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思维研究国内发展概述
董爱华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102600)
摘 要: 从国际、国内两方面对批判性思维研究历程进行概述,介绍了批判性思维研究进入中国后的发展,及国内批判性思维研究的状况,总结了国内研究的成果与不足,并对后续教学实践研究做出展望。
关键词: 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能力;教学实践
一、批判性思维认知发展历程
自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开始使用“诘问式”教学方式,“诘问式”教学推动着学生去质疑已有的观念和解释,着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旨在让其思维脱离缺乏逻辑和理性的层面。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发展了他的教育理念,提出优秀的思考者在看待事物的过程中必须运用某种品质,这种品质即为批判性思维的原型。因此研究者普遍认同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这一表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critical”来自于希腊语的两个词根 kriticos和criterion,分别指的是判断能力和判断标准。
20世纪30年代,美国教育家Dewey提出“反省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的概念,这是批判性思维的现代研究开端。在随后的研究中,美国研究者们不断修订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Glaser提出人们在运用批判性思维的过程中,会融入一些特质,这些特质是个人考虑问题的态度倾向。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教育协会兴起的批判性思维运动中,Dressel和Mayhew把批判性思维定义为一种能力,即思考者要有“界定问题、筛选相关信息、建立假设和确定结论可信度”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Ennis将批判性思维定义为“在经过镇密的、合理的反思性思维之后再决定应该相信什么的反省思维”,他把批判性思维看作是一种良好的思维形式,强调用“标准”去衡量事物,是最先倡导在美国进行一场全面的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学者。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研究者对批判性思维的兴趣进一步增加,有学者提出社会成员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将决定美国的生活质量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1]。20世纪90年代,Facione带领特尔斐项目组(The Delphi Project)对批判性思维进行定义时专门探讨了批判性思维的维度构成,他们把批判性思维分成技能和情感倾向两个维度。
Application of the tongue-and-groove method in concrete pipeline joint construction
超声声像图特征分析结果显示，甲状腺癌在形态、边界、回声强度、回声均匀、微小钙化、肿大淋巴结、Ⅲ型血流与甲状腺良性结节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刑事政策的终极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也即强调构成社会的个人和集团之间的调和、安定并促进社会的发展。”［5］刑事立法政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其反映的是政府机构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公民意志作为众多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对于一项刑事立法政策是“良策”还是“恶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刑事立法政策要做到调和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就必须适度接纳民意。
这种青霉与匍枝根霉的模型易于制作和演示，可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可以将肉眼难以辨别的微观结构放大，突出展示教学要求学生掌握的结构特征，有助于学生掌握两种真菌的结构特点以及两者的区别。这种模型还可以由学生自己制作完成，既能加深学生对真菌结构特点的理解，又能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在实际教学中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总之,国内学者展开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实践的研究对象以学生为主。从护理专业到英语专业再到其它专业,研究涉及的对象范围越来越广,研究的深度也逐年加深。
二、国内批判性思维研究态势
除了在护理、英语专业领域对批判性思维能力进行测量,还有研究者不以特定专业的学生或教师为研究对象,而是以某地区和某类学校为研究范围,对范围内研究对象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进行测量。2010年刘义、赵炬明测量了一所地方高校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发现学生存在缺乏批判性思维倾向,2013年高志远武夷学院学生进行测量,结果显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并不明确,2016年张梅以某综合类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测量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现状及培养情况。2009年施利承在南京地区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中进行测量,对比文理专业本科生与研究生之间批判性思维能力差异状况。
(一)量具的修订与开发
理论研究方面,2006年林崇德构建了三棱结构模型,将思维自我监控要素加入到Paul和Elder的三元结构模型中[12];2009文秋芳等对之前的模型进行优势互补建立了层级模型[8];2012年阮全友开发了学习者四层学习身份模型[13];同年韦晓宝尝试构建了批判性思维能力多维培养模式的理论框架[14]。实证研究方面,2010年金利民从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角度探讨了英语专业课程改革[15];2013年任文等运用教学实例探讨了在写作、演讲、视听说以及综合英语等教学中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有效途径[16];2014年韩大伟等研究了基于计算机网络学习平台的辩论式教学模式是否能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17]。
(二)使用量具进行测量实践
Ennis认为批判性思维是一种能力,是可以习得的具体思维技能,如逻辑推理、鉴别谬误等[9]。于是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外研究者开始致力于批判性思维能力教学策略研究。在国内,从黄源深提出我国英语专业学生“思辨缺席”后[10],“推动以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为导向的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造就具有国际视野、人文素养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通识型外语高端人才培养”以成为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重要目标[11]。于是,外语学者纷纷展开对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
1993年,美国政府将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列为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The National Education Goals Report—1993)并提出到2000年“具有高级思维能力、有效交流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大学生的比例有显著性增加”[2]。1998年,世界首届高等教育会议发表《面向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世界宣言:设想与行动》第9条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教育学生成为知识丰富,目的明确的公民,能够批判的思考、分析社会问题,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并运用它们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承担起社会责任”[3]。从上个世界末开始,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一些世界一流大学更是把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列为其人才培养的核心理念,哈佛大学的使命之一就是“鼓励学生尊重观念及自由表达,乐于发现与思辨”[4]。21世纪初,欧洲最大的评估公司剑桥评估集团研发了“剑桥思维能力测试”(Cambridge Thinking Skills Assessment,CTSA),并从2001年开始在剑桥大学试用,截止2007年11月,剑桥大学29个学院中已有27个把它作为入学测试的一部分[5]。
其次,在外语专业领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测量实践也比较丰富,2010年文秋芳测量了英语专业与非英语专业文科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的差异,2011年马越通过测量发现英语专业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随着年龄的上升而下降,2012年刘航、金利民测量了英语专业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英语辩论课上是否增长,2016年马蓉、秦晓晴测量了英语专业大三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情况是否与学术阅读和写作存在相关。
在肯定批判性思维能力重要性的同时,美国研究者对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研究也很重视,根据2002年罗清旭的报告,从1970到2000年美国以批判性思维能力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有158篇,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相关著作有114部[7]。目前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
2006年耶鲁大学校长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指出,大学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特别是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2010年悉尼大学校长在参加中央电视台《对话·改造我们的大学》栏目中谈到“大学要培养学生成为负责任、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公民。”同时,2010年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牛津大学校长和耶鲁大学校长都指出,中国大学生缺乏挑战教师的能力,中国的大学应该加强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和训练[6]。因此,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人才培养是高校工作中的重要任务,高校要着力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随后,2012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教育专题规划》中又强调指出,高校尤其是在本科教育阶段要培养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要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就要注重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三)人才培养探索
当前国内护理专业领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实践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使用最为广泛的权威量具《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能量表》(CCTDI)在编制过程中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护理专业学生,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能量表中文版》(CCTDICV)也是由护理专业领域研究者彭美慈等修订。国内护理专业领域对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测量实践也开展较早,2006年何红等为了解护理专业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对217名护理专业学生进行测量,2007年韩琳琳对护理专业高、低年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进行对比测量,2009年王志稳、孙宏玉对151名护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进行测量。
1987年,美国哲学联合会(American Philosophic Association)委托Facione召集了美国和加拿大的45位专家,历时两年时间完成了特尔斐项目(The Delphi Project),开发出《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能量表》(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est,CCTST)和《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CCTDI)两个量具,并经过了四年的信度和效度检验,随后近十年的研究表明,CCTDI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8]。于是CCTDI也成为了批判性思维研究比较权威且应用也比较广泛的一种量具。各国学者为了使该量具更加本土化,纷纷对其进行翻译和修订,CCTDI现有法语、西班牙语、日语、英语等不同语种的版本。2001年罗清旭、杨鑫辉首次将CCTDI翻译成中文,并对其进行修订。2004年香港理工大学彭美慈等指出CCTDI的中文翻译只注意语义等值,未考虑到文化情景因素,据此他们修订了CCTDI中译本,完成了CCTDI-CV版,使其成为较权威的中文版本。在广泛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秋芳等在2008年和2009年两次对CCTDI进行修订。在探索权威量具CCTDI修订的同时,近年来国内学者还致力于自主开发量具。1999年台湾国立大学朱婉瑜和叶玉珠编制了批判思考意向量表;2011年汕头大学王琳璐编制大学生批判性思维技能测量和倾向测量量表;2015年西南大学黄程琰编制了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2016年西南大学姜雪薇编制了幼儿教师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
三、成绩与不足
从2001年罗清旭、杨鑫辉首次将CCTDI翻译成中文,并对其进行修订开始,在我国十多年的批判性思维研究过程中,许多研究者都对CCTDI进行了翻译和修订,也有许多研究者以CCTDI为模板编制了自己的批判性思维量具,为批判性思维量具的本土化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他们的努力为国内批判性思维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但研究者们对“critical thinking”的中文翻译并不一致,黄源深将其译为思辨[2],文秋芳先后将其译为高层次思维能力[5]和思辨能力[8],也有研究者将其译为批判性思维[3]。研究者翻译的不同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内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信度指标的不理想可能是由于翻译的不准确而造成的。2011年文秋芳在修订中着重检查了所用量具题目的英文原文与中文译文的一致性,并提出对问卷存在的先天不足要充分重视,而且还提出需要在量化研究中增加质性方法[18]。同时,研究者对翻译问题不断有意识的思考本身就体现了批判性思维所包含的批判意识和批判态度。
近年来,国内批判性思维测试主要以学生为研究对象,以教师为研究对象的较少,且对教师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多数是以护理专业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如2010年徐虹测量了浙江省中医药大学护理专业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倾向,2013年刘俊玲测量了吉林省高校护理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倾向。这表明我国系统的教师批判性思维研究还十分薄弱。当前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知识转化需要教师具备批判性思维。数据显示35.7%的教师直接从互联网、教材配套光盘上获得教学课件并直接运用,仅27.5%的教师进行二次开发[19]。加大对教师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将有助于引导教师将自己的职业发展与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需要结合起来,客观地评价自身的职业发展水平。也可以促使教师在教学上更加注重学生的输出反馈,采用对分课堂等教学模式,勇于把课堂活动交给学生,有意识加强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
当下，打的是百姓生活出行的一道风景，那么唐宋年间，像长安、开封、杭州等人口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城市，那时的市民是如何出行的呢？他们是否如当下一样，招手就能拦到“的士”呢？
四、结语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Walsh就指出批判性思维能力不等同于智力,不一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获得[20]。现有国内批判性思维研究表明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首先应有明确、具体的目标,还需要有测量学生思辨能力现状与发展情况的量具。目前,我国的研究还处于量具设计,实践探索阶段,还没有成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课堂教学模式。作为研究者和高校教师,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内批判性思维相关研究,尽可能深入地了解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过程,采用CBI(Cased Based Instruction)、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等新型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困惑,从而启动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教师还应自觉地将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纳入教学目标、调整自己的教学行为,能在堂教学过程中按照精晰性、相关性、逻辑性、深刻性与灵活性等标准对自己的批判性思维活动进行计划、检查、调整与评估。
参考文献:
[1] Hunt E.Will we be smart enough?[M].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5.
[2] 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外语界,2001(1):11-16.
[3] 黄朝阳.加强批判性思维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J].教育研究,2010(5):69-74.
[4] 孙有中.突出思辨能力培养,将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引向深入[J].中国外语,2011(3):49-58.
[5] 文秋芳.论外语专业研究生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10):29-34.
[6] 张梅.美国批判性思维研究及其启示[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154-157.
[7] 罗清旭.批判性思维理论及其测评技术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2.
[8] 文秋芳,王建卿,赵彩然,等.构建我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量具的理论框架[J].外语界,2009(1):37-43.
[9] Ennis R.Critical Thinking:What Is It?[J].Nursing Science Quarterly,1996,9(4):269.
[10]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外语界,2010(1):11-16.
[11]孙有中.创新英语专业测评体系,引领学生思辨能力发展[J].中国外语,2013(1):4-9.
[12]林崇德.思维心理学研究的几点回顾[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35-42.
[13]阮全友.构建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理论框架[J]外语界,2012(1):19-26.
[14]韦晓宝.影响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发展的外部因素分析与多位培养模式构建[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2):72-75.
[15]金利民.注重人文内涵的英语专业课程体系改革[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3):176-183.
[16]任文.再论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缺席”还是“在场”?[J].中国外语,2013(1):10-17.
[17]韩大伟,初胜华.构建基于计算机网络学习平台的辩论式写作教学模式—一项促进学生思辨能力发展的实证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14(4):60-65.
[18]文秋芳,王建卿,赵彩然,等.对我国大学生思辨倾向量具信度的研究[J].外语电化教育,2011(142):19-23.
[19]章杰亮.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2.
[20]Walsh D, Paul R. The Goal of Critical Thinking From Educational Ideal to Educational Reality[M].Washington D.C.: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1988:31.
A Discussion to Critical Thinking Study in China
DONG Aihua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Beijing 102600,China)
Abstract: To start with critical thinking's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well as in foreign countries,the article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study by illustrating its main research results and issues,then it shows expectations to future practical study in teaching.
Key words: critical thinking;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teaching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26(2019)10-0060-04
收稿日期: 2019-08-09
基金项目: 北京印刷学院师资队伍国际化能力提升项目(项目号:12000400001)
(责任编辑: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