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信息传播的特点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启示论文,信息传播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的政治信息内容庞大，参与者与受众者人数众多，影响广泛。在国内外，其政治信息传播的质量和结果均表现良好。美国政治信息传播的特点是主体和平台多样化，各种传播主体和平台各有不同的功能，同时又相互补充配合，形成了一个立体运行系统。美国的主流政治意识由多元主体参与、自下而上形成为主。在各种主体中，美国联邦政府处于最主动、最积极的地位，是政治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并不能自上而下规定主流政治意识。这种态势既制约了美国联邦政府在信息传播方面的行动能力，又赋予了美国联邦政府强大的灵活性和可信度。
1.主流共识抵制极端思想
美国实行思想和言论自由，各种思想只要不直接造成暴力犯罪，就可以合法存在和传播，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思想和言论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赞赏，所有的思想和言论都在传播过程中占据相等的地位。例如，种族歧视的思想和言论，在民权运动以后也可以存在，没有人会因为试图传播种族歧视的思想和言论被关押，但是试图宣传种族歧视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抵制。反对种族歧视是全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的价值观，是社会的主流共识。这种共识的牢固性不仅因为这是自下而上生成的而非自上而下灌注的，而且还以少数人持有种族歧视为条件，反种族歧视的思想在不断地反对、批判种族歧视思想中进一步深化和巩固。因此，在美国的政治信息传播过程中，是通过社会构筑了坚强的主流共识，来抵制和抑制极端的思想和言论。
2.主流共识的可移动性
美国的政治信息传播中存在坚强的主流共识，但是这些主流共识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可移动的。社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主流共识在缓慢变动着，如关于妇女权益、同性恋者权益、死刑的存废等问题，美国社会在这些问题上的主流共识在最近的一百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过去认为妇女没有资格在政治选举中投票到认为妇女应该全面参与政治生活，由过去认为同性恋者是病态人群到认为他们的性向应该得到尊重。主流共识发生移动的过程中，尽管也有激烈的斗争，但大致是和平的。主流共识之所以能够和平地变动，主要是因为政治信息传播是自由的，各种观点自由交锋，争取说服大众，只要大众被说服了，这种或那种观点就成为主流共识。
3.对立政治信息的平衡
美国在政治信息传播过程中，十分重视各种对立思想的平衡，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其方法通过赋予差异思想和言论以基本相当的空间发表，从而使得差异思想互相平衡，美国对于非极端的思想差异采取弹性态度，并不致力于辨别哪种思想正确或错误，甚至不致力于辨别哪种思想更合理，而是容许差异思想的存在，并认为思想多元是社会活力的前提与表现，并给予精英和民众选择的可能性。为了保护思想的多元生态，美国社会自觉不自觉地避免让一种思想占据超强的统治地位，而是让各种思想保持对立平衡。
4.辩论作为传播的利器
美国的政治信息传播主体虽然生产和传播了大量解释性的信息，但是更把辩论作为有效的传播手段。面向大众的宣传在选举、议会这样的辩论环境下，更能最有效地吸引听众和观众。美国的政党、利益团体通过对政策、事件和人物的报道、推演、诘问、辩论把理论和理念寓于其中，使得受众在理解政策、事件和人物的同时，明白了其中蕴含的理念和理论。
5.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性
美国的政治信息传播主体十分重视与受众的互动，他们随时注意受众对传播出去的信息的反应，然后根据这些反应调整自己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法，较少单向地说教和传送，而有较多的传播者和受众的热烈互动。传播者不仅不担心受众对其所传播信息的质疑，反而欢迎这种质疑，以便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澄清，增强自己思想的接受度。传播者也可以在受众质疑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不足甚至错误，及时调整自己的信息内容，使其更容易为受众接受。
6.表面上无序与实质上有领导
美国的政治信息传播表面上毫无秩序，实际并非如此，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自然产生了领袖机构和领袖人物，如著名的智库、一些特别有影响的媒体及其专栏作家、全国和地方性的政治人物。他们是美国政治信息传播市场的领导者，当然这种领导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他们不时刻努力认识政治事务，生产高质量的政治信息，不适时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和受众不断变化的需要，可能会失去领袖地位。具体的领袖人物和机构可能变化，但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领袖人物的位置和机构群体。
美国政府的传播战略
以上分析的是政治信息传播在美国的总体情况，美国政府作为整个美国政治信息传播的诸多行为人之一，具有显著的地位。美国政府在复杂多元的政治信息传播环境下，发展了一套完整严密的传播战略和作法，大多数情况下取得了符合美国执政当局意图的效果。美国的政治信息传播战略和工作系统复杂庞大，但是其框架性的结构是鲜明的，概括起来，有两个特点和做法最显著：
1.调研、了解、把握民意，美国政府在重大议题的传播上，首先做大量的工作来了解和把握民意，针对民意，采取相关策略。以美国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宣传动员为例，美国政府首先研究公众对战争的态度，了解到“9·11”事件后部分公众报复情绪带动了战争欲望，同时了解到许多公众对于战争的目的和后果存在巨大的疑虑。针对疑虑，大力强调萨达姆大规模“拥有”杀伤性武器，而且支持恐怖组织，这正是大多数美国公众压倒性的忧虑，战争的必要性因为这两个问题的宣传而赢得多数公众的认可，尽管反对战争的声音还很强烈，但是抵挡不住政府针对性的宣传攻势。
2.综合运用宣传平台，在各平台之间既划分一定的界限，又相互配合。美国政府对于自己掌握议题设定的主动地位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又比较谨慎地运用这种主动角色。其主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白宫和主要部门如国务院、国防部的定期频繁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信息，主导议题；一是通过精心准备媒体的提问，通过回答媒体的提问，发布政治信息。其谨慎表现在通过所联系的智库，在会议和媒体上发表文章，对于公众舆论进行试探和引导。智库的文章是学者的观点，不是政府的观点，但政府和智库在幕后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智库的观点受到公众的欢迎，政府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跟进；如果智库的观点受到公众的广泛质疑，政府可以划清界限，同时针对公众提出的疑问，思考和提出应对措施。因此，美国政府、智库、媒体存在着既界限分明，又密切相关的三角关系。政府充分运用其他两级开展传播工作。伊拉克战争动员宣传过程可以比较明显看到政府对这两级的熟练运用。布什政府先通过右派智库发布战争必要性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密切观察倾向左或右的媒体对战争必要性的争论，以及公众对这些争论的反应，然后针对媒体争论和公众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提出必须发动战争的决定性理由，引导公众支持战争。
1.政治信息传播需要体现明确的价值观，是本国多数人和世界各国多数人接受的价值观。
2.政治信息传播需要尊重通行的专业规则，例如新闻报道的专业要求是客观呈现事件和过程，只有遵循了普遍的专业标准，才容易被人群接受。
3.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多元力量开展传播工作，仅靠政府的力量，传播的效果将是有限的。多元力量的参与必然带来对同一信息的不同解读，有些解读与政府的解读有一定的距离，因此还需要整个舆论场有容纳多元解读的容量。政府应该站在更高的战略位置，充分运用不同的力量之间的折冲，探测出公众的意向、需求、疑虑、困惑，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主张和论述，在这样的基础上，对内和对外的传播才能真正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