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特征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0)03-0063-06
在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思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世界越来越小的今天，回首一百多年比较文学思想的发展轨迹，使我们确信，比较文学所形成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思想不能不使其成为当今的显学。尽管有人指摘代表比较文学发展第一阶段的法国学派囿于对文学外在关系的“渊源”和“影响”的实证主义研究，及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是它毕竟把文学研究的目光扩展到一国一族之外，走上了对文学进行“国际性”研究的轨道；而作为比较文学第二阶段代表的美国学派，注重对各民族文学间文学内在问题的平行研究，并将文学研究和其他诸如艺术、哲学、历史、宗教等社会学科的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进一步拓展了跨国别、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然而这种研究仍没从西方中心主义解放出来。如乌·威斯坦因就明确谈到自己“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1](P9)而7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起来的以“跨文化”为特征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三阶段，形成了各种后现代理论，文化人类学、阐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读者学，乃至精神分析、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等当今人文、社会学科的各种理论学说广泛参与的，把文学研究置于、乃至融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宏观视野之中的新局面。中国学派在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之中寻求两种文化的互释和对话，寻求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路，推动着这一局面的发展。总的来说，比较文学向跨文化、跨学科方向的发展，是人类文化思想求索的必然走向。
从这一必然走向来看，由于意识形态分歧等种种原因而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是值得重视的。目前的比较文学的思想体系多是从西方世界舶来的。而在当今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对于完善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跨学科的发展走向，对于彻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局限的阴影，对于总体文学研究体系的建构，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中的许多思想，是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
苏联历史比较文艺学的一个根本性的思想基础，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过程具有一致性和规律性的思想。由此，苏联历史比较文艺学发展了历史类型学的思想，文学的影响和接受的规律性的思想，建构总体文学及世界文学史规律性、统一性的思想和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文学思想。
一、苏联历史比较文艺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历史类型学思想，就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过程决定着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的规律性发展的认识。
苏联历史比较文艺学的创始人维·马·日尔蒙斯基(1891-1971)指出，在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的同一阶段上，会出现大量类似的文学现象。在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和接触的情况下，这种类似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历史学的类型。由此，可以对诸多文学现象（体裁、风格、情节、主题、典型以及作家、流派、思潮……）进行历史比较研究。
正如受到同一种历史时代相类似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状况的制约而使欧亚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关系出现过很多相似的特点一样，在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不同民族间，尽管在缺乏直接联系或影响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十分相似的特点。作为历史类型学相似的例征，日尔蒙斯基举出东西方各民族在封建时代基本上相互没有直接的文学影响的情况下，各自所产生的一些类似的文学现象。如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中世纪日尔曼语系和拉丁语系民族史诗，俄罗斯人的壮士歌，南斯拉夫人的英雄歌，以及突厥语系和蒙古语系民族的史诗创作等等的相似；又如在12-13世纪时法国普罗温斯的行吟诗人和德国歌唱武士爱情的游唱诗人的骑士抒情诗与稍早一些时候（9-12世纪）流传在阿拉伯人中的爱情诗歌的相似；再如西方12-13世纪流传的诗体骑士小说和11-13世纪伊朗语文学中的所谓爱情史诗的相似。
他还指出，尽管近代文学与中世纪文学相比，体裁方面传统的、典型的、稳定的东西已为更为分化的民族特点和更为个性化的艺术手法所替代，但是，仍然不乏这种历史类型学相似的例子。比如，市民戏剧和家庭小说这种新的体裁的出现几乎是在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英国和法国同时出现的。这是和当时这两国资产阶级的活跃及为其生活利益和艺术趣味服务的文学的产生相联系的，不能归诸于影响的使然；又如德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的产生也可以追溯于同一年代——1798-1800年，而当时英国和德国的老一代浪漫主义代表几乎还没有个人间的接触。
作为一般文学史过程的例证，日尔蒙斯基指出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各民族文学—社会思潮的相同的、有规律性的一系列演替以及与各种思潮相联系的主要文学艺术流派的更替与斗争。这些流派的类似是可以用这些民族的发展条件的类似来解释的。比如，欧洲各民族进入近代社会后出现的各民族文学共有的规律性的文学流派演替：文艺复兴、巴罗克式、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这种历史类型的相似性特征可以表现在思想和心理内容上，也可以表现在主题情节上、艺术形态和艺术境界上，以及体裁结构、艺术风格特点上。
当然，这些历史类型的相似性特点又是伴随着各民族、国家社会历史的差异而同中有异的。由于各民族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学传统的差异，各种思潮和流派在不同国度形成和延续的时间是不同的，并且形成不同的民族特色。而在某些文学思潮与流派之间，还可以存在过渡性质的现象。比如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到所谓“前文艺复兴”和“前浪漫主义”。又比如，19世纪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代表巴尔扎克、狄更斯、果戈理，他们与浪漫主义紧密相连而不同于后来的福楼拜、萨克雷、托尔斯泰。对这些过渡性现象的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出其相似性的、合乎历史规律性的特点。总之，一般文学过程的个别阶段在不同的民族文学中，表现出的典型程度可能是不同的。在有的民族文学中可能表现得经典些、辉煌些，在有的民族文学中可能就表现得弱一些。比如法国和英国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就比德国更强一些。
比较研究这些特点的积极性在于：确定在社会制约中的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及各族文学的民族特点；确定由于历史过程的地域性特点，以及这种特点所造成的民族的、历史的独特性和各民族文学现象的个别性差异的关系。
这种历史类型学的比较研究既不同于实证主义的影响研究，也区别于对诸文学因素的平行比较（如主题学研究）。它的特征在于，把研究的对象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下，对其间的异同不仅进行系统性的陈述，而且对其成因进行社会历史的探索和历史的、具体的说明。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把作为社会科学学科的比较文学建立在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这就使比较研究不迷惑于某些文学现象表面的相似性和风牛马不相及的滥比的随意性，而使比较研究的对象得到本质的深层的揭示。这是当今比较文学学科建设首先应该注重的。
二、文学的影响和接受的规律性是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研究的又一个重点。日尔蒙斯基认为，文学现象的相似，一方面可以是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的相近造成的，由此产生历史类型的类似；另一方面文学现象的相似也可以是各民族间的文化、文学的接触、交融所致。
首先，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存在个别部分之间没有相互影响而绝对孤立发展的例子。一个民族的文化愈发展，他和其他民族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就愈密切。这种相互影响、作用的最一般的情况就是，在社会发展中走在其他民族前边的民族的比较进步的文学对于社会关系比较落后的民族的文学的影响。比如在近代的欧洲，可以勾划出文学影响的显明的连续性，在某一历史阶段处于社会发展先进地区的国家轮次成为这种影响的策源地。15-16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18世纪英法的资产阶级启蒙文学运动，19世纪的法英的批判现实主义就都曾有过这种国际性的影响。
同时，民族间文学影响得以实现的基础是该社会、该文学中存在有“输入”这种影响的内在需要，其自身中存在着多少已在形成的类似的发展趋向。因此，影响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不是单纯来自外部的机械性推动力的结果，而是有规律性的，是受社会制约的。这一制约性取决于前一时期民族、社会、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俄国历史比较文艺学的奠基人亚·尼·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早在上个世纪就提出了著名的“迎汇的潮流”的概念。维谢洛夫斯基指出，对别国文学影响的“借用要求于接受者一方的不是空地，而是迎汇的潮流，是相似的思想方向和相近的幻想形式”。“迎汇的潮流”的理论依据是，在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各种相同形式得以发展的必然性。而影响的实现总是接受者对于借用因素进行创造性改造，通过具有独特创造个性的作家的运用而接受过来，融汇到自己民族文学的传统中。日尔蒙斯基援引马克思的举例说，17世纪法国戏剧“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斯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
他还举出18世纪英国人弥尔顿(1608-1674)的以圣经为题材的长诗《失乐园》对德国市民文学的影响的例子——出现了克洛卜施托克的同一题材的宗教长诗《救世主》。而弥尔顿笔下具有清教徒英勇的革命精神的撒旦的悲剧形象已经变为基督这一不抵抗主义的英雄的抒情形象。他的全部伟大在于温柔地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日尔蒙斯基认为，弥尔顿的基督教史诗在18世纪德国文学的土壤上的变形，这种文学影响中的变形鲜明地表现出两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区别：即17世纪英国清教运动作为革命资产阶级的战斗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无力的德国市民阶层感伤地陷于对内心抒情感受的内省观照的虔敬主义。
实际上，在一民族内部，“迎汇的潮流”的存在，在很多情况下也使确定有否影响成为难题。比如18世纪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文学中的市民戏剧和家庭小说这些体裁的产生，正如一些法国研究者认为的，起码在这些体裁发展的初期，应该从民族文学的传统中，而不是从英国的输入中来探讨其渊源。而另一方面，如晚期的狄德罗的市民戏剧及其理论，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受到英国作为一个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
由此看出，历史类型的类似和文学的相互影响是辩证地相互联系的，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应视为是同一历史现象的两个方面。因而，不是把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分裂而对立起来，而是把平行研究、类型学研究和影响研究在社会历史统一性的思想中有机地统一起来，就成为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对当今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具有启蒙意义的又一特征。
三、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2](P15)。这也正是一百多年以来比较文学发展的走向。实际上，维谢洛夫斯基早在1870年在彼得堡大学开讲总体文学史课程时，就提出了建构“总体文学”的系统思想；而日尔蒙斯基、尼·约·康拉德(1891-1970)等继维谢洛夫斯基之后发展了苏联历史文艺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一个共同的重要思想，就是要建构总体文学，或世界文学，要在整个世界的社会文化的系统内来研究各种文学现象。而这一构想的基础，就是确认人类社会历史和作为其一部分的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有着共同规律性的统一的过程。
日尔蒙斯基认为，只有把文学过程作为整个社会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来理解其统一性和规律性，才有可能建构总体文学，揭示其特殊的规律性。否定历史的乃至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就会使总体文学变为各民族文学的个别现象的简单集合，把各民族间的文学联系和相互影响变为各国作家之间的一系列偶然经验性的“相遇”。由此，他提出，真正的总体文学应当克服西方传统文艺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必须使古典的和当代的东方文学、亚非文学在宽广的历史图景上找到自己相当的位置。他指出，欧洲文学的历史的研究要求更加深入地了解东方古典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因为他们当时在总的文化发展上是走在欧洲前面的。
康拉德也提出“世界文学史”的研究任务在于，要认识文学在各民族中的产生发展过程，要在真正全世界的范围来考察这一过程。世界文学史是全人类共同活动的成果，尽管人类各部分之间存在着纷争，而在文化领域则总是处于相互交流之中的。世界文学史的研究应该促进社会意识中关于社会进步的真正标准和概念的巩固。世界文学的前进运动反映着社会进步和人道主义不断的发展，而这种前进运动在东西方国家又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发展阶段。
作为一个东方学家，康拉德指出，人文学科中的欧洲中心论是个必须克服的倾向，因为它总是潜藏着机械地把从西方国家历史文化中所揭示出的某些范畴硬性地挪用于东方历史文化的意向。而东方学的新的任务就是要对社会发展的某些一般理论原则，其中包括文学发展史的某些一般理论原则，根据对东方文化研究的结果予以修正。康拉德的这一思想是十分珍贵和重要的。
康拉德关于“文艺复兴运动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的论述就是运用历史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的跨文化研究和总体文学性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东西方各民族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具有典型性的文学体系的生成、影响、流变，及其人类文学生活的共同进程。他指出，作为世界性的文艺复兴运动，在不同民族地域的起止时间是各不相同的。他认为，这一过程起始于公元8世纪的中国，继而是9世纪的中亚、伊朗和印度西北部，直至13世纪的意大利。最后文艺复兴终止于17世纪的法国（在西方）和日本（在东方）。
而近代文学——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是首先在英国与法国发展起来的，在东方是在日本首先发展起来的，继而遍及其他国家，其时间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这一世界性的文学运动过程与文艺复兴运动相反，是从西方到东方，运动的顶峰不在起始国家，而是在（西方的）俄国——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和（东方的）日本——岛崎藤村、夏目漱石。这种对各个民族历史上“文艺复兴”时代的研究，对世界近代文学的总体研究，就是要真正理解这些文学－文化时代的历史意义，探索引发和决定它们的历史条件，说明这些时代在某一民族历史上，并由此在全人类历史上产生、发展的规律性。
值得指出的是，俄苏的许多东方学家、汉学家在自己的领域中成功地运用了历史比较文艺学的这些思想。比如，苏联汉学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提出文学的历史比较的方法对于建立真正的东方学是极其重要的。他指出，“对于中国文学的历史，正如对于其他一切文学的历史一样，比较研究的课题，乃是最重要的。因为正是这些研究课题直接地导向建立世界文学史的相应部分。”
他在1926年的一篇讲义《中国文学和它的读者》中指出，必须进行“某种形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应该在我们的成熟而过于僵化的思想领域中为新的思想开拓出空地来。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能理解中国人最为珍爱的东西……”
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统一性和互补性。他明确地反对一些西方学者臆构出的“东方主义”，指出“中国文学史应该是采用比较性的阐述方法来写。为的是把它从异国情调化的、与世界疏离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必须批判自古以来人们所谓的“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远也走不到一起”的说法。他把中国文化、文学视为世界文化、文学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在1920年写的《中国文学》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插曲或丛书中孤立的一本。如果说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作为当代欧洲文学的基础而有着世界性的意义，如果说在其影响下成长繁荣的欧洲文学，自身也相互影响而成为世界性的，那么也有理由断言，中国文学也有着世界性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明确地指出：“在欧洲的诗学中间，也有着中国诗学的地位。”[3](P281)
在总体文学的思想、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思想日益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的当今时代，应该注意到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致力于在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系统中对东西方文化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这一重要特征。这一特征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历史具有多样性的统一性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点之上的。而历史比较文艺学既强调东方文化、文学的主体地位、独特性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又指出东西方文化从根本上的统一性的思想，这是和我们中国“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思想十分接近的。这些思想对于当今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最后，由于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的基本思想是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这就成为主张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的一种理论基础。维谢洛夫斯基明确指出：“文学史，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是一种社会思想史，即体现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运动之中，并用语言巩固下来的社会思想史。”他形象地指出，“文学史很像是国际法认作res nullius（无主物）的地域。文学史家和美学家，博学者和社会思想的探索家都可以深入其间进行捕猎。而每一个人都会按其不同的能力和观点，带着对其产品或猎物所持的内涵远非一样的美学观念，从中得到所能得到的东西。”[4](P52-53)
历史比较文艺学的这一思想就为各种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广泛地跻身比较文学其间奠定了基础。而实际上，运用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思想的学者们正是进行了广泛的跨学科的研究实践。比如康拉德对东方学的研究就广泛涉及了东西方历史、文化、哲学、宗教、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也是把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和对翻译学的研究，对中国的艺术（书法、绘画）乃至整个文化思想、国情民俗的研究融为一体。
这样，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就为当今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走向提出了社会历史学方面的坚实的理论依据，使跨学科研究不再是一种人为的、偶然性、随意性的外在连接，而是揭示出跨学科研究恰恰是洞视文学－文化现象更本质、更深层的联系的必由之路。
总之，在当今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跨文化、跨学科、建构总体文学的发展走向等各个问题上，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都从自己的社会历史研究的独特视角进行着对话。而如何融汇这一研究思想的本身，也正是对当今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种测验。
收稿日期：200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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