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183;罗伯—格里耶小说的复现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里论文,阿兰论文,手法论文,罗伯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新小说派”是20世纪影响最大、争论最大的文学流派之一，中国80年代出现的先锋小说曾深受其影响。阿兰、罗伯—格里耶是“新小说派”中最杰出、最激进的作家，被公认是“新小说派”的首脑人物，他在1984年东京国际笔会上被选为“当今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并作为20世纪作出卓越贡献或最有影响的320 位现代文化名人之一，载入英国RKP公司1984 年出版的《现代世界文化词典》。阿兰·罗伯—格里耶1922年出生于法国布列塔尼，在国内农学院完成学业后，作为一名农艺师在世界各地工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弑君者》写于1949年，拖至1978年才发表。他的第二部小说《橡皮》1953年发表，一举成名，开始走上专业作家的道路。1955年发表的《窥视者》获同年度“批评家奖”，使他名声大振。此后，发表的主要小说有：《嫉妒》（1957）、《在迷宫里》（1959）、《快照》（1962，短篇小说集）、《幽会的房子》（1965）、《纽约革命计划》（1970）、《美丽的女俘》（1975）、《一个幽灵城市的拓朴结构》（1976）、《吉娜》（1981，获该年度意大利蒙德洛文学奖）等，理论文集有《为了一种新小说》（1963）。60年代起他专注于电影艺术，其名作电影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1961）搬上银幕后获同年第二十二届威尼斯电影节大奖，他在1963年单独编导摄制的影片《不朽的女人》曾获德路克电影奖。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内容大都扑朔迷离，与传统小说迥异，但始终贯穿这样的思想：如实地把视觉所触及到的客体表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一起参与和创作，直接进入人物的意识活动。他认为人生活在物质世界的包围之中，只能看到事物的外表，作家的主要任务是用一种“没有人格化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言，冷静、细致、忠实地描绘物质世界的形象，从事物的变化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因此，人物、情节、心理描写都降到了次要地位，占据作品主要地位的是冷静、细致、反复以至繁琐的物的描写，这些描写被各种奇异的方法组织在一起：如反悖、复现、隐喻、象征、循环等，引导读者自己去联想、发挥。
小说的虚构世界和现实世界并不是一回事。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依靠现实世界传达意义，力图使小说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一致，因此小说的表达准则也必须依赖于现实世界的准则。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则根据与现实性表达完全不同的虚构性准则，创造或使用了许多独特的手法，力图变幻性地呈现客体表象，把意义隐藏于纷繁复杂的物象组织中，创造一种虚构形式，世界在其中与现实表现得并不相同。
阿兰·罗伯—格里耶的虚构形式包含许多耐人寻味的因素。复现手法是其中之一。
复现，是指故事文本中已出现过的某事物再次出现或反复出现。复现不是简单的重复，被重复的事物本身没有变化，复现是事物在改变含义的情况下重复出现。
复现在标准的情况下，来源于音乐，它是音乐概念在文学中的移植，其在文学中的含义约略与音乐中的含义相当。从普鲁斯特、乔伊斯起，小说家开始十分注重小说结构与音乐作品结构相沟通，成为与音乐相似的艺术品。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歌剧大师瓦格纳曾对乔伊斯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乔伊斯一直在自己的故事文本中追寻音乐剧的交响结构。其目的是创造能表现基本主题或主旋律的持续不断的音乐结构。《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中，一些主题性的言论在不同情节中反复出现，并发生各种变化，就是基于这一原则。
五十年代以后的作家们，同样追求小说的音乐感觉和效果，同样在小说中使用音乐的手段和方式，虽然后现代主义作家们与现代主义大师在音乐方面的看法不尽相同。
十八世纪的欧洲音乐组曲中，常包含一个变奏舞曲，这导致变奏曲的产生。变奏曲中，音乐的旋律不变，但表现方式起了变化，使旋律或主题变化性地反复出现。变奏的运用可以发展乐思，强化主题，这使小说家可以将变奏曲这一音乐手法移植为小说的复现手法。
许多当代小说家都采用了复现手法，如与阿兰·罗伯—格里耶同属于“新小说派”的西蒙和米歇尔、布托。西蒙的《佛兰德公路》共分三部，每一部都围绕相同的主题来复现同样的战争与生活场景，只不过叙述内容和方式变化、增多。但西蒙使用复现手法时，按照严整的格式去实现，其整齐对称有些像交响曲的发展——展开——再现程式。
阿兰·罗伯—格里耶吸引并诱惑我们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把每种形式都使用到了危险的极端，各种形式在同一故事文本中的极端使用，几乎使小说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然而，在这种几乎割裂故事文本的形式边缘上，他得心应手地保持着故事文本的独特完整性。
阿兰·罗伯—格里耶与其他作家使用复现手法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极端地使用了这种形式，毫无顾忌地破坏着复现手法使用时的一些限制，例如对位、转换等，自由地在故事文本中用复现手法出入，组织、设计着被叙述的故事文本。
阿兰·罗伯—格里耶虽然使用复现手法在故事文本内自由滑动，却并不是随意性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严格按照故事文本结构和主题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去逐一复现。是把复现的部分镶拼起来，而不是撒播其中。由于复现本质上和实际上在故事文本中不可能充分任意和随意，它的自由度是受到故事文本限制的。阿兰·罗伯—格里耶在这种自由度的极限上使用这种复现，并用这种危险的复现进一步扩大复现在故事文本中使用的边界和可能。
任何故事文本中能被复现的部分是无限的，但不是任意的，故事文本中的任何一个成分都可以复现，但必须服从故事文本的需要，在故事文本中产生作用，否则，复现便只能破坏故事文本，而不是强化故事文本。每个作家在故事文本中复现的内容、方式并不一样，阿兰·罗伯—格里耶偏爱的复现内容和方式体现了他个人的故事文本观念。
有人把复现看作内在意识的闪动或跳跃，看作非理性意识生活的反映。其实，心理体验和非理性意识本身就是对复现在文本中创造意义、构成形式的束缚。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复现世界看似混乱而没有理性，实际上按严格的理性有规则、有节奏、有目的地不断复现某些场景和事件，这种复现并非是人们当代非理性生活的反映，恰恰相反，是理性生活的反映，因为这种复现是为严格的理性目的服务的，它并非是作者混乱心理的自然流露，也不是人们无意识心理生活在文学中的横移和照搬，而是通过复现与其他叙事手法的结合，去巧妙严谨地把现实组织在虚构中。
对于阿兰·罗伯—格里耶来说，这可能纯粹是个文本形式或结构问题。虽然复现本身包含对世界的观念，但这种观念的实现还是取决于故事文本形式容纳复现的可能性。从文本形式或结构出发，复现才有创造的最大自由。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故事文本世界在这样的基点上开始复现：1、世界是规定并封闭的；2、时间及历史的本质是循环无尽、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3、建造一个纯属故事文本的主观时间和世界。
反悖手法由于其叙事效果奇特，往往对复现手法的情节推进和含义构成同时具有强化作用。
《橡皮》中，侦探瓦拉斯买橡皮的情景出现了三次，最后一次复现的场景包含着反悖前两次的意义，或者说包含着反悖前此情节的意义。橡皮可以擦去错误的痕迹，也可以擦去正确迹象。瓦拉斯总是找不到有关事情真相的迹象，因此他总是要买橡皮。前两次瓦拉斯都买到了不合意的橡皮，最后一次他买橡皮没有任何结果。在此之前他刚领了给安德烈·VS的信件，将由侦探变为杀手，这是最真实的或者是最不真实的，橡皮在这时的意义已无法确定，是否需要也就无从知晓。此外，《橡皮》中杜邦教授两次被同一型号的枪、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遭到枪击。第一次是凶手的真正谋杀，第二次是侦探的错误枪杀，这两次同样的情景呈现出极端的反悖，使普通侦破小说的模式彻底被打破，反悖复现的形式产生了特定的虚构世界和意义。
《窥视者》开始，和马弟雅思同船的乘客说：“今天，船准时了。”这句话单独看没有任何意义，但故事文本结尾反悖复现相似情形，一位女船客又重复了同样的话，把两句联为一个整体产生了意义：船准时表示没有任何事件或意外打断宇宙的正常运行，明明岛上已经发生了马弟雅思的经历和雅克莲事件，却像马弟雅思没有上岛时一样什么也没发生。
《去年在马里安巴》中，故事文本一开始，花园、两个不知名的男人和女人就在舞台上出现，其后，花园以及男主人公X和女主人公A在花园里的情形一再复现，其中的含义无从揣摸，当结尾X和A出走时，是向着花园的方向走去。花园的最后一次复现，反悖于此前多次复现的花园，这时的花园代表一种新世界或新生活。
反悖复现一旦在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故事文本中出现，便明确地在故事文本中划分出一道界线，区分出截然相反的含义两端。反悖逆反故事文本自身逻辑，破坏故事文本的情节逻辑连续和转换，填充和改变叙事内容。这两种手法结合在一个共同的叙事点时，反悖循环把叙事引向一个使人疑惑不定的方向。
复现是安排虚构世界时间的形式或技巧，反悖是安排虚构世界事件和人物的形式或技巧，利用反悖复现可以不遵守传统小说叙事的时间规则，并改变扩大这种规则，又可以创造非线性情节发展。但非线性多角度叙事不是阿兰·罗伯—格里耶的目的，而是手段，他的目的是建造一个纯属内心的想象世界或虚构世界。他用时间片断的复现和反悖关系，来代替逻辑的、线性的情节发展，把故事片断镶拼在一个四处复现和反悖的情节框架中。这里最重要的区别是：传统故事的每个情节具备单独叙事的功能，它必须和其他片断或成分组合，在整体叙事中才发挥作用。
与反悖复现本质一致、形式效果不一样的复现形态是横接复现。
横接复现是在叙述中途突然插进一段复现情景，它虽然与以前的某种叙述片断有直接关系，却与正在叙述的事物毫不相关，使正在进行的叙述被迫中断。并且，这种复现在以后的叙述中还会不断打断正在进行的叙述。这种叙述中的复现中转，是相互的，反过来被复现的叙述也会遭到其他叙述的复现打断。这种复现从单个形态看，它生硬而脱离故事文本叙述，横插硬挤进叙述中，并不发挥叙述作用，不能与故事文本的其他叙述相接。但从故事文本的整体形态看，即阅读完全部故事文本，我们才能悟到它与整个文本叙述相接，并在其中发挥不可缺少的作用。因此，我们称这种复现为横接复现。
《窥视者》中，马弟雅思在渡船上想起，他晨起前往乘船时，途经一户人家，窥见一个男人站在一张凌乱的床边，并似乎听到了一声喊叫或呻吟：“这喊声是悦耳的而且不含有任何忧虑；从喊声的音色判断，发出喊声的人大概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女人，或者是一个女孩子。她靠着一根支撑着甲板一角的铁柱站着；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操在背后腰眼上，两腿僵直，稍稍分开，脑袋倚在柱子上。”发出喊声的女孩和船甲板上的女孩不是同一个人，并且毫不相干，后一个女孩实际上是马弟雅思上船后见到的一个女孩的复现，故事文本不经任何解释和说明，便将两个女孩横接复现。在故事文本的继续发展中，我们才明白，小女孩的横接复现，是因为不断萦绕马弟雅思年轻时的女友维奥莱的形象和意念。并且，在马弟雅思的意识中，男人和女人或女孩、凌乱的床、红色的被单、黑白瓷砖地，总是同时出现的，故事文本总是将其他房间与这个房间的情景横接复现，呈现马弟雅思希望的或臆想的情景。
《纽约革命计划》里，横接复现的情景复杂多变，交错相叠。“我”、叙述者、劳拉、小劳拉、琼、混血姑娘、真本·赛义德、假本·赛义德、黑衣人、莫尔，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叙述的故事，他们在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不断横接复现，不但相互打断，而且相互打乱，把整部故事文本变成一张令人眼花缭乱的横接复现网，使人分辨不清故事或叙述的头绪，直到所有的复现最终停止，我们才能对复现的状况加以清理，以辨别其中的叙述痕迹。
要简单说明的是，横接复现与并列的含义不一致。并列也是一种组合多种叙述场景和片断的手法，但并列是在同一叙述平面上的组合，互相融合在一个整体内却各不相扰。横接复现则是在同一叙述线上的结合，它们单独存在时互相干扰、破坏，从同一整体的角度看它们却相互依附。
从横接复现看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复现手法，便会发现他对此运用得既娴熟又自如。复现手法使他的小说结构呈现出一种想怎样接就怎样接的样态，横接复现尤其能体现这一挥洒自如的手法在当代小说中的独特功效。例如谈到女孩马上就呈现一个船上的女孩，描绘到房间立刻转换为臆想的具体房间，叙述到大厅、纵火，大厅马上起火等等。
在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叙述流程中，横接复现的叙述与被打断、插入的叙述之间，具有明显的界限，使我们能对正在进行的不同叙述明确辨认、清理，但同时使我们对已发生的叙述疑惑不解，因为它同时容纳了两种或几种不同的内容，而它们之间从叙述的表面关系看毫不相干。这样，横接复现内容的含义我们不可能立即明白，必须等待叙述全部结束，才能从整体叙述角度对其加以破解。
问题在于，当叙述结束时，我们可能会明白阿兰·罗伯—格里耶在说什么，也可能仍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事实上，他的大多数文本都不会让我们读后完全立即通晓彻悟，他的文本具有谜一样的被反复读解的性质。
横接复现一开始出现，便具有混淆不同叙述的性质。虽然它在不同的叙述内容之间划出了明确界限，但一方面，它的插入和打断本身让我们疑惑，另一方面，在以后的叙述中，它们出现的频率愈高，叙述的面貌愈不清晰，愈让我们搞不清原有叙述和横接复现叙述之间的界限。横接复现在把叙述区分为不同板块的同时，也把它们混为一个混沌朦胧的整体。
即是说，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复现，对于不同叙述内容既有区分的性质，又有混淆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说，混淆复出是横接复现的延伸和发展，或者说两者互为因果：横接复现与整体叙述相接，要依靠混淆复现去实现，复现内容与其他叙述之间的界限混淆不清时，才能融为一个整体。而既清晰又含混正是阿兰·罗伯—格里耶的特有风格。
混淆复现对同一叙述片断的重复叙述或类似叙述，往往似是而非，互相否定，把被叙述的内容故意弄得模糊含混。
某种事物在被阿兰·罗伯—格里耶反复描述时，变成了异己的、非它本身的东西。《窥视者》中，8字形状的或者像8字形状的物体前后反复出现：卷成8字形的小绳、海堤壁上8字形符号、门上象8 字形的纹理、蟹螯在空中挥舞的弧线、两只海鸥在空中飞行的方向、铅笔画的8 字、手铐、剪报上相连的香烟烧过的小洞、周游全岛的路线等，这些不同的事物交叉并反复再现，它们的真实性及其本来性质趋于取消，再也无法辨认它们在叙述中是否被扭曲，是否是不同的东西，还是同一个东西，是否是马弟雅思的幻觉，还是真正存在过。这些不同的事物只是被抽象的8字形性质统一在一起，借此隐喻、暗示叙述文本中潜藏的含义， 它们自身的相互区别在这里已显得不重要。
阿兰·罗伯—格里耶常用混淆人物的手法来破坏叙述的简单化，而他混淆人物的典型手法是复现。通过复现，他把人物弄得非常奇特：一方面他们极不稳定，极易从人物的宝座上倒下来变成人物碎片，因为他们不具备传统人物的充实内容。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富于变化和适应性，可以把一个人物看成另一个，也可以把不同的几个看成同一个，相反，当然也可以把一个人物看成几个人物。《吉娜》中这样的情况非常极端。西蒙在废弃库房见到的吉娜、参加叙述的吉娜、和西蒙同居的吉娜、工场里发现的无名女尸以及西蒙自己都互相混淆，由于人物活动非常混乱，叙述内容也就难以确定。
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叙述中，更多的是幻觉、想象与现实、实在的混淆。《去年在马里安巴》中，这种故意混淆现实与幻想的观念被复现手法富有成效地加以实现。这是一部以幻想或者说以过去为主体构成的叙事文本，其中的过去与现在、幻想与实在强烈地纠缠不清，以致几乎完全变成了由人物幻想构成的叙事。文本中，人们现在的境况、活动几乎都是毫无意义的：打枪、喝酒、跳舞、赌牌；而有意义的活动几乎都与幻觉有关：看不知名的戏剧、听不知名的音乐，猜测不知名的雕像。男主人公X不停地向女主人公A讲述的事情，与俩人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很相似，我们辨不清复现的叙述是X讲述的过去， 还是正在发生的现在；是X的臆想还是现在模仿了一个过去或未来。同样的塑像、 小径和花园，使我们也同样辨不清是在这里，还是在马里安巴。由于事物、人物、幻觉都互相混淆，叙述的不同部分也互相混淆，甚至辨不清头尾，给我们的感觉是时间互相混淆或错乱了，在这个时间里发生的事，另一个时间也同样发生，时间好像停留在一个点上。《嫉妒》中，故事开始不久，弗兰克就谈到了他汽车抛锚的经历以及非洲小说的内容。故事结尾，弗兰克似乎才开始提及他汽车抛锚的经历和这本书的内容。但实际上，弗兰克和阿×都知道这本书，也共同经历了书中的内容和弗兰克的汽车“抛锚”。读者难以确定《嫉妒》所叙述的、非洲小说所叙述的、弗兰克所叙述的、嫉妒者所叙述的相互之间的界限，也分不清故事文本的头尾和中间叙述，似乎是一个简单的故事重复了多遍，而这种复现却混淆了我们的视线。于是，我们同时面对三个世界：嫉妒者眼中的世界、被嫉妒者活动的世界、故事文本叙述包含的世界。它们的重叠，本质上表达了一种人与物之间复杂、捉摸不定的关系。
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复现叙述是一种意义生成形式，它们是某种意义的特定因素。阿兰·罗伯—格里耶一向反对、摒弃直喻，喜欢隐喻，反复再现的叙述，暗示、强化某种意义，因此他的复现大都含有某种隐喻。
《橡皮》中的橡皮、《窥视者》中的8字形状物体、 《嫉妒》中的非洲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中的马里安巴、《在迷宫里》的街道、《一个幽灵城市的拓朴结构》中的神庙，都反复再现，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它们的含义不但难以捉摸，互相重叠交叉，甚至互相悖离，难以确定它们哪个真正存在、是单独存在还是同时存在。
《去年在马里安巴》中，花园以及X和A在花园情景，从头至尾一再复现，每次复现的情景略有变化，这种变化逐渐强调叙述中的隐喻，舞台上戏剧中的花园、X讲述的花园、A想象或回忆或错觉中的花园、照片上的花园、X和A实际所处的花园，全都交叉重叠。这朦胧不清的花园：究竟是X臆想的花园或者A错觉中的花园，还是X和A之间确定存在的花园；是过去的花园，还是现在或未来的花园；它要么存在，要么根本不存在，都无可确定，因为连X和A本人也分辨不清，他们已逐渐进入一种过去与现在，虚幻与现实不再分离的世界。而这世界正是花园所代表的，它隐喻着未来、希望或者过去、墓场。所以，X和A最终出走，仍然向着花园方向走去。
《嫉妒》中，那只被捻死的蜈蚣痕迹和弗兰克捻蜈蚣的情景反复出现。最终我们知道，那只蜈蚣在嫉妒者的眼中或者实际上，呈一个问号形状，它隐喻着弗兰克和阿×的情恋关系。令嫉妒者苦恼的是他极力想要对此关系视而不见或者消除这种关系，但实际上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而弗兰克捻蜈蚣的情景反复出现，则隐喻着在嫉妒者眼中，弗兰克对他和阿×之间的关系在进行掩盖，嫉妒者却冷眼旁观，洞若观火。所以，嫉妒者想象中或实际上对那块印迹用小刀和橡皮进行清理，这隐喻着他想清除对弗兰克和阿×之间情恋关系的怀疑和苦恼。然而这仍然无济于事，因为蜈蚣印迹被清除后，墙上留下了一大团白斑。
任何一种复现，最终都归结到或逃避不了一点：循环。
循环复现是叙事或故事的零度复现。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任何故事结束时都回到了叙述的起点。复现本来就是一种在叙述中操纵时间的手法，它的本质与时间的本质有关。循环复现的时间处于静止状态，复现沿着一个圆圈行进，永远是现在，或者永远是过去在现在的复现，没有未来。
阿兰·罗伯—格里耶循环复现的时间是封闭的，所叙述的世界也是封闭的。《橡皮》以杀手格里纳蒂枪杀杜邦始，以侦探瓦拉斯枪杀杜邦终。开端与结局是一样的，事情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其中发生的调查、侦破都毫无意义，枪杀仍旧按照预定的程序进行。《吉娜》第一章这样开头：“我在约定的时间到达：六点三十分。天几乎黑了。库房没有关，我推门进去，门没有装锁。”而最后一章的结尾复现了第一章的情景：“我在六点半准时到达。天几乎黑了。库房的门没有关。我推门走了进去，门上根本没有锁。”故事回到了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人物状态，整个文本叙述的一切，只是某个人物在某一瞬间的幻想，其间没有发生事实的或真正的变化，这意味着时间不断循环，回复到某一点上，一切都像没发生过一样，由于时间准确循环，事物就停留在现在状态中，没有起始和终端。这里循环复现表达了一种含义：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时间里，进行着不同的活动，却只是同一个人在活动，而所有人类活动、所有的历史，都只不过是一个人在一个时间的状态。这种循环复现，对应着故事文本中吉娜所说的人物在时间中滑动的科幻性质以及历史的时间本质。
《去年在马里安巴》中，所有的事物、情景、情节、人物都不断复现，直到最后一次复现，几乎回归到他们的原初形态。故事文本一开始，X用平淡的声音介绍着凄凉、沉寂、僵死、豪华的大旅馆。 结尾仍是X用平淡不变的声调介绍着毫无改变的大旅馆。故事中的一切， 都回复到故事的零度状态。X带着A出走，不过是再现了故事开头舞台上的戏剧情景。唯一的不同，是X的声音因带着A而增添了几分忧虑：“而现在您正在迷路，在这静静的黑夜里，单独一人跟着我永远迷失方向。”X 和A虽然在这个不断复现原初的循环圈上打破一个缺口走了出去， 却无法破坏这种循环，缺口自动弥合，圈内的一切都无法改变。
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复现，创造、强调了非传统的叙事和非现实的世界，这种独特的叙述形式，偏离了主体的惯性意愿，使主体迷失其中而丧失判断力。但同时，在反复出现的叙事片断中，又必然隐含着一个永恒不变的或变化万端的意义，迫使人们重新进行判断，因为这种复现不可能在脱离主体作用的情况下被叙述出来。
（发稿：解正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