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笔谈）——1.中国社会学创新研究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笔谈论文,路径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中国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最丰富的原材料，使其有了发展的“地利”，那么“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以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社会学的批示则为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天时”。而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人和”，也就是全国社会学界的同仁抓住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机遇，齐心协力谋发展。应该说，全国社会学界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是一个人际关系比较和谐的群体，是一个虽然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和分歧，但仍然具有相互理解和宽容精神的群体，这是一个学科健康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不过在如此重大的机遇和挑战面前，社会学学科发展所需要的“人和”不能仅停留在人际关系这个层面，或者说仅靠这种“人和”是不可能承担起历史交付给社会学的历史责任的。我以为，要使社会学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使社会学真正成为一门“显学”，就必须提升社会学面向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创新研究能力。因此，我们需要的“人和”必须建立在以下共识基础之上。
第一，在什么是当今中国面对的最为重大的社会学研究问题上要有共识，并在这个基础上凝聚形成“攻坚”的团队力量。这样说，不是否认其他问题研究的必要性，而是我们应该承认，社会学是一个内容庞杂的学科，而且在任何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内，研究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没有研究重点及资源的相对集中，我们就难以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真正有所突破。对于学者个人而言，研究什么完全是个人的选择，而且也不意味只有研究现实重大问题才能出成果、出大学者。但是在当今中国，对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命运而言，只有关注现实重大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有所成就，才能彰显出学科的价值，才能提升学科的地位。对于这一点社会学者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在什么是社会学领域研究的问题上要有共识，并在这个基础上大胆地“扩张”学科的研究领域。在科学发展历史上，学科的差别已经从以对象来区分转为以理论范式来区分，但这个转变并没有被我们许多社会学者有意识地把握住，这导致了两个对社会学极为不利的结果：一是专门去研究别人不研究的问题，即“垃圾箱”说法，可是一旦这些不研究的问题被别人重视就从社会学分离出去“自立门户”，其结果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不断缩小；二是固守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但问题是当学科的划分不再是以问题来划分时，其他学科也就开始进入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一旦它们成功地嫁接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它们就会在一些社会学传统的研究领域取得长足的进步，甚至在这些领域里盖过社会学的声音。例如近年来国内在网络研究这个社会学开辟的领域里，商学学科取得的发展已经超过社会学而日益势盛。所以社会学要有一点“扩张主义”，即要敢于去思考和回答长期以来被视为别的学科的问题，尤其是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相关的重大问题。
第三，在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关系上要有共识，并在这个基础上推进两者互补性的发展。社会学的生命力来自于面向社会现实，但是面向社会现实的研究往往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学术取向，追求理论的对话和知识的积累；一种是对策取向，追求政策讨论和问题解决的工具价值。我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有其自身的学术标准，这个标准是不应以学术成果的工具价值为尺度的，这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学术理念。但是，社会学要成为一门显学，要得到大众的关注和政府的支持，就必须要有“经世治用”的工具价值。也就是说，社会学不仅要针对现实问题，从学理上回答“是什么”，还要从实践上回答“怎么办”，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对策。对于个体社会学者而言，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作出选择，我们不能苛求两者兼顾。但是在当今中国，对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命运而言，必须两者兼顾，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实现两者相辅相成的发展。我们要防止这两类研究之间的相互歧视，要给这两类研究的发展留空间。对于关注学术研究的社会学学者来说，应意识到，在当今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研究一定是从重大现实问题中产生的，追求学术研究并不排除关注重大现实问题；而对那些关注对策研究的社会学学者来说，也要意识到，真正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有贡献的政策研究一定是以科学的研究为基础的，要想使研究有自身强于他人的特色并能彰显社会学学科的价值，就必须在对策研究中体现社会学的理论视野。
第四，对学术争鸣要有共识，要形成宽容“人和”的学术氛围。我们追求学者间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善意的，但切莫把学术争鸣视为“人和”的对立面。学术没有争鸣就没有发展，这是科学发展的铁律。综观社会学30年的发展历程，真正有影响的学术争鸣为数不多，更不要说在重大问题上形成的有影响的学术争鸣。这不仅影响了社会学学科的学术水平在争鸣中的提高，也影响了社会学学科的学术影响力的扩大，用今天的话来说，社会学不会“炒作”。当然，要想在一个学科内形成争鸣的氛围，就要有宽容的学术环境。这种宽容首先是对学术新人的宽容，新一代学者往往是接受新观点最快、最具有创新精神的，但是中国学术界“师道尊严”的传统往往使两代学者之间无法形成真正平等的对话，学术争论往往是在同代人之间展开，难以在不同代学者中间形成学术共同体；其次，这种宽容是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宽容。学术是一定分派别的，只有这样才会有争鸣，即使是对策研究也一定有不同的方案。这种宽容精神要贯穿在我们处理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关系之中，更要体现在鼓励社会学者在对当今重大现实问题进行解释和政策设计时，大胆地触及一些“敏感”话题。
第五，在学科建设上要建立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合理规划和规范学科的发展。总体上讲，社会学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相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和要求，社会学的发展不是太多太快，而是较慢和不够。不过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这个“较慢”和“不够”在不同层次上的表现不一样。在本科教育层面上，无论从社会学系的招生情况还是从毕业后的市场就业率情况来看，目前的办学规模基本合适，不适合再扩大。但是在研究生层次上，这个市场并没有饱和，仍然需要发展。尤其要提出的是，社会工作的研究生教育更是缺乏，国家至今还没有设立社会工作的硕士学位点。二是我们自身在如何培养高层次人才，规范学科的发展上是否能形成共识还值得讨论。这些年，社会学在一些评审中通过率不高除了少数人本位主义观念外，可能与学术评价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共识不足不无关系。例如，一篇好的博士论文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工作的专业硕士教育即将展开，那么在专业硕士和科学硕士培养标准上如何区别？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形成共识了吗？如果我们自身对学科发展的规范没有达成共识，当学科发展的重大机会到来时，我们就会陷入无谓的内耗之中而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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