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望龄“偏嗜必奇”说及其心学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心学论文,陶望龄论文,偏嗜必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偏嗜必奇”说的提出
万历十七年，陶望龄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三，授编修，①与同官焦竑、袁宗道、黄辉讲性命之学，精研内典。②此时袁宏道尚未登上文坛。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周望于诗，好其乡人徐渭。作洞庭山游记，规摹柳州，近效蔡羽。万历中年，汰除王、李结习，以清新自持者，馆阁中平倩、周望为眉目云。”③明万历中，以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后七子”流传下来的复古模拟风气颇盛，以至于剽窃成风，万口一响，诗道寝弱，对于新奇有创见的作品，往往横加诋毁，视为野路。在这样的风气中，陶望龄敢于率先汰除王、李习气，并提出了一些反对复古，主张新变的文论主张。如《徐文长三集序》：“文也者，至变者也。”④《方布衣集序》：“夫舍情与词则无文，剽古而依今，词则归诸古人，情则傅诸流俗，己不一与焉，而谓之文，吾且得信之乎?”(第242页)《门人稿序》：“予生平喜人读古书，而憎袭其语，每诮之曰‘女食生物不化耶’。”(第249页)《答求墓铭友人》：“今为传志文者，奇浮蔓延，务为备密，如画生者嘴距毛毳，件件描摹，总视反失真神。”(第427页)这些观点明确反对剽古因袭，显然是针对“七子”复古派的。他提倡写作应以一己之真“与焉”，实开公安“性灵说”派之先声。更为独特的是，陶望龄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从尽心尽性的角度，提出了“偏嗜必奇”说，大反程朱理学之正，一时振聋发聩，奠定了他在晚明文论史上的独特地位。
陶望龄“偏嗜必奇”说见于《马曹稿序》：
刘邵志人物，尝言：“具体而微，谓之大雅；一至而偏，谓之小雅。”盖以诗喻人耳，予尝覆引其论，以观古今之所谓诗辞，求其具体者不可多见。因妄谓自屈宋以降，至于唐宋，其间文人韵士，大氐皆小雅之流，而偏至之器。惟人就其偏而后诗之大全出焉。夫人之性有所蔽，材有所短；短而蔽者，若穷于此，而后修而通者，始极于彼，此恒数也。古之人，缘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达意，法以达材。务自致于所通，而不求全于所短。如火炎则弥扬之，水下则弥浚之，醴盈其甘，醯究其酸，不独无以揉之也，而且为之极焉。故其势充，其量蒲，其神理所至，自足以轶往古，垂将来。吾观唐之诗，至开元盛矣，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飞沉舒促，浓淡悲愉，固已若苍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焉。元、白之浅也，患其入也；而郊、岛则惟患其不入也。韦、柳之冲也，患其尽也，而籍、建则惟患其不尽也。温、许之冶也，患其椎也；而卢、刘则惟患其不椎也。韩退之氏，抗之以为诘崛；李长吉氏，探之以为幽险。予于是叹曰：诗之大至是乎!偏师必捷，偏嗜必奇。诸君子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传者与!众偏之所凑，夫是之谓富有，独至之所造，夫是之谓日新。(第237页)
刘邵《人物志》有“偏至之材”的说法，《九征》篇曰“偏至之材，以材自名”，《英雄》篇称赞张良、韩信为“英雄异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⑤陶望龄的贡献在于首次将刘邵《人物志》中人物品评“偏至”之论，引入文论中，提出了“偏嗜必奇”说。陶望龄《人物志新刻引》：“刘邵《人物志》，其言九征十二流，备矣。然括其大凡，略有四者：一曰中庸，二曰偏至，三曰间杂，四曰依似。昔夫子叹中庸之为德，自昔难之，而间杂、依似，邵以为风人末流，不足具论。其于偏至之论，独详焉。盖材本人性，随性所近，谁独无至哉。虽矇瞍、侏儒、颛愚、狡贼亦有之。”(第619页)陶望龄认为刘邵《人物志》中九征十二流，已经论述很详备了，概括起来有四种：中庸、偏至、间杂、依似。刘邵在四者中最看重“偏至”。陶望龄《马曹稿序》认为屈宋以降至于唐宋的文人都是“偏至之器”。自古以来，“偏”因为不全不正，而饱受诟病。比如李翱《答朱载言书》：“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⑥李翱批评文章尚异、好理、溺时、病时、爱难、爱易者均是情有所偏，而陶望龄则反是，他并不认为“偏”有什么不好，相反他要提倡的正是“偏”。《马曹稿序》认为“偏”能尽性、达道、独造、传世。首先，“偏”能尽性。偏至之人“缘性而抒文”，所谓“火炎则弥扬之，水下则弥浚之，醴盈其甘，醯究其酸”，即顺性情之势而张扬之，扬长避短，将其所擅长的偏才发挥到极致。如果偏至之器，都各尽其长，则“众偏之所凑，夫是之谓富有”，所以陶望龄提出“惟人就其偏而后诗之大全出焉”。其次，“偏”能达道。正如王阳明《答顾东桥书》所言：“夫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能尽其心，是能尽其性矣。”⑦只要能尽心尽性，则与天通。陶望龄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认为正因为“偏”，“故其势充，其量蒲，其神理所至，自足以轶往古，垂将来”。再次，“偏”能独造，“独至之所造，夫是之谓日新”。陶望龄认为唐代诗人风格各自独造，正因为他们的性情偏至不一。最后，“偏”能传世，“诸君子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传者与”。缘性抒文的结果是风格各自独造，诗文才得以流传后世。
陶望龄还提出“善魇”说，为偏嗜提供了合法依据。《书王世韬卷》认为处于觉醒之前的“善魇者”最苦，但“魇者，醒之机也。古之人盖有善魇者矣，孔曰‘愤’，颜曰‘苦’，商曰‘战’，竺乾古先生曰‘闻思修’，祖庭曰‘参’，曰‘疑’，曰‘吞金刚圈，餐粟棘蓬’，皆魇也……然则人不患不醒，而但患不魇；不患不乐，而但患其不愤不苦不战。苟愤矣，苦矣，战矣，安有不能转而乐者。至是方为真乐、常乐、永绝苦因之乐，而非睡梦之乐也。”(第371页)这里“愤”、“苦”、“战”均是偏至之情，但又会转化为真乐、常乐、永绝苦困之乐。这既将偏嗜与觉醒之乐相联系，又为“诗穷而后工”这一诗学命题，提供了心学上的依据。明代申时行《织里草引》：“尝闻之诗必穷而后工，尚矣，顾其牢怪沉郁，佗傺不平之怀，蓄而时发，不入于怨诽，则出于愤激，虽有偏至，终乏大雅。”⑧申时行认为诗穷而后工虽有偏至，但乏大雅，在认识上不及陶望龄深刻。
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认为黄庭坚“自出机杼，别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长，若言‘抑扬反复，尽兼众体’，则非也”。⑨胡仔初步认识到“偏”有独造之妙，然他并未明言“偏”字。可以说，首次系统地从诗学上为偏奇张目者，正是陶望龄。
二、偏奇与圆美之关系
南齐谢朓评诗时提出“圆美”的标准。《南史·王筠传》：“谢眺常见语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⑩宋代阮阅《诗话总龟》引《王直方诗话》：“谢朓尝语沈约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故东坡《答王巩》云‘新诗如弹丸’，及《送欧阳弼》云‘中有清员句，铜丸飞柘弹’。盖谓诗贵圆熟也。余以谓圆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干枯。不失于二者之间，可与古之作者并驱。”(11)王直方是北宋江西诗派中人，他认识到圆熟多失之平易，而老硬多失之干枯，介于圆熟、老硬之间，就可以与古人争锋。对于奇与平、偏与圆的认识，陶望龄则往前推进了一步。从尽性出发，陶望龄提出“偏嗜必奇”，亦从尽性出发，他一反“奇平”之分，大倡内外之别，提出了“不平不足为奇”的观点。《登第后寄君奭弟书》：
今人不晓作文，动言有奇平二辙，言奇言平，诖误后生，吾论文亦有二种，但以内外分，好恶不作奇平论也。凡自胸膈中陶写出者，是奇是平为好，从外剽贼沿袭者，非奇非平是为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涛，奇者以江河风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双目两耳，人曰此奇丽也，岂有二哉?但欲文字佳胜，亦须有胜心。老杜言：“语不惊人死不休。”陆平原云：“谢朝华于既披，启夕秀于未振。”昌黎曰：“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难哉。”自古不新不足为文，不平不足为奇。熔范之工，归于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第431页)
陶望龄反对将“平”和“奇”截然分开，他认为辨别文章好坏的标准是“内”与“外”。只要是“自胸膈陶中写出者”，不论是奇是平都是美好的；相反，“从外剽贼沿袭者”，不论是奇是平都是伪劣的。陶望龄指出人们将江河波涛汹涌和风恬波息都称为奇景，西施与常人一样都是双目两耳，人们称其奇丽。因此，奇和平“岂有二哉”，它们不是截然对立的，在陶望龄看来“不平不足为奇”。《甲午入京寄君奭弟书》：“文之平淡者乃奇丽之极，今人千般作怪非是厌平淡不为，政是不能耳。来书云，心厌时弊，思力洗之，甚善。但不可失之枯寂，恐难动人目，此是打门瓦子，亦不可大认真。切忌舍奇丽而求平淡，奇丽不极则平淡不来也。”(第432页)陶望龄认为文之平淡是奇丽之极，求平淡不可失之枯寂，否则不能动人；奇丽又是打门的瓦子，舍奇丽而求平淡，则平淡不来；只有奇丽至极，才会有平淡。
在对奇平的认识基础上，陶望龄对偏奇与圆美的关系有进一步论述。《序马远之秦淮草》：“法书家之妙，在运腕状之如漏痕沙画；歌之妙，在转喉状之如串珠，皆言其圆也。昔人称好诗如弹丸，又言廿字诗如二十贤人，夫句栉而字比之，靡不圆美者，而后摹难状之景于目前，含不尽之旨于词外。诗而不圆，如书偏锋，歌曲而直嗓者耳。余尝引以论诗，古文若时义其佳处类然。”(第252页)他提倡偏至之奇，又认为偏奇要与圆美相结合，“偏而不圆”则亦为一病。《汤君制义引》：“文有意到，有语到，古之人盖亦有意至而语未至者矣，夫了然于心胸之间，而词不能宣，故繁而不约，偏而不圆，繁似博，偏似奇，凡博与奇者，亦古人之病也，而其善不在焉。”(第250—251页)他称赞汤君：“宛陵汤君之于举业，其致微，其入苦，洗濯划磨，无粉泽脂膏之态，约而能圆，其意与语，可谓近之矣。观者将以为浅易，与以为艰深，与世有苏子当自能辨。”(第251页)既提倡偏奇，又强调圆美，这与陶望龄崇尚自然的审美标准有关。所谓偏而圆，就是要奇得自然。《登第后寄君奭弟书》所谓“熔范之工，归于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第431页)即是此意。陶望龄所谓的“自然”带有较强的心学色彩，强调的是“自胸膈中陶写出”。王阳明认为“心”是最高的本体，《答顾东桥书》：“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12)《答季明德》：“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13)陶望龄深受王学影响，亦以心为本体，他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来谈论“自然”的。钱振锽《谪星说诗》“良知之浅语则曰‘自然’”，“奇须从良知上出，从格物上出，方是真奇”。(14)这种观点若用来注解陶望龄“偏嗜必奇”的心学语境，甚为恰当。
三、“偏嗜必奇”说的心学语境
陶望龄对儒释道三家思想都有涉猎，其中儒家心学思想对他影响最大。《明史》说他“笃嗜王守仁说，所宗者周汝登”。(15)对于王阳明，陶望龄给予了最高评价，《海门文集序》：“自阳明先生盛言理学，雷声电舌，云雨鬯施，以著为文词之用。龙溪绍厥统，沛乎江河之既汇，于是天下闻二先生遗风，读其书者若饥得饱，热得濯，病得汗解，盖不独道术至是大明，而言语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兴二百年，其较然可耀前代，传来兹者，惟是而已。”(第223页)他对王阳明、王畿推崇备至，认为他们道术大明，且文学也妙乎一世，是明兴二百年来唯一可与前代相抗衡的代表。《旴江要语序》描述了王阳明后学的情况：“新建之道，传之者为心斋、龙溪。心斋之徒最显盛，而龙溪晚出寿考，益阐其说，学者称为二王先生。心斋数传至近溪。近溪与龙溪一时并主讲席于江左右，学者又称二溪。”(第223—224页)心学由王阳明(新建)传与王艮(心斋)、王畿(龙溪)，王艮、王畿并称为二王；王艮传罗汝芳(近溪)，王畿、罗汝芳又并称为二溪。周汝登受业于王畿，而陶望龄则受业于周汝登。《海门文集序》：“望龄蒙鄙获以乡曲事先生，受教最久。”(第223页)周汝登对陶望龄的心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与周海门先生》：“望龄根器劣弱，力不精猛，染指此道动逾数年，而见处未彻，信力未充，日夜忧念，未有安歇。重荷垂闵蒙蔽，意将拯而引之，自惟钝昏，无以为地，每念若刀刃刺心，使至辱手教征诘，盖将令之刳肠剖脏，发露病源，投以神药，敢自匿瑕恶，仰孤盛心。”(第402页)可见陶望龄对于周汝登授他心学的感激之情。
在心学思想影响下，陶望龄认为道即是心。《尧舜以来相传之意》：“为天下不知道之即心也，故曰道心。”(第444页)《圣学宗传序》认为儒家对道有不同的描述，但都归于心，“万途宗于一心”，“道州状之以太极，河南标之以一体，在子静乃立其大，在敬仲则号精神，在姚江为不学不虑之良，在安丰为常知常行之物，斯皆宗之异名也”(第219页)。周敦颐所谓的“太极”，程颢所谓的“一体”，陆九渊所谓“大”，杨简所谓“精神”，王阳明所谓“良”，王艮所谓“物”，都是“心”的别名。《重修勋贤祠碑记》：“是道也，尧谓之中，孔谓之仁，至阳明王先生揭之曰良知，皆心而已。中也，仁也，心之徽称乎。诏之以中，而不识何谓中，诏之以仁而不识何谓仁，故先生不得已，标之曰良知。良知者，心之图绘也。犹不识火而曰炎也，不识水而曰湿也。”(第321页)儒家之道的命名，尧称之为“中”，孔子称之为“仁”，王阳明称之为“良知”，陶望龄认为，所谓“中”、“仁”、“良知”均是心的徽称和图绘。
禅宗之道，在他看来也是“心”。《永明道迹序》：“禅宗指决，唯心无他。”(第229页)《净业要编序》：“记有言，人者天地之心。则今所谓世界者，岂非吾心为之耶?曰：然。曰：心土一也。心净，土净；心秽，土秽。”(第228页)《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认为，王阳明辟佛“阳抑而阴扶也，使阳明不借言辟佛，则儒生辈断断无佛种矣，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王阳明是“真有功于佛者”(第436—437页)。禅宗强调悟，利用禅宗的悟，有助于体悟诱导良知，所以不少儒生为了体悟良知而学禅。《与我明弟》：“人但生处熟些子，熟处生些子，自然合辙，大慧老人断不欺我，吾辈心火熠熠，思量分别，殆无间歇。”(第420页)陶望龄运用宗杲禅师所谓“生处自熟，熟处自生”的思维方式来明心见性。《圣学宗传序》：“譬诸天王正派，非崔、卢、王、谢之可伦，济渎孤流，虽袱地经川而难混，远寻脉络，若渗枯漉血，祖祢必通，妙协枢机，如握节挟繻，远近斯契，此岂有异术哉?以心传心而已。”(第219页)对于儒家道统的传承，陶望龄用禅宗“以心传心”来解释。
道家之道，在陶望龄看来依然是“心”。在《解老》、《解庄》中，他用“心”来阐释老庄思想。《解老》：“今所谓天下者何始乎?知其所始，则得其母矣。得其母，然后知万事万形，皆心所生，而无非心也。安有知子而不复守其母者乎!”(16)陶望龄对《老子》五十二章“天下有始”的解释，正是从“心”入之，他认为“心”是万物之始，是老子所谓的“道”。《解庄》释《齐物论》：“受成形则物我立，师成心则是非起。所以然者，不识真君也。真心者，未成乎心者也。妄心者，成心也。真心曰真宰，妄心曰妄宰。迷真心而后认成形，受成形而后有成心。此是非之窠窟，众论之根苗也。”(17)释《人间世》：“虚一者，师心而强为者也。”(18)释《大宗师》：“物之所宗者，道也。心之所师未成乎心者也。不特生死去来是其影像，仁义礼乐是其名件。”(19)这些都是陶望龄用心学思想对《庄子》的解读。
基于儒释道三家之道的内涵都是“心”的认识，陶望龄强调纵心，《圣学宗传序》：“纵心，皆活泼泼之地；举目，即斯昭昭之天。”(第220页)正是在“纵心”的心学语境中，他反对文章模拟，强调偏至之奇。《方布衣集序》：“古人之为文，其取夫称心，而卑相袭也。”(第242页)《阳辛会稿序》：“文如画然，非得其神理，弗善也。然能者，犹可匠心。率意而为，逮心蒲意，极而至矣。惟画而貌人，文而经义，则心意皆不得自用，而受成于人之面与书之题，不蒲不极，则弗能善。”(第248页)率意为文，力求逮心满意，力求极而至，这就是陶望龄所谓“偏至”的意思。
四、“偏嗜必奇”说与晚明尚奇文论
针对复古模拟之弊，晚明文坛出现了一批崇尚新奇的文论。李贽《九日同袁中夫看菊寄谢主人》高呼“天生我辈必有奇”，《读律肤说》又曰“古怪者自然奇绝”。《杂说》认为真正奇文是真性情积蓄爆发，是“心中之不平”的发泄，所谓“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20)这描述的是奇文产生的心理状态。袁宏道《答李元善》：“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21)袁宏道反对复古，他的“新奇”观，内则提倡“独抒性灵”，外则提倡自然趣韵，这实际就是唐代张璪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意思。(22)汤显祖《合奇序》指出奇文出于自然灵气：“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23)他批评“拘儒老生”步趋形似，一味模拟复古，毫无个性。上述尚奇文论均受到心学的影响，李贽受学于王襞，又从罗汝芳问学；袁宏道受泰州王学尤其是李贽的影响较大；汤显祖则师从于罗汝芳。他们的尚奇文论与陶望龄“偏嗜必奇”说有着共同的心学语境。他们反对复古模拟，强调抒写性灵，追求新奇独创，在晚明掀起了一股文学尚奇之风。
陶望龄“偏嗜必奇”说在前代未之有，在明代文论中也独树一帜。晋代葛洪《尚博》：“偏嗜酸咸者，莫能识其味。”(24)葛洪认为偏嗜者不能识味而加以否定。陶望龄对偏嗜有新解，他以心学中的纵心、尽心思想为依据，对“偏”与“全”有更为独到的认识，他认为“唯人就其偏而后诗之大全出焉”，“诸君子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传者与”。陶望龄“偏嗜必奇”说在晚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晚明士人对“偏”有了全新的认识。李培《闽游草叙》照抄陶望龄此说，曰：“诗文随世运升降，窍人性灵，抒于才情。无诗文则无性灵，无才情矣。然才情有全至，有偏至。学者患不偏至耳。偏师必捷，偏嗜必奇。三百篇得其全而称经，唐人得其偏而后世莫及。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飞沈舒促，称淡悲愉，固已判若苍素，而其流也，抑又甚焉。元、白浅而惧入，郊、岛唯恐其不入；韦、沈冲而惧尽，藉、建唯恐其不尽；温、许冶而惧稚，卢、刘唯恐其不稚；韩、柳亢之以诘崛，长吉探之以幽险。而其浅也，冲也，冶也，与夫入焉，尽焉，稚焉，诘崛而幽险焉，各成偏至云。尔不知偏亦全也，世运才情不得不尔也。”(25)从上述表述来看，李培基本上是复制了陶望龄的“偏嗜必奇”说。李培《修上虞县志节略》对偏至之词复有称赞：“夫风水为文，云汉为章，自昔尚之。而贵不言而躬行者，往往訾为空谭，不知无文不远，言亦胡可少也。无论载道者，即偏至之词，犹足宣泄精英，而辉映宇宙，千载之下并称不朽，傥谓文无用也者。”(26)李培认为偏至之词宣泄精英，可称不朽。缪昌期《评新唐书与两汉文章何如》：“自古作史成一家言者，必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郁积于中，而后奋之于笔，故身可杀，名可污，而笔不可夺。虽其独出手眼，不无偏至，然唯偏至乃不朽耳。”(27)缪昌期也将“偏至”与“不朽”相联系。张大复《城南唱和诗序》认为“性偏至则奇”，(28)陈仁锡《侍御顾公暨配黄孺人合葬传》认为偏至“能动天地，开金石”。(29)方以智《东西均·全偏》：“合并诸偏，偏亦不偏矣。凡学非专门不精，而专必偏，然不偏即不专，惟全乃能偏”，“世遂以公全不如偏精，井蛙耳”，(30)亦为“偏”正名。
综上，陶望龄“偏嗜必奇”说从刘邵《人物志》“偏至之材”引出，由人物品评到文学理论，陶望龄首次揭示并盛赞了“偏”、“奇”的关系及价值，突破了儒家中和之美的局囿，推动了晚明文学尚奇之风的形成。
注释：
①参见《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712—5713页。
②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22页。
③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623页。
④陶望龄：《歇庵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6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页码。
⑤刘邵：《人物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21页。
⑥《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11页。
⑦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3页。
⑧申时行：《赐闲堂集》，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13页。
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28页。
⑩《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9页。
(11)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98页。
(12)(1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45、214页。
(14)钱振锽：《谪星说诗》，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605页。
(15)《明史》，第5713页。
(16)陶望龄：《解老》卷下，明陶履中刊老庄合解本。
(17)(18)(19)陶望龄：《解庄》卷一、卷二、卷三，明天启元年茅兆河刊朱墨套印本。
(20)李贽：《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30、370、272页。
(21)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86页。
(2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8页。
(23)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徐朔方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78页。
(24)葛洪：《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杨明照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16页。
(25)(26)李培：《水西全集》，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88、160页。
(27)缪昌期：《从野堂存稿》，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82—183页。
(28)张大复：《梅花草堂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
(29)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30)方以智：《东西均》，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