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利益是中日战略关系中的首要目标——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条约论文,首要论文,友好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回顾25年来乃至31年前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尽管发展的主流是健康、友好的，但道路崎岖不平，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20世纪最后几年至今，两国间摩擦不断、渐行渐远，互不信任情绪浓厚，其发展趋势令人忧心。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谁也离不开谁。回顾历史，在我国隋唐时期，两国平等互惠、友好交往，至今传为佳话。只是到了近代，当两国都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至今难忘的苦难。
中日两国为共同维护东亚及世界和平与繁荣，继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又决定共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内容是第二条：“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注：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即反霸条款。这个条约至今仍对维护当今世界秩序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说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政府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正常化，那么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则意味着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完全正常化。换言之，两国已就妨碍国家关系、政府关系正常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达成谅解。至于我们现在经常提及的历史认识问题，属于思想认识范畴的意识形态问题。形成不同历史观的基础是相当复杂的文化背景的差异，远不是单纯的外交手段在短期内所能消除的。
一、当代的中日关系从来都是战略关系
回顾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都与中美关系、中苏（俄）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南亚各国关系及我国的台湾问题紧密相联。我国政府总是以“四两拨千斤”的高超外交智慧与技巧，从战略的高度处理对日关系，从而赢得了我国对外战略的全局性胜利。毛泽东主席在1972年9月27日会见为恢复中日邦交而访华的田中角荣前首相时说：“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谁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注：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毛泽东主席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中日关系影响世界大局，而且为了搞好中日关系，不要怕别人指责。
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指出：“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联合声明中最重要的内容有两条：即第三条关于台湾问题（“……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以及第七条（“……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注：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第110～111页。）在坚持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对如何在地区及世界范围内处理中日关系做出明确的规范。应该说，联合声明已经谈到了中日之间的战略关系。当时的中日首脑会谈并没有仅仅着眼于两国间许多技术性的具体问题。如果当时的两国领导人一见面就开始讨论诸如：日美安保条约对中国的威胁、日本政治家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钓鱼岛的归属即所有权问题以及日本国内极右翼的军国主义倾向等等问题的话，那么，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是根本不可能的。毛泽东主席一言以蔽之：“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就是战略。
1978年，我国文革浩劫刚刚结束，邓小平带领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全国正在为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做各方面的准备。此时，在邓小平的脑海中，一个全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设计蓝图已经确定。为了实施改革开放的宏伟战略，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为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必须首先实施安全外交战略。我国政府在稳定并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加快发展并稳定中日关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顺利缔结的。正是具备了稳定的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以及后来中苏关系的解冻和与欧洲各国、东南亚、南亚有关各国关系的改善，出现了新中国外交的又一辉煌时期，形成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重温这段历史，更让我们认识到上述外交战略的深谋远虑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要性。这不仅因为它规范了中日两国的战略关系，也是我国整个外交战略链中的重要一环。坚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整体实施我国外交战略的需要，是保证改革开放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的需要，也是中日两国国家利益的共同需要。
二、中日关系应通过战略对话尽快成熟起来
中日恢复邦交已整整31年了。谈到中日关系时，人们常爱用“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等充满理想、带有鲜明情感的语言及思维来形容并看待中日关系。一旦日本国内出现刺伤我民族感情的言论或行动，我们不仅会感到义愤，而且会中止各项交流活动，甚至波及到正常的政府间交流和首脑接触，导致外交关系全局性的冷却。这是缺乏冷静客观的思考、对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认识不足、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也是两国关系脆弱、尚不成熟的表现。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近年来中日两国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争端。尽管每次争端，最终都因两国领导人以中日关系的大局为重，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在两国国民心中却留下了不应有的伤痕，彼此感情上的距离，渐行渐远。其实只要稍加冷静思考，都可以处理得很好。诸如日本三菱公司卖给中国帕杰罗汽车质量问题、日本航空公司对乘客的服务质量问题、东芝笔记本电脑售后服务等纯属消费者权益的问题都被无限上纲到民族歧视的高度来对待。中国三种农产品被拒绝进入日本以及其他正常的贸易摩擦也同样被注入了浓烈的感情色彩。
另一方面，在日本，极少数中国人的偷渡、盗窃、杀人、地下银行等严重犯罪也导致了日本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整体上的成见与偏见。至于诸如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本经济海域、中国武警战士为保护日本驻沈阳总领馆所发生的事件，在日本都被炒作成“中国的威胁”和“无视人权”、“违反维也纳公约”等等。当然，靖国神社问题就更为复杂了，至今仍是中日关系中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
如果，我们对中日关系能摆脱情感式的思维模式，代之以战略性的新思维，如同中美关系那样，在进行战略性合作的同时，对分歧进行战略性的对话，甚至在爆发危机时仍保留稳定的沟通渠道。在冷静的对话中，双方各自讲清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在，对分歧做出妥善的处置。设想，中美撞机事件，如果发生在中日之间，可能就是一场战争的爆发了。我们必须正视中日关系中潜在的这种危险隐患。
三、我国的和平统一大业，需要有稳定的中日关系
我们都知道，甲午战争后，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诸岛割让给了日本。在此后长达50年的日据时代，日本用教育奴化了一代人，日本对台湾的影响不可低估。正因为如此，在中日恢复邦交的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对台湾问题的两国政府立场的表述就格外明确。这对营造和平统一大业的国际环境是非常有利的。尽管当时日本也存在着亲台及同情台湾的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基础，但对侵略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的愧疚在相当长时期内仍是日本对华舆论的主流。反映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的主流舆论都是支持我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台湾被日本舆论冷冻化、边缘化了，很少有人谈论、关心它，以至后来许多日本人都不知道李登辉是何许人也。但是，在中日关系进入多事之秋的20世纪最后几年，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力的明显增长，日本舆论开始关心并同情台湾。这种舆论被日本极少数亲台人士引导到同情并支持李登辉访日上，并造成了日本政府面对舆论压力束手无策的局面。尽管无力地设定了若干限制条件，最终还是不得不为李登辉以检查身体为借口访日开了绿灯。
回想31年前，田中角荣前首相鼓足勇气，跑到北京签署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联合声明，大平正芳前首相果断宣布日台断交，都是在日本全国的舆论压力驱动下做出的决断，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民间促官方”。同样是舆论压力，但背向完全相反。我们不得不反思毛泽东主席关于“寄希望于人民”的一系列教导以及“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是否被我们忽视了。
我国的和平统一大业需要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和日本都是重要的因素。我们常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那么，至少台湾问题也是中日关系中重要和敏感的问题。维护稳定、良好的中日关系有益于我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李登辉能够实现访日足以警示：如果任凭中日关系随惯性滑下去，也会严重危及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四、坚持实事求是，寄希望于日本人民
在中日恢复邦交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以极其深远的思考，决定放弃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权利，其意义非同寻常。此后，部分有见识的日本政治家深感过去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之深重，为了感谢中国人民放弃战争赔偿的博大胸怀，并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日本政府决定实施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ODA的主要内容即长期低息或无息的政府贷款。日对华提供的ODA总额已超过300亿美元。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是日本政府决定实施对华ODA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放弃战争赔偿的深刻意义和博大精神绝非日本对华ODA可以抵偿的。对日本支持援助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言行，我们理应加以公布并表示感谢。就像此次日本政府援助我国人民抗击“非典”一样，给予如实公布并表示感谢，赢得了日本人民和舆论的好评。这样做并没有引起国内舆论的负面反应，也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对改善两国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
近年来，虽然在两国关系中发生了许多摩擦和问题，但也有不少积极的事例。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积极地给以对应。中日两国是近邻，发生这样那样的摩擦和问题并不奇怪。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顾全大局、客观公正、平等互利的原则，总会找到合情合理的解决方式。
关于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目前已经演变为一个影响中日关系大局的十分敏感、十分复杂的政治问题。毫无疑问，中国人民作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对于任何对侵略者的赞扬和顶礼膜拜的行为，都会看成是对我民族感情的伤害。日本部分政治家无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近邻国家人民感情，前往供奉着A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无疑应该受到谴责。我国外交部门发表讲话、民间学者和媒体发表文章加以批判都是应该的。靖国神社不仅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而且还涉及日本民族的文化背景、生死观、宗教问题和战争中充当炮灰的阵亡士兵的遗族的感情问题（日本全国遗族总数约12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10）。它涉及日本内外方方面面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自身。这个问题要靠日本人民和政府领导人的智慧自主地得到根本的解决。要让日本人民和政府领导人自己去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解决，最终势必损害日本自己的国家利益。单靠施加外力和动用外交手段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外交手段如果使用不当，还会使我们自己陷于被动。总体上，政府要做的是明确表明对此问题的政治立场和态度而不是其他，防止过犹不及。现在，我国经常出现一些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要求民间赔偿的活动。这些战争受害者要求伸张正义的呼声，理应得到支持，而且也要通过司法途径寻求解决。
至于我国领土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早在中日恢复邦交后的1974年10月，邓小平会见日本朋友时就明确表示：“……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为好。”（注：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时，邓小平又指示：“谈判时，钓鱼岛主权问题最好搁置起来。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恐怕几年也解决不了。”正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加速了缔约谈判的进程。
可以说，对中日关系，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比对任何其他双边关系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对中日关系中无论是历史遗留问题或是现实发生的问题，他们都从国际战略的高度做过许多十分全面而明确的指示。这些教诲现在仍应是指导我们处理好中日关系的重要依据。只要我们认真重温这些前辈们的教导，处理好对日关系并不是一件“不能为”的事情。
关于建设北京至上海高速铁路项目，从竹下登内阁至今，一直备受日本朝鲜关注。日本企业界参与的愿望非常强烈。日本官方、民间都希望有一个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的象征之物。实事求是地说，日本高速铁路即新干线的安全性和管理水平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新干线自建成运行至今已经历了40多年，无任何重大安全事故的记录。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公共交通管理水平不高的国家来说，确保安全是第一位的。应该为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着想，排除一切感情性的干扰因素，从实际出发，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日本企业界的真诚合作，堂堂正正地从日本引进所需软硬件及相关技术。中日两国历来都以大的合作项目（如上海宝钢等）作为纽带，维系着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双方都有这种需要。建设北京至上海的高速铁路恰好是对双方都有益的一个很好的大型合作项目。
五、客观、理性地看待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愿望和日本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
二战结束已58年了，美军仍然驻扎在日本。美军驻军和基地费用还是由日本人民负担。上至日本宪法，下至公务员制度，日本的国家秩序，无一不是由美国规范的。世界上发达国家中没有一个如日本这样被迫依附于美国的羽翼之下的。日本人民对58年来美国强加给他们的国家构造已经厌烦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给日本带来明显的政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民要求摘掉“战败国”的帽子、摆脱美国的控制、成为世界普通国家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曾根内阁就提出了行政、财政、教育三大改革框架。到小渊内阁时，则加速了各项改革的法律进程。到了小泉内阁则开始动大手术了。其间，经历了约20年的理论、舆论和组织准备，小泉以改革派政治家的形象登场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二战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得到了相当部分的民意支持。
作为一个普通国家，日本应该拥有自主修改宪法的权利，也有将自卫队正名为国防军的权利。凭日本目前的综合国力，要求成为政治大国、增强国防能力、要求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都是无可非议的。不能因为他们的老一辈人曾发动过侵略战争、给周边国家带来过灾难，就让他们子子孙孙永远不得翻身，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至于我们对日本政治走向和防卫力量增强的担心，则可纳入两国战略对话机制中加以澄清和沟通。同样，日本及周边国家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提升、今后政治走向及国防现代化也怀有各种猜测和不安。我们也可以利用战略对话机制来打消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偏见和不安，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只要中日两国建立起战略信任机制，“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就会一扫而尽。无论是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或是稳定和巩固香港地位的“一国两制”以及和平统一台湾政策，都会得到正面回应。回顾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以来的25年，也正是我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一个崭新时代的25年。这25年中，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全国上下都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之中，多多少少忽视了邻国日本25年来的巨大变化，或者说对日本这25年来的巨大变化研究得很不充分。我们对自己的事情已经学会并适应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理论创新，开拓发展，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新思路，在对日关系的思维上却跟不上世界潮流和日本社会的变化，对日本社情、民意、民心的了解也不够深入。我国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已经在亚洲乃至全世界呈现。尽管中日关系中的问题主要责任在日方，我们也应该以大国的姿态和度量，积极推进中日外交。但面对当前中日关系中的问题，如不尽快调整对日政策，不仅会严重干扰我国外交战略的全面实施，而且，一旦中美关系紧张或恶化，日本仍然别无选择、只能追随美国的话，就会成为中国真正的威胁。因此，中日关系仍是我国外交战略上的一个重大缺口。外交战略的不完整，最终必将影响国内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这就是所谓内政与外交的相互影响。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调整对日关系问题上，我们已经徘徊得太久，时不我待。
六、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针，积极引导媒体和舆论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期，记得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毛泽东关于突破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指示一直传达到基层每一个人。一瞬间，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国统治集团的头子要来中国了，还要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握手。这是多么大的冲击啊！但是，中国人民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顾大局、识大体。当充分了解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后，能坚决服从。当时，人人都知道，见了美国人要“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多么优秀的民族啊！我们经常强调“舆论导向”，强调与中央保持一致，但是，在对外关系，特别是在对日关系上，为什么显得很不一致呢？对少数仅为商业利益而不惜制作耸人听闻的标题加以炒作的报刊及网络新闻，为什么不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政府有关部门要经常告诉媒体，我国的根本利益是什么。主管部门应该与媒体从业人员交朋友，经常交换意见、主动介绍国家的对外战略。为了国家利益，让媒体担负起对国家、社会的责任。要求它们做到在有关对外关系的报道上，真正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以感情代替政策。近年来，我们不断强调爱国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但对国际主义的教育却很不充分。
中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顺利实现了新老领导集体的交替。“三个代表”思想是“十六大”的精髓。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2周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准确地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国迈向21世纪，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毫无疑问，“三个代表”思想也应该是指导我国对外关系的根本指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提出了处理对外关系应遵循“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八字方针。这不仅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的对外战略及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的继承，而且也继承了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关于在国际上“韬光养晦、不出头”的战略思想，是“三个代表”思想在外交战略上的具体体现。具体落实到对日关系上，与邓小平关于“中日合作的重要性超过中日间的一切问题”的教导及江泽民关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建国以来，在中日关系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都历练、造就了一大批对日工作的优秀干部。与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工作队伍相比，对日工作干部的阵容可谓强大。只要我们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全面理解“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积极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邻为善，以邻为伴”，中日关系的前途将是十分光明的。
七、中日战略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31年了。与31年前相比，中日两国战略利益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形势的变化，要求中日两国携手在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共同发挥更大的作用。中日两国之间必须构建起新的战略互信与战略合作关系。
1.中日两国应紧密合作，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保证其无核化。日本是世界上惟一的核武器受害国，对核武器的敏感和恐惧超过任何国家。没有中日两国的合作，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与稳定难以实现。
2.在加速东盟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10+3”）和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以及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加强中日合作，有利于我国一贯倡导的全球多极化，反对一国单边主义。
3.在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建立亚洲统一货币方面进行合作，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货币政策的市场化和国际化。
4.建立两国安全保障、战略互信和对话机制，实现中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互访以及实施海上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海盗、偷渡、贩毒等）的联合演习，构建两国真正的战略互信。
5.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特别是在南中国海打击猖撅的海盗活动，保证中东石油运输线的安全和畅通。这不但对日本能源生命线至关重要，而且对我国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也是十分必要的举措。
6.中日合作，开发利用俄罗斯石油资源。不但可以加强中日两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而且可以更加主动地处理对俄关系，避免中日相争、两败俱伤、第三者坐收渔人之利的局面。
7.在综合开发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太阳能等）方面全面合作，这将有利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8.加强在海洋领域的全面合作，包括在钓鱼岛周围的海洋调查、海底油田开发、海洋环境保护、综合利用海洋资源等方面进行合作，有利于我国的海洋战略及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9.在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以及在农业、粮食生产等方面进行合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同做出应有的贡献。
10.在人类健康、防止疾病、建立应对突发性传染疾病机制方面进行合作，有利于增强和提高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实现以上战略合作，有了一个更为良好的中日关系，只会使我们对美、对俄、对欧关系更加主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施加积极的影响。我国的外交战略总体上将会更加主动，国际声誉会更高，更有利于树立与我国力相符的新的大国形象。
目前，我们应首先在解决朝核问题以及加强安全保障对话问题上更多地发挥作用，消除日本国民的疑虑。中国和日本都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国家。搞好中日关系，我们需要付出的并不多。只要我们调整好思维和心态，理性而非感情化地、实事求是而非意识形态化地应对中日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我国现在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为基础，就一定会重塑一个能够适应全球化潮流的成熟而健康的中日关系，就一定能为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