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器物、制度到文化”，还是从“文化、制度到器物”?——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器物论文,制度论文,文化论文,是从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我们一般将其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从“器物、制 度到文化”。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的是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的历史运 动，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概括在某种意义上确有其见地，但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现代化视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种概括就未免显得简单且有所偏颇 。传统的概括主要是从观念的变迁的角度来概括中国社会的发展的，其所包含的一个内 在的结论就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最终取得胜 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就基本完成了。这恰恰表明传统的概括并不是从中国社会发展 的具体历史进程出发的。我认为，符合具体历史进程的概括是“从文化、制度到器物” ，而当前我国的发展正处于物质、制度和文化相互结合、全面发展、深刻变革的时期— —全面的社会转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具体进程给予解释。
一、中国现代化的启动
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即中国不是在其自身 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开始其现代化进程的，而是随着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奋起应战开始的。 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防御型现代化向追赶型现代化的转变过程。
防御型现代化开始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到清王朝灭亡为止。在这一时期社会的变 革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逐渐深入的过程。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为儒家经世 学派的崛起，并以现实精神和理性的态度对旧制度、旧传统、旧观念进行批判和否定， 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富国强兵，从而引 发了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其表现为从西方购进坚船利炮到逐步开始自己创办 军事工业。从其思想渊源上来看，除了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之外，还可以看到《周 易》变易观念、《左传》和《孟子》的民本思想，今文经学的历史进化论，历代改革家 的变法方略，以至清初的尚武精神等传统文化中有积极意义的成份。就其思想实质而言 ，“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期待不是对新东西的渴望，而是对失去旧有物的恐惧。于是保种 、保教、保国、保民成了现代化的核心。”[1](P324)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发掘出与现代 化趋向相同的因素，从而把西方文明纳入到传统文化的体系之中，而不是寻求传统文化 的自身的变化，这仍是以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文化冲击的传统方式来对待西方文明的冲击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2](P70)正因如此，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历次的外族的入侵者 都被中华文明所征服、同化，被纳入到统一的中华文明之中。正是中华文明这种高于周 边文明所具有的强大的文化涵化能力，造就了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历史。但是当我们遇 到了文明发展程度高于我们的征服者时，中国文明的这种传统的方式就再不能发挥其作 用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及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确立，洋务派富国强兵之梦彻底地破灭 了。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一批先觉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并不仅仅是因其船坚 炮利、声光化电，更在于其制度的不同，并且认识到民众启蒙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 用，从而开始将目光转向社会制度层面的变革，表现为戊戌变法及其后的宪政改革。戊 戌变法就其实质而言，是近代中国具有进步意识的知识分子发起的、依靠传统政府所实 行的政治改革。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是“变革的魅力吸引了一批具有新鲜思想的知识精 英脱离了由宗族和血缘伦理控制的地域传统范围，而以游离于区域之外的群体的方式出 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构成了思想与政治变革的群体基础。”[3](P152)正是这些思 想与政治变革的群体与地方士绅力量的结合，推动了预备立宪及其后的中国政治改革。 然而，这些改革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们设计出来不是为转变传统的体制，而是为加强 它以对付外国的压力。农业经济和占人口五分之四以上的农民生活方式事实上没有为有 限的现代化所触动。”[4](P109-110)因此，预备立宪及其后的新政并没有在制度上真 正触动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
在这一时期，随着条约体系的确立，在中国沿海开放了大量的通商口岸，并出现了一 系列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正如保罗 ·科恩所指出的，“各大条约口岸西方的花花世界及其变革的趋向，始终不过是浮在中 国社会和传统深川激流上的飘零物，只有当中国内地开始觉醒之时，真正的变革才会到 来。”[5](P48)追赶型的现代化开始于辛亥革命，并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得 到深入的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的政治巨变，明显地打破了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与政治 系统的高度的整合，松解了政治对文化和经济的刻板控制，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根本的 、质的变革的开始。但是，辛亥革命是一种外在的、短期的革命，并没有触动社会的底 层。清王朝与其说是被革命推翻的，不如说是它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因为革命还外在 于一般的民群，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依然如故，因而清王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 之湮灭，而是使它变得越来越混乱。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付出的惨重代价，最终以文化的 进步获得了某种补偿。正因辛亥革命后传统政治体制的解体所造成的价值关系的紧张， 引发了一场以社会文化变革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从最终意义上说 ，启蒙是革命的补课，重建价值是政治革新的变式，个性健全则是社会改造的根本途径 。”[3](P269)从而中国开始了真正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我们说，把中国近代以来的现 代化进程概括为“从器物、制度到文化”是有其见地的，但必须给予其一定的限定：一 方面这种概括从时间上来看只能包括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段历 史时期；另一方面，这种概括所揭示的是中国人对社会变迁的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而 不是现实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来看，上述这段历 史时期内中国社会的本质性的变迁仅仅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 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段历史时期，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领域中最富创造的 时期之一，正是这一时期的文化成就，确定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
二、新文化运动促成的“文化革命”
自1840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段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发生的真正变革主要 体现在文化领域，即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各种西方学术思潮在中国得到广泛的 传播。特别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可以 说这是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的成果，它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 展进程。
首先，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以中央集权统治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开始解体 ，这就使传统社会丧失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能力，从而为文化的变革提供了契机。 中国社会传统上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不仅仅停留在政治领域 ，而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一切层面。它不但通过武力维护国家的政治上的统一和领土完 整，而且通过科举考试建立起来的中央官僚与地方士绅之间的流动而使社会在思想和文 化上统一起来，从而形成对社会的全面控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对 科举制的废除，割断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官僚与地方士绅之间的循环链条，削弱了思想文 化领域里的统一。这一方面造就了一个游离于社会的政治控制之外的社会精英阶层，从 而为新思想的生成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造成社会的知识精英与现实的社会控制者的 疏离，从而使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变革仅仅停留在社会的精英层面。特别是在辛亥革命 之后，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解体，地方上的士绅由于其传统上的优势纷纷取得了 对地方政权的控制，而社会上层的知识精英则几乎丧失了参与社会的控制可能，因而思 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很难进入到社会的政治领域。
其次，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以中国的 传统文化为基础建立现代经济制度意图，促使人们以批判的目光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 并由此坚定了先进知识分子学习外国，引进先进思潮的决心。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 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贫弱，西方之所以强大就在于二者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本 质精神的不同。因此，要想富国强兵、救民于水火，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的文 化精神，而可以作为其替代者的只有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从而开始了一场以科学和民主 为现代价值标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 主要的倡导者是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和脱离传统社会控制的社会精英，他们在近代以来 的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已无力承担起民族和国家富强的重 任，同时他们或是在留学的过程中大量地阅读了西方的著作，亲身体验到了西方的民主 、科学与自由的伟大成就，或是在甲午战争失败的过程中目睹了日本学习西方实行维新 的巨大变化，因而他们对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笃信愈深。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之中，虽然有 大量的西方文化思潮传入中国，但真正在中国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却只有马克思主义。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彻底失败，不但在事实上 驳倒了西化派，而且在精神上也彻底地破除了他们对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的信仰。马克思 主义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传入中国的，它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既不是西化的、也不 是保守主义的新的民族复兴的道路。同时，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的文化精神不同之处在于 ，它是与现实的社会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具有一套独特的建党理论和革命学说 体系，因而在中国的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一种现实的革命力量。正 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最终取得了其在中国社 会的主导地位，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领域的根本性变革，表现为新中国成立后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的主导性地位的确立。
因此我们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真正变革是发生在文化领域，而且也正是由于马克 思主义在文化领域取得的胜利，才最终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从而实现了社会制度的 根本性的变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现代化所担负的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 始终停留在政治层面，不可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底层，自然也就不可能促进中国的文化转 型和人们生存方式的变化。这是所有的后发展国家所共同具有的文化的滞后性，在我国 突出地表现在现代精神启蒙的未完成。
三、社会制度层面的变迁
与文化领域中所实现的变革相比，中国近代这段历史时期中，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几乎 是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倒退的现象。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 中国社会在政治领域的革命才真正得以实现。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制度的层面的变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总的来说是一个从传统 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解体，经过一个长期的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之后，通过无产阶 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辩证否定的过程。这一过程 中，又伴随着长期的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
中国社会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变革之所以如此艰难，是由中国特定的历史传统以及世 界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东方社会，其社会制度主要是由两方面构成 的：其一，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其二，是地方的农村公社。由于这种二元的社会制 度结构，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即地方势力始终具有一种离心的倾向 ，意欲摆脱中央的控制而独立。因此每当王朝衰微之时，地方势力就会崛起，形成军阀 割据的局面。在晚清社会，清政府面临着的内外压力为地方势力的崛起提供了直接现实 的条件。一方面，西方列强以及日本欲图以武力为后盾瓜分中国；另一方面，国内的太 平天国、捻军、义和团起义等从内部加剧封建帝国的分裂。而腐败的清政府无论是在对 外抵抗侵略还是在对内抚平动乱的过程中，都是一败再败。这进一步地削弱了中央集权 的权威的同时，也使地方的分裂势力日益强大起来。特别是清政府利用地方的军事力量 来镇压国内的起义过程，导致了地方的军事化。地方的军事首脑拥兵自重，形成了同中 央分权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到清朝末年，中央集权已经名存实亡了，各地的督抚衙门虽 然在名义上还是清政府的地方行政机关，但实质上已经成为独霸一方的小朝庭。因此， 辛亥革命的枪声一响，各地的督抚们就纷纷宣布独立。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反对清王朝以 支持革命，而是以革命为借口实现地方势力的割据。因此，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政治 制度并没有出现真正的进步，反而形成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虽然在1928年国民党建 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国家权力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实际上处于一种乏力的状态。“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并没有 消除军阀时期遗留下来的官僚解体和政治分裂，正像清末所出现的那些变化，由于缺乏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指导和倡办而成了无根之木一样，1930年现代因素的出现也缺乏把它 们结合进社会的必要指导。”[5](P637)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近50年的时间内，中 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任何的进步。社会上层制度的变化是如此，社会下层的状况 就更加混乱。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中，中央国家集权机关仅仅能够控制社会的上层，对于地方社 会则是由一种起特殊作用的社会自治组织进行控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村社的自 治”，其实际的权力则掌握在士绅、地主等地方民间权威和宗族、家族的手中。因此， “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 散的无组织状态。”[6](P23)在中央政权强大之时，通过中央集权国家的官僚与地方士 绅之间的流动，中央与地方之间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中央的各项政令也能够得到充分的 实施。近代以来中国的中央集权逐渐地丧失，一方面，由于地方势力逐渐强大，并逐渐 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形成地方与中央之间在权利分配方面的争夺，使地方的统 治完全陷入混乱。更严重的问题是，政府的行政公开地私人化，毫无章法可循，就是存 心安分守己农民，也感到无所适从、无从规避。农民对政治失去了起码的信心，对自清 朝新政以来的种种变革也失去了兴趣，甚至发生反感。政治变革如果不打起造反的旗号 ，在农村就很难得到响应。另一方面，由于清末以来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大量兴办新式教 育，在割断了中央国家集权中的官僚与地方的精英之间的联系的同时，亦使乡村社会的 知识精英大量地外流，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农村中的士绅统治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其 权力构架和道德环境都极大地恶化了。一些原来处于乡村社会边缘的人物，纷纷走上了 前台。由于政权已经‘变质’，基层政权成了单纯的税收机器。”社会制度的基本层面 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这种混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从人的政治解放的角度来看，其意义在于推翻了压在人民 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贫苦人民的解放。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其深刻的意义 在于在统一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制度层面的根本性变革。这种社会制度深层的 变革主要是通过在社会两个层面的努力实现的。
首先，在社会制度的层面，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在打败了入侵的日本帝 国主义之后，又消灭了南京国民政府掩盖之下的军阀割据的局面，从而实现了民族国家 的统一。“在连年的军阀割据、革命、日本入侵和国共内战的动乱的推动下，平民参与 政治强有力地恢复了统一的理想。到1949年当人民不顾一切代价取得和平时，只有一个 统一的中央政府才能维持中国的传统。”[7](P23)这种统一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具 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不是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而是 由西方社会的入侵引起的，因而具有外源性和被动性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经济 的未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缺乏其内在的依据。因此只有在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 政府的引导下，社会制度、文化、经济等层面的变革才能实现。
其次，在工农武装斗争的基础上，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中国社会基层政权的根本的变 化。一方面通过土地革命，消灭了长期以来控制中国乡村的土豪劣绅，从而使中国农村 的基层政权革命化，重新建立了地方与中央的统一。另一方面，通过土地改革，在恢复 了中国传统的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同时，实现了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创造性转换，即在原始 的亚细亚的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土地公有制的形式，并使广大的农民参 加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这样就为现代化所必需的农村改革奠定了基础，而 且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天然分离的形式，亦成为现代生产的必要前提。
因此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在文化与制度层面的变革已经基本完成， 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完善的，但毕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质的变迁。它在为社会经济的发展 提供前提的同时，亦要求经济层面的发展，以促进其自身的进一步完善。因此，此时中 国社会发展面临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展经济，促进社会整体变迁的问题。
四、经济领域的发展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由西方的入侵造成的民族生存的危机引起的，因而社会的变 迁主要体现在社会的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层面。而且随着西方社会的入侵所造成的传统的 中央集权的解体，中国社会日益陷入一种军阀割据的局面。在这样的一种混乱的情况下 ，任何经济上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 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造成的一个有利的时机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但是，一方面，这 种发展仅仅停留在中国社会的表层，并没能对中国社会的深层经济结构产生影响；另一 方面，这种表层的发展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停止了脚步。因此，在近代以来 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始终是落后于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层面。直到1949年 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社会在文化和制度层的变革已初步完成之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才真正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但是，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这种经济的变革并未真正开 始就被中断了，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领域的变革才重新得以进行。而且随着经 济领域的变革的出现，社会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变迁亦进一步深入进行，从而形成了当 前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如此艰难，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的 原因。
首先，中国传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独特性，为现代化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阻碍 。其一，表现为广大农民缺乏现代化所必备的个人主义精神和主体意识；其二，表现为 极端落后的生产力。中国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个人对集体、对家 庭和国家的依附性。因此，中国并不具备个人主义兴起的条件。而且其专制国家与村社 的双重控制形式，使现代精神的启蒙仅仅停留在社会精英的层面，并没能对广大的农村 有所触动。虽然中国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放眼世界寻求一切可能有助于中国的思想，并借 助于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但是，当成文形式的中国传统作为 现代中国的指南而大部分受到怀疑时，实际上中国的价值体系，个人相对于政府的地位 ，农村父系家庭制度的支配地位等中国生活的成百上千个特征却表达了明显的延续性。 ”[7](P27)因此，必须有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 使其成为现代化得以进行的基础。这一过程是借助于民族民主革命所实现的社会动员来 完成的。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特别是在农村依然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从土地 改革、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这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并没有把广大的农民从土 地上解放出来。而且改造过程并不是群众自主活动的结果，而是依靠群众的热情、行政 的压力和强制性的号召来完成的，其赖以进行的群众的热情一旦消逝，这种单一的公有 制形式就会失去其活力，从而成为对生产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尽管新民主主 义革命重建了中国社会的制度，但是并没能实现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层的结构性变革，因 此社会的经济发展依然难以进行。
其次，新中国成立时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亦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 一。按照马克思的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广大东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跳越 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主要的依据之一就是它们“生存于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 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8](P444)从而能够吸 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使自己直接进 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但中国的现实发展却表现为由被动地进入世界历史到退出世界历史 ，而后又主动地走向世界历史的曲折过程。
1840年由于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被纳入到帝国主义的殖民体 系之中，开始步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定的国际环境 却使中国脱离了世界历史的进程，陷入一种孤立的境地。因为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尖锐对 立的冷战的格局下，在国际社会上“对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映，关心‘共产党威胁 ’的情绪达到了高峰。”因此，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分裂的工业化世界。由于与西方意识 形态上的对立，致使中国没有可能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成果，只能接触到那些与苏 联站在一起的国家的有限的技术和市场。而且这种交往的积极成果亦因中苏关系的破裂 而最终消失了。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不但打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而且 更重要的是“它最后给中国带来的是失望，并导致几乎完全的闭关自守。在一段时期内 ，在意识形态上吹嘘自力更生简直达到了仇恨外国人的田地。”[5](P575)这样，作为 发展重要条件之一的世界交往也就失去了意义。
第三，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够全面、深刻，因而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片面 地追求苏联那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模式，不但导致了整个经济体制僵化，而且使近代以 来社会变革中初步形成的现代化的条件也丧失了。对一个东方落后国家来说，一个强势 的政府确实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因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动员尽可能多的社会 资源用于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但是，现代化所必须的主体的生成却不是政 府的单方面的行为所能实现的，必须由公民的自主的参与才能完成。为此必须实现充分 的社会动员，并为主体生成提供必要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新中国成立的过程中，通过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社会的广大群众已经被充分地动员起 来。但是，由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反题，因此得出的 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并不是独立个体主体的生成，而以人类的社会的整体取代 独立的个体。因而新中国的成立并没有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因素的增长。同时，对公有 制的片面追求，中央政府全面的社会控制进一步地限制了现代化的积极因素的发展，这 一点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通过土地改革运动， 新中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所必需的农村改革，不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 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更主要的是建立了一种能够使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村社会制 度。但是，人民公社运动却使土地改革的这一积极成果几乎彻底地丧失了。因此，中国 社会经济的真正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农村的土地改革为开端的。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实质上是经历了一个从文化、制度到经济 的过程。但是，这一发展过程是外在于中国社会的，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生存方式的质的 改变。文化精神层面和社会制度层面的变革虽然造就了一个新中国，并改善了人们的物 质生活，但是，人的生存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表现出了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所特 有的迟滞性。原因就在于这种变化都不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结果，而是由 外部的原因促成的。因此，现代精神的启蒙缺乏现实的基础。中国社会的真正发展，只 有在其自身的现代因素增长起来之后，才有可能通过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实现。而且 只有在人的生存方式发生变化之后，才有可能促进文化的自觉转型。自1978年改革开放 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在经济的发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日 益暴露出传统的体制的弊端，从而促进了社会体制的改革，而这两方面的综合的结果就 是社会心理和文化层面的变迁，进而引起整个人的生存方式的变化。因此，我们说，从 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的过程是从文化、制度到经济，再 到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化转 型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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