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学概要》看裘锡圭的文字观与方法论
封珊
(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沈阳 110136)
摘要： 不少学者对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进行过评介，而书中涉及到的研究方法和隐藏在背后的文字观常为人所忽略，因此本文把关注点聚焦在裘锡圭先生的文字观及方法论上，试图从全书的宏观角度加以剖析。首先将其文字观提炼为系统观和发展观，系统观包括厘清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自成体系的一套术语、重视俗体字的作用三个方面；发展观包括古文字的划分和三书说的归类两个方面。其次将方法论概括为例证法、比较法和联系法。最后提出了引发的几点思考，包括古文字的划分有交叉、三书说并不能概括全部汉字、表意字的界限不明确、会意字的分类有交叉等。
关键词：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文字观；方法论
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1]是文字学领域的重要著作，历年来关于其介绍和评价的文献数量不少，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类。一是对全书的总体评价，如刘冰洁[2]对该书进行评介：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例证、对既存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二是对该书与其他著作的比较研究，如杨小静[3]选取了唐兰先生的《中国文字学》[4]、蒋善国先生的《汉字学》[5]与该书做比较，分别论述了各家关于汉字起源、性质、发展演变和基本类型等问题的观点。三是针对书中某一章节进行局部评价及深入研究，如王海利和王庆[6]结合了西方文字学研究的相关理论，把我国传统的文字学引入到国际背景下，对“三书说”做了比较文字学的考察，其中包括对裘锡圭先生的“三书说”的分析。裘锡圭先生借助这本著作展现了他独特的文字观和方法论，前述文献却少有对此专门论述，因此下面分别对其文字观和方法论进行分析。
一、从《文字学概要》看裘锡圭的文字观
(一)文字研究的系统观
1.厘清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过去研究文字学的人往往只讲文字形体和六书，忽略了对汉字跟汉语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研究。”[7]裘锡圭先生是古文字专家，《文字学概要》也是一本专注于文字研究的著作，但这并不妨碍裘锡圭先生对语言与文字的阐述，他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个相关联的系统，在研究文字时要注意区别“符号”这个概念，在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层面，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而在文字内部，它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书写符号体系。为了避免混乱，他在书中首先对“符号”进行界定和区分：一种是语言的符号，一种是文字所使用的符号。前者是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无论是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当人类需要对其进行记录时，所使用的便是语言的符号——文字；而后者是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二者不是同一层次上的概念(如图1所示)，例如“花”作为一个形声字由形旁“艹”和声旁“化”两部分组成，同时“花”又是汉语中花草树木的“花”这个词语的书写符号，在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层面，“花”是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在文字的内部层面，“艹”和“化”是记录文字的书写符号。为了进行区别，裘锡圭先生在书中把后者用“字符”表示，全书的论述也都是围绕“字符”展开，即在文字内部进行讨论，这就从本体出发把握了研究对象的本质。
图1 语言和文字的关系
2.自成体系的一套术语。前文提到，裘锡圭先生在书中使用了“字符”这一概念来表示文字本身的书写符号，他把字符分为三类：意符、音符和记号(如图1所示)。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据此可以清晰地把汉字的各个组成部分归入上述三种类型中，意符的内部还可以分类，用自己形象来表意的称作形符，古汉字里的独体字基本都是这一类，依靠本身的字义来表意的称作义符，形声字的偏旁大都属于这一类。很多意符和音符由于字形、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失去了原有的表意、表音作用变成了记号，这是记号的一部分来源，还有少数记号是吸收原始社会一直使用的记号进入到文字体系中来。因此，裘锡圭先生把汉字分成了意符音符文字和意符音符记号文字两大阶段，符合汉字的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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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假借时，裘锡圭先生选择了假借字和本字这组术语，并给本字下了定义：用来表示自己的本义或引申义的字，对假借来表示这一意义的字而言就是本字。而在讲分化时，他选择了母字和分化字这组术语，他这样做就是为了把这两组术语进行区别，因为不少学者也把与分化字相对的称为本字，使用母字这一术语就不会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和混淆。
而面对有争议的概念，裘锡圭先生则选择避开不用，如一直有歧义的“大篆”，他认为是指籀文这一类时代早于小篆而作风跟小篆相近的古文字，有些学者认为它是早于小篆的古文字，有些学者则把它视为西周晚期金文和石鼓文等文字，王国维的说法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唐兰则称春秋到战国初期的文字为大篆，这个名称在文字学研究领域的使用相对混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裘锡圭先生建议最好不用这个术语，以免造成误解。
3.重视俗体字的作用。“俗字在汉字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要想建立起完整的、高水平的汉字学，必须先深入研究各个时代的俗字。但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文字学者却并没有给予俗字研究以应有的重视。”[8]裘锡圭先生在书中特别强调了俗体字的作用，如在论述商代文字部分时，他提出可以把甲骨文看作当时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而金文大体上可以看作当时的正体字。这是书中首次把俗体字引入了字体研究范畴，历来的统治阶级都轻视俗体字，但裘锡圭先生却把它抬到了新的高度，认为有时一种新的正体就是由前一阶段的俗体发展而成，俗体的某些写法后来为正体所吸收或者明显地促进了正体的演变，这就打破了以往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线性看法，不再是单一地认为先有甲骨文后有金文，或是金文由甲骨文发展而来，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并行。在讲六国文字时，他提出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正体后来演变为小篆，俗体后来发展成隶书(如图2所示)，这一看法也是大大提高了俗体字的地位，他认为俗体不是没有对正体产生影响，而是始终没有打乱正体的系统，可见，俗体字在文字的发展过程中也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只是历来人们疏于对它的重视，从而把文字的演变史简单化、单一化。把俗体字加入到形体演变的分析过程中，体现了裘锡圭先生对汉字形体的整体把握。
图2 秦系文字发展过程
(二)文字研究的发展观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是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发展。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对唐兰先生的《中国文字学》有不少继承与发展的地方，特别是该书的两大重点——形体演变和结构类型上，两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异同比较。
1.古文字的划分。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包括殷商系、两周系和六国系，秦系和汉以后的篆书并列一节，裘锡圭先生在讲述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时参考了这个分法并对名称进行了改动，把古文字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四类，将秦系文字加入到了古文字队列，肯定了秦系文字的古文字性质。可以看出，唐兰先生的分法侧重期，根据时间顺序的前后讲述，而裘锡圭先生的分法侧重类，根据同一类型的相同属性讲述，目的是把字体演变过程梳理清晰。
2.三书说的归类。唐兰先生在其《古文字学导论》和《中国文字学》中都提到了“三书说”：象形、象意和形声，他认为“象形象意是上古期的图画文字，形声文字是近古期的声符文字，这三类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4]61其后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里指出了唐兰三书说把假借排除在外，象形和象意的划分意义不大两点不足，并且进行改进提出了新“三书说”：象形、假借和形声，裘锡圭先生基本肯定了陈说，把象形改成了表意，建立起自己的新三书说，即表意、形声和假借(如图3所示)。唐兰先生曾说：“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4]63裘锡圭先生则认为这是片面地把字的形音义与结构类型联系在一起，暴露了三书说的缺点。这体现了他勇于探索、敢于突破前人旧说的创新精神，在文字学研究中引领了一次新的飞跃。
图3 六书说到三书说的变化
(3)上形下声，如草、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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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形右声，如江、河；
(2)右形左声，如鸠、鸽；
在讲形声字的形旁与声旁时，裘锡圭先生不仅论述了省形和省声、多形和多声两组特殊情况，还特别看重形旁和声旁的位置关系，贾公彦在《周礼疏》中把形声字分为六等：
综上分析，本工程沥青混凝土心墙竖向轴线选用垂直式；平面轴线位于坝轴线上游侧、与坝轴线平行直线布置，同时考虑坝体结构布置及沥青混凝土心墙与防浪墙、两侧岸坡连接后，以确定心墙平面轴线位于坝轴线上游1.25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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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声下形，如婆、娑；
高校作为行业专门人才培养的主体，必须积极应对就业环境和国际形势所发生的变化，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要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能力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适合社会企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新机制。
(5)外形内声，如圃、国；
(4)下形上声，如盂、禁、斧、岱、肓；
(6)形占一角，如疆、载、颖、滕、修；
(1)左形右声，如防、祥、靳、峡、肌；
(2)右形左声，如祁、欣、斯、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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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形下声，如宇、楚、芹、崔、霖；
(6)外声内形，如闻、问[4]83。
(7)形外声内，如圆、阁、匪、衷、衙；
该益气通脉汤方中以黄芪益气补血生阳为君；水蛭祛瘀散结，通经破血为与地龙为臣，地龙通络活血、利尿；三七止血、散血、定痛；柴胡疏肝行气解郁；泽兰活血化瘀，行水消肿，诸药配合共凑活血化瘀、理气通络之功效。益气通脉汤具有较强的抗血栓形成及改善血流变的作用。同时可以调节机体凝血机制，加快血栓的溶解，改善血液的循环，从而降低血小板的聚集。
裘锡圭先生则给出了自己的分类：
(5)声占一角，如旗、房、病、徒、近；
(8)声外形内，如齑、闻、篡、哀、辩。
同时他不局限于形旁的表意作用和声旁的表音作用，提出了“有义的声旁”这一论断，一反常理，尖锐地指出了声旁与意义的关系，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为词义特别是语源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讲古文字阶段的汉字这一章时，商代文字选用了甲骨文为主、金文为辅的文字资料，通过记名金文、早期甲骨文、一般金文和晚期甲骨文展现了这一时期甲骨文和金文在形体上的不同特点；西周春秋文字选用了金文作为主要文字资料，直观地显示出文字线条化、平直化的趋势；六国文字可供参考的资料较多，有金文、玺印文字、货币文字、陶文、简帛文字等，除此之外还提及了保存在《说文》和三体石经中的“古文”，生动形象地证明了六国文字异形的特征；秦系文字选用了石刻文字、金文、印章、封泥文字、陶文、漆器、简帛文字等作为资料，这一时期字形明显经过简化，象形程度降低、规整匀称程度提高；隶楷阶段则选用了石刻和墓志文字、简牍文字、帛纸文字等作为资料，对汉字构造和形体的特点加以论述。不同的时期采用不同的重点资料，既有所侧重，又反映了裘锡圭先生占用原始资料之丰富，这也是文字研究工作的必要前提。
二、从《文字学概要》看裘锡圭的方法论
(一)例证法
《文字学概要》一书不可忽视的特点便是其丰富的文字材料，一方面裘锡圭先生把当下新的发掘材料和研究成果用于文字学的领域，在解释汉字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时，他使用了出土文物中的原始材料如在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发现的符号来追溯汉字的起源时间；另一方面他广泛利用各种文字材料，在分析文字形成的过程时，对古汉字、圣书字和楔形文字这些古老的文字体系做异同比较，还采用了纳西文资料做对比，引用了纳西族经典《古事记》来证明原始文字阶段存在文字与图画混合使用的现象。
科研费用控制不当，虚列支出，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导致科研费用支出失控，造成经济损失。例如，超预算使用，超范围发劳务费等等。
“三书说”分三个章节，每一说下面的汉字都有丰富的例子做支撑。例字的归类以较古的字形为准，接近图画的记名金文注“图”，殷墟甲骨文注“甲”，商周时代一般金文注“金”，秦汉篆文注“篆”，汉代隶书注“隶”，裘锡圭先生在书中列举了大量实例，依次按照古文字与现代汉字的顺序排列并给出解释，使读者有据可查，同时配合对应的书面材料互相佐证，多次采纳了《说文》的语料，其他著作的语料如《论语》《书》《淮南子》《玉篇》《广韵》等也作为参考，是出土文献与书面资料“二重证据法”的体现。
(二)比较法
尽管裘锡圭先生没有在书中直接表明自己采用了比较法，但行文随处可见这种比较思想的痕迹。如讲完异体字，随后紧跟同形字的内容，并且指出二者的性质完全相反，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都涉及字形与音义的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异体字的形不同但却只起一个字的作用，如“蹟”和“迹”；同形字的形相同却起不同字的作用，如
和
无形中让读者尝试比较，通过找寻异同点来更好地掌握异体字和同形字。再如讲到假借和通假、引申问题时，明确了书中的通假是狭义的概念即指借一个同音或音近的字来表示一个本有其字的词，这种通假应该包括在假借内，而语义引申是一种语言现象，借字表音是用文字记录语言的一种方法，二者过去常常被混淆实则性质不同应当区分开来；特别是讲到同义换读时，点明了书中的假借是音借，而同义换读是义借，加上在讲会意字时提出的形借，三者共同组成了文字借用现象，分别对应字的形、音、义，既有比较又自成系统。
（2）林业技术推广的人力、物力、财力比较欠缺。林业推广技术这项工作的工作周期非常的长，并且具有系统性的特点，短期的投入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在林业推广的实际工作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林业部门所涉及到的工作内容有很多，但是资金却很有限，有限的资金很难投入到如此多的工作之中，但是在林业技术的推广上所能用到的资金就很少了。除此之外，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多，并且在对林业技术的推广工作落实上并不到位，所以，林业技术推广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一直不大。
(三)联系法
前文提到裘锡圭先生的系统观首先体现在他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深刻认识上，这一观念反映在方法论上便是注意到汉语与汉字的联系。如他在论述一词多形现象时，梳理了通用字、古今字、异体词等术语，加上异体字、同形字等问题，都是词与字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他虽然在书的开头有意识地对二者进行区别，把核心锁定在文字内部，但最后还是回到这一层次上来，没有把二者割裂开来使汉字成为孤立的存在。
在文字内部，文字学侧重对字形的研究，但裘锡圭先生不但没有忽略字音和字义，还把字形与字音、字义结合起来，如在表意字一章，单独一节专门用来讲字形在词义研究的作用，他认为表意字能够帮助我们确定字的本义，有时能帮助纠正长期以来对某个表意字所代表的词的涵义的不够确切的理解，甚至还能借此找出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本义来。不过裘锡圭先生也强调，字的本义不等于词的本义，字形表示的意义不等于字的本义，在研究词义发展时不要被本义就是假借义的引申义的字引入歧途，曾经使用同一个表意的字形的两个词并不一定有亲属关系，这些都是应当注意的问题。此外还设一章专讲字形与音义的错综关系，针对一形多音义现象给出了语义引申、假借、同义换读、异字同形四个原因。再如讲文字的分化与合并时，先讲分化后讲合并很大程度上因为合并往往是以分化为前提的，如并入自己分化字的母字“侌”和“陰”，并入母字的分化字“捨”和“舍”等，把本来对立的两种现象结合起来，条理清晰易于理解。
三、从《文字学概要》引发的若干思考
(一)古文字的划分有交叉
裘锡圭先生把古文字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四类，书中秦系文字指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以及小篆，横跨了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秦系文字三个阶段，从特点上来说，这样划分有助于归纳形体演变的轨迹，但从时代上考虑则出现了交叉的情况(如图4所示)，容易引起混乱，因此这样的分类值得商榷。
图4 古文字分期和历史分期的交叉关系
(二)三书说并不能概括全部汉字
书中列举了几类不能归入三书的汉字，有记号字，如“五”“六”“七”“八”等；半记号字，如“丛”是现代为“叢”造的简化字；变体表音字，如来自“兵”的“乒乓”；合音字，如表示“不用”的“甭”；两声字，如“牾”的古体“啎”等，尽管这些字为数不多，但也表现了三书说的不足。
(三)表意字的界限不明确
表意字是三书说的第一大类，里面包括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会意字、变体字六类。一方面，象物字和象物字式的象事字区别意义不大，前者代表的是“物”的名称，后者代表的是“事”的名称，二者本质上实属一类，基本等同于六书中的象形字；另一方面，抽象字和指示字本质上实属一类，基本等同于六书中的指事字。把原本一类的字细分体现了对研究对象的深刻认识，但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
1988 年，毕节试验区建立后，交通建设成为历届党委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1992年，大纳公路建成通车，川黔两地有了依靠汽车轮子的频繁往来。1993年，毕节修建了从城区到大方县归化长17.5公里的二级公路，这段路被称赞为“志气路”。2002年，贵毕高等级公路建成通车，毕节到贵阳有了第一条“快车道”。
(四)会意字的分类有交叉
会意字是表意字里的第五类，裘锡圭先生把它分成了六个小类：图形式会意字、利用偏旁间的位置关系的会意字、主体和器官的会意字、重复同一偏旁而成的会意字、偏旁连读成语的会意字、其他，但各个小类之间有交叉情况，如“朙”是古“明”字，字形表示月光照在窗户上，书中把它归入了利用偏旁间的位置关系的会意字一类，但它同样具有图形式会意字的特征；再如“从”字，书中把它归入图形式会意字，字形表示一个人跟从另一个人，也可以把它归入重复同一偏旁而成的会意字。可见会意字内部的分类具有交叉情况，彼此之间的界限不是很分明。
四、结语
本文着重分析了裘锡圭先生的文字观和方法论，将前者提炼为系统观和发展观，其中系统观包括厘清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自成体系的一套术语、重视俗体字的作用三个方面；发展观包括古文字的划分和三书说的归类两个方面。将后者概括为例证法、比较法和联系法。文末提出了若干思考，如古文字的划分有交叉、三书说并不能概括全部汉字、表意字的界限不明确、会意字的分类有交叉等。总之，《文字学概要》是一部充满创新精神的著作，在文字学领域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特别是裘锡圭先生的文字观和方法论，为语言文字的学习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 刘冰洁.《文字学概要》评介[J].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4)：50-51.
[3] 杨小静.通论性文字学著作经典的对比研究[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3):167-169.
[4] 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 蒋善国.汉字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6] 王海利,王庆.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新“三书”说[J].文史哲,2014(5):70-81.
[7] 裘锡圭.40年来文字学研究的回顾[J].语文建设,1989(3):2-10.
[8] 裘锡圭.《汉语俗字研究》序[J].古汉语研究,1994(2):1.
An Analysis of Qiu Xigui’ s Views on Philology and Methodology from Outline of Philology
FENG Sh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Many scholars have commented on Mr. Qiu Xigui’s Outline of Philology , But the research methods involved in the book and the hidden text behind it are often ignored.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Mr. Qiu Xigui’s view of characters and methodology, and tries to analyze it from the macro point of view of the book. First of all, the concept of text is refined into the view of system and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he former includes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haracter, creating a set of terms in the system,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 of popular forms of characters; the latter includes the division of ancient character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Sanshu theory. Secondly, the methodology is summarized as exemplification, comparison and connection. Finally, some reflection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intersection in dividing ancient characters, the theory of Sanshu being unable to generalize the whol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indeterminacy of the limit of ideographic characters, and the cross connec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ideographic characters.
Key words Qiu Xigui; Outline of Philology ; view of philology; methodology
收稿日期： 2018-12-10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域外汉籍《燕行录》所见明清语言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4BYY113)；2018年辽宁省社科联项目“加强辽宁历史文化保护研究”(2018lslktyb-068)。
作者简介： 封珊(1994—)，女，辽宁盘锦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H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0312(2019)04-00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