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实证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方法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01)01-0029-07
最早把实证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的是严复，他的思想来自译介西方学者的著作，其独立的思想并不多见。在他译的书里面，除掉诠释性的按语之外，其它有价值的文字，总在十万字左右。严复的译著在中国起到了开启心智，重立人心的积极作用；他对实证方法的提倡，为实证哲学的引入铺平了道路。
一、从“夸多识”到“尊新知”
严复是中国第一个从学术特征的角度对中西之学加以比较的人。他认为，中学和西学的明显区别在于：“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1](P.3)中国的传统学术以“夸多识”为基本特征，遂以读书穷理为基本方法；西方近代学术以“尊新知”为基本特征，遂以经验实证为基本方法。由于各自采取的方法不同，学术风格也不同：西学务致实用，中学务虚玄思。由于各自采取的方法不同，实际效果也不同：西方越来越强盛，中国越来越衰弱。严复认为，中国要想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必须改变思想方法，从“夸多识”转向“尊新知”。
严复认为，西学“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1](P.780)这是一个“致实求理”的过程。“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恒，故悠久；其穷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1](P.45)严复总结道：“且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而论而不可起行者也。”在严复看来，西方学术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体系，西方之学“持一理论一事也，也根柢物理，徵引人事，揣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而后已。”虽然中国人也作学问，可是远没有西方学者那么认真，常常是语焉不详。严复拿中国的《大学》与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加以比较，他发现，《群学肆言》涉及的内容同《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可是《大学》表达方式却是“引而未发，语而不详”，而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则“精深微妙，繁富奥衍”。严复引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1](P.29)严复很欣赏西方人这种作学问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把观物察变的能力看成获得“真学”的关键所在，有如钓鱼所用的鱼杆、捕兔所用的夹子。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作学问的办法，过于看重书本，把“第二手事”当成了“第一手事”，缺少向自然和社会“求真学”的精神。“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1](P.29)这种作学问的方法已不适用于当今中国社会的需要，必须改弦更张。“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严复有一位朋友痛切地指出：“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严复颇有同感。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蹈虚而作、不顾事实的旧学风的厌弃，宁肯背负发狂之名，也不愿重蹈“作伪无耻”的故辙。他在中西学术的对比中，痛陈中国变革学风必要性，主张引入西方人治学的实证方法。他羡慕西方那种“求真学”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向自然、向社会学习，而不仅仅是向书本学习。所谓“真学”也就是“新知”，即不断地向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新的珍宝。以“真学”的标准来衡量，旧学显然不合理，因为按照旧学的方法作学问，得到的是“多识”，而不是“新知”，充其量不过是重复前人的见识，不可能增加人类知识的总量。在严复看来，这大概就是中国越来越落后、西方越来越发展的原因之所在。中国要想赶上西方，就再也不能沿袭“夸多识”的老路了，必须转入“尊新知”的轨道。
严复指出，由于中国旧学作学问的方法不对头，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弊端。“然或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非果无实也，救死不赡宏愿长赊。所托愈高，去实滋远。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哉！”“由后而言，其高于西学而无实；由其前而言，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均之无救危亡而已矣。”[1](P.44)他把改革学风提到救亡图存的高度：中国不能再沉湎于“无用”“无实”的旧风气之中了，必须开启“有用”“有实”的新学风，才能走出困境，迎头赶上。
严复指出，中国旧学作学问的方法不可取，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更不可取。饱尝科举之苦的严复痛陈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他说：“夫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1](P.43)在严复看来，科举有三大害处：滋游手，坏心术，锢智慧。科举制度造就了一大批闭塞视听的无用之辈，不仅达不到培养人才的目的，而且成了扼杀人才、毁灭人才的陷阱。
在严复看来，中国旧学的治学方法的最大的毛病就是务虚而不务实，没有像西学那样贯彻实证原则。他批评传统的治学方法“师心自用”、“向壁虚造”，不讲究可操作性。用这种方法作出来的学问，往往于事无补；用这种方法作这样学问的人，好像骊山博士说瓜一样，“不问瓜之有无，议论先行蜂起”。这种人不仅可笑，而且可恨，即便像骊山博士那样被秦始皇杀掉，也不为过分。反观西学，决不如中国旧学这般务虚。西方人治学，重在实证。“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学测算者，不终身以窥天行也；学化学者，不随在而验物质也；讲植物者，不必耕桑；讲动物者，不必牧畜。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1](P.45)由于中西学者采取的治学方法不同，作出来的学问也不同。比如面对竹子，西方的植物学家可以讲出一番科学的道理，而中国的王阳明格了七天竹子却格出一场病，仅得出“以道眼观一切物”的感慨。相比之下，中西治学方法的优劣，不言自明。
关于西学的治学方法，严复概括为三条。他说：“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考订或谓之观察，或谓之演验”。“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1](P.93)观察、推理、试验是西方人“求真学”的主要手段，严复主要阐发了第一条和第二条，没有更多地论及第三条。他把观察的方法叫做“内导”，由事及理，由个别到一般，从事事物物中归纳出其规律；他把推论的方法叫做“外导”，即由理及事，由一般到个别，由已知的规律推演出未知的新规律。这样，严复就把西方实证的方法分解为两条原则，一条是经验的原则，另一条是逻辑的原则。严复对这两条原则大力加以倡导，并且作了比较深刻的阐发。
二、对经验原则的倡导
严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接受实证方法的人。他对实证方法的理解，固然受到19世纪末英国实证论者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受惠于西方近代的实证科学。有人把严复说成是“中国第一个实证论者”，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当时的严复刚刚接触西方的学术思想，对他刺激最大、使他感受最深的是实证科学，而不可能是实证哲学的一般原则。这时的严复还算不上实证论者。他对实证方法的理解，主要表现在对实证科学的崇信上。按照他的理解，实证科学所采取的实证方法，与旧式学者的最大区别就是注重经验观察。
在严复的思想中，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传统儒学的纲常观念，也不是中国已有的规范准则，而是始终以西方为参照系，严格校正中国政治、文化的偏差。他所使用的工具就是对实证科学的崇信和对实证方法的推广。在他看来，实证方法不同于中国已有的重参悟、重内省的思想方法，也不同于西方近代以前的思想方法。它体现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主张以观察和实验的手段研究客观事物并且形成科学的认识。他说：
盖自西人言理以来，其立论树义，与中土儒者较明，最为相近者，雅里氏(Aristotie)一家而已。元明以前，新学未出，泰西言物性、人事、天道者，皆折衷于雅里氏。其为学者崇拜笃信，殆于中国孔子侔矣，洎明中业，柏庚（Francis Bacon，今译培根）起于英，特嘉尔（ReneDescartes，今译笛卡儿）起于法，倡为实测内籀之学，而奈端（SirIsaac Newton，今牛顿）嘉里列倭（Galiled，今译伽里略）哈尔维（William Harvey ，今译哈维）诸子，踵用其术，因之大有所明，而古学之失日著。[2](P.80)
在严复看来，实证方法与传统的治学方法不是中外之别，而是古今之别。西方古代亚里士多德的治学方法同孔子差不了多少，西方从培根、笛卡儿学风才开始大变，以后涌现出牛顿、伽里略、哈维等科学家把实证的方法付诸实践，创立了近代自然科学。严复把伴随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实证方法叫做“实测内籀”。所谓“实测”，就是实地观察，搜集第一手资料，掌握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所谓“内籀”，是指从经验出发，归纳出带有普遍性的结论。严复说：“‘内籀’东译谓之‘归纳’，乃总散见之事，而纳诸例之中，如史家见桀亡，纣亡，幽、厉二世皆亡，由是知道无道之主莫不亡，此内籀也”[1](P.280)照严复看来，中国学人对于归纳法并不算陌生，史家早就懂得对史书记载的史实加以归纳，并且得出“无道之主莫不亡”的结论；问题是中国学人没有把归纳法同“实测”联系起来，只是在书本里讨生活，没有认真贯彻“实测”的原则。所以，仍需转变治学方法，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的实证方法。严复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诠释“实测内籀”，将其叫做“格物致知”，并且指出这种方法操作起来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夫格物致知之事，非必上智，亦非必学者乃克为之。虽涂中小儿，其必为此，与大哲家圣人无以异，特精粗完缺之不侔耳。方其始也，必为其察验，继乃有其内籀外籀之功，而其终乃为其印证，此不易之涂术也。”这里，严复把“实测内籀”之学与古代格物致知连通起来，把“格物”看成观察，把“致知”看成归纳，赋予“格物致知”这一传统命题以新的含义。
严复认为，“实测内籀”法的基本要求是：“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后定之为不移。”就是要用经验事实验证结论的正确性，而不是迷信某种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说，采取“实测内籀”的方法必须贯彻尊重事实的理性精神，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学人所缺少的。中国学人“所考求而争论者，皆在文字楮素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一切皆资于耳食，但服膺于古人成训，或同时流俗所传言，而未尝亲为观察调查使自得也。”这样，形成了中国学人千年来的只相信耳朵、不相信眼睛的不良习惯：“少曰就傅读书，其心习已成牢锢，及其长而听言办事，亦以如是心习行之。是以社会之中常有一哄之谈，牢不可破，虽所言与事实背驰，而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之余，群情汹汹，驯至大乱，国之受害，此为厉阶”。[1](P.280)在这种不良习惯的导引下，人们只听从师说、习心、长者之言，而对于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却不闻不问，甚至不断地上演“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悲剧。在严复看来，这种不良习惯必须根除，否则中国没有振兴的希望。
严复主张把“学”与“术”区别开来，改变中国有“术”无“学”的状况。他指出：“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是故取古人谈治之书，一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为学。”“术”是指具体作法，“学”是指原理原则。中国学人只是关注具体作法，而不了解指导这种作法的原理原则；而在西方“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国、家、天下，蔑一事不资于学。”这恐怕是西方为什么强、中国为什么弱的原因之一。举个例子来说，“今夫中国，非无兵也，患在无将帅。中国将帅，皆奴才也，患在不羁而无术。”爱士之仁，报国之勇，是可以得到的，这是心量气度方面的才能；而“至于阳开阴闭，变动鬼神，所谓为将之略者，则非有事于学焉必不可”。所以，三角、几何、火炮原理等都必须学习，方足以胜任将领之位。而在中国，军中多有奇门遁甲之术，以武夫识字的水平治理军中之事，这样的军队与西方列强交战，焉有不败之理？要想改变有“术”无“学”的状况，必须弃旧从新，采纳“实测内籀”的方法，提高理论思维水平。
三、对逻辑原则的倡导
严复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的实证方法的时候，使他感受最强烈的是经验原则，依据这条原则，他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弊端。除此之外，他还注意到实证方法的逻辑原则以及逻辑原则与经验原则之间的紧密关系。正如蔡元境所指出的那样，“严氏于天演论外，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的关键。”[3](P.216)严复认为，逻辑“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1](P.1028)“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1](P.29)在严复看来，自从培根提出经验归纳法之后，西方旧的治学方法的局限被突破，于是新兴科学的发展日益明显。由于严复对培根的逻辑思想极为推崇，所以他在逻辑思想方面偏重于归纳逻辑，但同时也注意到了演绎逻辑和三段论推理。他把归纳逻辑叫做“内籀”，而把演绎逻辑叫做“外籀”。
在严复看来，逻辑学对于任何学问来说都是入门的钥匙，“观其次第，惟以名学入门为有当。”在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的发展以逻辑学为先导；在中国，逻辑学也是威力无比的，“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几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按照严复的理解，“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然者也”。[1](P.1320)“内籀”是由个别上升到一般，对大量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从而得出带有普遍性的结论。“外籀”是以一般指导个别，从确定的前提出发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严复关于归纳和演绎的思维特征的理解基本上是准确的。为了消除人们对内外籀之术的陌生感，严复试图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对其加以诠释。他指出，“外籀”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本隐之显”；而“内籀”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推见至隐”。按照他的看法，内外籀之术中国古已有之，可惜后人疏于此术，并不以此法论学行事，也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高。因此，尽管中国古人先于西方人发现内外籀之术，但并未有实质性的建树，竟落在了西方人的后面。严复不无遣憾地说：“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1](P.1320)现在，中国学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不能再抱残守缺了，应当积极引进西方的逻辑思想，推动思维方式的变革。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他翻译了《名学浅说》和《穆勒名学》等西方的逻辑学著作。
严复认识到，逻辑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名学浅说》中说：“智识有待于思辨，思而精，辨而明，又有待于名学。故名学者，思辨之学也。必通名学，夫而后能决思理之无差，而有以照天下之事实，察夫辨言之妄，而不至日陷于过失与危机也。”[4](P.2)在严复看来，逻辑是思想的工具，是“即物穷理之最重要涂术”。人们只有遵循逻辑规则，才能盖成科学知识的大厦。西方人正是因为恰当地运用了归纳和演绎两种逻辑方法，才在实证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对于内籀与外籀的关系，严复强调，二者相为表里，不可割裂的，相辅相成。“是以明诚三侯（归纳，演绎，印证），阙一不可。阙其前二，则理无由立；而阙其后一者，尤可惧也”。“夫外籀不与内籀对也，而实为内籀之术。[5](P.104)他正确地认识到，在认识过程中归纳与演绎是结合在一起的；但他把演绎归结为归纳，则反映出经验主义对他的影响。在处理归纳和演绎的关系时，严复倾向于归纳主义。不过，他对于演绎、对三段论也有相当的研究。他说，三段论的四格“各有宜用”：“第一式宜于探索幽隐，推明物性；第二式宜于微辨异同，分疏疑似；第三式宜于标举专例，就同取独；第四式宜于擘析支流，即类知别。”[1](P.1043)这样，第一式是一般性原则，第二式是逻辑学中的区别格，起到划分认识界限的作用，第三式是说明个别的情况，第四式是对判断的性质作出结论。在运用三段论推理时，关键在于大前提是否正确；如果大前提错误，结论必然不正确。“故明者著论，必以历之所发见者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术，而后可存。若夫向壁虚造，用前有假如之术，立为原则，而演绎之，及其终事，往往生害。”[1](P.1043)而得出公例的办法，就是归纳法，因此归纳法比演绎法更为重要，归纳是演绎的基础。
严复之所以非常重视归纳法，固然同他接受英国实证论者的影响有关，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针对中国国情有感而发。严复指出：“吾国向来为学，偏于外籀，而内籀能事极微，……故曰：生今为学，内籀之术，乃更重也”。中国的旧学“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民生之所以多病。”[1](P.1047)严复从其逻辑思想出发，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照他看来，中国学人在掌握“外籀”和“内籀”两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如法”的问题。在“外籀”方面，由于没有找到确实可靠的大前提为出发点，因而得出的结论也靠不住；而之所以找不到确实可靠的大前提，与不懂“实测内籀”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看法，他才着意凸显归纳的重要性。
总的来看，严复对实证方法的了解和提倡，主要原因在于他对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的倾幕和渴求。由于有留学英国的经历，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和西方在综合国力方面的差距。经过认真的思索，他发现科学知识水平落后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中国要想赶上西方，必须改变科学知识水平落后的状况；而要想掌握西方先进的实证科学知识，必须首先掌握贯穿在近代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实证方法。按照他的理解，经验原则和逻辑原则是实证方法中最主要的两条，而这恰恰也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所缺少的。抱着变革传统思维方式的强烈愿望，严复大力倡导经验原则和逻辑原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我们认为，严复对实证方法的了解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条渠道是他通过接触西方的实证科学知识，切身感受到实证方法的重要；另一条渠道是他通过阅读当时英国实证论者的著作，接受他们的思想影响。应当说前一条是严复的主渠道，因而把严复视为“中国第一个实证论者”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认为，严复对经验的理解与实证论者是有区别的：实证论者比较强调经验的主观性，而严复比较强调经验的客观性。他主张“必有外因，始生内果”，承认外物的客观存在。他以经验论的反映论说明认识的形成过程强调认识来源于“阅历”，认为天文、地理、化学，乃至逻辑、数学等科学知识都是实际经验的总结。他说：
智慧之生于一本。心体为甘白，而阅历为采和，无所谓良知者矣。即至数学公例，亦为阅历，既非申词之空言，而亦非皆诚而无所设事。言数固无所设，及物则必设也。[5](P.230)
严复的这种看法与其说接近于穆勒等实证论者，毋宁说更接近于洛克的白板说。诚然，严复有些说法同实证论者是比较相近的，例如他说：“窃尝谓万物本体，虽不可知，而可知者止于感觉。”[6](P.60)许多人引用这条材料证明严复是实证论者，他们忽略了严复对“本体”和“不可知”的理解与实证论者并不一样。严复并没有像实证论者那样拒斥本体论，他的说法是：
朱子谓非言无极，无以明体；非言太极，无以达用，其说似盛。虽然，仆往尝谓理至见极，必将不可思议。[6](P.96)
严复不但没有否定朱熹的本体论观点，反而倒有认同之意。按照他的理解，“不可知”与“不可思议”是一个意思；而“不可思议”就是“不好理解”的意思。比如，生活在热带的人没有见过冰，只是听人家说水结成冰以后人可以在上面行走，感到不好理解，这就叫做“不可思议”。根据严复的这种理解，把他归结为“不可知论者”，显然是不符合他的思想实际的。我们认为，没有经过系统哲学训练的严复当时刚刚接触西方实证科学，也刚刚接触西方的实证哲学，他不可能明确地划清唯物主义经验论与实证论之间的思想界限。所以，把他归结为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者，或者归结为实证论者，都有些拟于不伦。不过我们应当承认，尽管严复不是实证论者，但他确实开启了中国实证哲学思潮的先河。
收稿日期：2001-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