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与中国改革战略——写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年论文,写在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中国论文,中国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改革将在今年走过它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中国经济平均每年9.8 %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现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已由市场调节占主要力量这二个事实，既是中国改革的绩效，也是中国经济走向新世纪，并在不远的将来基本完成改革任务，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起点和基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进展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的指导下取得的。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既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形成和完善的二十年，也是其影响和指导中国改革实践的二十年。在中国改革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对中国改革战略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施发挥了基础性的指导作用，并将在今后的改革实践中继续发挥这一作用。解释中国改革战略，必须探讨这一作用并使其正确定位。
一、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在中国改革战略形成中的作用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可分成二个部分来认识，一个是他的市场经济思想，另一个是他的经济改革理论。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要核心，也是他的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它包括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论述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述二大主要内容。如果用他的原话来概括这二部分的中心思想，就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这二段代表性的论述如果从时间上看，恰好处在改革开始的起始阶段（1979年11月26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出的前夕（1992年1 月—2月）。这二个时点并不是一种偶合， 而是反映了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对中国改革目标的一种随着改革实践而不断丰富的通盘考虑，也就是说，它不是对中国改革的某种阶段性的影响，而是对中国改革战略的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的一个目标探索和规定。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对中国改革战略形成的作用不但体现在对改革目标的设定上，还体现在它对改革的性质规定和改革道路的选择上。
改革的性质规定首先取决于对改革前生产力发展状况及其制约其发展的经济体制的认识。中国为什么会在1978年把经济建设作为新时期发展的中心任务并选择了改革，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用邓小平的话说是：“形势所迫”。（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题目。）邓小平同志还有一段论述，具体地说明了为什么要进行改革的问题。“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那个革命搞了三十几年。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135页。）“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指导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所以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和徘徊状态，以及其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巨大差距，是中国决定进行改革的主要推动力。就这一点来说，它也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动因。（注：据世界银行估计，“在50年代，苏联公开宣称其获得了比较高的年度增长率（根据官方的估计平均每年为10%），随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了：60年代平均年度增长率为7%，70年代为5%，80年代只有2%，而在1990 年经济增长萎缩了。”（见《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中译本，第2页。）而恰恰在60年代开始， 前苏联曾多次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这说明原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结果基本是一致的，（注：这也反映了这种体制具有其内在一致的逻辑性。张军的《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对其有一定的分析。）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也就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起步所面临的条件，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是一致的，各国具体条件的差别，并不是决定改革模式差异的主要因素。
如果说，对改革必要性的判断，中国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是一致的话，那么，对改革性质的把握和规定就对改革的进程有巨大的影响，从而带来改革成效的巨大差别。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国家对改革的性质的认识有二种：一种认为改革的目的是引进市场机制以完善计划机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50、60年代的改革就属于此类。他们希图通过对以往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某种局部化改革，实行分权化的包容市场关系的计划体制，也就是对传统计划体制进行“修修补补”式的改革。在这些持续了二、三十年的渐进式改革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并在80年代末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影响下，这些国家又转向了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以实行完全的、彻底的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目标的“激进式”改革。90年代初期，在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所进行的被冠以“大爆炸”或“休克疗法”为名的改革就是其代表。这种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既然过去的改革不成功，那么抛弃过去，实行欧洲式的市场经济制度就是唯一的选择。因此，这种激进式改革实质上就变成了对原有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废弃和以西方国家为样板重建市场经济制度的制度变革。对比这一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却走出了一条另一种独特的道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邓小平经济学说，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代表，对改革的性质有科学、正确的把握，从而始终保持着中国改革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第一，“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科学地规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革命性质，也就从总体上揭示了经济改革与走对传统计划体制作修修补补式的改善、改良道路的不同之处。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推动，既有对建国后三十年发展模式不成功的认识，在70年代末，客观上也有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现实选择。小平同志说的一段话，比较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状况。“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135页。）在这里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主要是从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从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提出来的。“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135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从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来认识改革的性质，就必然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一套已被实践证明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这就规定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系统性，实际上也决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生成空间，从而与那种希图以修补、完善计划体制的改良划清了界线。
第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正确地规定了中国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这一约束条件下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或置换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与实行从根本上放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市场经济改革划清了界线。在这里，邓小平的逻辑很清楚。他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149页。）
正是在对中国经济改革性质正确把握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改革20年来才得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战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走过了一条既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又平稳地实行体制转轨的改革道路。如果我们把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性质的思想作为中国改革的指导哲学这一层次来认识的话，那么它就对中国改革战略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奠基作用。一个目标：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位一体：“中国必须进行改革”、“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动力、目的和方向问题，实际上保证了中国改革战略在一开始就能够定位“在正确的方向上”，构成了中国改革战略的总体框架。
二、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学说在中国改革战略实施中的作用
在改革方向正确把握的基础上，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学说对中国改革战略的具体实施发挥了重要的总体设计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改革的具体步骤和具体道路的选择上面。
90年代以来，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相比较，中国改革既有自己的特色，又有国际普遍承认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是：按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形成了渐进式改革模式；创造了中短期的以双轨价格为主要代表形式的双轨经济体制进行过渡；改革与对外开放紧密联系，相互促进；注意利益关系格局的调整，保证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稳定上升；使储蓄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等等。由此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式的市场化改革模式”这一概念。如果我们从改革的历史演进来看，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和学说对上述几点内容都有具体的论述，邓小平理论为中国改革模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关于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改革方式是逐渐推进还是全面展开，看起来是一个具体战术问题，实际上是与改革性质、改革目标有逻辑必然联系的重大战略问题。明确了中国改革的性质实际也规定中国的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因为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搞市场经济，没有先例可循，只有先试验，后推广，通过改革试点实践总结改革经验，再逐步向其它领域和地区推进，积小胜为大胜。而在这一过程中由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推进改革又是必不可少的。这个逻辑实际上就从总体上规定了中国改革必须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循序渐进、逐步推进，并且从时间上表现为一个较长的历史跨度。中国改革二十年来，从地区上表现为若干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先行一步，再推广到其它地区；从经济领域先从农村改革起步，再推广到城市工业企业，进而推动其它领域改革的进程，就是这种改革思想的体现。
由改革的艰巨任务和性质所决定，中国的改革进程始终由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作为保证条件。中国共产党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二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对过去经济管理体制弊端的正确分析，开始提出改革任务，从农村起步的改革很快取得成效。1984年我们党又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并从理论上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设想。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面推进的阶段。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具体规划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等重大理论上作了进一步发展，为推进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的最终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中国改革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在改革一开始就提出的改革方针的正确性：“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注：《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所以，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不仅表现在改革布局的时间跨度上，更重要是表现在这一布局的设计和过程推进必须有坚强的党的领导作为保证条件的内容上。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对此作了明确的设计和规定。
（二）关于双轨制过渡形式。双轨制，主要是指以价格双轨形式所代表的在经济转轨时期中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体制双轨”。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大量研究说明，双轨制特别是“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发明，是使国民经济在改革期间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重要机制。实际上价格双轨是服从于体制双轨的，而体制双轨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部门在实践中的推进，是与我们在理论上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分不开的，因此，研究双轨制的过渡形式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作为，要分作双轨制得以存在的外部环境和双轨制的内部机制二个方面来讨论。
“双轨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在理论上肯定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并在实践中采取措施形成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条件，即与其相适应的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从中国改革20年的过程来看，正确把握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和实践是贯穿始终的中国改革的特色。由于传统体制的特征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观念又认为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基础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因而旨在通过改革提高经济效率，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就表现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面。这一方面主要表现在我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方面。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由中国的改革性质所决定，又表现在，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用市场机制置换原有的计划机制，又必须科学地把握和实施置换的方式和过渡形式，以免损伤整个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或带来经济增长的滑坡。这样就决定了不能采用类似“大爆炸”的置换方式，而必须采用此长彼消，逐步过渡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改革战略的背景下，双轨制，特别是价格双轨制应运而生。因此，我们在讨论价格双轨制时不能忽视其产生的宏观条件——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把握和实际应用。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说对这一宏观条件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在1979年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改革命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到了1987年又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到了1992年又总结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些精辟论述在时间上伴随着改革中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和实践全过程，在内容上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当然就为在8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过程中形成“双轨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从双轨制的内部机制来说，价格双轨的一般形式——“一物两价”也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采用过，但主要限于消费品（实际上中国在60年代初为了回笼货币也采用了这种简单的“一物两价”的形式，向部分人士供应高档消费品），而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价格双轨制不仅创造性地把“一物两价”运用到生产资料上面，而且还形成了其独特的运行机制，这主要表现在把价格双轨从流通领域引进了生产领域，从而在微观上使生产企业通过价格双轨的信号牵动和制约，既维持了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生产的平稳增长，又逐步面向市场，提高了对市场价格的反应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从而在全国经济总量仍以计划产出为主要支撑因素的同时，逐渐生成和发育了市场空间，推动了非公有制的发展。这种机制，既避免了从计划到市场价格短时期放开时不可避免的产出下降所带来的震荡，又克服计划一块、市场一块两种板块式经济在过渡时期的矛盾，从而为维持长期的高速增长，完成最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条件。实践证明，价格双轨这一中国经济改革渐进方式最主要方法的产生和实施，是中国改革目标制约和影响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小平同志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思想的产物。
（三）关于对外开放。中国的改革过程同时就是一个开放过程。二十年的开放，不仅结束了中国长期封关闭守的年代，而且为中国改革的发展提供了各方面的促进条件。现在我们在具有三千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能力，外贸依存度高达40%左右，直接利用外资超过一千亿美元，外汇留成达到1400亿美元的时候，不能不想到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威力及其身体力行的实践指导。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定了“翻二番”的发展目标之后，小平同志就逐步明确了实现发展目标的措施。他说：“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济、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页。）可见开放与改革是同等重要，相辅相成的。不仅如此，小平同志还针对开放以后人们产生的一些疑虑，多次强调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也不能变。五十年以后又怎么样？那时，中国同外国在经济上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能断得了呢？”（注：《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时的谈话》（1985年1月19日），载《人民日报》1985年1月20日。）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同志不仅在理论上多次阐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还多次亲自调查研究，指导和推动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大的例子就有在80年代初期关于建立四个经济特区的决策后，于1984年视察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肯定了“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希望“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1页题注。） 此次视察后还向中央提出了扩大沿海城市开放的建议，使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形成了使沿海地带较快发展，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发展的战略思路。在90年代初期小平同志又多次到上海，鼓励上海加快开放开发，从而大大促进了上海的改革开放和浦东开发，进一步形成了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领域的战略思路，从而把沿海地区开放与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地区推进局面。这几次重要活动和指示，对中国整个对外开放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外经济学家在评论中国改革的成效和对中俄两国的经济改革模式比较中，都无一例外地把中国由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而引进巨额的海外资金，从而满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作为中国经济在改革时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仅仅认识到中国有几千万海外华人这个客观优势，而没有认识到在中国从长期闭关自守的状态转到对外开放上所需要克服的种种困难，那么他们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意义的认识就是肤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思想和实践活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理论财富和实际推动力。
（四）关于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由中国改革的性质、目标所决定，中国改革时期或者说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时期内，必须正确处理和把握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二十年来的改革过程，一开始，人们比较注意改革与发展的关系，逐步形成了改革要为发展服务，发展要为改革创造宽松的宏观环境等认识。这里的宽松主要是指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到了九十年代，由于苏东剧变的影响，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必须在稳定的政治局面下进行的意义更加凸现。邓小平同志对其早有预见。他一再强调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改革，强调“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6页。）“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1页。）“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是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他一再指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的基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注意两手抓，既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又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既要抓改革开放，又要抓惩治腐败，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等。实践证明，这些重要思想和决策，对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起了基础性的作用，从而为改革2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轨的进展提供了切实的保障条件。
稳定的又一含义是宏观经济稳定。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证明，它与政治稳定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中国改革过程中，也经历了四次大的宏观经济波动，主要表现为由旧体制下的投资扩张机制引致的总需求增长过快而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世界银行在评价各国改革的结局和政策不同的原因时认为，“在基本正确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持续地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政策，一向是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注：《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译本第21页。）“在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与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控制相结合，迄今为止已经使局部自由化产生的增长收益转化为家庭的高储蓄和金融资产的迅速形成。这种情况有助于缓冲至今仍是经济一大累赘的国有部门的不利作用（即使它们的效率得以提高以及它们的规模还在缩小），并且给改革进程保了险。”（注：《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译本第22页。）“总的来说，中国自1985年以来产量的增长有1／3可以归功于它较高的效率。其余部分大多数是由空前未有的促进增长的投资热产生的，而这种投资热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升温。这种增长的收入已经转化为家庭和企业的高储蓄率。在1985—1994年间，储蓄总额和投资总额平均接近GDP 的40%。在出现投资热期间，政府要是不能直接通过削减需求来稳定经济，那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注：《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译本第25页。）由此可见，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宏观经济稳定中，家庭的高储蓄率既是改革以后收入增长的结果，又是引致投资扩张的重要因素，使这一因素去弊存利的措施是加强和完善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国对这四次宏观经济波动的克服，特别是最近一次“软着陆”的成功，首先在于坚持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宏观调控，而这一点又是与邓小平长期提倡的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7页。）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三、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为指导， 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来源于中国改革的实践，也将在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探索过程，按照中央的部署，将持续到下一世纪前十年才能基本定形和完善。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也将随着今后中国的改革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去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明确地规定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性认识，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作了具体部署，就是这种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的突出事例。这种丰富和完善遵循的是邓小平尊重实践，勇于实践的精神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邓小平基本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在今后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必须继续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和学说。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我体会在战略上应注意三条：
首先，要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努力实现改革的预定时间表。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邓小平经济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也是中国改革二十年的最主要的成果。在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进程中，我们经过了二十年的艰苦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的五年的努力奋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能力和市场经济运行的驾驶能力。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最主要的是要突破国有企业改革这一关，不然就会前功尽弃，因此必须以小平同志思想为指导，在今后三年内坚定不移地完成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综合配套改革，实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
其次，要坚持“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今后改革的进程中，还将出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措施。但无论如何，有一点不能变，这就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的基础上，坚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过去的20年，正是坚持“三个有利于”这个标准，才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效，今后的改革开放欲要实现目标，更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动摇。
最后，要注意世界潮流的新变化。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是互相依存的。今后这个特点将更加明显和突出。要在开放中推进改革，不能不注意世界潮流的发展和变化。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学说正是对世界潮流深刻剖析基础上的理论反映。今后中国改革开放要最终实现目标，也必须注意世纪之交世界潮流特别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既大大加速了国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带来了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多米诺骨牌效应。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已使知识经济从过去的想象变为现实，使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黯然失色。显然，现在中国改革的国际环境和开放条件已大大地不同于80年代改革初期，也不同于90年代的改革中期。注意世界潮流的这些变化趋势，提出改革开放的应对之策，就必然成为我们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为指导，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探索领域，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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