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前清政府驻外公使的选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使论文,甲午论文,清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00）02-0099-05甲午前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与日本一战的失败，使中国人彻底明白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还可以陶醉在所谓的“同治中兴”中而拒绝了解世界的话，在此之后就很难再找到什么借口。这样一来，代表中国走向世界的驻外公使的构成也以此为分界呈现出不同特点。此前的驻外公使多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类型；而在此之后，一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充任驻外公使。这一变化从表现上看是后一类型外交人才自然成长的结果，但实际上与清政府及当时整个社会观念的改变息息相关。我们在此主要对清代甲午之前清政府对驻外公使的选用与这些被选用的人接受选择的过程作初步研究。
一
近代使节制度是在传统外交体制崩溃的情形下建立的。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奉行的外交体制是一套所谓的“朝贡体制”。这种体制是以中国为中心，要求周围的国家承认中国的“天子”凌驾于全世界其他统治者之上。外国的君主需要向中国天子进贡，并且在面见中国的天子时行叩拜之礼。中国的天子则回赠给这些君主更多的礼，并为这些藩属国提供保护。
这一套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已沿袭了很长时间，这使得近代以前的中国朝廷一直陶醉在世界中心的幻想之中。因此，当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扩张到东方来的时候，志得意满而又自高自大的清朝君主并未意识到事情已不同于过去。
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并未因清政府的不适应而改变自己的扩张与侵略方式。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意识到他们已无力把自己的传统外交体制施诸于西方列强，他们必须面对一些不愿意面对但又不能回避的对手。清政府内部部分有眼光的上层官僚已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一大变局”，中国应该尝试与这些对手建立不同于往日的主权国家的关系。于是有关近代外交尤其是互派使节的制度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建设。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专事外务的总理衙门。1866年、1868年和1870年清政府相继派出了斌春代表团、蒲安臣使团、崇厚使团出使西方进行遣使尝试。1876年，中国第一个常驻国外公使郭嵩焘登上了赴英国的航船。
在1876～1895年间，清政府逐步丧失了对周围藩属国的宗主权，传统的外交体制也因此实际趋于消亡。与此同时，清政府初步完成了近代使节制度的建设工作。这一制度大致包括使节的级别、任期、奖惩的规则等几个方面。在这19年时间里，清政府相继向日本、美国、秘鲁、西班牙、法国、俄国等派遣了20多位公使。遣使不再是一种临时性的外交手段，而成为了清政府外交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一批懂外语、精通专业的职业外交官也逐渐成长起来，他们活跃在1895年后的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上。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最早的一批公使及随行人员来到了西方。他们没有往日中国历史上天朝钦使的文化优越感。相反，他们是带着一份屈辱感走近西方社会并接触文化的。
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在驻外使节的选用与任命上用了很多功夫。遣使一开始，就面临“求使才难”的问题。他们谈到，对于使才“循分供职，中材亦知极称，沉几观变，知者亦有难周，非为守兼优，识力俱卓，洞悉洋情之员，转足见轻于外族，而贻患于事机，至于羁旅势孤，易为所胁，贪狡计出，挟以为质，流弊之端，在所不免。”（注：周家楣.期不负斋全集，政书一[M].）具体来说，对于清政府而言， 一个理想的使才除“洞悉洋情”之外，还需要具备以下素质：
一是“体用悉备”。就是要求出使人员能始终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最多兼用一点西方“器用之学”，即后来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出使之初，清政府甚至还有以中国文化“化远人”的幻想。故而，非常强调外交使节的文化立场。二是“为守兼优”。公使在外，容易失去控制。因此，公使的操守一定要好。在遣使之初，清政府还担心“野恋”的西方人会扣押人质，于是把使者能否坚持气节的问题也考虑进去。三是“有胆有识”。如薛福成所言：“无贤相之识与度，不可以为使臣；无贤将之胆与智，亦不可以为使臣。”（注：薛福成.使才与将相并重说[A].庸庵海外文编[M].419.）四是“通权达变”。使臣在外，需要独立面对复杂的情况。因此，临机应变，折冲尊俎是使臣的基本能力。
本来按照清政府“家天下”的想法，是打算用满人、旗人来办外交的。清廷3次遣使尝试中都使用的是满人或旗人， 同文馆招收的也是八旗子弟。只是因为这些八旗子弟长期习惯于优闲的生活，从中很难找出上述标准的“使才”。像崇厚这样的人物，在满人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因此，清政府在以旗人操持外交的企图失败后，按照他们所预设的使才标准，首先是在翰林中挑选使节人选。因为翰林是中国文化的精英，按照清政府的想法，他们能“持大体”，老成持重，立场坚定，能在国外复杂的环境中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甚至“用夏变夷”感化西人。在第一批所任命的公使之中，郭嵩焘、何如璋、陈兰彬都是清一色的翰苑人物。
但清政府的这一想法也未能贯彻到底。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在有翰林身份的官员真正能承担而又愿意承担出使使命的人太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的20位公使中，翰林仅有7位（郭嵩焘、陈兰彬、何如璋、 许景澄、洪钧、崔国因、汪凤藻）。这7位之中，除郭嵩焘、江凤藻之外， 其他人也还并无办洋务的实际操作经历。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只是能谈洋务而已。以何如璋为例，他是较早意识到“世变已亟，非拘常习故者所可拯救”（注：碑传集补（6）：卷13[Z].）的翰林。 因而利用各种机会与中外士商多方接触，又主动寻访英美牧师，从他们身上尽量多地了解国外情形。许景澄、洪钧的情况也类似。在翰林院里，他们能究心“经世之学”，对国外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但认真说来，出使之前，他们涉足洋务具体事物并不多。只是有些理论上的认识，而无实际操作经验。就是这样的人，在当时也极属难得。何如璋谈洋务的水平，连老资格的郭嵩焘也十分佩服，表示自己看走了眼，“子峨于洋务竟能通晓，悔从前不甚知也。”（注：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Z].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19.）因此当时的翰林中，如果有对洋务的热情和兴趣，加之有出使的勇气（不惮出使），就差不多成为清政府的囊中人选。很显然，翰林院集体保守的态度，使清政府从中选使才的想法很难如愿。
当然，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还是做过相当努力的。如曾纪泽、洪钧、薛福成从国外回来后都曾呼吁从翰林中培养使才。清政府也在这些人的呼吁之下考虑过对这类传统文化精英进行洋务改造的问题。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政府就在曾纪泽等人的具体操作下，“专取甲乙科出身之部曹，使之分游欧美诸国，练习外事。”（注：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A].见，民国笔记小说大观：（2） [Z].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97.）选出了12个进士去游历西方，结果出了一个孔翰林在国外神经病发作，自杀身亡的事件。光绪十四年（1888年），洪钧奏“洋务储才一摺”，请求“就新科馆选中择派出洋，畀以二三等参赞。”（注：光绪朝东华录[A].光绪十四年十二月，见，杨家骆主编.清光绪朝文献汇编.总2548[Z].台湾鼎文书局.）似乎也没什么效果，这些改造显然很不成功，整个清末仍没有出现几个翰林公使。
尽管清政府仍然努力地在翰林中挖掘使才，但大多数翰林缺乏实际才干，尤其是不通洋务，则很难成为清廷选择使节的唯一来源。李鸿章较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在他主持洋务和外交的时候，认为“科目人才虽辈出，不尽娴习于折冲，出使东西洋各国，关系綦重，情形迥异，所有主客强弱之形势，刚柔操纵之机宜，必须历练稍深，权衡得当，庶足以维国体而固邦交，不必专于文学科目中求之，致有偏而不举之患。”（注：杜保祺.健庐随笔[A].见，民国笔记小说大观：（1）[Z ].山西古籍出版社.197.）在李鸿章的这一用人思想指导下， 一大批功名虽不高，甚至连生员资格也不具备，但洋务经历丰富的官员被派往国外作为公使，尤其是一批淮系官僚如刘瑞芬、李凤苞、龚照瑗等因与李鸿章的关系得以选用。
二
很显然，驻外公使的产生是清政府与被选用者相互选择的结果。在清政府艰难寻找使才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一些积极接受、甚至主动营求这一新型职位的人。他们动机各别、成份不一，却共同走上了驻外公使的旅程。
在当时，对被选作为使臣的人而言，出使意味着两点：
其一，名誉受损。郭嵩焘被任命为公使时，由于他多年来在“文章、道德、经济”上所建立的良好形象，很多士大夫为他的出使感到可惜（注：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3—234.），后来果然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多年以后，汪凤藻在谈到他们的集体境遇时还感慨地说：“我辈身任外事，均世俗所谓‘浊流’者。”（注：黄庆澄.东游日记[Z].见，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354.）
“浊流”是相对清流而言的，“清流”则是一批身居高位的传统士大夫。“此辈熟谙章句旧学，经国家历年培养选拔，人数极多，全国官绅多由此出。向受国家社会之重视，亦全国才智之总汇。其中颇多以志节自负，廉介自许。对于中国传统的政教根本，治术精华了解较深，思想教养，亦师法前哲，自有其风采境界，为士林所宗奉，在全国有极大之潜势力。”（注：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M].三联书店.1997.10.）这批人议论时政，臧否人物，号称“清议”，他们主导着全国舆论。
本来鸦片战争之前，天朝上国钦使异域，那是“圣教远化”的象征。但这次不同，出使是给“蛮夷”逼出去的，尤其郭嵩焘还是为陪罪而出去的，到西方后可能还要给“蛮酋”行礼。这些显然是那些讲求气节的清流们所不能忍受的，而愿意或甘心“事鬼”的这些使节或洋务官员自然也就成了“浊流”。在当时众多的士大夫眼里，洋务是一种肮脏而令人恶心的存在，“一闻洋务二字则掩耳却走或诋为汉奸”（注：碑传集补（6）：卷13[Z].）。据载：“郭嵩焘之使英伦也，求随员十馀人，竟无有应者。”（注：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A].见，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2）[Z].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24.）清流的首领，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阎敬铭就公开宣称自己不懂洋务并以此为荣；另一军机大臣祁隽藻甚至惋惜地对一位出使随员说：“你好好一个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注：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A].见，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2）[Z].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24.）因此，当时风气：涉足洋务已是浊流，更何况充当“鬼使”。加之当时国家多事，外患日重，弱国办外交屈辱多，成功少。因而首当其冲的外交使节就成了社会舆论遣责的焦点，“京曹风气，凡稍通外国情事者，一遇事变，略当其冲，即被呼为汉奸。”（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M].207.）驻外公使走在路上，一般人都说：“此算什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注：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A].见，民国笔记小说大观：（2）[Z].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24.）因此， 当时出使决不是一个值得荣耀的差使， 相反意味着被舆论划入了另册。
其二，出使同时又是一个升官发财的机会。清政府给予使节的俸禄极为丰厚，而且3年的出使经费，包括他自己的薪俸、 使馆经费以及随使人员的薪金，甚至包括所属领事馆的经费和薪金，在出使前一次性支付。这显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且在熬过3年之后回到北京， 一般能得到升迁。实际上在任内，很多使节的官衔就在不断发生变化。这样一来，既有人视同洋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也有人以出使为肥缺，极力钻营谋求；更有人超越了上述的利害计较，以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勇敢地走向西方。
清末早期的外交使节成份极为复杂。以公使为例，在1876～1895年所派驻的20位公使（见附表）中既有经由科举正途而上升的翰林知识分子，也有功名虽不高，却拥有丰富的洋务经历和实际才干的举人与生员知识分子。他们肩负着同一使命，却有着不同的心态和动机。
在他们之中，最值得称道的是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人。出使这前，他们已有令人称羡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声望。出使所带来的丰厚物质利益给予他们的刺激并不是很大。相反，对出使的风险则看得明明白白。郭嵩焘就是在许多人的规劝下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慨而赴西方的。光绪二年（1876年）他在保荐何如璋、许景澄、薛福成等人充任使才时说：“窃见廷臣内怀畏难之心而外引以为耻，即能稍知洋务，亦必诟毁洋人，以赴一时趋向，求获免于交涉，保全身名。”（注：举使才片[A].郭嵩焘奏稿[Z].长沙：岳麓书社.1983.363.）因此，何如璋、许景澄、薛福成等人“不惮出洋之行，所见诚有过人者。”（注：举使才片[A].郭嵩焘奏稿[Z].长沙：岳麓书社.1983.363.）说明他们超越了现实的利害计较，愿意充当历史的先行者。
他们的过人之见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道咸以来由林则徐、魏源等人发扬的“经世致用”传统，在思想上很早就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睁眼看世界的观点。他们极早就已意识到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不能依靠历史的经验来处理急迫的现实问题。基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认识到要摆脱中国的贫弱和处处被动，就必须面对西方并且了解西方。因此，他们是以一种立功于异域，求知于西方的使命感出使西方的。
附表一：清代甲午之前外交使节
姓名 生卒年籍贯 出身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 道光进士
陈兰彬1816～1894广东吴县 咸丰进士
何如璋1838～1891广东大埔 同治进士
刘锡鸿 广东翻禺
曾纪泽1839～1890湖南湘乡荫生
崇 厚1826～1893满洲镶黄旗道光举人
李凤苞1834～1887江苏崇明捐官
刘瑞芬1827～1892安徽贵池生官
许景澄1845～1900浙江嘉兴 同治进士
黎庶昌1837～1897贵州遵义 廪贡生
郑藻如 福建闽县
徐承祖 江苏无锡
龚照瑗 安徽合肥
张荫桓1837～1900广东南海捐官
洪 钧1840～1893江苏吴县 同治状元
李经方1855～1934安徽合肥 光绪举人
崔国因1830～?
安徽太平 同治进士
薛福成1837～1894江苏无锡贡生
同文馆
汪凤藻1851～1918江苏元和 光绪进士
杨 儒?～1903
汉军正红旗同治举人
姓名
出使年出使国
郭嵩焘光绪元～四年(1875～1878)
英国
陈兰彬光绪元～七年(1875～1881)美、西、秘
何如璋光绪二～六年(1876～1880)
日本
刘锡鸿光绪三～四年(1877～1878)
德国
曾纪泽光绪四～十一年(1878～1885) 英、法、俄
崇 厚光绪四～五年(1878～1879)
俄国
李凤苞光绪四～十年(1878～1884)
德国
刘瑞芬光绪十一～十五年(1885～1889) 英、俄、法、比
许景澄光绪六～七年(1880～1881)
日本
黎庶昌光绪七～十年(1881～1884)
日本
郑藻如光绪七～十一年(1881～1885) 美、西、秘
徐承祖光绪十～十三年(1884～1887) 日本
龚照瑗光绪十九～二十二年(1893～1896) 英、法、意
张荫桓光绪十一～十五年(1885～1889)
美、西、秘
洪 钧光绪十三～十六年(1887～1890)俄、奥、荷
李经方光绪十六～十八年(1889～1892)
日本
崔国因光绪十五～十八年(1889～1892)美、西、秘
薛富成光绪十五～十九年(1889～1893) 英、法、义、比
汪凤藻光绪十七～二十年(1891～1894)
日本
杨 儒光绪十八～二十八年(1892～1902) 美、西、秘
资料来源：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清史稿； 蔡冠
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国书局影印，1984.
另外还有一类人是借出使寻找官场的转机的。
在这类人中，陈兰彬是最典型的。陈兰彬是广东吴川县黄坡村人。1816年生，咸丰辛亥（1851年）中顺天乡试举人，癸丑（1853年）37岁中进士，选入翰林。在以科举为进身之阶的旧式读书人道路上。陈兰彬的这一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陈兰彬此后的仕途却很不得意，20年里一直呆在清苦的翰林院中，直到1872年仍然只是虚衔的刑部候补主事。他的转机也在这年，1870年容闳上奏朝廷，提出了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建议。这一提议得到了当时的实力派官员曾国藩等人的支持，这样第一批留美幼童于1872年成行，陈兰彬很幸运被挑中作为这批幼童的留学生监督同时赴美。几年之后，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任驻美大使。
陈兰彬之所以被选中，得自于曾国藩等人的推荐，曾国藩说他：“夙抱伟志，以用世自命，挹其容貌则粥粥若无能，绝不矜才使气，与之讨论时事，皆能洞烛几微，盖有远略而具内心者，……”（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2）[M].158.）曾国藩的这一评价显然言过其实，但他举荐陈兰彬是有深意的。丁日昌一口道出了其中奥秘，在容闳问到怎么选择了这样一个人作合作伙伴时，他说：“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注：容闳.西学东渐记[M].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126.）
后来事件的结果也说明陈兰彬并没有郭嵩焘等人所具有的先驱者的素质和意识，薛福成在1872年曾对他赴美抱以期望，认为他“欲为中国建无穷之业”（注：薛福成.赠陈主事序[A].庸庵海外文编[M].46.），但等到在陈兰彬等人的坚持下，留美幼章被撤回，薛福成又很失望地评价他“非干事之材”（注：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A].见， 钟书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826.）。其实归结到一点，陈兰彬并没有什么高尚的动机，他之所以愿意赴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久屈于主事末秩，不得升迁，以故颇侘傺不自得，甚愿离去北京。”（注：容闳.西学东渐记[M].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126.）很显然，他只是利用这一机会，改变自己的处境而已。
与陈兰彬相似的还有陈兰彬自己推荐的继任者郑灌如以及后来的崔国因等人。实际上刘锡鸿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人物。他们多少也谈点洋务，但是理解很浅。出使的目的大多为不安于现状，像刘锡鸿还有明显的自大妄想。这类人的出使多半是出于自己的营求，最大的希望是在过3年乃至更多的时间后，得到升迁并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 相当多的出使随员，由于交涉失败并不由他们负责，而好处又是显而易见，更是持这一心态。
公使中还有张荫桓、李凤苞这种连生员资格都没有的人，他们是完全靠捐资进入仕途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通晓外国事务，极具办事能力。张荫桓是广东佛山人，第一次没有考中秀才后，他就不再应试而埋头研究洋务。此后他先后捐买了监生出身和知县衔。大约在1864年张荫桓被派到山东候补道时，得到了丁宝桢的赏识，1869年晋升为道员；1881年调往芜湖担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管理这个口岸的关税。由于在任内干得出色，又获得李鸿章的亲睐。1884年张荫桓以通晓外国事务被召进京，慈禧对他也大为赏识，主授三品京堂，命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85年被派出使美、日、秘3国。
张荫桓给所有人的印象都是他的“才干过人”。《清史稿》说他“精敏”，“知外务”；他部下说他“精强敏赡，殊出意表”，“举重若轻，才大心细”（注：吴永.庚子西狩丛谈[M].）； 张元济说他“为一时异才”；罗惇
说他“警敏刚决，有冠世之才。”（注：罗惇.宾退随笔[A].见，戊戌变法[M].）可以说张荫桓升到公使并爬至更高位，完全是靠他自己的洋务才干干出来的。
李凤苞则是受上海开埠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他是江苏崇明人，同李善兰、徐寿等人一样，他们抛弃了传统的进身之阶，而潜心研究西方历算一类的实用学问。李凤苞精通历算与测绘，还略通外语。这正是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所需要的人才。李凤苞得到了丁日昌的赏识，资助他捐官得道员，先后在江南制造局，吴淞炮台工程局任职。在此期间他翻译了一些西学书籍，并绘制过世界地图。1875年丁日昌调任福建船政大臣，又携李凤苞同行，任船政局总考工。1877年担任留英、留法学生的总监督；第二年以“练达勤能，才大心细”（注：直隶李鸿章奏请以李凤苞仍兼管出洋学生及采购军火各事片[A].清季外交史料：卷14[Z].）接替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
显然，张荫桓、李凤苞都已经不是完全传统类型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他们也不再认同，因此也无所谓清名。对他们来讲，是洋务给了他们晋升的机会，擅长洋务是他们做官的唯一本钱，他们是典型的“视洋务为终南捷径”的官僚。如曾有人上奏说：“出使德国之李凤苞，系负贩小夫，略通西语，钻营保荐。”（注：光绪朝东华录[A].光绪八年十二月，见，杨家骆主编.清光绪朝文献汇编：总2548[Z].台湾鼎文书局.）因而他们为出使努力钻营。 他们是捐官，本身就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但无可否认在外事上也的确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甲午战前的这批驻外公使之中，既有怀抱理想而走向世界的先驱者，也有庸庸懦懦的庸俗官僚，还有遭人议论、孜孜为利的所谓小人。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仍是中国社会培养出来的产物，他们所接受的基本文化素养仍是中国传统文化。譬如张荫桓，除开他的外交才干外，他的中国书法及诗词在当时也很受赞赏。本来，按照中国的传统，这批人是很难作为一个整体走到一块的，但在清末甲午之前这一特殊的环境里，他们却肩负了同样的使命走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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