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妇女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从上世纪初传入我国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使中国妇女获得巨大的解放。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妇女的解放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必须看到，目前，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中国现实妇女问题十分复杂，其中有的是历史的积淀，有的则是在近年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去研究、解释这些妇女问题十分迫切；二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入对人们的思想也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对妇女解放运动指导思想的认识，发生过一些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问题上。（注：《改革开放以来妇女解放基本理论观点综述》，《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9期。）有人认为，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体系，一种观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妇女解放的部分论述已经过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妇女发展的需要。但是，多数的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体系是存在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十分完备而又严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部分。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看做是同三大组成部分相并列的另一部分，是不对的。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这一内容也是错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人类学方面，在起源问题上考察妇女问题、确认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特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目标时，毫无疑问包括对妇女的关注，他们是在探讨人类解放的这一历史课题中，将妇女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一部分来论述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内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给路德维希—库格罗的信》，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书信中。其中恩格斯写于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可以说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一部代表作。
1990年，江泽民在庆祝三八妇女节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概括为五个方面的内容：妇女被压迫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产物，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男女不平等的根源，随着私有制的废除和公有制的建立，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就会逐步解决；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在某种社会所处的地位，反映了这一社会的文明程度；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男女平等的实现要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程度的制约，因此要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等等。
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上述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这样一个科学体系，应在于把握其精神实质。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指导，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把握其精神实质，而不是僵化地照搬经典作家的原著，也不是机械地去解释个别论点，断章取义。关于这一点，经典作家说的很清楚：“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论述摘编》，北京：学习出版社，2001年，第5页。）
二、吸收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有益内容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吸收了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妇女问题的许多深刻见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重要内容，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重要特点。
在如何对待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态度上，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理论与资产阶级妇女解放理论完全对立起来。当然，无论是理论观点还是研究方法，两者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分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及其历史演变，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途径和目标。而西方女性主义是借用西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社会思潮的研究方法，因此，在西方社会出现过多少种社会思潮，也就伴随着产生过多少种女性主义理论，理论渊源上的多元化，致使西方女性主义复杂纷呈。但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基本共同点，即两者都是以妇女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关注妇女问题、探讨妇女解放的条件、目的，都是为妇女解放服务，致使两者之间又互相渗透。
其实，这种渗透首先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上看出，西方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许多观点都加以接受和吸收。比如，在研究方法上，阶级分析法、经济分析法，也已经被西方女性主义所采用。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Le deuxieme sexe）出版，这部书被誉为西方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在书中，作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并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作为全书的结束，“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注：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册，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827页。）产生于20世纪60—70 年代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之中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nism）认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探讨妇女受压迫的问题。1966年，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发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对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等在妇女问题上的观点做出了具有独立见解的评论。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Marxist Feminism）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
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合理性因素，我们要采取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态度，使其成为建立有中国特色女性学的一个思想资源。当然，对域外女性理论文化的吸收，我们要通过自己的理论眼光和理论思维来进行滤汰与选择，既不能全盘照搬，原封不动地移植，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进行推演和运用，而要取其所需，用其所长。那种“将中／西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绝对化并加以对立”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注：杜芳琴：《中国妇女学本土化的历程、目标与运作》，见魏国英、王春梅主编：《女性学理论与方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Marxist Feminism）、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nism）一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譬如，对于男女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最本质根源，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私有制不能完全解释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根源，她们还从文化、生理、种族等其他方面加以分析，而这样的探讨无疑正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所缺乏的方面。
在家务劳动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认为，家务劳动在古代氏族公社时期属于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产生了家庭和私有制，家务劳动就变成了妇女在家庭内的工作。列宁说：“妇女担负的家务劳动多半是非生产性、最原始、最繁重的劳动。这是极其琐碎而对妇女的进步没有丝毫帮助的劳动”。（注：《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3页。）从历史和现实看，女性始终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而这些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的劳动却得不到分配上应该有的回报，从而抹杀了家务劳动的贡献。一旦社会就业出现某些问题，就有人提出“妇女回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因为“人们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家务劳动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还没有从思想观念上改变对家务劳动的歧视态度”。（注：张美蓉、南松：《家务劳动价值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2页。）西方女性主义对家务劳动给予了新的评价，认为家务劳动具有社会性质，而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就等于为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和为男女平分家务劳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苏珊·奥金（Susan Okin）在《正义、性与家庭》（1989）中，把罗尔斯的正义论应用到家庭或私人领域之中，她认为：“为公共领域制定的正义原则应该在家庭内部同样起作用。换句话说，像照料、抚养孩子一类的劳动应该有男女共同平等分担”。为了建立“平等主义家庭”，她还强调相应的社会变革，“在这样的家庭中，男女共同分担家务重担”。（注：（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9页。）
再如再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和再生产理论认为，生产具有两个方面，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种的繁衍，并认为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有不可分割性，其中物质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女权主义理论在分析再生产的性质、作用、意义后，提出妇女所进行的这种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的结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一种补充。另外，马克思主义对妇女问题主要是从宏观上论述的，而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些具体研究则正给我们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近年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社会性别”（Gender）已经为我国学界所经常使用。社会性别是指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对我们的妇女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除此以外，西方女性主义运用的诸如社会学、历史学、精神分析学、人类结构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发展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三、针对中国现实的妇女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不是封闭、凝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事实上，一切真正的科学体系都是具体时代的产物，而不是哪个天才头脑的主观臆造，它的有价值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不是无源之水，它的产生与发展都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基础。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早期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和无产阶级的悲惨在那个时代是极为显著的。他们对当时女性生存与发展实践的概括与总结，受到其所处时代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因为每一代人都只能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他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所以任何时代的妇女解放理论，不管它多么具有预见性，从根本上说都只能是它所在的那个时代女性存在与发展面貌的反映。这就决定了任何时代的妇女理论所达到的客观真理性和知识的全面性都是相对的，它只能随着社会和女性的发展逐步丰富和完善。随着时代的推移，当今世界，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其经济、政治、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必须向前推进。
当前存在的妇女问题与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的妇女问题相去甚远。我国国内出现的一些新的妇女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找不到现成的解说，考察、解析这些问题成为女性学研究的现实课题。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的主要数据表明，中国男女两性社会地位总体差距和分层差距仍然存在。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是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的，以2000年12月1日为时点，这是继1990年第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后组织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大型抽样调查。调查数据既显示了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妇女社会地位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参与、教育、婚姻家庭、健康、生活方式、法律、社会性别观念等八个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同时调查数据也反映了当前中国妇女地位存在的严重问题，主要表现以下七个方面：在女性就业率降低，再就业困难；男女两性收入差距成扩大趋势；农村女性教育水平与男性差距较大；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决策的程度依然偏低；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妇女享有健康服务仍有差距；家务劳动依然主要由妇女承担；传统性别观念仍有较大影响。（注：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5期；蒋永萍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第237、470、467页。）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要探索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进行科学地解析和论证，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四、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男女不平等存在原因的思考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分析和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妇女问题至关重要。彭珮云在中国妇女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如何认识当前我国妇女发展的基本状况，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我国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程度已经很高了，应该满足了；一些人则认为妇女生存和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甚至某些社会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妇女的社会地位较之改革开放前倒退了。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失偏颇。看不到已经取得的成就，就容易悲观失望，丧失前进的信心；看不到存在的问题，就会盲目乐观，也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注：彭珮云：《积极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促进妇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9期。）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之所以还较普遍地存在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
第一，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是制约女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妇女发展也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许多妇女问题，如妇女教育、妇女健康、妇女摆脱贫困等问题都必须依赖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注：陈幕华：“加强妇女理论研究，促进妇女发展”，《中国妇女研究年鉴》，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年，第1页。）
第二，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特别漫长，封建思想的影响特别深远，在当代中国它仍然还影响着人们，比较突出地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还被许多人所接受；女性的生育的社会价值、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还未被人们普遍认同，造成家务、抚养子女主要由女性来做，而女性用在家务和生育、抚养子女上的劳动又被认为不具社会价值，使女性在资源分配，就业等方面还无法实现与男子平等。对“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由53.9％的男性和50.4％的女性表示赞同，男性支持率比1990年还高了2.1个百分点。 对近年来社会上“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34.1％的人表示赞同。值得警觉的是，女性支持该观点的比例高于男性7.1个百分点，达37.3％。调查表明，家务劳动依然主要有妇女承担，于1990年相比，城乡男女两性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由女性为主承担家务劳动的格局仍未改变。有85％以上的家庭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教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4.01小时，比男性多2.7小时，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仅比1990年缩短了6分钟。城镇在业女性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平均为2.9小时，仍比男性多1.6小时。（注：《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5期。）
第三，中国妇女的解放一直是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的，国家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和政策倾斜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妇女的权益，缩小着男女的不平等的差距。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干预的减弱，妇女在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时因缺乏国家和政府政策、方针的支持更显力不从心，加剧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第四，在当代中国，妇女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进一步发展问题，发展资源包括教育和培训等多方面的容量决定了妇女的发展空间。在我国，由于国力的限制和传统思想的影响，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都比男性少，而因家务和抚育子女主要由妇女来承担又限制了她们的流动，妇女对这些主要发展资源的占有远远少于男性，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妇女与男性的平等竞争，拉大了他们之间的距离，造成男女不平等的进一步扩大。
第五，以“效益”为目标的经济行为总是排斥妇女的，所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并不必然带来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有时也可能恰恰相反。
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现的是“强者经济”，原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弱者在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状况更加不利。从总体上说，我国农村妇女在全球化中是处于劣势的。经济全球化加快我国农业的国际化进程，受国外廉价农产品的冲击，我国大宗农产品价格会大幅度降低，而在我国农村，目前妇女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自然也就成为降价的直接受害者。较低的教育水平，使她们难于胜任高科技含量、高品质农产品的生产，也没有能力与外界进行联系，在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一些农业劳动力要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而农村妇女较低的教育水平及其他原因限制了她们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为知识女性更多提供发展的机遇，但是，全球化带给知识女性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的国家标准、市场理念、管理制度、职业训练被奉为金科玉律。在这样的价值评价体系下，西方的知识阶层比中国的知识阶层显然受到更多市场青睐，在全球职业竞争中成为优势群体”。此外，“跨国公司在输出资本时，也在输出着西方国家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审美情趣及至整个价值观。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话语权的男性主流文化，会选择发达国家中有利于维护男权的社会文化现象在国内进行广泛传播和宣传；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的男性主流声音在全球化进程中优先融合并进一步强势化，使各国妇女争取性别平等的过程更加艰难”。
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妇女来说，全球化给她们带来一些就业机会。近年来，跨国公司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地化”，因此也自然能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在一些跨国公司的生产流水线上，大量的女工在工作。一些学者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国日益被整合到全球经济中，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场”，而妇女是这个“世界工场”的主要工人。人们也注意到，“全球化对妇女的影响不仅在于日益增加的女性劳动力上，而且在于他们劳动条件的质量”，“亚洲制造业与服务业部门的无产阶级化和劳工女性化并不一定导致妇女通过参与生产而获得权利”，“全球生产的组织由于使用新技术越来越变得复杂化的同时，亚洲妇女的劳动条件则倒退到19世纪的欧洲血汗工厂那样的地步”，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进一步的对妇女的剥削与她们的贫困化，而不是妇女解放”。（注：庞中英主编：《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理解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页。）单单是有“工作”并不能就标志着妇女解放，“妇女解放的标志，不仅仅看妇女在不在工作岗位，有没有职业。如果女性从事的劳动是强迫的，超强度的，或者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有的还从事有毒的甚至有害于身体的工作，有的虽参加了工作，但时时处处受到社会和家庭（包括丈夫）的歧视，没有任何自主权利，这样的就业我不认为是表明妇女的解放”。（注：翟胜明：《妇女就业及解放问题新探》，《人口学刊》1990年第1期。）
这些来自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相互作用，造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还很大范围的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
男女不平等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并且也不会在未来短时期内解决。不平等不仅存在于男女之间，也存在于男人之间、女人之间，男人与男人是不平等的，女人与女人也是不平等的，当然，后两者的表现形式较第一种有所不同。因此，男女不平等只是人类社会各种不平等之中的一个表现方面。但是，“在所有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中，持续时间最长、跨越领域最广、涉及人数最多的，是性别的不公平和不平等，它贯穿于任何阶层、任何地方、任何行业里，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注：宋晓蓝：《建设小康社会应关注性别公正》，《创造》2003年第10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男女平等”作为妇女解放的口号无疑是切实可行的，“至今还没有一个新的旗号能像‘男女平等’准确、深刻、简明地揭示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质”，（注：《改革开放以来妇女解放基本理论观点综述》，《妇女研究论从》2002年第9期。）男女平等的实现，有赖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尽管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种趋势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须经过我们长期不懈的奋斗和努力。