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新科技革命论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新科技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资本主义新科技革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主要发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革命。科学技术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历来是社会进步的强力杠杆。战后发生的新科技革命开始于美国，尔后扩展至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在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出现了新的突破。新科技革命，既是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重要表现，又是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重要原因，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注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一、当代资本主义新科技革命的由来
科技革命不是指通过改良或革新所造成的一般性科技进步，而是指通过创新和发明所实现的革命性科技进步，包括科学的基本原理、社会建制、规范标准、科学活动的方式方法的根本性变革，还包括技术的理论基础、内在结构、规范标准、技术活动的方式方法、技术应用的形式规模的根本性变革。这种性质的科技进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密切联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资本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必须使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而对科学技术始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革新技术、创新产品，加强管理、降低成本。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虽然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但往往也孕育新的科技进步甚至科技革命，因为企业要摆脱危机进而走向繁荣，一般会加大科技含量高的固定资本更新。马克思认为，较之历史上的一切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本具有“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的趋势。
近代以来，伴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社会先后发生了三次科技革命。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中叶，在欧洲首先是英国发生了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又称“蒸汽革命”，人类从手工时代进入了蒸汽时代，实现了生产机械化。19世纪后期以来，以德国、美国为中心发生了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又称“电力革命”，人类从蒸汽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实现了生产电气化。二战结束以来，始于美国的以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是第三次，又称“电子革命”，人类从电气时代进入了电子时代，实现了生产自动化。新科技革命经过60多年的发展，演进为以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信息革命，使人类由工业经济社会步入信息经济社会。以前两次科技革命为基础而发生的新科技革命，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这一资本趋势在当代的表现及结果。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是科学理论特别是物理学理论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初期，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物理学家先后发现了X射线、放射性物质以及电子的存在，打破了原子是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并不可分割的定论，把人类的认识引入微观世界。不久，德国的物理学家又提出了能量子假说，宣告了量子论的诞生。在深入研究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基础上，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打破了经典力学的一些基本观念，揭示了时间、空间、物质和运动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微观世界中波动性和粒子性、连续性和间断性、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使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从宏观层次深入到微观和宇观层次。接着，美国科学家创立了基因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同时，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和生物学等基础科学领域也发生了一系列变革。20世纪前50年自然科学理论的革命，提供了后50年技术发明创造与应用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和严重倒退，却也创造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机遇。生死存亡之际，参战各方几乎动员了能够动员的一切资源，加快研究军事科技尤其是原子能技术。德国首开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并使导弹最先问世。美国实施了著名的曼哈顿工程，动员15万科技人员，投入20亿美元经费，历时3年终于首先达到目的。二战结束前，美国军方为计算炮弹弹道，要求宾州大学设计以真空管取代继电器的“电脑”。1946年2月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随后所生产的电子计算机几乎全部装备于军事部门。战争对医药和生化武器的需求，推动了抗菌素工业和微生物遗传学，导致战后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工程等技术的大发展。一系列军事科技的发展，为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物质技术条件。战后，许多军事技术用于民用工业，不仅创建了一些新的工业部门，而且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同时，战时造就的一大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奠定了新科技革命的人才基础。资料表明，1982年以前美国有124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116人成长于战争时期。从这个角度看，新科技革命首先发生于美国并非偶然。
战后以来，在冷战的背景下，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西方国家产生了多方面的科技需求。首先，军备竞赛成为美苏较量的主战场，而军事科技则成为争夺的制高点。美苏都对军事科技投入表现出极大兴趣。军事科研费用占国家科研费用的比重，美国一直在50％左右，苏联大约是80％。其次，现代化大规模生产既提供了新科技革命的物质基础，也向新科技革命提出了迫切需要。随着钢铁、化学、汽车、电力、铁路、航运等产业的大规模发展，生产过程日趋复杂，分工越来越细，联系越来越紧，以至原有的生产体系难以正常运作，迫切需要代替人力操纵的新技术。同时，现代化大规模生产也为新技术提供了实验基地和用武之地，而新技术加快向社会生产力转化又成为技术发明的强大动力。再次，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居民消费需求，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逐步膨胀起来。许多国家采取多种收入政策和社会福利措施，包括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提高了广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和能力，从而为新产品新服务提供了巨大市场。技术创新与客观需要共生，外部压力与内部动力同在，这是新科技革命的重要社会背景。“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732
新科技革命的由来涉及多方面的社会条件。我国著名学者高放教授认为，科学技术的大发展至少需要八个社会条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管理，多元文化，素质教育，思想自由，社会需求和对外开放。[2]美国家用电器工业协会主席加里·夏皮罗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美国人强于创新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我们有一种‘我能行’的态度；有奖励能干的创业者的自由市场制度；有一种鼓励提出质疑、而不是机械学习的教育制度；我们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提倡人们持不同的观点，政府不得进行审查；我们有多样化的社会；我们乐意把失败视为一种学习经历，而不是耻辱的象征。”[3]新科技革命及其所依赖的科技创新是多种社会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观点为我们认识问题提供了开阔的思路。
二、当代资本主义新科技革命的特点
较之前两次科技革命，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的新科技革命表现了一系列鲜明特点。
(一)政府的主动性
这一特点在科技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涉及科技进步的诸多方面，如科技资源的动员、统筹和调配，科技发展各环节各阶段的协调，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定与落实，全国性或跨行业跨部门的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与实施，科技体制的完善和创新环境的营造，政府的科技职能大大加强，凸显出政府推动科技进步的主动性。
科技发展战略，着眼于国家的全局与长远来研究和确立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方向、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与战略规划，实质是如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科技发展的战略主动地位，几乎为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重视。在各国的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中，美国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又称“星球大战计划”，它名义上是军事项目，但涉及众多尖端技术领域，因而不如说是科技竞赛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日本提出的“通向技术立国之路”、“科技立国转向科技创新立国”的战略思想和实施多期的“五年科技发展计划”；澳大利亚实施的“能力支撑计划——通过科学与创新构建未来”；法国的“五年电子发展计划”；英国的“阿维尔计划”；联邦德国的“信息技术计划”；欧共体的“信息技术研究发展战略计划”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尤里卡计划”等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一些国家的政府作用进一步加强，纷纷把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作为新一轮发展的重点。
科技体制机制，是科技工作系统内的要素联系以及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的反映，既影响科技人员的智慧和创造性的发挥，也影响科技成果的推出和应用。为了推进自主创新能力及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西方国家大都推崇政府与产业界、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相结合的科技体制。在美国，政府鼓励建立合作机构以及合资创办高新企业，即由企业出资，高校、科研机构出技术，政府提供风险资本、低息贷款和税收减免。在德国，政府通过实行恰当的投资融资政策，鼓励研究机构围绕企业需求研发与创新，特别是鼓励企业的研发和创新，鼓励创建技术型企业；政府积极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如在高校内创建企业，建立研究界与经济界的合作网络。在日本，近些年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向，就是进一步促进产、学、研合作研发及其成果转化，政府加大对生物技术、信息通讯、环境科学、纳米材料、公共健康等领域的研究与产业化的政策支持。实践表明，政府与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体制，能够有效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使工作指向一个共同目标，分工协作，群体攻关，高效互动，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表明，界定和保护私人产权是激发社会创新活力的有效杠杆。专利制度，实质是一种从产权角度激励人类智力的制度，它着眼保护发明人利益、激发社会创造积极性，以技术公开作为技术保护的前提，用保护技术垄断来促使技术公开，从而使先进技术及时公布于世，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重复劳动，使后人在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推动科技进步，而且可以使新技术尽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理查德·莫斯比认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关键原因。来自《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说，知识产权集中的相关产业在美国共创造了1800万个工作岗位，贡献了5万多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推动了40％的经济增长，占美国出口产品和劳务的60％；从1990年至今，美国核心知识产权行业的就业增长率是增长率平均数的两到三倍。[4]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杠杆。这一政策主要表现为事前扶持与事后奖励相结合，重视科技开发与重视开发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相结合。事后奖励是一种企业必须在赢利的基础上才能享受的优惠，事前扶持所提供的优惠不以企业赢利为前提，二者都体现了政府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意向，皆可调动企业从事科研和技术开发的积极性。在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对于创新的激励也有了创新，一些国家采取股权激励的方式，即通过企业股权来界定人们的知识价值，把知识、创新与企业所有权挂钩，使“知本”通过创新获取利润，从而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深入，经济社会发展所依赖的战略资源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今天的信息社会里，物质资本重要，人力资本更为重要。西方国家大都把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视为政府的头等大事，不仅各级政府重视正规教育，各种企业重视职工培训，而且全社会重视终身教育，努力把人力资源变为人才资源。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历届总统都宣称要成为“教育总统”，大幅增加教育投资，全国教育经费占到GDP的7％。多年来的全球大学排名表明，美国大学几乎垄断了前十几名。2012年7月，白宫推出促进理工科教育的新举措，计划未来4年拿出10亿美元培养1万名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大师级教师”。在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1997年决定将科技厅和文部省合并成立教育科学技术省，以进一步促进科研与教育、产业的结合。1997年年底欧盟发表《走向知识化的欧洲》的报告，核心内容是强调建立全社会终身教育体系。在重视教育的同时，一些国家还想方设法地网罗全球人才。据资料，1990年至2000年，美国接受了415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移民，欧盟15个成员国接受了200多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5]目前，美国顶级科学家中的38％出生于外国。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认为：“美国的秘密在于，它的工程师大都是移民。外国学生和移民几乎占美国理科研究人员的一半。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有40％是他们。到2010年，75％的理科博士都将授予外国学生。美国生产力重新爆发的潜力不取决于我们的教育体制或研发开支，而取决于我们的移民政策。如果允许并鼓励这些人留下来，这里就会有创新。如果他们离开，就会把创新一起带走。更总体地看，这是美国的巨大优势，而且可能是难以逾越的优势。”[6]
新科技革命不是某一单项技术的革命，而是一系列技术群的革命，领域广、规模大，投资周转慢、风险大，单靠私人资本的财力难以为继。适应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需求和军备竞赛需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研发活动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根据OECD的统计，2000年政府投入的研发经费，美国为696亿美元，日本为35408亿日元，德国为159亿欧元，法国为765亿法郎，分别比1971年增长了3.6倍、7倍、2.9倍、6.2倍。这一年英国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为50.7亿英镑，比1972年增长6.6倍。[7]此后至今，这些国家研发经费的政府支出继续大幅增长。据联合国报告，2008年美、日、德、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都高于2％。目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在继续加大科技投入，提升它占GDP的比重，美国计划在近几年增至3％，欧盟计划到2020年增至3％，韩国计划到2012年增至5％，巴西计划到2022年增至2.5％。[8]在研发投入方面，政府的作用除了直接增加投资，还表现在积极建立其他投资渠道和鼓励其他渠道的投资。在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间研发投入大大超过了政府研发投入，使研发总投入在政府投入有所减少的情况下仍保持了增长的趋势。
政府采购能够创造有效需求，是促进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有力举措，在鼓励和扶持高新技术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在企业初创时期或新产品推出初期，政府采购的作用尤为显著。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在飞机制造、核能、因特网、半导体、航天技术等通用技术领域持续投资，既满足了国防采购的需要，又催生了新的产业并增强了它的国际竞争力，美国也因此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领先的国家。2005年，美国联邦政府采购的产品达2500亿美元，其中来自美国本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产品占90％以上。其他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明确规定必须优先采购本国产品。
新科技革命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表现的政府的主动性，既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的一般要求，又表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科技领域的重要作用。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政府部门不是具体科研任务的承担者，而是各种科研资源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中的作用，同时在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履行特殊使命。当然，政府在运用各种手段推动科技发展时，不能不受到市场规则的约束，在参与程度、调控手段、干预方式等方面都要遵循市场规律。
(二)进程的持续性
新科技革命的持续性首先表现为相继出现的两次综合性较强的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的前期，主要发生在核能、半导体、合成化学、航空航天等领域。这些领域的新科技在生产中推广应用，诞生了核电站，形成了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的生产，开始了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的生产，推动了喷气客机的生产和人造卫星的应用。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的后期，主要发生在微电子与计算机技术、信息工程、生物工程、空间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相对于已有的科学技术，这些新的科学技术通常被称为高科技。高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造就了一批新兴产业，改造了大批传统产业，促进了第三产业迅速崛起，从而优化了产业结构，同时普及了个人电脑和手机，推动了互联网飞速发展，为信息社会注入了强大动力。两次高潮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变革表明，人类生产活动虽然离不开自然资源，但正日益摆脱它的局限，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即人类的知识和智慧，人类对自然界的相对独立性大大增强。
新科技革命的持续性还表现为接连出现的几次重大专项科技革命。第一次是1945－1955年的原子能技术革命，以原子能的释放与利用为标志，人类开始了对核能的利用。第二次是1955－1965年的航空航天科技革命，以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为标志，人类开始摆脱地球引力向外层空间进军。第三次是1965－1975年的分子生物学革命，以重组DNA实验的成功为标志，人类开始能够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第四次是1975－1985年的微电脑科技革命，以微电脑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为标志，揭开了扩大人脑能力的新篇章。第五次是1985年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以软件开发和互联网的建立为标志，信息社会正在到来。[9]41－42这五次专项科技革命，除第二次被苏联拔了头筹(1957年率先把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其余四次均首先发生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信息科技将进一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知识传播应用进程的重要引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将进一步对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发挥关键作用，能源科技将进一步为化解世界性能源和环境问题开辟途径，纳米科技将进一步带来深刻的技术变革，空间科技将进一步促进人类对太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将进一步为人类认知客观规律、推动技术和经济发展展现新的前景。”[10]184胡锦涛的这一论述揭示了新科技革命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即在若干科技专项综合发展中孕育新的重大专项科技革命。
(三)发展的加速性
在科技发展史上，一项新技术从发明到应用，蒸汽机用了80年，电动机用了65年，电话用了56年，无线电用了35年，真空管用了31年。战后以来，这个时间进一步缩短，雷达是15年，尼龙是11年，核裂变是4年，集成电路是2年，激光器不到1年。再如大众传媒，用户普及到5000万人，收音机用了38年，电视机用了13年，互联网仅用了5年。计算机的发展最为典型，自1945年研制成功，短短的几十年中经历了电子管、半导体、集成电路、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几代的发展，体积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低，性能越来越高，可靠性越来越强。随着终端设备的普遍应用，电子计算机与通讯线路结合起来，发展出人与机器对话式的语言系统。从此，人脑与电脑沟通、连接，揭开了信息化新时代的序幕。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提高了近千倍，运算速度突破了千万亿次，目前仍为激烈的国际竞争不断刷新。计算机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最伟大的发明，一切领域无处不在、无时不用，仿佛力量巨大的火车头，带动了所有部门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促成了信息化大潮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战后以来，人类获得的科技知识和科技成果超过过去数千年的总和。世界科技杂志于1665年问世，1865年增至1千种，1965年突破10万种。2010年，仅中国的科技期刊就有4800多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知识更新的周期，18世纪时为80－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为30年，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一般学科为5－10年，到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许多学科缩短为5年，而进入21世纪时，进一步缩短至2－3年。由于科技知识激增、新学科不断涌现，当今学科总数已超过6千门。在知识加速增加的同时，技术却在加速老化。据估计，工业技术约在10年左右就有30％被淘汰，在电子技术领域这一比率更高。2010年12月一期的西班牙《阿贝赛报》报道，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在最近4年中对包括中文版的520万册图书进行研究后发现，人们对过去的东西忘得越来越快，对1880年图书的援引持续了32年，直到1912年也没有减少，但对1973年图书的援引在10年后有了明显减少。可以预测，随着21世纪卷轴的逐渐展开，知识更新速度将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加快，人类将进入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四)内容的综合性
首先是科学的综合性。战后以来，人类社会出现的重大科技问题、社会发展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环境生态问题等等，都是综合性很强的全球问题，要求有关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部门进行广泛合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去研究解决。当代科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采用多学科方法研究某一客体或课题，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大多采取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形式。如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需要材料科学的配合，人工智能研究向认知科学、心理科学、脑科学等领域延伸。学科的多对象性，反映了各学科间的紧密联系，反映了科学研究的高度综合。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理论的发展并非一定是新理论摧毁旧理论，而往往是新理论限制和缩小旧理论的作用范围，把旧理论作为新理论的某种特例包含其中。因此，科学理论的每一进展和突破都伴随着人类知识的综合，促进科学综合性、整体性的提高。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包括人的科学，人的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现代科学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其次是技术的综合性。随着科研的深入和技术的发展，随着实践对新技术需求的增加，通过融合多种技术创造新技术，既有必要也有可能。长期以来，日本的技术开发坚持“综合就是创造”的思想，开发了许多新产品，取得了技术优势。松下幸之助是日本的“经营之神”。他推出新产品之道，就是执行了完全的彻底的综合化政策。他引进了发达国家300多项新技术，所生产的电视机不仅每个零件是引进的，连线路图也是买来的。由于他善于综合利用新技术，终于开发生产出世界一流的电视机。日本的石化等工业也是如此。由此，日本获得了“世界技术橱窗”的称谓。“欧洲产生科学观念，美国产生工业技术，日本最终产生价廉物美的产品”，这个说法一度反映了科学、技术和产业化三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不协调的一面，却也道出了“综合就是创新”这一当年日本经济起飞的奥秘。
再次是科学与技术的密切结合。19世纪中叶以前，科学与技术是分离的，二者的发展是脱节的，作用的发挥也是独立的。当今时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日益不可分割，技术越来越以科学为基础，科学越来越以技术为手段，导致了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的发展，既加快了科学发展的步伐，也加快了科学发现的应用。战后以来出现的许多新兴技术，如激光技术、超导技术、基因重组技术等，都是现代科学的直接产物。而一些现代科学的兴起也是现代技术的直接结果。例如，没有微波技术，就没有射电望远镜，也就没有现代天文学；没有超低温和超高压技术，也就没有超导微观理论；没有X光衍射技术，也就没有现代遗传学。现代科学真正成为技术的科学，越是新技术所承载的科学知识就越密集，高技术成为科学知识密集的技术。同时，现代技术真正成为科学的技术，成为科学进步的有力支撑。目前，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社会进步相互促进和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更为迅速。21世纪将是科技创造加速融合的世纪，不同科技领域之间发生共鸣作用和共振现象，随时可能产生爆炸性的波及效果。
(五)活动的国际性
新科技革命活动的国际性，表现为科技交流、科技合作等科技活动的国际化。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不仅取决于它的科学技术研发能力，而且取决于它参与科学技术国际化的能力。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性科技活动，掌握世界科技前沿动态，提高自身研发能力，为国家战略和政治目的服务。
科技活动国际化的原因首先来自现代科研自身的特点。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特点，是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紧密结合，科研规模越来越大。科研活动人、财、物的巨大投入，科研课题的多结构性、多学科性和高综合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承担，从而产生了国际合作研究的需要，推动了科研活动与科研设施特别是大型科研设备国际化的加快发展。而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通信技术的发展，又为科研活动国际化提供了有力支撑。2009年11月在日内瓦重启的大型强子对撞机项目，使全世界的科学家跨越地域、组织和技术特长的限制，通过博客、维基、分享数据库等方式进行创造性合作，仅一份报告的作者就有2900人，来自34个国家的科学家用10万台电脑为其处理数据。
科技活动国际化的深刻背景是日见增多的全球性问题。随着人类活动领域的拓展和活动规模的扩大，一些危及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多了起来，如环境污染和传染病蔓延等问题。解决类似这样综合性、复杂性很强的全球问题，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更需要建立有效的国际科技分工协作体系。
科技活动国际化的深刻动因在于各国对科技活动规模效益的追求。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通过扩大国家之间或公司之间的科技合作，甚至结成科技活动的国际联盟，可以提高科学研究的质量、效率和效果并分担研究成本，可以实现科技知识的共同生产和成果共享，实现本国范围内难以获得的规模效益，从而达到获取更大利润的目的。现代跨国公司的大发展，现代科技活动的国际化，深层原因是企业追求规模效益、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动机。参与科技活动的国际分工与合作，已成为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科技活动的国际化有多种表现形式。第一，国际科技交流不断扩大。这方面的形式丰富多彩，如互派访问学者，交换期刊文献，召开学术会议，互相考察参观。除此，有条件的技术转让也很重要。国家之间转让尖端技术是不可能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派遣留学生学习。第二，国际科技合作日趋加强。国际合作论文占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比重，目前超过35％，而15年前只有25％。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由美国、日本、瑞典的三位科学家共享，他们共同攻克了“生物大分子”研究技术难题。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国际空间站计划。该计划耗资400亿美元，参与国家16个。波音公司的一位空间项目负责人说：“空间站既是科研项目又是政治项目，这么多国家一起和平工作比空间站本身的价值还要大。它意味着不可限量的国际合作。”[11]第三，企业跨国科技活动日益频繁。当今西方国家的企业，越来越跨越国界，与其他国家拥有不同技术的企业开展技术合作，以避免风险和互补技术。1986－1990年，日本和欧洲企业在美国的研发投入由58亿美元增至113.2亿美元。1986－1991年，美国企业的海外研发投资占公司研发总投资的比重由7.7％增至11.3％。另外，各国跨国公司还普遍增加了海外开发机构的数量。到1994年年底，有304家外国公司在美国设有645家研发中心，而美国在国外设有108家研发机构。各国企业间策略性技术联盟发展也很迅速，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只有1560个，后半期新生了2632个，总数在80年代末达到4192个。[12]
三、当代资本主义新科技革命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认为它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但它的社会后果取决于现实的社会制度。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性发展的科学技术，深深渗透人生产力的各个要素，深深渗透从微观到宏观的生产力系统，深深渗透从生产力系统的外部环境，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又暴露出它必然具有的局限性。
就生产力领域来说，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反映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诸要素的作用：生产力＝(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管理)×科学技术。这个公式表明，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的一般要素，而且以倍数效应放大生产力其他要素的功能，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新科技革命中所展示的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集中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GDP年均增长5％以上，日、德两国高达10％左右。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1980年分别与1950年和1938年相比，美国增长1.7倍和4倍，德国增长3.5倍和3.3倍，日本增长9.2倍和6.4倍。按现行价格计算的GDP，1997年美、德、日又比1980年分别增长1.8倍、0.21倍和2.9倍。20世纪90年代末，全世界GDP总量为32万亿美元，而资本主义国家占75％，美国超群挺出，独占30％，人均GDP约为3万美元。[13]120这样的增速，80％靠的是生产率的提高，其中又有80％靠的是科技进步，而电子等新兴部门则高达90％－100％。
就生产关系领域来说，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变化是多方面的。马克思早在资本主义大工业革命初期就指出，机器的发展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因素，是生产关系发生革命的起点。“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14]473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社会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主要表现为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资本来源的分散化，来自社会组织和企业的法人资本的比重上升，传统的个人资本和家族资本的比重下降。新科技革命加强了政府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使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企业内部，昔日作为企业主宰的资本家在管理、经营和决策中的作用下降，而以职业经理为代表的企业家阶层的作用上升，经营管理权乃至财产支配权由资本持有者向经营者转移，资本所有者特别是大资本所有者作为置身于生产和经营管理过程之外的单纯食利者的寄生色彩更重了。生产关系的一系列新变化，使资本主义的外壳有所膨胀，不仅能够容纳已有的生产力，而且使生产力有了发展余地。
就思想政治领域来说，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与意识。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认为：“爱因斯坦在1919年成为全世界注目的人物，这充分说明伟大的科学革新家对人类所产生的作用是两方面的。他们改变了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增强了我们掌握世界的能力。他们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观念。第二种作用往往比第一种更剧烈”；“相对论像一把刀，作者便是持刀人，他在无意中帮助割断了拴住社会之舟的锚缆，使社会漂离了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信仰和道德观念的锚地”。[15]6战后初期，多数西方国家处境维艰，很少提及“资本主义”一词，而自称“自由民主制度”或“民主社会主义”。在新科技革命的作用下，资本主义不仅死里逃生，而且得到较快发展，影响力不断扩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助长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沟通交流方式的丰富又推动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扩展。还应看到，传播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强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透明度，公众能够比较有效地监督政府，公众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决策。科学技术的发展，公民参政意识的增强，使西方的政治制度受到很大挑战。
就社会生活领域来说，新科技革命推动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新科技革命时代，资本剥削劳动的方式得以改变，人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工时普遍缩短，多数人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人们工作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越来越多的是为了个人的发展。科技发展还拓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创造了许多新的娱乐方式，使人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多姿多彩。数字革命深刻改变了信息与其物质载体之间的关系，数字化、移动电话和地理定位颠覆了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心理与行为。网络技术的应用，创造了工作、学习、娱乐、购物、治病以及处理其他问题的新形式，为生活带来了效率、方便和快乐。美国依托互联网于2009年开始实行的远程工作周，不仅节省了经济开销，而且减轻了环境压力，更增加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灵活性。据“远程工作调查网络”的评估，4100万名美国人的工作实际上可以以远程工作的方式完成，如果这些人在家里办公一天，全国就可节省7.72亿美元，减少42.3万吨温室气体，相当于7.7万辆汽车停驶一年。①
新科技革命对社会的影响除了表现为物质产品，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等精神产品。在科学发展史上，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之所以英名不朽，就在于他们提出的思想和学说对人类精神世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事实上，18世纪以前的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功能主要还不是促进经济发展，而是作为反对封建教会和经院哲学的思想武器。科学的发展打破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权的统治，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和探求真理的社会风气，为后来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乃至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准备了条件。新科技革命在已有世界观、方法论和科学精神的影响下发生和深化，反过来又促进了世界观、方法论和科学精神的传播，如作为方法论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新科技革命为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社会转变进一步准备了条件。新科技革命发展到今天，创造了以计算机和因特网为技术支撑的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中，信息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知识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信息和知识与劳动者特别是智力劳动者难以分离，资本的权力被相对削弱。信息产品具有可复制性、无限消费性、共享性、积极外部性等特性，它所引起的消费方式的变化将促进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过渡。信息社会需要掌握先进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者，资本为了自身增殖的需要将大量增加教育和培训的投资，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弗朗赛特·拉扎尔等西方学者认为，信息革命是未来社会的先导，信息革命发展到头就是资本主义的最后界限。
全面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新科技革命的作用，不仅应看到它蓬勃发展、不断深入，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还应看到它所造成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科技进步，特别是科技成果的资本主义运用，表明了新科技革命带给人类的并非全是福音。
新科技革命在创造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失业、扩大了社会不公。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产业结构的大变革以及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大量不适应新要求的工人失去工作。在结构性失业的情况下，失业人数越来越多，失业时间越来越长，那些经过几代人积累的知识与技能越来越失去用武之地，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都难避失业浪潮的袭击。固然，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扩大，能够创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但就业者必须有新的知识和技能，而多数失业者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何况多数高新技术产业尚处于形成过程，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抵不上消失了的就业机会。1993年欧共体委员会发表的《增长、竞争力和就业》的白皮书说，近20年来其成员国的财富总量增长了80％，而就业仅增长了9％。另外，新科技革命把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依赖变成依附，加剧了国际关系的不平等和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一些美国人毫不掩饰地说，通过向全世界推广和普及其计算机标准软件，美国又找到了控制世界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较之前两次科技革命，伴随新科技革命的一个特有现象，就是金融在泡沫的不断积累中日趋恶化。为了实现生产和资本集聚，为了缓解生产不断扩大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金融自由化政策。这一政策刺激了金融投机活动，使大量资本从实物生产和贸易领域转向金融投机场所，导致有价证券、存款贷款、外汇等无实物载体的虚拟资本剧增。实行这一政策的苦心没有白费，金融扩张以及经济泡沫化在一定程度上掩盖甚至缓解了生产过剩的矛盾，但又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制造了新的矛盾，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透支经济。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没有实物经济支撑的透支经济迟早会发生信用危机，进而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发展。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首先是资本的投机心理恶性膨胀的结果，但人们对高新技术发展的不正确预期和需求的无限膨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科技异化一直是伴随资本主义科技进步的一种现象，指有自我意识和能动性的人亲自创造的科技成果独立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人疏远或存在隔膜，甚至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形成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以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为物质基础，以无限增殖的资本欲望为精神动力，整个社会弥漫着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风气。消费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尊严，而是为了纵欲和享乐；个体不是把群体和社会当作家园，而是看作牢笼和地狱。与此同时，激烈的就业竞争和生存竞争又给劳动者造成巨大精神压力，甚至使他们的精神、脑力和体力处于崩溃状态；互联网和现代交通工具等科技成果被用来进行诈骗、盗窃、恐怖、破坏等犯罪活动，基因和克隆等生物技术的开发引发种种复杂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等问题。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情况表明，社交网络很容易使人随波逐流，局部骚乱可以迅速席卷全国甚至全世界。西班牙《趣味》月刊载文指出：“当时看上去是不错的主意，但时间证明并非如此。就连最坚定的人类才华捍卫者也会承认，有些发明糟糕透顶。”[16]该文列举基因和生物专利权、塑料购物袋、水银温度计、核武器、垃圾邮件、纸牌接龙与视窗的其他附加程序等发明，认为这些发明非但没有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便利，反而令人厌烦和难以忍受。甚至有人认为，未来的社会就是自动化、电脑化、克隆化、数字化统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特别的本质就将消失，人们认识到自己不过是由几十条染色体组成的动物，什么伦理、道德、价值都是社会强加给人们的。总之，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同时也将人类置于更多的不确定性之中，使人们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焦虑和不安。正因为如此，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对科学技术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认为，科技和资本的联姻，一方面促进了财富的日益增长，一方面也加剧了对人的奴役；科学技术不但成为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人对人统治的手段。
当代资本主义新科技革命作用的两重性，既使人类憧憬明天，又使人类忧虑未来。把憧憬变为现实，使忧虑成为多余，需要但又不能仅仅依靠科技进步，更重要的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如此，当代资本主义新科技革命所体现的一般规律，如要成为世界强国必先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必须弘扬创新精神和培育创新环境，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认真思考的；当代资本主义新科技革命的一些做法，如重视并正确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既充分发挥本国科技优势又注重实施非优势领域追赶战略，强调研究服务于应用并根据需求开展研究，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认真借鉴的。
注释：
①远程工作一天节省的7.72亿美元由以下部分构成：居住在城外却在城内工作的人节省4.94亿美元，交通节省下来的230万桶原油价值1.85亿美元，有望避免的775起交通事故节省0.9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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