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族农民从“守牧”到“农民工”演变的理性分析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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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5)05～0089～08

       修订日期：2015-03-12

       中国的“农民工”大潮已经成为经济社会活动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反映了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国人口流动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形式，是21世纪中国人口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中国2011年人力社保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863万人，比上年增加了528万人，较2010年增加数减少274万人①，表明在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的同时，全国外出的农民工脚步有所放慢。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新疆的少数民族外出人员自2007年开始，有逐步扩大之势，劳动力转移规模由2007年的150万人次发展到2012年的258万人次。外出的维吾尔族(以下简称维族)农民工克服了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困扰，从“固守田园”到外出务工，承继着每一个外出务工家庭的期许，它不仅是少数民族地区缩小城乡差距的需要，更是淡出农村开放搞活的象征。

       1 问题的提出及调查设计

       国内学者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经济效应的研究证实了外出务工的价值。胡永泰(1998)、潘文卿(1999)等认为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支持性贡献。李实(1997)、刘继兵(2005)等认为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李实(1997)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农收入是拉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原因，若能通过不同方式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外流动，将会有效抑制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赵耀辉(1997)借助统计局与农业部农业研究中心1996年在四川省的调查数据，使用一个家庭收入模型对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对家庭收入贡献的大小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不仅能够获得高的劳动报酬率，还会对本家庭中其他劳动力劳动报酬率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别是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绿洲城镇，由于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条件恶劣、水土资源匮乏，人地矛盾突出，又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已成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缓解人地矛盾的重要途径。马戎(2007)认为：南疆农村维族青年到内地打工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如果这样的劳务输出能够真正健康的发展必定会得到维族农民的欢迎，对南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中国未来的民族关系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针对新疆少数民族聚集区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学者们主要从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特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2006)、农牧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苏树军等，2005)、转移的原因(崔炳强，2006)、劳动力的安置(刘洪明等，2003)、转移的经济效率(张帆等，2004)等方面进行了定性的研究，然而，相比我国其他区域的研究，这些研究缺乏实地调查和定量方面的分析研究。张善余、曾明星(2005)基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的比较分析指出，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率虽然呈现一个明显的增长趋势，但和汉族相比还是较低，人口分布相对固化。丁赛(2006)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与汉族相比，位于西南地区的壮族和苗族有更多的劳动力转移，而回、维吾尔、彝、满四个少数民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都比汉族要少，表现出明显的“固守田园”倾向。

       为深入揭示新疆维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固守田园”到“外出务工”嬗变进行内在机理，本研究选取了喀什地区的叶城、疏附、巴楚、疏勒4个县，和田地区的墨玉、和田2个县，阿克苏的拜城、库车2个县，伊犁的察布查尔县和克州的阿克陶县及吐鲁番的托克逊县，共计11个县，以每个县抽取2个乡，每个乡抽取2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15户，每户调查1个外出务工者，选取在穆斯林传统节日古尔邦节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历时21天，共计完成了605份有效调查问卷。同时利用暑期时间，课题组成员与3名研究生和6名本科生，对以上抽样点进行了1000份农村未外出务工人员调查，获得有效问卷802份。为全面掌握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对当地负责劳动力转移工作的领导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内容涉及：该地区人口、劳动力就业、耕地面积等基本情况；国家政策；开展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劳动力转移中的典型事例；对口支援省市的具体措施；对劳动力技能培训方面的问题等。对每户户主的访谈内容包括：外出务工者背景信息；外出务工意愿；未进城务工的动因及障碍；家庭收入；对于在家就业风险与保障等问题，共访谈户主160人。

       2 新疆维族农民“固守田园”成因分析

       阿布都外力·依米提(2006)基于乌鲁木齐市和西安市的问卷调查数据，重点分析了语言沟通困难、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是制约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因素。蒋志辉、何平平(2011)以新疆维族为例，重点研究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跨省转移的制约因素，结果发现，农村维吾尔族“等”、“靠”、“要”思想严重、宗教信仰的约束、民俗和生活习惯差异是导致其不愿外出务工的关键制约因素。

       新疆农村维族富余劳动力低流动和持续贫困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短期看，农村维吾尔族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务工，可以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生活质量。从长远看，农村维族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务工将会成为一种趋势。据对160户户主的访谈结果，农村维吾尔族富余劳动力大多数就业意愿及需求都不强烈，这与陈小昆(2011)的调研结果：维吾尔族未就业者无就业意愿的人数比例达15.99％相符。在新疆：劳动者是否具有就业意愿，一方面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程度有关，另一方面与劳动者家庭环境有关，此外还受民族就业观念及习俗的影响。

       2.1 新疆维族农民“固守田园”客观因素分析

       随着国家“兴边富民”政策的逐步落实和农业税的取消，新疆维吾尔聚集区的农民对政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在农村生活的维族大多数对目前在农村的就业及生活条件比较满足，持满意态度的比重为59％，认为一般的比重占33.1％。有45.6％的人认为农村目前的政治环境良好，本民族之间和睦相处，朋友亲邻走动自如，关系十分融洽；有28.8％的人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满意，但生活习惯了，也就适应了居住地环境。维吾尔族的传统文化中就有崇拜土壤，崇拜水的习俗，他们对自己家园的热爱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对当地文化环境的评价，由于饮食、宗教信仰条件好，经常举办的乡村集市和庆典节目表演很受当地百姓欢迎，有67％的农民表达了比较满意的倾向。相对于教育而言，他们更重视宗教文化的传承，当地的清真寺为子女学习宗教文化提供了便利，对于大部分维吾尔族来说，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次于宗教文化的学习，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由于维吾尔族一直信仰伊斯兰教，宗教的心理慰藉作用使得他们接受了农村的落后，改善生存状态的诉求不强，同时宗教活动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具有重要作用，一旦离开家乡，很多人会感到孤独和不适。宗教、文化、习俗正是维吾尔族农民“固守田园”的一个重要原因。

       2.2 新疆维族农民“固守田园”主观因素分析

       在160个被访样本中，每个被访户主选择“固守田园”的农村拉力成因各不相同。访谈时，设计了7种选择，依重要程度要求最多选三种。从分析结果看，首选前三位的因素分别为：在家收入还可以，占选择固守家园样本的48.30％；农村有熟悉的朋友，生活习惯了，占28.46％；父母年老体弱，占17.22％。每个被访户主选择“固守家园”的城镇推力因素也不相同，访谈时，同样设计了7种选择。从分析结果看，首选前三位动因分别为：城里朋友少，生活不习惯因素占被访样本的32.45％；在城里语言沟通困难占28.32％；民族文化差异带来的生活别扭，占17.12％。可见农村的引力和外出务工的顾虑，使大多数维吾尔族农民选择“固守田园”。

       2.3 “固守田园”作用机理分析

       在新疆农村维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问题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比重偏小，区内转移率比重高，省际转移率低。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维族省际迁移流动率仅为0.1％，农村维族外出务工主要以本地务工和季节性务工为主，第一产业仍是他们务工的首选行业。从访谈结果看，维族农村富余劳动力选择“固守田园”的原因主要可归为以下几点：文化水平与职业技能低，就业意识与观念落后，宗教信仰的约束作用，汉语交流困难，少数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的差异等(见图1)。

       在维族聚居地区，大部分人对追求财富的欲望不强烈，就业观念落后，竞争意识薄弱，受传统习俗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外出务工挣钱丢面子”、“妇女不宜外出务工”，大部分人喜欢农村宽松的生活环境，可以自由支配个人时间，和周围的邻居朋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交谈聊天，这种舒适的生活氛围是很多维吾尔族农民都喜欢的生活方式。而进城务工，很多都是自己十分陌生的非本民族的人，而且大部分人认为难以适应城市紧张快速的生活节奏，再加上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父母年老体弱需要的照顾的困扰，较多的维吾尔族农民表现出对外出务工的恐惧。留守还是外出务工博弈的结果看似是生活习惯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从到本地季节性劳务输出(摘棉花)每年超过100万人次之规模，足以证明劳务创收是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愿望，而“离乡不离土”的特征恰好证明了外出务工非农就业能力的缺失。因此非农就业能力不足是造成大多数维族农民“固守田园”，不能成规模外出各工的最本质因素。

      

       图1 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富余劳动力“固守家园”作用机理

       3 新疆维族农民外出务工动因分析

       3.1 新疆维族农民外出务工动因的客观分析

       从新疆维族人口的地理分布中，不难看出，新疆的维族大部分分布在偏远落后的南疆农村地区，这些地方自然环境恶劣，水土资源匮乏，交通不便，生产力发展长期滞后，产业构成单一，如喀什河流域的耕地盐碱化面积超过50％，部分地区高达91.20％。众多维吾尔族农村人口集聚区的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种植业和畜牧业，面对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2.5亩，县域经济困难，没有能力吸收富余农村劳动力的现状，维族农民家庭生活质量依靠农业已难以保障。

       3.1.1 县域经济滞后，政府引导外出务工

       所调查的样本县无一例外均出现高额赤字，财政不堪重负，收支矛盾极为突出；县级财政支出100％需要上级财政补助，对上级财政有着极强的依赖性。2011年，新疆第一县库车县财政自给率达75.70％，财政赤字达8.39亿，而最差的墨玉县财政自给率仅有5.51％，财政经费缺口达20.88亿(见表1)。且财政极为困难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延续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县级财政资金匮乏，长期处于赤字状态，使得贫困县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基础设施、科教文卫、社会福利与优待抚恤事业严重滞后，招商引资条件先天不足，无力扶持支撑性产业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只能是听天由命，自然也无能力去消化逐年递增的劳动力。从政府管理角度看，引导外出务工是唯一可行的减缓就业压力和保持县域经济有序发展的推动力量。

      

      

       3.1.2 人多地少收入低，生活贫困逼迫外出务工

       样本县绝大多数是国家级贫困县，所处的地理环境恶劣，如在和田百姓中流传的顺口溜：和田人民苦啊，风吹沙石走啊，天上不飞鸟啊，地上不长草啊。生态脆弱，先天不足造成的生态贫困在南疆大地普遍存在，从样本县的调查数据分析，处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南疆三地州(喀什、和田、克州)人均耕地面积不足2.5亩，人们长期封闭式盘踞在此，相当多的村民没有坐过火车，甚至有几十年没有走出过县城的村民，与之相比北疆的察布查尔县情况要好得多。墨玉县的家庭年收入不足6000元，在物价逐年攀升的当下，生活的贫困可见一斑(见表2)。穷则思变。杨宇、张小雷、雷军等(2010)在墨玉县的调查中有93.7％的样本选择外出务工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贫困，与我们对新疆11县的调查结果有87％的外出务工者的选择方向吻合。

       3.1.3 农村富余劳动力逐年递增，就业诉求选择外出务工

       运用《新疆统计年鉴》的数据，对新疆2003～2011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测算，在测算过程中，假定农村劳动力全部从事农业劳动，不考虑林、牧、渔等行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在界定新疆实际耕地面积时，考虑到新疆水资源的匮乏，部分地区施行耕种轮作制度。选择用新疆农作物面积代替新疆实际耕地面积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见表3。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从2003年的1728300人增加到2011年3010189人，农村维吾尔族剩余劳动力从1278424人增加到2187805人，增长幅度高于新疆农村的平均水平，且剩余劳动力人数呈现持续增长趋势。而县域经济在短期内甚至在一个相对长期的周期内，无能力消化不断增长的农村维吾尔族剩余劳动力，维吾尔族农民就业的诉求只能期许外出务工来实现。

       3.2 新疆维族农民外出务工动因主观实证分析

       维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是一个二分类离散变量，故在调查问卷中，当问到“外出务工是否大于3个月”时，回答“无”，取值为0；回答“是”，取值为1。解释变量从个人禀赋(性别，年龄，学历)、家庭特征(婚姻、是否父母健在、有无承包地)、就业半径(交通是否方便，老家距中心城镇距离，老家距打工地距离)、就业能力(务工收入，务工技能)、城镇生活适应性(饮食习惯，宗教活动，汉语交流沟通)、户籍制度(户籍是否制约您进城务工，在城镇永久定居信心)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考虑，利用软件SPSS 18.0运行Logit模型(薛薇，2007)，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回归估计结果显示(见表4)，绝大多数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外出务工呈正向关系，依重要程度排序结果为：务工月收入1.273＞交通是否方便1.087＞父母亲是否健在0.834＞务工技能水平0.2631＞在城镇永久定居信心0.241＞年龄0.210＞老家距中心城镇距离0.024。影响维族外出务工动因的首要因素是务工收入，这也是农村维吾尔族打工者能克服众多的生活不适应的最大动力。其次是出行方不方便，绝大多数的维族打工者选择新疆本土工作，主要是在新疆本土务工回家的交通工具多，能与家庭保持密切联系。第三是父母亲是否健在，表征出维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让健在的父母安享晚年，过上一种物质充裕的生活，是做子女的一种义务和责任，所以该项指标对于维族外出务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张小雷，雷军等(2010)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因素是培训形成的务工技能水平，不仅对外出务工有影响，而且是比较显著。外出务工者技能水平决定了外出务工的收入，有无技能水平不仅体现在找工作难易度方面，还表现在收入水平差异上。2011年课题组在乌鲁木齐民汉务工差异比较研究中发现，民汉外出务工收入差距最为突出，究其原因是少数民族打工者多从事的是普工工种(75.27％)，而汉族打工者绝大多数为技工(71.11％)。

      

      

       4 新疆维族农民从“固守田园”到“外出务工”嬗变的条件分析

       样本对象中的大多数维吾尔族农民都是第一次外出务工，往前推上几年，他们也是“固守田园”大军中的一分子，他们同样受宗教、文化、生活习俗、语言沟通等因素的困扰，当下却成为外出务工中的一员，而且他们中部分成员成了打工明星，如贵州毕节的阿里木，天津市优秀农民工、“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阿斯姆古丽。是什么让他们发生了巨变?在筛选了近三十个指标后，研究发现能将“固守田园”与“外出务工”联系起来的共同因素有年龄、性别、知识文化、宗教信仰、技能、生活习俗、语言沟通、身体素质等八个方面，从人力资源开发角度看，可有四个方向：一是身体素质，二是知识，三是智力，四是技能。其它的因素都是伴生存在的，而智力开发对于劳动力而言，已是过去式，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成年人而言，仅有三个方向，而这三个方向中能与影响外出务工决策的首要因素收入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系统的要素非技能默属。外出务工技能是非农就业能力的最直接的反映。因此，课题研究进一步考察了维族农村富余劳动力与非农就业能力的灰关联分析(见表5)，结果显示：新疆留守在农村的维族富余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倾向与非农就业能力高度相关，相关系数都在0.9左右；已外出务工的相关因素与非农就业能力相关度更高，其中身体素质最为突出，务工经验和务工技能紧随其后。已外出务工人员在城镇务工信心与非农就业能力之间也达到0.7以上的显著水平。

       维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固守田园”到“外出务工”嬗变是建立在个人因素和外部环境变化基础上的风险决策系统，个人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维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固守田园”的根本原因就是自身非农就业能力偏低，外出务工适应性较差。其内在动力是非农就业能力已不容置疑(李光明，2010)。因此“固守家园”群体转向“外出务工”的条件是：对“固守家园”群体进行非农就业能力培训，当其技能达到一定程度，在农村又无用武之地，不外出务工所学技能弃之可惜，必然会选择创业或进城外出务工。

       “固守家园”群体转向外出务工的首要条件是提高富余劳动力自身的非农就业能力，由此改变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对外出务工的看法和认识，在政府的组织推动和引导下，增强外出务工的能力，提高城镇务工的适应性，弱化农村拉力和城镇推力的负作用，在强化城镇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合力作用下，实现“固守家园”群体转向外出务工。可见在没有形成自觉流动的起始阶段，政府的帮扶和引导作用不容忽视，在农村维族聚居地区，全方位打造劳务输出技能培训体系，免费为未外出务工人员进行非农实用技术培训，开办业校加强文化知识学习，提高他们技能的学习力和汉语交流能力，可有效促进农村维吾尔族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结论一：新疆农村维族农民有较强的外出务工意愿。

       结论二：从固守田园到外出务工是要具备条件的。

       结论三：非农就业能力是实现从固守田园到外出务工嬗变的内在动力。

       结论四：政府帮扶和引导是贯穿始终的最有效的支撑。

       5.2 建议

       第一，加强新疆农村维族聚集区的教育支持

       基础教育对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具有基础性、长远性的意义，其他技术教育必须以基础教育为起点，并为职业技术教育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基础。对于那些没能继续升学的维族初中毕业生，可根据他们的就业意愿，提供其感兴趣的职业技术教育机会，引导和组织他们在取得职业资格认证后再外出务工。

       第二，有效开展维族农民工非农技能培训

       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培训机构、企事业单位、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应积极合作，建立流动培训基地，使技能培训和外出务工同步，有计划、分层次地对外出务工农民工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专业技能培训，尤其是建筑、加工制造及纺织、冶炼类等农民工聚集量较大的行业，要特别注重强制企业组织在岗培训。对在职业技能培训中表现优秀的学员可给予相应奖励，激发维族农民工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针对语言交流方面，可配备相应的双语教师，并开设汉语学习专业课程，从而形成维族农村富余劳动力“技能培训+语言强化+组织管理”的外出务工模式，提升他们在城市发展的适应性。

       第三，加大打工明星宣传力度，培育示范带动典型

       针对农村维吾尔族富余劳动力故土难离，“等”、“靠”、“要”思想严重的实际情况，从转变农村维吾尔族富余劳动力思想观念入手，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采取外出务工致富农民的典型现身说法，广泛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体宣传外出务工，经常性组织召开外出务工先进表彰总结大会，树立本乡本土打工明星，示范带动劳动力转移，打破维吾尔族农民思想上的“宁愿在家受穷，不愿外出赚钱”旧观念，形成“外出打工，致富光荣”的思想，积极提倡“出去一个人、节约一份粮、学一门手艺、多挣一份钱、致富一家人”的新观念。

       第四，加强就业指导和管理服务

       输出地政府应积极与输入地政府建立长效沟通机制，消除输入地对农村维吾尔族外出务工人员的歧视，倡议务工地市民对维族务工人员给予理解和包容，营造起宽松的务工环境，特别是在子女入学、廉租房方面给予维族务工人员更多的帮助。也因此，输出地相关部门在就业指导和管理服务质量方面要迅速跟进。要尊重维族的生活习俗，有条件的县政府可以学习疏附县、疏勒县经验，在本县务工人员达100人的集中区派驻管理干部一名，带本民族大师傅开办特色民族餐饮，让外出务工的维族能在他乡感受到乡情的存在。

       第五，引导并支持维吾尔族农民工创业和发展民族企业

       通过宣传、教育、典型事例等形式，激发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创业热情，让那些有见识、有思想、了解市场、懂得经营的农民工在家乡或流入地城镇创业，发展本民族企业，成立手工艺、民族餐饮合作社，打造特色民族品牌，扩大业界影响力，诸如发展少数民族干果企业、烤肉餐厅、民族特色餐饮、手工编织地毯等小型企业。通过创业解决就业问题和实现增加收入，并吸收更多本民族未外出务工人员到企业就业。

       注释：

       ①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12年06月05日12时38分，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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