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武官的入仕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官论文,仕途论文,唐代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2）03－0057－09
唐代选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变化和影响之荦荦大者。研究者大多重于文官的选拔制度，而轻于武官入仕途径的研究。笔者认为，要对唐代选举制度作全面的、深入的研究，不能不对武官的入仕途径作出明确的回答；再者，唐以文治武功著称于史，其武功之形成，原因固然很多，但显然与武官之得人不无关系。此即所谓“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1〕。 本文以两《唐书》为基础，并参考《千唐志斋藏志》、《金石萃编》以及《全唐文》中的部分碑铭，对有唐一代的武官作了尽可能的搜集和整理（注：安史之乱后的武官仅限于在唐王朝中央以及西北藩镇任职者。），考订其入仕途径和时间，可以看出唐代武官入仕途径的概貌和趋势。尽管由于具体时间的不同，“上之好恶，所以育才养士、招徕奖进之意、有司选士之法、因时增损”〔2〕之不同，仕途相互间的主次有所变化，但总括而言，玄宗之前，武官的主要入仕途径有三：门荫（包括宗室）、军功、科举；肃宗以后，新兴的辟召成为主途之一。至于唐初之太原元从，以及反隋武装首领或隋将降附于唐者，虽为高祖、太宗时期武官的主要部分，但不过是历代封建王朝开国所具有之普遍现象，不足深论。其它入仕途径所占比例极小，亦不足以表明武官入仕之特征，故仅在文中略微旁及。
一、武官的科举入仕
武官的科举入仕，按其所试内容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是以武勇、兵略为主，是为武举，其目的是选拔武臣；二是以诗赋杂文及儒家经典为主，是为明经、进士等科，其目的在于选拔文官。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并不拘泥于文武的形式区分。
武举入仕，请参见拙著《唐代武举述论》〔3〕，此不赘论。 武官从明经、进士等科入仕，亦较普遍。
唐代的文官选拔以明经、进士等科为主，而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4〕。往往“十数年间，拟迹庙堂”〔5〕。一些才能之士，多奔竞此途。故唐代武官以明经、进士及文举制科入仕者也不少，而且多是任高级武职。
明经、进士等科，本为选拔文职而设，何以成为高级武官的入仕之途？就笔者所见史料而言，以明经、进士等科而任武职者，主要有下列两种情况：
1、文转武职。唐代在选拔文武官员时，并不拘泥于入仕的出身。 六品以下文武官员可交叉参与文、武二选（注：《新唐书·选举志》云：“五品以上不试，上其名中书门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试。”《通典》卷15，选举三：“文吏求为武选，取身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武夫求为文选，取书、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无殿犯者。”《唐会要》卷59载开元十九年敕，与此略同。）。而高级文武官员的选授则更为灵活，视时势需要而定。文转武职者，一般多是任高级武官，或为地方军政长官。安史之乱前，基本上都是出任行军总管、副总管、副元帅、节度使等职。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以州郡长官转任高级武职。安史之乱前有李思训、蒋俨、张知謇、唐休璟、裴宽、苏干、张说等七人。安史乱后以地方官升任节镇大帅者有裴胥、郑权、任迪简、王珝等四人。其二，以宰相出任统军元帅或方镇大帅。安史乱前仅狄仁杰一人〔6〕。安史乱后，则有郑余庆、裴休、白敏中、 孙渥、令狐绹等五人。其三，以中央文官出为统军元帅或方镇，或升宿卫禁军统领。安史乱前有郭元振、解琬、敬晖、裴行俭、崔日知、王晙等六人。安史乱后有李庸、董晋、杜羔、刘潼、郭行余、韦澳、柳公绰、胡证、崔珙、卢简求、窦易直、崔从、毕诚、唐持等十四人。
安史乱前的文转武职者，多为文武全才、熟谙边事之人。如郭元振以论吐蕃及四镇事，深为武则天赏识，遂委以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之重任，开疆拓土，突厥、吐蕃不敢复为边患。安史乱后的文转武职者，则多为儒学之士。如郑庆余，有文集、表疏、碑志、诗赋共五十卷行世。值得指出的是，安史乱后的文转武职者，其步入宦途，多经过使府辟召。这与安史乱前纯由中央选拔亦有显著之别，不过论者颇多，兹不赘述。
安史之乱前后文转武职者之所以显现出不同的特点，是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紧密相连的。安史之乱前，大约自高宗中叶起，边疆军事形势逐渐恶化，尤其是西北边境更显紧张。至睿宗时，始于边境重要地区设节度使、经略使陆续增加到十个，除岭南经略使外，均布置在自西北至东北的漫长边防线上。伴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唐王朝遂由防御转入进攻。无论是高宗、武后时期的防御、反击，还是玄宗时的“志吞四夷”，所任之军事统帅，总体而言，多有较突出的军事才能，边功卓著者又往往入为宰相。这个时期的命帅，反映了唐统治阶级在其上升时期朝气蓬勃的活力和积极进取的思想。所有这些都刺激了以明经、进士等科入仕、又具有文武才干者欲立功边疆、以求闻达的愿望；也决定了军队的统帅只能任用具武略之才者。
安史乱后，藩镇林立，军将跋扈，史言唐至德以后，“节度专地而抗上令，喜怒叛服在于晷刻”〔7〕。肃、代二朝，均行姑息之政。洎乎德宗，初欲改图，终因处置失宜及其它因素导致削藩失败，加深了唐王朝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心理。以宦官主禁军和令宦官普遍监军，深刻地表明统治阶级开始走向没落的因循苟且的保守思想。尽管边疆形势日益严峻，但唐王朝在任用将帅时却着眼于“易制”，而不是文武全才。陆贽在贞元九年上疏奏论备边六失时就说“选置戎帅，先求易制”〔8〕。宪宗为削弱藩镇跋扈势力的影响，亦采取擢用儒臣以任方镇的政策。“故命节度使，皆以道德儒学。来罢宰相，去登宰相……自贞元、元和以来，大抵如此”〔9〕。尽管宪宗在削藩时有着积极进取的思想，但其骨子里对武将仍是不信任的。自肃宗迄于唐末，由于藩镇割据的客观形势以及统治阶级苟安于现状的保守思想，决定了所用文转武职者多为容易制驭之儒臣，而不是如前所用多具文韬武略之士。
2.投笔从戎，弃文就武。这部分人较少。就笔者所见史料，明载以明经等科及第后而从戎以取功名者仅段秀实、樊庭观二人。此外尚有一些文官应募入军者，如娄师德进士擢第，累官至监察御史。高宗上元初，“属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讨之。师德抗表请为猛士”〔10〕。遂从李敬玄西征，以军功授河源司马，累官至左金吾将军，兼检校半州都督〔11〕。但此类情况不多见，唯碑志中言投笔从戎而授官者不少。如右金吾大将军臧昌“晓张留侯之三略，兼吕尚父之六韬，投笔遇用”〔12〕。可见投笔从戎、弃文就武在唐代并不是个别例外。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主要因素是唐代的频繁战争形势。刘蜕在其致南海崔尚书的信中说：“昔雍邱不能以才达，求讨吴蜀以自试；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后得官校尉。夫文家之不遇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擐甲胄也。”〔13〕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据史料考察，高祖、太宗时期武官无以明经、进士等科出身者，至高宗时大增，其比例仅次于门荫，武后时期仍得以保持比较优越的地位，但已略有下降。中宗至玄宗时期，更是远远落后于其它入仕途径的比例。安史之乱后以至唐末，虽有较大幅度的回升，但已不能与高宗、武后时相提并论了。究其原因，在于物换星移，武官的入仕途径也随之而发生变化。
《通典·选举三》云：“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万姓安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吏曹乃移牒州府，课人应集，无所退遣。”至贞观时，如前所述，科举及第的人数仍很有限，缺乏的是治理民政的文官，而不是武将。胡三省就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14〕就总领百官的宰相而言，武德年间宰相十四人，以征伐之功而任者，就有十三人；贞观年间，宰相共二十一人，以征伐有功而任者，亦有十人。就地方长官而言，刺史县令亦多是武夫勋人〔15〕。这与唐太宗“偃革兴文、布德施惠”〔16〕的施政方略是不相适应的。一般而言，出身行伍的武夫难以胜任治理民政的重任，而出身科举的文儒之士，管理民政一般能有所建树。因此，高祖、太宗时期不见有科举出身者担任武职，是毫不足怪的。高宗武后之世，科举得到进一步发展。“自高宗麟德以后，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进者众，选人渐多，……及武太后临朝，务悦人心，不问贤愚，选集者多收之。职员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试官以处之，故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谣”〔17〕。可见文官已处于饱和状态，但却缺乏堪受“阃外之寄”的将帅。因此从科举中选拔具有安边之术的将略之才势在必然。这个时期从科举中选拔的将帅如唐休璟、裴行俭、郭元振等，为唐前期的名将。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武官，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如高宗除王及善为右千牛将军，乃曰：“以尔忠谨，故擢三品要职。群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尔佩大横刀在侧，亦知此官贵乎？”〔18〕故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亦乐为武职。
至开元之时，“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尤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19〕。但此时的士大夫却多不喜武职。睿宗时徐彦伯“以相府之旧，拜羽林将军。徐既文士，不悦武职。及迁，谓贺者曰：不喜有迁，且喜出军耳”〔20〕。开元中，重文轻武的士风更盛。韦凑由将作大匠迁右卫大将军，玄宗乃曰：“皇家故事，诸卫大将军共尚书交互为之。近日渐贵文物，乃轻此职。卿声实俱美，故暂用卿以光此官，勿辞也。”〔21〕但统治阶级的提倡，却不能阻止此风的蔓延，逐渐形成两个极端。“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22〕。而“子弟为武官，父兄摈而不齿”〔23〕。这种状况与玄宗“志吞四夷”的政策极不适应，不得不重用以军功致显的汉将和蕃将为边防大帅。而科举出身之人担任武职者反而大大下降。史言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乃奏“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24〕。亦有一定的道理。
安史之乱后，宦风由重文轻武转向重武轻文。“艰难以来，天下右武”〔25〕。一方面科举出身者乐为武职，如进士出身的郑权，累官至工部尚书，却交结宦官，“求为镇守”〔26〕。另一方面唐王朝为控制藩镇，又着重擢用儒臣为藩镇将帅。所以，从科举出身的武官在入仕途径中的比例有较大的回升。
值得指出的是，科举“抑贵游、登寒峻”〔27〕的效用在武官入仕中亦显著地体现出来。从明经、进士等科入仕的武官，其父祖官位在五品以下或父祖无闻者占半数以上。因此可以说，科举是普通地主阶级跻身军界核心领导集团的主要入仕途径之一。
二、武官的门荫入仕
唐代武官以荫任入仕的途径较多，主要有袭爵、尚郡县主、郡县主子、亲戚、品官、勋官子孙等。按其亲疏远近、资荫高下而授与文武散官。一般而言，官僚地主阶级子弟均有获得散官的机会，但唐代的散官并无实际权力，“所系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28〕。如欲获得职事官，还必须通过吏部或兵部的铨选。本文只讨论武官的门荫入仕，而不涉及文官的入仕问题。
宋张俊卿云：“唐之兴，以儒科取士，而资荫自为一途……三卫番官、亲事、帐内、品子杂掌、兵部散官，此则皆资荫之流……。所谓三卫者，曰亲卫、勋卫、翊卫，皆大臣之子孙为之，分番宿卫，而后授禄任。所谓亲事、帐内者，文武三品以上乃给，而以品官之子为之。所谓品子者，有纳课品子，岁取庶臣之子上之兵部，纳课十二岁而后试，量文武授散官；有捉钱品子，曰本属以薄附朝集使，上之考功、兵部，满十岁量文武授官。又有太庙、社稷斋郎，皆以武选，而崇文、宏文及四门馆生，又以文授。凡此皆唐资荫之目也。”〔29〕由此观之，门荫视高低的不同，其入仕途径亦有所区别。最为优途者为千牛。《旧唐书·职官二》云：“凡千牛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备身，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仪容端正、武艺可称者充。”〔30〕由于千牛为高资荫，员额不多，出入清禁，虽非国家正式官员，但“考课、赐会与禄秩之升降，同京职事官”〔31〕。一般只须五考，就可与本司文武官一同参加吏、兵二部的铨选〔32〕。武选及第者即授以武职。升迁不但较它途为快，进入上层统治集团，担任高级武官的机遇亦较多，为“贵胄起家之良选”〔33〕。
由于千牛易进入上层统治集团，故对荫任的审查亦颇为严格。德宗贞元年间兵部奏事云：“取门地清华、容仪整肃，年十一以上、十四以下，试读一小经，兼簿解弓马。其荫取嗣王任常品四品以上清官、宰辅及文武职事正二品以上官、御史大夫，诸司卿监、国子祭酒、京兆、河南尹子孙、主男、见任左右丞诸司侍郎及左右庶子，应前任并身役荫者。三品以上官仍须兼三品以上阶。其见任官荫，并不须阶。庶孽、酗酒、腋疾等，并不应限。一荫之下，不得两人应补，并周亲有见任千牛，亦不在应限。所用荫若是摄试检校员外兼官等非正阙厘务者，并不在应限补。应用赠荫者，须承前历任清资、事兼门地，与格文相当者。其赠荫降品，请准格处分。敕旨，依奏。”〔34〕除对荫任千牛的官品、官职作了明确的规定外，还规定一荫一人。周亲之内只能有一人见任千牛，庶子不能荫任千牛。体现了统治阶级在政治权力分配中的等级性和宗法性。
比千牛等而下之者为三卫，按资荫之高低而分别补授。补三卫之人限年二十一以上，番上者按其远近以定番第。除规定的州应番上以外，可纳资代番。纳资多少，史无明载，但三卫违番者要“征资一千五百文，仍勒陪番”〔35〕，大概以资代番者，其钱数与此相近。番上者三番不到，即取消其卫官资格。至于纳资者不按时交纳或者不纳，如何处分，史无明载，大概亦要取消其卫官资格。
是皇帝的亲军，可以宿卫内庑，掌管朝会、巡幸之仪仗。凡番上于左右卫之五仗（亲仗、供奉仗、勋仗、翊仗、散手仗）及引驾细引，以及左右率府之三卫帖五仗上下者，均以五考为满。左右卫之他职掌及左右率府之勋卫则以六考，诸卫及率府之翊卫则以八考为满。这些关于考数的规定和以资荫高下补三卫的原则是相一致的。封建的等级性在此又一次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三卫考满后，由兵部校试，有文才者送吏部参加铨选。无文才，则“加其年阶，以本色迁授”〔36〕。参加吏部之铨选者，有的即终身为文官。以三卫入仕而任武官者，有二种情况：其一，释褐为文职，后改转武职。如梁待宾于麟德二年（665 年）“补左亲卫，从资例也……起家拜朝议郎”。其后历伊吾县丞、昭节校尉守右卫蒲州府果毅，游击将军加威武将军守左玉钤卫翊善府折冲都尉，依旧长上〔37〕。桓彦卫“少以门荫补右翊卫”。其后以文职转为羽林将军〔38〕。其二，释褐即任武职，后亦累任武职，其中还有应武举及第者。如岳岭军副使王修福“宿卫满，授庆州永业府右果毅……应举及第，转歧州左果毅”〔39〕。左羽林大将军臧怀亮“自左卫勋，应穿叶附枝举，登科，授左玉钤翊府长史……迁鸿州长道府左果毅。仍长上”〔40〕。
从三卫而任武职者，难以迁至高级武职，一般多授果毅、别将。史传中亦少记载。遍检两《唐书》及《千唐志斋藏志》以及《全唐文》，纯以荫任三卫而至高级武职者，仅玄宗时期的白知礼一人，还是因为参与政变立功而获。这和以荫任千牛而迅速升迁相比，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由于唐代入仕途径甚多，求仕者众，在唐初仍不失为官僚地主阶级子弟进身的优途。“三卫非权势子弟辄退番”〔41〕。及安史之乱后，三卫猥滥，假荫者甚多，官僚子弟多另谋出路。至文宗太和五年，兵部因三卫士庶假荫，奸滥纷入，奏请停废〔42〕。这个时期官僚子弟以荫入仕者，起家官多为文职。如薛仁贵曾孙薛从“以荫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参军”，后累官至左领军卫上将军〔43〕。
比三卫等而下之者，为诸王府之执仗、执乘及文武三品官以上之亲事、帐内和其他杂掌一类。这类则为一般官僚地主阶级子弟的荫任入仕途径。唐制、诸亲王府均有执仗、执乘，以散官五品以上为帐内〔44〕。和三卫一样番上，考满十年，由兵部简试，“文理高者送吏部，其余留本司”〔45〕。此外尚有纳课品子和捉钱品子之属。所谓纳课品子，“武选，岁取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为解上兵部，纳课十三岁而试。第一等送吏部，第二等留本司，第三等纳资二岁，第四等纳资三岁，纳已复试，量文武授散官。……无故不输资及有犯者放还之”〔46〕。所谓捉钱品子，殊不好解。据《唐会要》卷93云：“武德元年十二月，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唐六典》卷25云：“兵曹掌兵、吏，……每岁薄录事及府史捉钱品子，补上年月姓名，以上于州，申考功兵部。”据此观之，则捉钱品子可能就是为令史捉钱者。捉钱品子无违负满二百日，“本属以薄附朝集使，上于考功兵部，满十岁，量文武授官”〔47〕。诸州令史乃流外之官，甚为卑贱。至于执仗、执乘以下均属低资荫，职同役使，难以升迁。唐制规定以品子、流外等出身者，“不得任清资要官，应入三品者，不得进阶”〔48〕。因而失去了在政治上进入将帅阶层的机会，也使我们在正史中看不到由此类荫任而为武官者。在碑铭中仅见到一例，所任还是低级武官。
除上述三大类外，门荫中尚有以袭爵、尚主、亲戚、父死王事一类，此为高级官僚子弟或功臣子弟步入高级武职的捷径，也是门荫中进入上层政治集团的主途。以此类入仕者，史传中甚少见任中、低级武官的记载，较常见的倒是充任高级武官。如唐初功臣段志玄，贞观中封褒国公，子瓒袭爵，武太后时官至左屯卫大将军。王忠嗣年才九岁，以父死王事，起复拜朝散大夫，其后官至河东、河西、朔方、陇右四镇节度使。可以见其在门荫中的地位，非千牛可比。由于其资荫甚高，起家官即高于正六品，如朝散大夫，为文散阶从五品下。按唐制，“五品以上以名闻，送中书门下听制授焉。六品以下，常参之官，量资注定”〔49〕。故升迁不必经过吏部、兵部的铨选，较易进入将帅阶层。
此外，门荫中尚有斋郎入仕一途。“凡斋郎、太庙五品以上子孙及六品职事并清官子为之，六考而满；郊社以六品职事官为之，八考而满。皆读两经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择仪状端正无疾者”〔50〕。斋郎考满后简试。一般经过礼部审查合格后，参加吏部试。如无文者，则参加兵部铨试，及第后授任武官。如马延徽，“初太庙斋郎出身，解褐授右武卫翊府队正长上”〔51〕。从斋郎而任武官者，史籍中不多见，但因为斋郎的人选较注意通经与仪表，一般又为清官子弟，故其步入高级武职的机缘，一般而言，较三卫为优。
从上述门荫入仕的种种类型来看，封建的等级性是十分明显的。它保证了统治阶级上层子弟能够凭藉父祖的余荫而进入军队的核心领导集团，从而利用国家机器以维护本阶级的权益。根据两《唐书》及《千唐志斋藏志》、《金石萃编》以及《全唐文》统计，以门荫而任郎将以上武官者六八人，其父祖官至刺史、将军官品以上者六十一人，不至刺史、将军官品者仅七人；以门荫而任止于郎将以下（不含郎将）者十人，其父祖官品不至刺史、将军者六人，刺史、将军以上者四人。可见门荫制度的实质是为了保证上层官僚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维系其世袭特权，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世袭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世袭的权力扩展到所有担任了国家正式文武官员的地主阶级以及部分散官、勋官。它照顾到了地主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其二，有详细、明确的荫任规定，如范围、等级以及考核和授官权限。为避免庸碌之辈混入上层统治集团，还明确规定五品以上官由中书门下审查奏闻，六品以上由吏部、兵部铨试，及第者始可得官。无疑，它在调节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中有比汉代任子、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为积极的作用。
门荫制度在唐代之所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是庶族地主势力的发展，士族门阀制度崩溃的结果。但是，旧门阀士族仍然有相当的政治、社会势力，“旧望不减”〔52〕。另一方面，一大批庶族地主在李唐的统一战争中成为开国功臣，进入了统治阶级的核心领导集团。为适应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力量的消长变化，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权力再分配，因此实行了以父祖官品高下为等级的门荫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抬高关陇集团和新贵的政治、社会地位，扩大统治基础，这和太宗、高宗相继修《氏族志》和《姓氏录》的目的是相一致的〔53〕。其二，唐统治集团出自关陇军事贵族，有尚武之传统，在官僚士大夫中亦无宋代重文轻武的极端，加之唐代特殊的内外军事形势，导致武将的地位日趋重要，故门荫出身莅临军职者众多。
门荫中尚有一种特例，即宗室入仕。以宗室庇荫进入高级官僚集团，历朝均是如此。据统计，宗室任武职者以唐初及玄宗时期为多，高宗武后时很少，肃宗至唐末百五十年间亦不及唐初及玄宗时之三分之一。细加考察，宗室实际握兵者亦多为唐初和玄宗时期，其余时期多为虚衔。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其一，在隋末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战争中，唐的力量相对弱小。欲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一个稳固的军事领导集团。而大敌当前，成败未卜，统治阶级内部也比较能够团结一致。为避免大权旁落，李渊以诸子和宗室亲属掌握军队的领导权，故史言唐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54〕。
其二，武后以周代唐，对李唐宗室大加杀戮，而代之以诸武。“诸卫将军，自武太后之代，多以外戚无能者及降虏处之”〔55〕。诸武或统军征伐，或率禁军宿卫，而不论其是否称职。显而易见，把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是为了防止异己推翻武周政权，李唐宗室自然是不能染指军队的。
其三，神龙政变以后，李唐宗室始得缓过气来，纷纷被授予文武官职。其间政局动乱，外戚、宗室均拼命想控制禁军，互相残杀。睿宗即位以后，为巩固皇位，乃以皇子隆范、隆业、隆基分掌禁军。及玄宗即位以后，鉴于频繁的政变教训，始逐渐罢免诸王掌兵的实权，而授之以虚衔。
其四，天宝以后，宦官逐渐掌握军权，自然不容宗室统军以威胁自己的权势。史言自天宝以降，“内官握禁旅，中闱篡继，皆出其心，故手才揽于万机，目已睨于六宅，防闲禁锢，不近人情”〔56〕。实际上，此亦皇帝心愿。因为宦官握禁军，无夺皇位之可能，至少当傀儡皇帝是不成问题的。而诸王掌兵，却难保其无觊觎之心，那时生命亦可忧虑。唐末昭宗在穷途末路之际，欲有所振作，令诸王掌兵，旋为藩镇和宦官联合镇压。
三、武官的军功入仕
唐代军功入仕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论述于下。
1.以军功授勋
唐之勋阶，自最高勋官上柱国正二品至最低勋官武骑尉从七品，共十二转。酬勋等级以军功大小而定，有详细规定〔57〕。如果以功授勋至上柱国有余，则可回授“周以上亲”，无亲则赐物，以示奖赏。白身之人获得勋官后，还须番上于兵部，视远近为十三番。番满参选授官，视勋官高低而授散官。唐武散官亦有二十九阶，四品以下均番上于兵部，番满后参加兵部铨选，及第后始进入职事官系统〔58〕。可见以军功授勋入仕，其升迁十分缓慢，且唐又屡有勋官出身不得任三品的禁令。
战勋的授予，唐初还有限度，其目的是以官品和授勋田来诱使一般地主和农民当兵。其后逐渐滥授。贞观十九年，太宗欲重征辽之赏，下制从征高丽水陆诸军“战阵有功者，并特听所从高品上累加”〔59〕。咸亨五年（674年）以后，“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每年纳课， 亦分番于兵部……身应役使，有类童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60〕。中唐之后，不仅在经济上勋田有名无实，在政治地位上，亦因勋官滥授而人不以为荣。及至唐末，人有“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之讥〔61〕。至于“止述柱国，耻转轻车”更是人所熟知的了。
由于勋官易得，地位又十分卑贱，故以勋官入仕者难至高位，史传中亦无记载。从碑铭中反映出来的以军功授勋入仕者多止于中下级武职。如张羊从贞观十九年得勋武骑尉，至永徽四年，历八年时间始得一低级武职——永嘉府队正〔62〕，终于任上。畅善威于贞观二十一年得高级勋官，释褐果毅，至死于任上，历十六年，毫无升迁。此类例子，碑铭中尚有不少，兹不赘举。总之，以勋官入仕，宦途止滞，难致高品。
2.以军功直接入仕
以军功直接入仕者，史传中颇多，其共同点是谙于韬略，武勇绝伦。长期的戎马生涯，使其立功机缘颇多，故不同于一般的以功授勋而番上兵部者。如名将薛仁贵，贞观末年应募征辽东，勇冠诸军，为太宗赏识，从白衣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寻迁右领军郎将〔63〕。按唐制，游击将军为从五品下武散官，下府果毅为正六品下职事官，如此入仕之捷径，非勋官入仕可比。实际上，薛仁贵入仕并非是一种偶然。张守珪 “初以战功授平乐府别将，开元初迁果毅，开元二十三年即官至右羽林大将军”〔64〕。刘客奴开元中以斩室韦首领段普恪，即自白身“授左骁卫将军，充游奕使”〔65〕。诸如此类，史传中尚多。
3.参预政变授官
唐代由于皇位继承不稳，或者因战乱皇帝出亡，一些禁军兵卒遂因缘时会，参预政变，以功拜官。这部分人亦是直接入仕。仅以玄宗诛韦氏为例。南阳张某随玄宗诛韦氏，“遂解褐授果毅，二迁折冲，一拜郎将，毕于龙武将军”〔66〕。齐某亦以元勋见赏，初任果毅，累迁至右龙武将军，“出入清禁，宿卫禁宫”〔67〕。当时从玄宗诛韦氏者，“功大者为将军，次者为中郎将”〔68〕。王毛仲、李宜德出身卑贱，均从玄宗为心腹，以参预诛太平公主的政变之功官至大将军。德宗建中年间，珲瑊家奴高固以平乱功拜前军兵马使，元和初，累官至右羽林统军〔69〕。
值得注意的是，以军功入仕的武官一般不能改任文职，史传中亦少有记载。这是因为纯粹的武夫难以胜任管理民政的重任，至于武夫任节度使掌管一方之军政，其初主要职责仍在于统军防边，玄宗以后习以成俗。除西北藩镇及河朔割据的方镇外，唐王朝所任节度使纯为武夫的为数不多。唐后期的藩镇割据，武夫任节度使掌管军政乃一大要素，于此论者颇多，兹不赘论。
由上所述，唐代军功入仕有两大特点：其一，直接入仕，无官品限制。唐人步入仕途，一般均要先取得出身始能参选授官，而军功出众、武艺超绝者，则不受此限制而直接入仕，升迁迅速，不数年即至高品。虽然典籍中不见有直接入仕的明文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是屡见不鲜的。其二，以军功获勋间接入仕。秦汉时的军功授官爵制度，主要是以个人斩首数为主，授爵一般不能超过高爵，使一般吏民不得轻易进入统治阶级上层。以军功获得爵位后，实际上就已经步入仕途。而唐军功授勋制度，注重的是局部或整体战争的胜负，而非战斗人员具体的斩首数，显然比秦汉时的原始性、野蛮性的尚首功要进步、合理得多。授勋无品级之限制，即使是一般士卒，亦可授予正二品的上柱国勋。但是，获得勋官并不是意味着进入仕途，实际上仅仅获得做官的资格。如欲进入职事官阶层，还须番上参选，其后升迁亦不得进入三品，这和秦汉时军功授爵的限制又有某种相似之处。实际上，唐代的军功授勋制度，在政治、经济地位中，经济利益还是居首位的。据唐均田法令，勋田定级定额，如上柱国可获勋田三千亩。上府折冲官居正四品，仅可获永业田一千四百亩〔70〕。无论均田令实施的程度如何，至少在法令上，勋官所获勋田的数目是很诱人的，和勋官在入仕道路上的种种限制呈现出明显的对比。
唐代普通地主阶级子弟之所以能够以军功致显，并成为其步入宦途的主要通道，是由以下诸条件决定的。
其一，兵士地位较前提高。魏晋时兵士地位低于一般农民〔71〕，而唐之兵士一般地主阶级子弟亦不少。如唐初府兵，内府取二品至五品官子孙，外府则取六品以下官子弟或一般农民充当〔72〕。其地位远非魏晋南朝时的兵士可比。其二，战争频繁。有唐一代，边患严重。太宗、高宗相继用兵辽东，玄宗更是“志在四夷”。安史乱后，内乱不断，这些都迫使唐王朝大量征兵，客观上给军功入仕提供了条件。其三，军功入仕不需寒窗苦读，比较而言容易升迁。普通地主阶级子弟和一般农民虽然可以通过科举和其他杂途入仕，但“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73〕。玄宗时就有人说，“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74〕即使应举及第后，要正式步入官僚阶层亦非易事。韩愈十年待选始得为官是人所共知的。但恒在疆场之士兵，其升迁较它途迅捷，如张万福，自其曾祖至其父皆举明经，官止县令州佐，“以父祖业儒皆不达，不喜为书生，学骑射。年十七八，从军辽东有功，为将而还”〔75〕。德宗时，官至右金吾将军，诏图形凌烟阁。此外，科举需要一定的文化，而一般农民子弟显然缺乏条件，但平时的劳动却锻炼了体魄，故往往以勇力从军入仕。其四，统治阶级尚武。李唐皇室有鲜卑血统，尚存鲜卑尚武之余风。太宗尝自夸“兼行将相事”，安史乱后，“高官皆武将”〔76〕，至唐末，即使在江淮地区，其牧守亦多武夫悍人。“类以威骜相高，平居斋几之间，往往以斩伐为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识点画，手不能提笔者”〔77〕。正是上述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军功入仕成为普通地主阶级子弟入仕的主途。
四、蕃将、辟召及其它入仕特例
蕃将是唐代武官的重要组成部分。蕃将的入仕，是唐代武官入仕道路中的一个显著特点。请参见拙文《唐代蕃将略论》〔78〕，此不赘述。
辟召是唐代后期武官又一令人瞩目的入仕途径，其入仕者仅次于军功和门荫而高于它途。
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除河朔三镇外，一般藩镇也自置将校。从辟召入仕的武官大致有四种类型。其一，以武勇拔自行间卒伍。如王栖矅，从尚衡讨安禄山，一箭射杀曹州守将邢超然，“城中气慑，遂拔曹州”〔79〕。其后入朝，累官至左龙武大将军。其二，以藩镇节将亲属见用。如韩充，少依舅汴州节度使刘玄佐，辟为牙将。后归京师，官至右金吾大将军〔80〕。其三，以武艺高强为藩镇争用之。如李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其后为藩镇用为大将入朝，官至右武卫上将军〔81〕。其四，以幕僚被中央王朝征为武职。如杨元卿，少有才略，为淮西节度使吴少诚辟为从事，后助朝廷平淮西，征为左今吾将军〔82〕。
上述以辟召入仕的武官，其共同点多是武勇超绝之人。其能否被辟召，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于本身武艺之高低，这和一般幕僚的辟召有所不同。据吴宗国先生考证，迅速受到辟召的幕僚多是公卿大臣的子孙，一般文士则往往需要辗转相荐，才能谋得一个幕职〔83〕。而笔者考察，以辟召入仕之武官，多是父祖无闻者，真正体现了“唯其才能，不问所从来”〔84〕。
辟召之所以成为唐代后期武官入仕的主途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方镇权势的增大，分割了兵部铨选之权。而方镇在拔擢武将时并无法制可循。即使白身之人，又毫无军功可言，只要武艺出众，即不次用之。如卢从史“少矜力，习骑射，游泽、路间，节度使李长荣用为大将”〔85〕。所谓“虽遇天子不致富贵”，“遇藩翰大臣则足以叙材用”〔86〕。使得一些求仕朝廷不得的武艺之士依附方镇以取富贵。如李业，“数年不第，从戎幕矣”。其后官至泾州节度使〔87〕。而唐王朝为达到削弱方镇势力，增加中央的力量，收揽方镇将校人心的目的，又往往将方镇中武艺出众的将领收为己用，或掌禁军，或仗钺守边。如刘沔，少事李光颜，为帐中亲将，“骁锐善骑射”。每战，“必冒刃陷坚，俘
而还”。后随光颜入朝，宪宗留宿卫，历三将军〔88〕。在史传中往往可见到方镇违抗朝命，遂被部下和监军合谋而杀。如李质，以辟召入仕，为汴州留后李
之心腹，与监军合谋，“斩首传京师……召为金吾将军”〔89〕。以辟召入仕的武官，多是以迂回曲折的道路而为唐王朝所用的。
除蕃将、辟召以外，在唐代武官中尚有若干入仕特例，如流外入流。或因君王之好恶，如武后男宠薛怀义等。因为均非武官入仕主途，无关宏旨，略而不论。
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唐前期武官入仕途径有三：科举、门荫、军功，唐后期又兴起辟召一途。然各种入仕途径相互间亦有主从的变化。这种变化和有唐一代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同时，由于社会各阶层所处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因而在各种入仕途径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如果我们仅仅片面地理解唐代“文武不殊途”，是不能够揭示选举制度全貌的。至于武官入仕途径与地域分布之关系，以及对李唐王朝盛衰之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