文状元》，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

       (11)张廷玉等：《明史》卷七二《志第四十八·职官一》，第1734页。

       (12)同上。

       (13)徐

：《徐氏笔精》卷八《状元宰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状元入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15)萧统辑：《文选》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04页。

       (16)黄佐：《翰林记》卷一《御制诰词》，见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一)》第6页。

       (17)叶盛：《水东日记》卷六《学士进官》，中华书局，1980年，第64、65页。

       (18)黄佐：《翰林记》卷十九《储养人才》，见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一)》，第270页。

       (19)鄂尔泰、张廷玉：《词林典故》，见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二)》，第123页。

       (20)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第127页。

       (2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御制元夕诗》，第38页。

       (22)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九三，第5115页。

       (23)鄂尔泰、张廷玉：《词林典故》卷五《艺文》，见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二)》，第93页。

       (24)黄佐：《翰林记》卷十二《收藏秘书》，见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一)》，第142页。

       (25)鄂尔泰、张廷玉：《词林典故》卷三《职掌》，见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二)》，第45页。

       (26)同上，第135页。

       (27)黄佐：《翰林记》卷十九《例赠》，见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一)》，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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